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悲剧通常围绕死亡、分离、痛苦等主题，以人物的悲壮人生、国家的衰败、家庭的破裂等为题材讲述悲伤却发人深省的故事。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在《诗学》中阐述了悲剧的作用即通过激起怜悯和恐惧导致情感的净化。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的论述奠定了现代悲剧理论的基石，使悲剧成为一种美学。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剧作家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十分推崇古希腊的悲剧精神，基于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定义以及悲剧的净化功能，莱辛对悲剧的定义进行了修正：“悲剧是一首引起怜悯的诗。按其性质来说，它是对一个行动的摹仿，像史诗和喜剧一样;然而按其体裁来说，它是对一个引起怜悯的行动的摹仿”(莱辛，1981:393)。不同于亚里士多德，莱辛并没有在对悲剧的定义中提到恐惧，这是因为在莱辛的理解之中，恐惧与怜悯是同一情感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引起怜悯的同时必然引起恐惧，反之亦然。莱辛的悲剧理论发轫于他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批判，从而他对悲剧理论的阐发带有民主自由与社会批判的精神。莱辛认为真正的悲剧应该符合普通人的感知方式，他提出了“市民戏剧”(citizen play)的概念，简单地说，市民戏剧指戏剧需要体现普通人的生活，展现市民阶层的真实生活状态。因此，莱辛的悲剧理论不仅是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美学的发展，也是对社会问题、人与人性的深入思考。

　　美国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的短篇小说《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Traveling Salesman)虽不是传统的戏剧形式，但其主题与情节却十分契合悲剧的特征。故事开篇，韦尔蒂通过象征的手法暗示着主人公R·J·鲍曼(R·J·Bowman)的人生道路已经出现了困境：“他发烧了，不太能确定前进的道路”，以及“他似乎走错了路——他好像在往回走，往回走了很远很远”(韦尔蒂，1980:119)。鲍曼渴望在天黑之前到达美国南方小镇“比乌拉”①，从而能够好好睡一觉以驱散困乏与疲倦，不料他却将自己的车轮被葡萄藤蔓缠住并陷入了沟渠之中。鲍曼在困窘之时得到了桑尼夫妇的慷慨相助，而正是这一夫妇的家庭温情让鲍曼体会到了自己的孤独与寂寞，最终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漂泊了十四年的鲍曼由于心脏病爆发死在他前行的路上。尤多拉在全文当中只字未提“死亡”，却在文章的最后用巧妙地方式宣告了鲍曼的死亡“他用双手掩盖着自己的心脏以免任何人听见它发出的噪音——可是并没有任何人听见”(韦尔蒂，1980:130)。

　　根据莱辛对于悲剧的定义的两大要素“怜悯”与“动作摹仿”来判断，《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可称作一部现代普通“英雄”的悲剧：其一，鲍曼的悲惨遭遇激起了人们对饱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小人物的怜悯;其二，这个故事本身是对英雄回归的摹仿，正如学者庄严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剖析了鲍曼对古代英雄“受命出发——获得启示——最终回归”的现代演绎(庄严，2012:95-98)。鲍曼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他如奥德修斯一般在外漂泊十余年，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风吹雨打，然而比奥德修斯更可悲的是，鲍曼的最终回归并没有实现，等待他的不是妻儿团聚的温馨场景而是孤独的死亡。漂泊、孤独与死亡使得鲍曼的故事充满了悲剧的色彩。本文将从莱辛的悲剧理论视角，为《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提供悲剧式的解读，从而更深入地分析鲍曼的人物性格以及该故事背后悲剧内涵的现实意义。

　　一、悲剧性情节：无尽的道路，无穷的漂泊

　　《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的情节展开围绕着鲍曼特殊的职业身份——一名鞋厂的旅行推销员。从故事创作的背景来看，鲍曼的悲剧无法脱离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衰与变迁。鲍曼已为公司劳碌奔波十四载，他经历了美国经济繁荣发展的“咆哮20年代”，也见证了30年代民不聊生的“经济大萧条”，时代的沧桑巨变深刻地影响着鲍曼的职业前景与生活方式。然而，唯一不变的是他被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操纵的本质。即使是仍然发着烧，鲍曼为了生计不得不马不停蹄地继续上路推销鞋子。鲍曼将他的工作变为人生中唯一的任务，他身边唯一的“伴侣”则是一辆福特汽车，这辆汽车承载着他的梦想，而他的生活仿佛就如迷失方向的汽车漫无目的地行驶在无止境的道路。

　　鲍曼的职业决定了他需要时刻“在路上”，这条“路”对于鲍曼来说是开放的、无尽的。这意味着他的生活处于居无定所、冷暖自知的状态。故事的开端，鲍曼大病初愈后再次驾车去“比乌拉”推销鞋子，这一简单的开头将美国南方社会一名普通旅行销售员的辛酸与无奈刻画得淋漓尽致，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现了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重压之下小人物的生活状态，这正体现了莱辛的“市民戏剧观”，即真正的戏剧应该展现普通市民生活的戏剧。鲍曼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引发读者怜悯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鲍曼是无数为了生活漂泊他乡的普通人的缩影，他的空虚与困倦并非是身体层面的而是精神层面的，反映了当时现代人的精神危机。鲍曼对于生病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讨厌生病就如讨厌没有路标的道路，两者都使他生气”(韦尔蒂，1980:119)。鲍曼之所以厌恶生病，不是因为生理上的病痛，而是心理上的打击与挫败感。对于鲍曼来说，孤独是一种常态，生病就意味着他必须向他人寻求帮助，与他人产生交集。因此，生病不仅使鲍曼因工作的停滞而感到焦虑，而且还会使他的脆弱展现在他人的面前。鲍曼不得不停下脚步向他人寻求帮助以将他的福特车从沟渠当中“解救”推动着故事情节发展。

　　鲍曼的悲剧人生在与桑尼夫妇的对比之中再次凸显。由于房间内昏暗的光线以及鲍曼错乱的心绪状态，他误以为桑尼夫妇是母子关系，当桑尼告诉鲍曼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鲍曼惊讶得说不出话，故事此刻达到了高潮。鲍曼渐渐意识到自己所缺乏的正是桑尼夫妇拥有的美好爱情，而即使是婚姻这样一件简单的事，对于鲍曼来说也是遥不可及的梦。在温馨的亲情与诚挚的爱情面前，鲍曼的心理防线已被彻底击垮，他甚至希望那个女人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而残酷的事实是，他只是一个前来“借火”的路人。“火”代表着温暖与家庭的温馨，鲍曼的漂泊与孤独使他难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火”。当鲍曼提议用他的火柴点燃桑尼家的炉火时，那位年轻的女人回应他们不需要这些火柴，并骄傲地说道：“桑尼会自己生火”(韦尔蒂，1980:127)，言外之意即桑尼拥有自己的家庭，他会时刻守护自己的家庭。当鲍曼决定回到本该属于他的地方时，他的回归注定无法实现，因为并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的地方，他的唯一归宿即孤独地漂泊，孤独地死去。

　　二、悲剧性性格：固执内向，缺乏爱与被爱的能力

　　导致鲍曼悲剧的因素除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职业性质之外，最根本的就是他的悲剧性性格。亚里士多德在探讨古希腊“命运式”的悲剧时指出“命运”只是造成悲剧的外部因素，而产生悲剧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主人公本身，即主人公的性格，亚里士多德由此提出了悲剧人物的“过失说”。“过失说”的核心在于悲剧的主人公遭受苦难是由于其自身的过失所致，而所谓的过失一般指的是主人公的性格缺憾，比如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麦克白的野心勃勃、李尔王的刚愎自用、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奥赛罗的生性多疑。莱辛肯定了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他认为悲剧人物之所以身陷囹圄、遭受苦难并不是因为其邪恶品德、为非作歹，而是悲剧人物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的过错，或者对自己的性格弱点视而不见、执迷不悟。由此可见，莱辛也强调了悲剧人物的性格在悲剧中的重要性。因此，鲍曼的性格特点对于了解故事的悲剧内涵至关重要。

　　鲍曼为人固执内向、自尊心强、虽善言辞却不善社交，他的名字极富深意：Bow意为鞠躬、行礼，而Bowman的潜在内涵则是鲍曼作为一名旅行推销员，需要对客人毕恭毕敬，卑躬屈膝，只有依靠这样的方式才能推销出鞋子。作为现代社会的悲剧英雄，鲍曼无不端的品行，也无不良的嗜好，他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为了工作风餐露宿十四年，然而他的“过失”正在于他内向、孤僻的性格特点。鲍曼在生病的时候唯一能想到的亲人是他已经去世的祖母，祖母对于鲍曼来说是唯一的慰藉，因为“她曾经是个无忧无虑的人”(韦尔蒂，1980:119)，他渴望躺在祖母的羽毛床上，忘却一切的烦恼与忧愁，这也是为何鲍曼会将桑尼年轻的妻子错认为一位老妇人的原因。在鲍曼的潜意识当中，祖母是他最亲密的亲人，他渴望在自己最迷茫、最无助的时候回到真正意义的家中，再次享受家的温暖，因此眼前的年轻女人变在鲍曼的心中化作了年老之妇的模样。长期的漂泊使鲍曼与家庭、集体、社会之间渐渐产生了疏远，他喜欢独处，不愿与他人沟通交流，也不渴望对他人产生任何的情感依赖。比如，照顾过他的护士正要收拾行李离开他，他便送给她一个非常昂贵的手镯，对于她的离开没有任何不舍。此外，鲍曼拒绝承认自己迷路的事实，即使是意识到自己走错路之后，他仍然没有向路边的村民问路，因为他没有向陌生人问路的习惯，他几乎杜绝了除推销之外任何与他人接触的机会，他固执地守着自己的自尊与骄傲，不愿承认自己的脆弱。

　　然而，鲍曼最大的“过失”在于他的内向与固执的性格使他丧失了爱与被爱的能力，他永远无法像桑尼夫妇拥有幸福的家庭，拥有平淡而又幸福的爱情。韦尔蒂描写了鲍曼自进入桑尼家之后心脏状态与脉搏从而暗示他不断起伏的心理状态：从“平静”“跳动”“狂躁”到“剧烈的爆炸”。这一变化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是鲍曼的心脏疾病的爆发;另一方面是鲍曼体验了家庭的温馨之后意识到自己的孤独，意识到他的内心就如“深不见底的湖水”,“它需要像其他人的心脏一样容纳爱，充满爱”(韦尔蒂，1980:125)。然而，悲惨的事实是鲍曼已经没有爱他人以及被他人爱的能力，他甚至已经失去了正常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当鲍曼与他认为的桑尼的“母亲”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依靠推销鞋子的话术来打破沉寂，缓解尴尬的局面，但这一技巧对于他改善人际关系没有任何实际效用。总而言之，鲍曼的内向与固执，善于言辞而不善于交际的性格缺憾致使他失去了爱与被爱的能力。他再也无法忍受自己身体的脆弱、精神的荒芜、情感的缺失，他从未到达自己的“比乌拉”，最终悲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三、悲剧性净化：个人的悲剧，集体的净化

　　在莱辛的悲剧理论当中，悲剧的情节与悲剧的性格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其一，情节的真实性取决于性格的真实性;其二，性格与情节必须形成辩证的统一;其三，悲剧的性格必然是个性鲜明的性格(张玲霞，2015:18-20)，而正是鲍曼的性格决定了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与结局。鲍曼的经历之所以能引发怜悯与同情，正是由于他是一名平凡而普通的推销员，他安分守己、本性善良却遭受了莫大的苦难。莱辛认为悲剧可以使人们在恐惧与怜悯他人的过程当中反思自己的行为，审视自己的灵魂。《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作为一个现代普通人的悲剧在无形之中发挥着道德教化的功能，它的悲剧内涵在于：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无法脱离家庭的温暖与集体的归属，缺乏爱与被爱的能力最终将导致精神的荒芜。韦尔蒂通过鲍曼的悲惨遭遇向人们展示了现代美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与隔阂、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对精神世界的荼毒，从而体现了家庭与集体的重要性。

　　鲍曼的故事背景设定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此时美国社会正处于严重的经济灾难与社会危机之中，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与贫瘠暴露无遗，家庭观念的淡泊与爱的缺失导致了无数“鲍曼式”的悲剧。桑尼夫妇在故事当中代表着美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与家庭结构，它象征着个人的归属、精神的依靠以及文化的传承。直接引发鲍曼心脏病爆发的导火索即是鲍曼意识到自己缺乏家庭的爱，他渴望拥有自己的妻子与孩子，但他的幡然醒悟为时已晚，他再也没有机会拥有这一切，再度渴望光明与温暖的鲍曼最终却死在了黑暗之中。故事中的最后一句“但是没有任何人听见”(韦尔蒂，1980:145)，不仅仅体现了鲍曼个人的孤独，也体现了当时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与异化，人们将自己锁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再倾听他人的“心跳”，因此鲍曼的悲剧不是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悲剧。鲍曼悲惨而又真实的结局展现了韦尔蒂对社会现实敏锐的洞察力，同时也体现了悲剧的道德教育功能，它向人们展示家庭与爱的重要性，引导人们关注家庭并重视人的精神世界。

　　四、结语

　　尤朵拉·韦尔蒂的短篇故事《一个旅行推销员之死》虽只字未提“死亡”，却用精湛的笔触展现出了现代人精神上的空洞与“死亡”，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主人公鲍曼悲惨结局的恐惧与怜悯。受德国剧作家莱辛悲剧理论的启发，本文剖析了该故事中悲剧性的情节，从而对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美国民众面临精神与经济双重困境的现实遭遇有了深刻的了解。此外，本文分析了故事主人公鲍曼固执内向的悲剧性性格，并论证了导致鲍曼悲惨死亡的本质的因素在于他本身的性格缺憾。综上，通过悲剧式的解读，本文探究鲍曼悲惨遭遇的外在因素及内部动因，揭示了该故事的悲剧性净化功能在于通过“一个旅行推销员”的孤独、漂泊与死亡使人们意识美国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之间的疏远与隔阂，从而体现了家庭、集体与归属感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