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来自2021年1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对法语文学翻译家许钧教授的访谈《文明的交流，从翻译出发》，其中说：“如果说翻译一部作品是译者与作者缔结一份合约，那么这份合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尊重和忠诚。有了尊重，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有了真正的理解，才可能导向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常有人会问：忠于作者和忠于读者，两者是否矛盾?我个人认为没有矛盾。译者要展现原汁原味的内容，不能用任何形式的花哨语言去欺骗读者，必须有这种伦理的坚守才能达到翻译的目标……好的译者应该是个‘性格演员’，能够理解、靠近、适应不同的作品，还原不同的面孔，并在吃透原作的基础上，赋予一种独特性。”对此，我十分心仪，并自觉始终努力践行着以“注释+导读”的“傅译莎”，将“尊重和忠诚”奉献给莎翁，奉献给读者。这也是我新译之初衷。

　　除此之外，另有两篇文字更让我树起信心。第一篇来自鲁迅1935年3月16日所写的《非有复译不可》(《且介亭杂文二集》)：

　　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

　　“复译”即重译或新译。鲁迅坚决主张，哪怕一部作品已有好几种译本，也必须容纳新译本。这眼界、胸襟多么阔达。

　　第二篇来自2012年5月14日《中国新闻周刊》对法语翻译家郑克鲁先生的采访：“重译还是有必要的，因为语言是不断变化的……重译，我的标准是要超过前人，不然没有意义。”诚然，作为一名译者，重译，尤其重译文学经典，自当有志存高远之勇气、恒心和毅力。但能否“超过前人”，则须由读者和时间这两位最公正的批评家说了算。

　　由此，可以切入正题。简言之，中国读者的莎士比亚接受史最早可上溯至19世纪末，那时莎士比亚的名字已传入中国。1902年，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第一次将Shakespeare译成“莎士比亚”，从此莎翁有了在中文世界的固定大名，后世一直沿用。1921年，莎剧正式登陆中国，出版了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哈姆雷特》)。1930年代，朱生豪、梁实秋两位后世公认的著名译者几乎同时开始莎剧翻译。1930年代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的第一波高潮，也堪称最盛的一次。除朱、梁二位，曹未风、孙大雨、卞之琳、曹禺都在1930、40年代翻译过莎士比亚。后来，还有吴兴华、方平等对朱译本做过校译。一代又一代莎翁译者将不同的中文译本呈现给读者。在莎翁全集的翻译出版方面，梁实秋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以一己之力译完全部莎剧之人。1967年，梁译莎剧全集在台湾出版，三年后他又将莎士比亚三部诗集译竣，前后历时34年。此为“梁味儿莎”。21世纪以来，先后有两套新译莎翁全集问世：一是方平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河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二是辜正坤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

　　但从读者阅读的广泛度及图书市场的占有率来看，朱生豪译本，即“朱味儿莎”，仍独领风骚，市面上冠以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不少于20种。朱译早已进入公版，只要出版社想印，无需招呼，开机即可。不过，读者是否注意到，不久之前，有一特别标有“朱生豪之子认可推荐版”的《莎士比亚悲剧喜剧全集》出版，其宣推广告语为：“据世界书局1947年朱生豪原译本《莎士比亚戏剧集》精校精编精排，原汁原味，完整典藏……收录莎士比亚代表性的24部经典喜剧和悲剧。”此举意在表明，这个版本的“朱译莎”才是真正的“原味儿朱”。原来，拿我最早阅读的1984年第二次印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来说，并非“原味儿朱”，它是由多位莎学者校改过的译本。换言之，由阅读1980年代“人文社”莎翁全集接受莎士比亚的读者，读的并非“原味儿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