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这种本能行为使人劳心费神的今天，快餐文化大行其道，沁染生活的角角落落，当人们身陷消费与被消费的涡流无法抽身时，依然有人不断追问生命的意义，并将此终极追问以文学艺术之名落于纸面。于是，作为读者的我们才有幸在诸多优秀的文本中来回穿梭，出出进进，体味别样人生。这是我们窥探世界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我们感知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杨逍在其中篇小说《锦衣》中就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切口，这个切口不是而今流行的时尚化主题，既避开了迎合大众的通俗化写作，又坚持了杨逍一贯鲜明的西部文学的写作特性，在高度艺术化的同时又不背离现实生活。

　　这与杨逍多年立足西部底层，注目凝视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写作坚守有关，也与他严肃地、谨慎地书写纯正的小说文本，不断向内挖掘小人物内心世界的写作追求有关。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能在杨逍的小说中领略到生活的厚重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多样。

　　在大多数小说写作者追求语言犀利与故事奇绝的时候，杨逍在他的文本中，自觉过滤着这些抓眼球的伎俩，着眼于小人物的普通故事，坚持书写底层人物的挣扎和对生命真相的探寻，不浮于表面，向内挖掘，这一点在西部青年写作者中极为难得。

　　杨逍在小说叙述中剥离华丽词藻，对大词与虚境警惕使用，使他的小说语言质地更为结实，不经意间能给读者以钝击，这种文字间蕴含的情感力量往往直击人心，与人共鸣。这是杨逍的长处，更是一位优秀小说家的基本素养。高级的小说文本往往只提供一个个鲜活的现场、立体的人物以及可触可感的生活真相，在故事的发展中很难察觉作者刻意拨动每位人物的生命轨迹，所以在文本中塑造的每个人物都恰如其分地完成着自己，自然地释放出文学能量，人物间的咬合更紧密，故事更加流畅。

　　杨逍的大多文本都在着力刻画小人物的宿命感，这一主旨内核让杨逍的写作既有精神向度的丰厚，又有叙述的开阔与张力。

　　中篇小说《锦衣》以一个轻度精神病患者的第一视角为写作主线，以“我”的在场展开叙述，有浓厚的现场感，又有丰富的想象力，给现实主义覆上了一层魔幻的薄纱，“我”与二哥、老高等人物相互依赖，相互利用，人物的多种命运相互投射与印证，情节稳步推进，情绪顺理迸发，紧张的故事套环中突显了人物实现愿望的无力，容易将读者带入其中。在杨逍笔下，“我”是被动的，被宿命裹挟着向前，却始终在混沌中艰难挣扎，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从“我”之癫狂鲁莽，到落魄困顿，再到“我”的价值被忽视等等，无不诉说着宿命的空茫感。傻子“我”如是，痴人老高如是，二哥亦如是。尽管如此，“我”以及围绕在“我”周围的所有人，都在全力与命运周旋、对抗，这种生命个体的坚韧品质贯穿了整个文本，正是对这种坚韧的有效刻画，使得文章中出现的人物有一种浓烈的悲壮色彩。

　　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多义性和复杂性，说不尽，一旦试图解释，就显得片面，局限在某一层面的认知中。在中篇小说《锦衣》中，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宏大的意象，“锦衣”不止是物质富足的象征，更是精神追求的慰藉。作者的多维度叙述，大胆铺陈，并没有因情节需要而一路收紧，反而在细节的营造中使得故事脉络明晰，人物与人物在行为上纠葛羁绊，又在精神层面相互割裂，这一点恰恰是作者对小说语言把控能力的体现。每个人的命运在一次次阻碍面前完成救赎，而他们最终都在为“返乡”这一命题提供着例证。

　　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渴望“衣锦还乡”“光耀门庭”，从而实现自我价值。人物通过与命运的抗争，不断寻求一种外化的成就感，他们为了被心目中那个所谓的“故土”接纳认可而激进、妥协、宽恕，从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这里的故土既是主人公现实中的安身、安神之所，又是作者设定的“理想国”，而他们每个人却都是被命运拨弄的失败者，或被名利垂钓，如作为医生的三哥，在外打拼多年且有所成就的二哥;或被生活所迫，如“我”，在世俗中被异化，然后被无情抛弃;亦或被心中信念所牵引至精神迷途中的老高……我们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返乡”，企图冲破无形的栅栏与命运的桎梏，然而“求而不得”才是这篇小说宿命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