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在“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季节里，我走上了机关工作的岗位。

　　一天早晨，我正匆匆地向办公室走去。前脚还没跨过门槛呢，Z局长打老远地向我招手，叫道：“小C，过来，到我这来一下!”

　　我转了个身，迅速地奔他而去。

　　Z局长先我一步，走进办公室，坐了下来，端起杯子正喝水呢。

　　我站在他办公桌的几步之外，等待着。

　　Z局长放下水杯，向我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道：“机关团支部早就成立了，我们一直在物色支书的人选呢。”

　　我也笑了笑，却没做任何表示。因为，压根就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Z局长又说道：“听说你初中一年级就入团了，不错嘛!”

　　我依旧笑了笑。不过，这是感觉领导对我有所了解，是欣慰的那种笑。

　　Z局长继续说：“党组决定推荐你担任团支部书记，怎么样?”

　　顿时，我浑身热血上涌，有一种幸福突如其来的兴奋。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依旧傻傻地笑着。

　　Z局长也笑了。接着说：“你若没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报上级团委，待考察通过了，便正式召开团支部大会，履行相关的手续。”

　　那年，我二十出头，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当然，团支部书记是兼职的，不多拿一分钱的报酬。不一样的，是称呼变了。人们不再单纯地叫我小C，改叫C支书，或叫小C书记了。

　　我读初中一年级时，在班主任老师的提携下，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正式的团员，第二年还担任了校团支部的副书记。可惜了，还不知道怎么样的开展团支部的工作，却因为家庭生计所迫而辍学，过早地去寻找人生的出路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故乡的人民公社当电影放映员。公社是才成立的，房屋紧张，一时没有地方安置我。即便我只是个十几岁的小毛孩，却也不能露宿街头呀。于是，安排我跟公社团委书记暂时住在一起。团委书记也只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还没有结婚，人很随和，也愿意接纳我。就这样，我们便成了一对室友。

　　每天，我们做着各自的工作，互不干涉，却互相关心。时不时地，他会问一声：“今天去哪个大队了?见着支书了吗?”

　　我在他的面前，完全就是个小弟弟。他问我，那是在关照我，我自当如实地回答。他的工作，对于我来说，可谓高山仰止，只能看着、感受着，却无一句可以言说。

　　我们放映员的工作，是在晚上，白天除了睡觉，几乎无所事事。公社团委，其实就书记一个人。要下队调查处理一些事务，要组织基层的团员们学习、开会，还有团委的一些内务，尤其是要参与公社的中心工作。其忙，其紧张，是肯定的。

　　耳濡目染之际，我倒掌握了团委工作的一些常规业务。比如：学习、开会要发材料，要有人记录;新团员加入组织时，要写申请、填写登记表;团员组织关系转出时，要开介绍信，要携带档案等等。关键是有时要开大会，有时要……没人安排，我却不由自主地上场了。我帮他打电话通知各大队，以及公社直属机构的各个团支部;我帮他张贴标语、布置会场;我还帮他抄写一些文件，跑前跑后地上传下达，仿佛我成团委的秘书了。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县城的一家企业里当工人。一同招工进来的，都是清一色的青年，可谓人才济济。虽然，我是老团员，甚至还有过团组织“工作”的经历。但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想脱颖，却一时不得“出”。年底，在企业团支部的换届大会上，就连“支委”都没能挤进去，只当了个小组长而已。

　　我这人没有野心，只想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既然当了小组长，就团结好我这一组的人，努力学习，认真工作，绝不能成为落后分子。

　　没承想……

　　团的组织，任何时候都是活力四射，如火如荼。倒是我们这机关本部，大多是中年以上的同志，团员青年都集中在基层的一些单位里，较为松散，加上工作性质的不同，组织起来有诸多的麻烦。但是，我记着三件事：一是组织建设不能弱化，二是学习不能放松，三是相应的活动不能停顿。

　　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的不简单。

　　我先把支部一班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实行分工抓点，再分点设组。由“支委”牵头，各小组长负责实施。队伍形成了，工作基础也就有了。组织团员、青年们学习，是一种传统，也是必要的工作内容之一。然而，学习内容不能太枯燥，工作方法也不可过于简单。我的思路是，以活动带学习，以学习促活动。比如，利用晚上，或休息的时间召集大家看电影。那个年代的娱乐活动较少，电影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我特意要求，提前一个小时在固定的地点集合，便利用这个时间段，学习一些必须学习的文件或时政要闻。同时，提出思考性的题目，供下次活动时讨论。

　　当然，学习与相关的活动，不能仅仅是看电影，还要搞一些有意义的项目。比如，“五·四”青年节，我们去爬山，或到省城的某个公园搞一次聚会。

　　问题来了。搞活动是需要经费的，比如车费、门票，甚至还要吃一顿简单的饭。团支部可是真正的清水衙门，一分钱都没有。怎么办呢?我的首要目标，就是找C局长。

　　每次，蹭到C局长的办公桌前，都是半天不说话，等他问我：“有什么事吗?”

　　我怯怯地说：“批点钱。”

　　“哦!干什么呀?”C局长故意地睁大眼睛，还提高了嗓门。我知道，那是做给一把手局长看的。

　　然后，又慢条斯理地说：“写个报告。把活动方式、内容，需要多少钱，都列清楚了，报来!”

　　“报来”两个字说得有点重，那意思我自然明白不过了。我瞥了一眼坐在套间里的一把手局长，只见他微微地笑了一笑，什么也没说，眼睛定定地看着面前的文件。

　　我转身跑回自己的办公室，认真地炮制起“报告”来了。

　　还别说，每次开展活动，只要有报告，活动的内容不重复，C局长基本上都会满足我这个团支书的要求。

　　团支部的工作，最复杂的还是组织建设问题，尤其是发展新团员，往往会遇到料想不到的阻力。也许有人会说，团的工作还那么重要吗?还有几个青年想入团呢?对此，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自己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与后备军这一定义，早已成为共识。凡是有头脑，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都会将其视为人生起步的第一阶段。因此，加入共青团组织，是一种荣誉，是向往中国梦，是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国家愿望的无上追求!

　　有一位大龄青年W，是从别的单位调过来的。据说，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要求加入团组织，却没有获得批准。后来参加工作了，在单位里继续申请，依然没有获得批准。什么原因呢?没人知道。

　　W很内向，不善表达，还特别的执拗。他想做什么事情，很少考虑别人的感受，更不会征求什么人的意见，有些孤傲、冷漠、清高。在单位里，不受待见，没有人缘，缺少朋友，是个鹤立鸡群的另类。来我们单位也有好几年了，做事不算认真，基本符合要求，得过且过。与人相处，自在一隅，若即若离。与领导的关系，不亲不疏，不咸不淡，是个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角色。

　　通过几次接触，我觉得应该将他吸收到团组织里来。或许，成为团员以后，在组织的怀抱中，会有不一样的面貌。我将这个意思在“支委会”上一说，大家都沉默了，似乎我是多此一举。经过我的一番陈述，大家倒是同意了。但是，一致的意见是：“他自己还不一定愿意呢，这个工作还是支书你去做吧。”

　　我是支书，自当责无旁贷。我找到他，跟他聊了我的意思。他半天都没有回应，好像我是在说着一个不相干的故事。只不过，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他要求进步的内心。我一连找过他几次，他终于开口了。只听他沉静地说道：“我过去的事你可能都知道，我早已没有这个奢望了。可是，你们看得起我，没有忘了我，还有什么说的。只要团组织觉得我够格，我再次申请加入，我要和你们一样，成为有作为的青年!”

　　没想到的是，W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却有人不同意。而且，持不同意见的人，在团小组会上就提出了质疑。

　　有不同的意见，实属正常，说明我们的民主传统还在。当然，有问题就要解决，更主要的是要找到问题的“症结”。解决了这个“症结”，才能收到需要的效果。

　　我找到了那位持“不同意见”的人，问道：“理由是什么?他有什么过错吗?”

　　他嘿嘿一笑，说：“过错倒没有。”然后，不说话了。

　　我们的目光一碰撞，他却低下了头。又说道：“这人太闷，整天不说话，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单位里的活动，他也不参加，好像是要躲着大家的。”

　　我“哦”了一声。

　　他又说：“大家都不喜欢他，我是怕一颗老鼠屎带坏一锅粥呢。”

　　我笑了。当然，我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格，做事也就有了不同的方式方法。只要他没有什么过错，我们就不能求全责备，更不能将他拒绝在团组织的大门之外。”

　　他笑了，笑得简单，笑得真诚，没有丝毫的做作。

　　W加入了团组织。而且，真的如我之预料，工作积极了，说话活泛了，性格也变得开朗了。

　　岁月匆匆，一晃就是几十年过去了。

　　改革开放的大潮，促使着社会在不断地变革，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也在无形中发生着变化。我们那个团支部的团员与青年们，有人一直在机关里服务，有人扑入商海开始了新的创业。我在机关里工作了二十年之后，便离开了。后来听说，W也离开了，而且有了自己的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早就成为“老板”了。

　　诚然，我们改变的只是生活的某种形态。不变的，是我们都在为国家、为人民、为家庭，拼搏着、前进的。我们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都在追求进步，都有一颗火辣辣的心，都在创造着一份属于这个时代的辉煌!

　　而我呢?还多了一份团支书的回忆。

　　2022年9月2日写于合肥翡翠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