日记是最原生的史料，它的价值高过于回忆录，因为虽然同为出自当事人的手笔，但前者是当天纪录的文字;后者是经过多少年后的回忆记痕，经常会有种种的失误。除此之外，日记因为是记给自己看的，因此就更“真实”了。正如周作人所说的：“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的东西，因此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更真实更天然的了。”

　　《顾颉刚日记》起于1913年，终于1980年，其间经历六十余年。字数达六百万余言，可谓他一生的实录。他也写得很用心，他说：“我记日记之初，本没有很多话。不料一经下笔，论议就混混而来，不能自休。一天的日记，辄费半天的功夫，写去八九页的格纸，把我做事光阴便消耗多了。”(1919年1月15日日记)也就由于他认真的态度，他的整部日记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从最早的《檀痕日记》，它可说顾颉刚早期看旧戏的心得报告，从这些看戏的经验中，后来他悟出一个道理：“知道故事是会得变迁的，从史书到小说已不知改动了多少(例如诸葛亮不斩马谡，而小说中有挥泪斩谡的事;杨继业绝食而死，而小说中有撞死‘李陵碑’的事)，从小说到戏剧，又不知改动了多少，甲种戏与乙种戏，同样写一件故事，也不知道有多少点的不同。”(《古史辨自序》)他这些观点后来成为他“古史是层累地造成”说的诱因。

　　1918年8月，顾颉刚丧妻，后经好友王伯祥、叶圣陶之介，认识殷履安。后来他向祖母说起殷氏，得到祖母应允，于是便派人去求亲。为了这门亲事，顾颉刚煞费苦心，因为长辈笃信算命，除在生辰八字上做文章外，又费尽唇舌，终才底定。在日记上留有非常详尽的批命格、合婚、送礼等细节，这些都是研究民俗极宝贵的一手资料。另外在1923年1月、2月、3月的最后一天的日记里，顾颉刚详细地纪录了当月生活的账目，因此我们得知当时他的月薪才只有百元，他一月份收到《小说月报》的稿费三十元，二月份收到《诗经》论文稿费五十一元，《后期小学国语教科》特酬六十元。这些稿费对他来说无疑地是很重要的收入，我们同时也知道当时的物价指数，例如热水瓶三元、皮鞋五元二角六分、《东方杂志》全年三元六角、明本《左传》一元等等。而到了1924年12月31日的日记，他更增列一年来所作文章，约九万字。次年年底的日记，更增列一年来所编的书、所办的事，除此而外还附有一长串的友人通讯簿，因此我们得知徐志摩曾住在“兵部洼中街39号”，陈衡哲是住在“都城隍庙街8号”等等，都是极富史料价值的。

　　1924年4月间顾颉刚认识北大学生谭慕愚，开启一段“师生”的婚外恋情，长达半个世纪，其间曲折起伏，波澜壮观。但在这之前因日记尚未发表，因此知道内情的人并不多。笔者在《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一文已详述，其中相当多的资料来自其日记及书信。

　　顾颉刚长久有失眠之苦，但大家想都想不到的是音乐家江文也曾为他作过按摩之术。1954年11月12日日记云：“按摩之术，予所未经。此次因文怀沙之介，邀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江文也来施手术，自首至踵，捏得甚痛，欲使神经恢复正常也。别人经此手术即便睡去，而予不然，知此病之深矣。”江文也因留日，所习得的应该是日本的“马杀鸡”(massage)之类的按摩。

　　《顾颉刚日记》有别于其它的日记，在于顾氏在晚年重看日记后，常常在该天的空白处，再补记对某事的看法或感想。如此一来，前后数十年的不同观点并存于该日记中。而这后来的观点有的是补充说明当时的看法的;而有的却是经政治的扭曲，而作的违心之言。这是读该日记所不能不辨者，仅就其中几件较为重大的事件，举例说明之。

　　顾颉刚与鲁迅交恶，在1927年3月1日的日记上他说：“鲁迅对于我排挤如此，推其原因，约有数端：

　　(1)揭出《小说史略》之剿袭盐谷氏书。

　　(2)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

　　(3)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

　　(4)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

　　但到了1973年7月11日，他又在日记上补上了洋洋洒洒的三千余言来解说，他说：“倘我不在此册空页上揭露，后人必将无从探索，故勉强于垂尽之年略作系统之叙述，知我罪我，听之于人，予唯自誓不说亦谎话而已。”可惜的是他当年诬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事，始终没有认错，甚至提都不提。我们从日记得知当年是他把这错误的消息告诉陈西滢，陈西滢也不察就把它公布报上，造成鲁迅的痛骂陈西滢。据推论鲁迅当时可能不知谣言的制造者是顾颉刚，否则以鲁迅的脾气绝对不会放过顾颉刚的。后来顾颉刚的女儿顾潮教授仍认为“为了这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恐是不确的。因为他们两人刚到厦门大学时，还“同室办公，同桌进餐”。而鲁迅还“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热心地为顾颉刚找资料，假使在这之前鲁迅就得知陈西滢之说是顾颉刚造的谣，则断无此举。因此结怨是在这以后的事，而另有原因的。

　　顾颉刚与胡适的“始善终隙”，有其原因。他们的分合，虽说最后有政治观点的分歧，但主要还在于两人思想观点的转变，有以致之。胡适已从疑古而到重建，而顾颉刚仍旧在疑古，最终两人的思想可说是已“迥然有别”了。而两人的关系也从“风义师友”，到“由亲转疏”了。其间的各自转变，是有脉络可寻的。因此“由合终分”，这已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了!但最终闹到不念师生之情，大肆批判，则是政治的扭曲，而做了许多违心之论。

　　1951年12月2日，顾颉刚以上海学院教授的身份，至上海《大公报》馆，参加王芸生主持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与会的有沈尹默、周谷城、蔡尚思、吴泽、张孟闻、刘咸。顾颉刚在当天日记里写道：“今日会上，和胡适有直接关系者只我一人。此会当是北京方面命开者，而我则为其提名，不容不到，故连日有电话来催迫。”6日，顾颉刚将当天发言记录稿改写，题为《从我自己看胡适》，刊登于12月16日上海《大公报》。在该文，顾颉刚先谈到他和胡适的学问关系，在“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一节，顾颉刚提到他的《周易卦爻中的故事》和《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被胡适反驳，他引用钱玄同的话，认为胡适的思想倒退。在“为批判胡适而联系自己”一节，顾颉刚说：“……这二十年来，我陆续发现了胡适的种种毛病，交谊也由枯萎而死亡，但为了小资产阶段的温情主义所限，不肯对人说。现在觉悟到应该严格分清敌我，所以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唯有彻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这是顾颉刚正式与胡适划清界线的宣言。

　　1954年12月，顾颉刚被选为全国政协二届委员，在24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深刻地检查了他在解放前与胡适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从18日起就开始写发言稿，并征求辛树帜、李平心、吴晗、侯外庐、尹达等十人之意见，历经七天而后定稿。在这篇长达三千字的发言稿中，他说：“我在故纸堆里摸索多年，知道宋代学者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清代学者有精密的考据功夫，心想如果能把这两种好处合而为一，整理工作必可做好，就用全力去追求之。以后又接受了胡适的治学方法，‘第一个起来拥护他’。自1921年讨论《红楼梦》，至1926年出版《古史办》第一册止，这期间‘我的研究工作大体上是跟着他走的’。”“解放以前的三十年中，胡适所以能在反动政权的范围内，以文化界领袖自居，……我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虚名和声势的一个人。这就是我对学术界和全国人民，最抱疚的事情!”这话虽有责备求全、过甚其辞之嫌，但也能反应出顾颉刚与胡适，有一段颇长的亲密关系。接着他说：“至于我的学问的实质和基本方法，原是宋人和清人给我的，……到底是在祖国的长期文化里的自生自长的，……至于我想把经学变化为古史学，给我最有力的启发的是钱玄同先生，同胡适绝不相干，胡适还常常用了封建思想给我们反驳呢?”又指斥胡适“贩卖空疏的、反动的实用主义”，“大吹大擂”，“卖空买空”，“拿章炳麟、王国维的著作来比较，他实在差得很远”。这话不仅刻意地再度与胡适划清界线，还拉高了批判的嗓门。因此据他12月26日日记记载，24日他发言完毕，周恩来即告诉他“发言甚好，很清楚”。26日当天，顾颉刚见毛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彭真市长，“亦均谓予发言好，与周炳琳(枚孙)二人为最佳。这是我想不到的成功。”言下之意，颇有点沾沾自喜的况味。

　　1955年3月5日，中科院召开“胡适历史观点批判第一次讨论会”。由尹达主持，顾颉刚发言了一个小时。他在当天日记中说：“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办》，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为此，他在几天前就准备了题为《考据学的反封建性》(但未写完)的发言稿，在稿中他说：“考据学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以求真为目的，以古代文献(可能时也加上实物)为资料，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逻辑为方法。严格说来，它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九百年的历史。从它的萌芽期说来，则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在科学知识未传入中国以前，考据学比较中国原有的理学、文学、政治学等，是最实事求是的学问。它提出了许多问题，也解决了许多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的科学。”顾颉刚本意是要为考据学说句公道话，他认为考据学是反封建的。奈何与会者闻之大哗，他们群起而攻之，认为考据学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顾颉刚反驳道，那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私图，或改古文、或易本义，而考据学之目的正在求真。但顾颉刚终究无法折服众人，因为这已不是学术上的讨论了，而是政治上的洗脑。因此他不得不在会后作出检讨书，自认错误有二：“其一，评胡适的演变方法无毒素;其二，谓予与胡适分路后即不受其影响。”(见1955年3月15日日记)但事情仍没那么容易善了，到了3月26日，在统战部的批判会上，顾颉刚接受尖锐激烈的批判。

　　学者王汛森在谈到在批判胡适集团的风潮时，顾颉刚曾经是那样避忌谈到自己曾受胡适的影响，他举例说：“根据梁从诫的《胡适不是研究历史而是在歪曲历史》一文(《历史研究》1955年三期，页五十)的说法，顾颉刚在一次开会谈到自己和古史辨派的时候，只谈到某些个人如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对他的影响，并竭力否认胡适对他的影响。此事在李锦全《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论》(《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四期，页七十六)中亦被提出强调。”直到1970年代，我们看到顾颉刚在日记上补写了一段话：“看此段文字，知我那时引为学术上之导师的，是王国维，不是胡适，而数十年来，人多诋我为‘胡适门徒’，则以《胡适文存》销行之广，绝非《观堂集林》可比也。胡适利用我能为彼搜集资料，以此捧我，又给我以生活费，使我甘心为他使用，与朱家骅之百般接近我，以金钱为饵，同为政治手段。此种手段，只能买我一时，绝不能买我永久。至于我之心仪王国维，则是我一生的不变看法。我之成绩不及彼，则是时代动荡所构成，非……”这些完全是违心之论，读者不可不辨。

　　可见在当时的政治风潮不划清与胡适的关系，或不对胡适思想批判的话，只有让别人来批判你了。我们对此情况，必须有“同情的了解”。顾潮后来指出，“尽管这场‘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对学术界传统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和思维方式(也即“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作了摧毁性的批判’，但其‘旨在改变时代的风气’(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夹起尾巴改造自己而已，故父亲也就得以过关。”

　　顾颉刚在1973年6月30日重看他五十年前的日记，写下了这段话：“此册为我三十岁日记，在我夫妇的多病的身体条件下，在我家庭矛盾的高度发展下，在社会各界的多方拉拢下，在迁家运书的不安定生活下，我的考辨古史的体系竟得在这时建立起来，为我一生学术工作打好基础，真是千难万难的事，览此骇痛。此值得保存的一册，后人幸勿轻弃，是所望也。”顾颉刚对他的日记是十分看重的，确实从这半个多世纪的生活实录，我们除了看到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学者，为了学术奋斗不息的身影;也看到了时代风云诡谲、天翻地覆的面影。《顾颉刚日记》为我们留下了太多宝贵的资料，最后用他的话说：“后人幸勿轻弃，是所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