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每一个读者看作一位好朋友，简称“读友”。我觉得，“读友”这个我自己发明的词语，比“读者”更加亲切和温馨。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问我：你为什么选择写作这种许多人认为“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呢?你为什么愿意承担因为写作给个人带来的痛苦和压力呢?我回答说，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通过写作，我能不断地认识许许多多的“读友”。在我写作的时候，我真切地知道，在千万里之外同样的一片星空下面，会有一颗颗的心灵与我的文字一起微笑或者哭泣。对于我来说，他们曾经是陌生人，但文字却能够让我们之间不再陌生，让我们成为具有某种神秘联系的“读友”。为此，我感谢文学、感谢写作，并无怨无悔地接受由此带给我的一切忧伤、不安和愁苦——与此同时，我也体验到了从事其他工作很难获得的幸福、快乐和宁静。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拥有多少位“读友”，但我确信在千山万水之外，至少有那么三五位“读友”会为我的某一篇文章、某一段话乃至某一个词而感动，并为之流下晶莹透剔的泪水。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这就是我写作的内在动力。

　　在我的“读友”中，最大的一部分是大学生。我经常去大学与他们面对面地交流，也经常收到他们的来信。不久前，我收到了一封人民大学的大学生“读友”的来信。这位大学一年级的同学在信中说，他是在高三的时候读到我的处女作《火与冰》的。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离高考还有几个月，他偶然来到县城里的一家小书店，忽然看到一本名叫《火与冰》的书，这个奇怪的名字立刻吸引住了他。于是，他拿起来随便翻翻，没有想到一翻就放不下了。“那家小书店里没有暖气，我就站在书架间的角落里一篇文章接一篇文章地读，简直就忘记了时间和空间。”由于囊中羞涩，他没有买下这本书，而是站在书店里花了几个小时从头到尾把所有文章都读完了。“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外边天已经黑了，我的脚也几乎冻得失去了知觉。”这次特殊的阅读经历，使这位“读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被冻成了重感冒，发烧整整一个多星期。他在信中写道：“我虽然不完全同意你书中的观点，但你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读完你的书我就像《桃花源记》里那个走出了曲曲折折的隧道的渔夫。从此，我开始思考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尊严……”他一心要考上北大，却阴差阳错地上了人大。虽然有些遗憾，但他告诉我，学校的图书馆让他欣喜若狂，他天天都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读书和思考。我能够想象出这位学弟的样子，因为十年以前，我也跟他一样匆匆地奔波在从宿舍去图书馆的路上，扑向书本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还没有失去昔日最宝贵的青春的热情，我还能够与大学生“读友”们息息相通。同时，我愿意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苦与甜、所观察到的一切善与恶统统告诉更年轻的“读友”们，他们都是我的弟弟和妹妹。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是我不熟悉的声音，却亲切地称呼我“大哥”。对方告诉我，他是在内蒙边境哨所服役的一名陆军军官，也是我的一个忠实读者。这位军官兴奋地对我说：“我们还是半个校友呢。”我困惑了片刻，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当年，作为北大的新生，我在这所号称“中国西点”的军校里接受过长达一年的军政训练。那是一段极其难忘的岁月。提起我们共同拥有过的长着眼睛的白桦树、棋盘般的营房和嘹亮的军号来，我们顿时成了好像是认识好多年的老朋友。这位上尉军官告诉我说，当年即使是在野营拉练的时候，他也把我的书包在沉沉的背包里，一有闲暇就拿出来读。现在，到了遥远的边关，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连报纸也要好几天之后才能送到，就更不知道我是否有新作问世了。“营房外面就是无边无际的雪原，积雪差不多有膝盖那么深。休息的时候，我把你的书都翻破了，然后再用旧画报仔细地包起来。虽然有点舍不得，但我还是把它推荐给士兵们读。”他还告诉我说，他不喜欢军队里森严的等级制度，却爱和士兵们打成一片。按照部队里的惯例，勤务兵要给军官挤牙膏、端洗脚水，但他不要勤务兵替自己做这些事情。他不仅自己不打骂士兵，还在连队里教育老兵不要欺负新兵。最后，这位军官“读友”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的文章中曾经写到那些喜欢读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俄罗斯军人，让我彻夜难眠。我知道了真、善、美，这一切都要谢谢你的书。”这名“读友”的电话也让我彻夜难眠。我想，文学家固然不必去充当堵枪眼的黄继光，但文学家有责任在士兵的枪口放上一束美丽的百合花。

　　作曲家王西麟是我的一位忘年交“读友”。这位身材高大、脸庞像岩石般嶙峋而刚硬的老人，凝重得像一尊罗丹的雕塑。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在“文革”时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中，他的听力丧失了一大半——贝多芬也几乎听不见声音，上帝为什么要让音乐家失去听力呢?这是一个冷峻的问题。正因为听不见，所以王西麟说话的时候声如洪钟。他谈起老钱、摩罗和我的作品来简直了如指掌，谈起俄罗斯文学来更是滔滔不绝，他说：“我们殊途同归。”我听过王西麟创作于一九八九年冬天的杰作《第三交响曲》，那是对一百年中国苦难历程的史诗般的概括，“跋涉”、“苦涩”和“忧伤”三个乐章环环相扣，惊心动魄。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肖斯塔科维奇的好友瓦·尼·赫洛波娃，听了这首悲壮的交响曲后激动地说：“这位中国作曲家继承了不屈不挠的肖斯塔科维奇的传统。如此辉煌的音乐，我想，肖斯塔科维奇会因之而欣喜不已。”一九六四年，因为批评官方极左的文艺政策，二十七岁的王西麟被开除公职下放山西十四年。他以一个“贱民”的身份，接触到了中国最底层的民众。只有大苦难才有大真实，只有大苦难才有大音乐，王西麟的命运和音乐，都与肖斯塔科维奇惊人的相似。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话筒中，王西麟的嗓音还是那样的浑厚：“你要听肖斯塔科维奇，你要听肖斯塔科维奇!你的文字要像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那样!”他甚至在电话中哼起肖斯塔科维奇的乐章来。他喝醉了酒，我知道他心里很难受。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度，谁的心里会好受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作家、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能够成为历史的“见证”，但我愿意与王西麟这样的大艺术家一起挑战我们面前沙漠一般的沉默。

　　我的“读友”还有很多很多。隐居阴山的学者徐无鬼送给我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中的照片，老画家赵文量送给我他画的一幅挣脱囚笼的鸽子，老右派和美食家李树人老人带我遍尝成都的美食……当然，更多的还是那些不知名的、甚至没有见过面的“读友”。我相信，我从“读友”那里所获得的礼物、支持、鼓励和友情，是那些权势熏天的官员和富可敌国的商人所得不到的。其实，我并不孤独，我就生活在我的“读友”们中间。在每一扇窗口里面，在每一棵大树下面，都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我们彼此是那样的熟悉，通过写作和阅读，我们学会了相爱，我们互相牵手和拥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力量的文学却最有力量。当然，我对我所生活的时代并不抱乐观的估计，正像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不热爱和不探索真理的时代。”每天都有人沦陷于黑暗王国。但是，我依然相信：还是有那么多朋友会一起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在这条安徒生所说的“光荣荆棘路”上，一个火把连着一个火把。布莱希特说过：“为了使人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就需要有人呼唤他一下。”我听到了那绵延不绝的呼喊的声音，那从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开始的声音。我愿意与我的“读友”们一起加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