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灯塔去》是伍尔夫创作的自传体意识流小说，当时英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一战后传统的价值观崩塌，人们对社会上固有的准则产生疑虑，不知何去何从，一切充满了不确定性。伍尔夫由此另辟蹊径转而研究人物的精神世界，她主张内在的主观真实，在她看来“生活存在于人的主观头脑中，是各种杂乱的印象和感性活动的总和”[1]。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全知视角，伍尔夫采用多重叙述角度，以书中每个出场人物的意识角度展开叙述，揭露其内心世界，这一点与巴赫金复调小说强调的理论不谋而合，“重要的不是他的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对主人公是什么以及主人公本人对自己本身是什么”[2]52。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伍尔夫作品的研究多在其主题上，而对《到灯塔去》的研究大致是女性主义和人物的心理描写等。亦有学者从复调理论的角度展开研究，但相关阐述大多聚焦于对话层面，鲜有学者全面地对小说《到灯塔去》中的复调艺术进行系统分析。因此，本文以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为依据，从对话角度对《到灯塔去》的复调特征进行解读，透过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索潜意识的深层内涵，以便更好地揭示小说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

　　一、复调小说理论

　　“复调”一词本是音乐术语又名“多声部”，是指由多个音调或者声部共同组成的音乐。巴赫金借用这一术语来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色。“各种独立的不相混合的声音与意识之多样性、各种有充分价值的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本特征。”[2]3但作品往往不是在作者意识引导下展开，而是众多具有其世界的平等意识结合成某种事件的统一，这些意识之间彼此不发生融合。

　　“对话”在复调小说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巴赫金曾提出“大型对话”一词，他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小说结构上所有成分之间”[2]47都带有对话的性质，“大型对话”并不仅仅是人物之间的交流对话，而是小说结构上各部分之间有密切联系，表达同一主题。与“大型对话”对立的是“微型对话”，强调主人公与不同声音的对话，包括人物的内心独白和与他者之间展开的对话。[3]

　　对话的开放性决定了复调小说的未完成性。复调小说的人物身上存在某种内在的未完成的东西，巴赫金认为，“只要人还活着，他就还没有完成，就还没说出他的终极话语。”[2]65因此，复调小说的主人公的性格也在发生变化，是发展中的人。作者也会给读者留下悬而未决的话题供他们讨论，形成作者与读者之间针对同一话题展开的交流对话。不同的受众群体会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也能让文本超越当下社会环境的局限，随着大环境的改变，读者对文本会有新的阐释，这也正是复调小说独有的魅力。

　　《到灯塔去》不同于传统的独白小说，是以各个人物的主观意识角度展开叙述的。每个角色都能平等地抒发自己的想法，向读者展示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小说同时包含大量的内心独白，本文从人物的意识出发，剖析作品背后的主题。

　　二、主体意识的众声鸣唱

　　巴赫金认为，“在复调小说中，人物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主体，是独立自主而有自己声音的活生生的人。”[4]复调小说的宗旨在于展现那些拥有相同价值、具有同等地位的各种不同的独立意识。[2]文本内部的人物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各具价值的主体意识的众声鸣唱。小说中不同主体的意识是不相融合的，他们有平等地阐发自己想法的权利，但彼此之间互不干扰，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在《到灯塔去》中，每个人物的性格千差万别，但他们身上都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小说从人物主观角度来叙述，作者本人隐退到幕后，小说中的人物得以掌握自主权，畅所欲言，在对话中进行价值的提升。小说中，男性占据主导地位，是文明的开拓者;而女性则被排除在外，沦为他者，地位岌岌可危。小说中刻画的典型的女性代表有拉姆齐夫人和莉丽，二者如同“天使”与“反叛者”的对立。伍尔夫赋予拉姆齐夫人静默之美，她是典型的“房中天使”的代表，无论是对家人还是朋友，她都是浮华世界中浓墨重彩的存在。她顺从丈夫、疼爱孩子，对客人热情招待，对穷人体恤怜悯。[5]于她自己而言，“她丝毫不曾后悔所做的决定，也从不曾逃避困难或藐视职责”[6]4，严于律己却不曾苛责他人。不可否认，囿于当时的社会习俗，女性的主体意识自有其局限性，但并不意味着她甘心安于现状。她也是一位具有独立意识、善于思索的女性。拉姆齐夫人时常觉得，“男人们缺乏能力，需要帮助”[6]68“好像他们缺少什么东西似的——却从不可怜女人，仿佛她们拥有某些东西。”[6]70诚然，拉姆齐夫人有着清醒的头脑与判断力，她的独立意识在适当的时候才展现出来。在她身上，除了看到传统世俗的观念外，还有不甘束缚的一面，想要将局面掌控于自己手中，在无意识中渴望获得独立人格。拉姆齐夫人对家里的大小事或者人也都有着掌控欲，在她走下楼去吃饭时，她心中对自己和他人的角色定位就是女王和臣民的分别。“就像女王看见她的臣民聚集在大厅里一样，她从上方俯视他们，走下楼来到他们中间，无声地认可了他们的赞美，接受了他们献上的热爱与臣服。”[6]67由此可以看出，她具有一种“女王意识”，内心深处渴望获得认可，希望得到重视。

　　莉丽则是矛盾与艺术之美的化身，是具有独立精神的小人物，长期生活在男性权利压制下的她渴求独立，希望经济自由且得到和男性同等的权利地位。她坚持不懈地追求艺术，体现了新时代女性勇于挑战传统父权的反抗精神。“她渴求的并非知识，而是融合;不是石碑上的铭文，不是人类用所知语言写下的任何东西，而是亲密本身。”[6]42作为伍尔夫笔下新时代的女性代表，莉丽勇于追求独立的自我价值，具备成熟的女性思想及独立意识。这位力求独立的进步女性，试图通过绘画来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她身上彰显的女性独立意识也体现了作者对两性平等的渴求。

　　三、文本内外多元主体的对话

　　人的思维的本质以及语言的本质都是对话性的，在巴赫金看来，“小说内外各部分及成分的所有关系都带有对话性质，整个小说被构造成一个‘大型对话’，对话同时转向内部，转向小说的每一句话，也转向主人公每一个姿势中，面部表情的每一个变化上，这已经是‘微型对话’了”[2]47。对话是意识与意识间的交往，是主体意识的平等参与。在《到灯塔去》中，小说结构上的对位，不同主体意识间的交锋以及人物内心的矛盾对话，使得小说在内涵上具有多元共存的审美特征。本章将从人物对位关系形成的大型对话和主人公内心矛盾冲突所形成的微型对话两个方面分析《到灯塔去》中众声喧哗的对话世界。

　　(一)大型对话——人物关系的对话性

　　以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看来，《到灯塔去》恰似一部众多人物意识流动构成的多声部的大型对话。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复调小说整个就是对话的。小说结构上所有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关系，即它们以对位法的方式相互对立”[2]47。小说中复杂的人物关系表现出不同形式的矛盾，构成了小说的对位结构，这些矛盾相互作用，在小说中形成了一个多元意识对话的世界。

　　小说中最明显的矛盾冲突莫过于男女性别的对位关系。《到灯塔去》中，伍尔夫真实地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艰难的生存状况，女性的声音被弱化，成了他者。在拉姆齐夫妇身上，可以明显看到男女性别对立的情况，表面上看似鹣鲽情深的夫妻实则分属两个对立的阵营。首先是地位上的对立，拉姆齐先生处于文化的中心，受人推崇，所结识的都是文化精英;相反拉姆齐夫人处于他者地位，囿于方寸之间，成为“房中天使”。她有时感到迷茫无助，“我想要某种东西，我过来拿这样东西，她感觉越潜越深，却不知道要拿的东西究竟是什么”[6]98。其次，男女思维上的不同也构成明显的对立。拉姆齐先生讲究逻辑理性，“从不弄虚作假、歪曲事实”[6]2，相反拉姆齐夫人的思维更注重感性，时常天马行空，思维跳跃。在这样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两人之间无形中产生了隔阂，很难互相理解对方。在对于天气的讨论时，拉姆齐先生残忍说出明天不会有好天气的事实时，拉姆齐夫人认为他这种“为追求真理竟全然不顾他人的感受，如此无节制地、残忍地撕开文明的薄纱，她感到这样做实在有损于人的体面”[6]25，但碍于女性地位，她最终也只能选择沉默。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女性思维与男性思维的不同，感性与理性的结合看似美好，但实则蕴藏着潜在的矛盾对立，只有通过对话沟通才能消解融合。小说中男女性别对立的矛盾关系体现了复调小说大型对话的特征。

　　(二)微型对话——人物意识的矛盾性

　　伍尔夫采用人物内聚焦、内心独白等意识流技巧，将“多种多样的具有其世界的平等意识结合成某种事件的统一”[2]3。人物的微型对话，表现在主人公内心深处出现多个声音，内心的矛盾冲突最能真实反映出小说人物当时的真实心理。《到灯塔去》以各个人物的意识流动展开叙述，行文充斥着各种矛盾冲突。

　　首先在小说开篇，围绕“到灯塔去”这件事描述了拉姆齐夫妇的不同看法，也代表男性与女性见解的不同，一个代表理性，一个代表情感。同时记录了人物瞬间的各种思绪，这些思绪常常是矛盾的，双方的对话冲突展露无遗。

　　此外，对于是做一个传统女性去慰藉他人，还是保持自我独立，莉丽的心中是纠结的。例如当拉姆齐先生向她寻求慰藉时，她的意识中有两种声音展开激烈讨论：“不，她做不到。她本该随着同情心的膨胀而顺势满足他的要求，但是她却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她仍然默然无语，一阵糟糕透顶的沉默。”[6]124此处描写的是莉丽在看见拉姆齐先生后的内心独白，这里主人公交谈的对象是无形的存在，来自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枷锁通过对话渗透进莉丽的意识中，传统观念认为女性有义务给予男性所需要的一切。由此两性观念在莉丽心中形成矛盾冲突，一方面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迫使莉丽给予同情，但另一方面她的内心又不愿臣服于世俗。在这里社会作为无形的存在和莉丽的意识之间形成微型对话，充满了张力。

　　莉丽对绘画的热爱也时常遭到男性的鄙夷。在传统父权社会中，男性是社会的中心，女性必须听从男性，在世俗眼中，女性不应该抛头露面，更不能干涉政治、经济等领域。社会阻碍女性追求进步，对争取独立的女性尤其厌恶。在小说中，塔斯莱自视甚高，对女性从事绘画抱有偏见。他瞧不起莉丽画家的身份，总是把“女人可不会绘画，女人也不能写作”挂在嘴边，他认为，女人整日无所事事，作为男性的附属品甚至没有价值。这句话就像魔咒一样时刻影响着莉丽，打击着她的自信，甚至自我怀疑。在当时社会，女性被排除在艺术领域之内，因此莉丽周围总是充斥着各种不和谐的声音，“不会绘画，不会写作，她单调地呢喃着，焦急地思考着接下去该如何画”[6]130,“不会绘画，不会写作”其实是塔斯莱对莉丽的斥责，而后半句则是莉丽本人的呐喊，由此在莉丽的意识中形成了塔斯莱与莉丽的对话关系，两种声音相互交织斗争，在展现女性卑微生存现状的同时，又饱含着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控诉，体现了莉丽强烈的反叛精神，展示出微型对话“双声语”的特征。

　　四、未完成的小说

　　人物意识的独立性和对话的开放性决定了复调小说的未完成性。开放性的结尾也是复调小说的特色之一。每个人都有着内在的不可完成性，小说中的人物是不断发展的，人物性格也在发生着变化，会经历成长与反思，推翻过去的自我姿态，成为更好的人。复调小说不同于传统独白型小说具有完整的结局，伍尔夫的小说展现给读者的结局是开放的，作者不对此做出明确的评价，重在刻画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流动，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复调小说认为作者不应该执着于对人物做出评价，而应该退居幕后，开放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小说结局更能引起读者的遐想，增加与作者之间的互动，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小说。

　　《到灯塔去》的开放式结尾是其显著特点之一，小说最后以莉丽的幻想结束，“她好像受到那里什么东西的召唤，迅速地走向她的画布……她在那里画了一条线，就在中间。完成了，结束了……她筋疲力尽地放下画笔——我画出了我的幻象。”[6]172读者不知道莉丽的画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她突然想起的东西也未可知，她最后在画布上添上的那一笔象征着什么?这些问题直至结尾作者都没有给出答案，留给读者无限想象的空间。小说中到处充满着不确定性，灯塔的象征意义是什么?每个读者心中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也许是人生意义的探寻，生活目标的指引，抑或是表达了对两性和谐相处的期盼。伍尔夫反传统小说的结尾带给读者诸多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也恰好是现代主义的标志，小说的留白正是作者留给读者的对话，作者本身的思想也具有未完成性，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让文本增添了多重可能性，让对话成为可能。

　　《到灯塔去》的未完成性体现在结尾的开放性及作者困惑的未解答中，对莉丽的画的解读和灯塔的象征意义留待读者去发现和思考，未完成是复调小说的形式，也是伍尔夫小说的魅力所在。

　　五、结语

　　不同于传统小说的有限视角，《到灯塔去》以人物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流动为结构，围绕主人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展开，赋予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众多声音交织对话，不断发生碰撞，也使人物产生顿悟。多种意识在不断表达的过程中产生“对话”的碰撞与交锋，在对话中达成和解，实现自我价值的建构。

　　作品从主观、内省的角度阐释主题，伍尔夫通过意识流动、沉思联想来展现人物的性格。本文依据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小说中的对话展开研究，人物意识的独立性和小说结构的对话性构成小说开放性的结尾，总结出了小说具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众声喧哗的对话特点”，彰显了复调艺术。“复调”，更像是大众喧哗的对话，在小说中，伍尔夫尊重人物的独立人格，营造了一个平等交流、众声喧哗的乌托邦，得以自由表达，在彰显人物主体性的同时，也体现了她对和谐两性关系的期盼。只有对话才能使生活充满活力与希望，伍尔夫以灯塔为喻，表达了对和谐生活的希冀，引领人们寻找爱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