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先生是老曹非常敬重的老作家，老曹很爱看他的文章，粉他有20多年了，比粉阿城和王小波的时间都长。春节期间拜读今年《文学自由谈》第1期刊发的《山西的文脉》，喜欢之余，有几点不同看法或“敢想”，甲乙丙丁如下。

　　甲

　　山药蛋派真的是一个鄙称吗?

　　韩老在《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在自己糟蹋自己》一节中说：“我曾跟马烽、西戎诸前辈，认真地说过这个话题。我说，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他们也说，山药蛋这个说辞，是五六十年代，文学界那些自以为洋派的人，说了奚落山西作家的，可说是个鄙称，相当于民间的起外号。”

　　在数个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中，几乎都是这样介绍山药蛋派：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之一，形成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流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他们的作品充满山西的乡音土调，被文艺界目为火花派或山西派，又谐谑呼之为山药蛋派(山西的文学刊物叫《火花》，故称之为火花派)。

　　老曹觉得山药蛋派这个称呼，比什么火花派、山西派，诙谐形象神似，有意思，也好记。并没有奚落的意思，更不能说是鄙称。文学界给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这个“封号”，应该没有恶意。

　　韩老说过，赵树理是周扬树立的一个样板，甚至上升到“赵树理方向”的高度，可见当年赵树理的影响有多大。周扬还称赵树理为“当代民族语言艺术大师”，谁敢讥讽“民族语言艺术大师”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为那讥讽的不是赵树理等几位山西作家，而是挑战周扬在文坛至高无上的权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周扬作为文艺沙皇最得势的时候，文学界哪敢拿周扬树立的样板大张旗鼓地开涮?周扬怎么能容忍他人说三道四?

　　看看赵树理、马烽等作家，那些乡土气息的小说，说他们是山药蛋派，一点也不冤枉、也不夸张。其实，韩老起步也是写农村题材小说，只是后来韩老经过脱胎换骨地改变，依仗丰厚的学养华丽转身，脱下山药蛋派的“对襟棉袄”，换上“西服革履”。

　　老曹以为，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其实质一样，只是荷花淀派的称呼好听点而已，都是指不同风格的乡土文学，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是鄙称，都是鄙称。白洋淀多的是芦苇，而芦苇是用来编草席的，荷花淀派也可以叫“编草席派”。

　　韩老在《周文和〈吕梁英雄传〉》一节最后说：“1987年，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在北京成立，马烽出任会长，以倡导文学大众化的名义，写了纪念文章，深情怀念周文先生。”马烽能够出任大众文学学会会长，还不是因为他是山药蛋派的二把手，倘若赵树理活着，恐怕轮不上他。马烽也明白为何他能坐上这把交椅。马烽欣然出任会长，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不反感，或者基本认同山药蛋派这种文学流派的划分。

　　韩老的翻案文章，做的实在没有说服力。韩老的“奚落说”，没有事实根据。否则，山西作家早就不干了，哪会被人家讥讽几十年。“奚落说”大概是韩老一厢情愿的猜想罢了。

　　乙

　　韩老在《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老太太》一节说：“关于丁玲‘老左’的话题，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1996年，我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说：……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都是受迫害最深的人出来掌权，按文艺界的情况，理当是丁玲出来，倡导思想解放才是。事有不尽然者，一来是周扬等人仅是“文革”中受到迫害，本身又是政界人才，自然辨得风向，知道该何去何从;再则当时的中央对右派问题尚未全面平反，丁玲等人‘案情重大’，而平反大权操在周扬手里，实在不行了，也会拖一拖。丁玲所以会‘二次平反’，其源盖出于此。待到丁玲彻底平反出来，世事已大变，周扬已经坐稳‘思想解放领袖’的地位，两人既然势不两立，留给丁玲的是什么角色，就不言自明了。”

　　真不好意思，为分析方便，老曹把韩老的话全引了。

　　老曹先说丁玲是不是“老左”。看韩老的意思，既然“周扬已经坐稳‘思想解放领袖’的地位”，那么丁玲只好当“思想僵化的领袖”，因为两人“势不两立”呀。周扬说东，丁玲必然说西。凡是周扬提倡的，丁玲就反对;凡是周扬反对的，丁玲就提倡。两人继续唱对台戏。丁玲只能是“老左”的“角色”。

　　这样的推论恐怕难以服众，难道丁玲的思想就不能比周扬的思想更解放一些?丁玲受迫害的时间几乎是周扬的两倍长，她比周扬有更多理由和资源解放思想。丁玲到底是不是“老左”，是自身思想认识问题，跟周扬比丁玲先出来占据“优势地位”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浏览，2017年1期《东吴学术》陈锦红的文章《丁玲平反的曲折历程》，看看丁玲是如何感恩这个、感恩那个的。一句话，丁玲当时对有些关键问题的认识，跟绝大多数老干部和人民群众是有差距的，是逆思想解放潮流而动。

　　其次，韩老认为丁玲平反的大权操在周扬手里，丁玲之所以会有“二次平反”也是周扬作梗。韩老这样说，实在是太高抬周扬，周扬没有那么大本事。像丁玲这样在中央都挂了号的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又是行政级别七级的老副部级高干，自有其通天渠道，岂是周扬能压得住。周扬确实不愿意给丁玲平反，这不假。但是丁玲彻底平反的最大障碍是那个所谓的“叛徒”或者“变节”问题。

　　韩老在《马烽和丁玲》一节也提到：“马烽绝不相信丁玲是叛徒。1952年夏天，他曾陪丁玲、陈明夫妇去南京参观访问。有一天，丁玲特意领上陈明和马烽，去南京郊区看了当年软禁她的那个地方。马烽的感觉是，革命队伍里，谁会拿上自己的污点给人夸耀?”马烽的判断有道理，韩老认同马烽的判断，老曹也严重同意。

　　但是，判断归判断，做历史问题结论需要证据。丁玲当时就处在一个既不能证明“是”，也不能证明“不是”的尴尬地步，只能先放着。这就有点像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风筝》里的郑耀先，你说你是共产党，单线联系的陆汉卿死了，无人证明，你只能一边凉快去。

　　丁玲比郑耀先幸运，党内高层有识之士为她仗义执言解了围。

　　最后，丁玲到底是不是“老左”，从丁玲彻底平反后，欺负比她更弱小更边缘的沈从文，也能看出些许端倪。

　　丙

　　韩老在《我是怎样掉进“山药蛋”堆子里的》一节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丁玲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时，办过个中央文学讲习所，招收解放区的年轻作家来进修。”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学创作培训机构，前面居然挂着“中央”二字，可见当时来头有多大，上面多么重视。而且请读者注意，“招收解放区的年轻作家来进修”，不知国统区的年轻作家要不要。说到底，丁玲办中央文学讲习所，也是极“左”文艺路线的产物，培养出来的多数是高玉宝式的作家，老曹生活的城市就有一位，一辈子也没写出一篇像样小说。

　　韩老在《马烽和丁玲》中说：“周扬对丁玲发起的第一次攻击，是1955年夏天，对《文艺报》办报方针的批判。批判的内容，很快就转到丁玲办文学讲习所，说是意在培植个人势力，搞独立王国。”马烽当场为丁玲辩护。

　　丁玲是不是“培植个人势力”，韩老在《鲁迅——周文——丁玲——马烽》中，自己做了回答：“富有戏剧性的是，在延安办过鲁迅文学院，且以此拼凑了自己班底的周扬，胜利后一朝大权在握，忘了办学校的重要性，竟让丁玲棋先一着。未必是有意为之，起初或许仅是一种责任感，50年代初期，丁玲办了个‘中央文学讲习所’，到五七年反右前，接连四期，培养了一大批解放区出身的作家。这些人，有作家的一面，也有革命干部的一面，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是不易倒台的，后来大都成为各省区文艺界的铁腕人物。这样一来，当上面的丁玲一干人纷纷落马后，全国的文艺界便呈现了一种奇怪的格局，上面是周扬一派掌权，各地又多是丁玲的弟子掌权，如山西的马烽，安徽的陈登科等。”

　　那么，老曹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周扬通过办鲁迅文学院，拉起了自己的杆子。丁玲通过办中央文学讲习所，有了自家的子弟兵——丁家军。而且丁玲更加“自觉”，她“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作家，国统区的作家不是我们的人，不能用。

　　丁玲的“责任感”多么强烈，立场多么坚定，眼光多么远大。比周扬“深刻”得太多……

　　写到这里，老曹特别想请教韩老：在这个问题上，是丁玲思想有毛病，还是周扬思想有问题，老曹真的糊涂了。

　　丁玲至死不悟，这是公认的。周扬痛彻反思，这也是公认的。韩老不能因为丁玲对马烽有恩，马烽对韩老有恩，韩老就扬丁抑周，脱离客观立场。

　　丁

　　反复学习《山西的文脉》，老曹还有一个感觉，不知当讲不当讲。仔细想想，韩老是个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人，不讲对不起韩老，还是讲了吧。

　　说一句可能最冒犯韩老的话：韩老文章的题目，远远大于韩老的文章。

　　韩老在文章开篇就说：“这篇文章，叫《山西的文脉》，不是说古代的，也不是说近代的，是说现当代的，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的。”

　　何为“文脉”，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文明发展脉络，一种是文学发展脉络。

　　读完《山西的文脉》，老曹既没有看见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条比较完整清晰的山西文明发展文脉;也没有看到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条比较完整清晰的山西文学发展文脉。只是看到韩老对山药蛋派这个称呼愤愤不平的说辞，看到韩老自己是怎样“混进”山药蛋派，看到韩老对“丁周之争”的一己之见。只是在《近代以来的山西文脉》一节，韩老把山西文明发展脉络和文学发展脉络煮成一锅，端给读者。

　　当然，这些东西因为韩老的生花妙笔，读来饶有趣味，但是终究代替不了山西文明发展脉络或山西文学发展脉络。

　　老曹以舌耕为业，涉猎不广，对文坛纠纷知之甚少，只是依据基本常识，谈点攻读韩老雄文的粗浅体会就教方家。冒犯韩老之处，望韩老别跟老曹一般见识。此致敬礼，不才老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