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存在一个红心定律：怀里带着一颗红心者，兜里得带着两套思想。否则，红心就没法表达出来，首长说，今天天气好，那么，密布阴霾，你得论证为今天是个好日子;首长说，今天天气孬，那么，阳光明媚，你得论证为风雨如晦，然则，何以知道领导如何定性今日天气?最牢靠的办法是，把两套立论兜在袋子里，一套放左边，一套放右边，煞几可防不时之虞，可以万无一失地保证自己的思想与上面保持一致。

　　领导也是人，既要革命，也要娱乐。比如斯大林，1934年某个秋天，莫斯科宫里的一个晚上，老人家关闭了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夜理万机的灯光，要去指导革命文艺了——悄悄跟您说吧，就是要去看戏耍子。领导看戏，是政治文化生活里的大事，例行的，剧场清场，警卫侍警，都不用说，随扈的文艺家、思想家与评论家也是鱼贯成队的。这些理论权威跟以往一样，都准备了两套立论，一套是：放声歌颂版，基本主题是，这次向领袖献礼的话剧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伟大胜利，思想性与艺术性是人类有史以来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一套是：彻底批判版，基本主题是，这次向领袖献礼的话剧是封建主义向革命的猖狂进攻，思想腐朽透顶，艺术三俗至极。

　　这晚上献演的话剧是阿·托尔斯泰的话剧《彼得大帝》，一看剧目，您就知道，评论的倾向性问题是多难把握，彼得大帝是封建君主，与革命文艺格格不入，但斯大林同志先前指定看这戏，如何演戏，倒没下指示，是喜欢还是讨厌?费猜度。创作组讨来论去，用米尺量了演戏分寸：演彼得大帝，不能太搞高大全，不能太搞三突出，尽量少表现其英雄气概。台上的彼得大帝太英雄，台下的斯大林同志怎么摆?

　　搞文艺创作的如踩钢丝，搞文艺评论的也是如端油钵。这些红色评论家与明星是如此切近，却谁也没心思去粉丝演员一号，都是心惴惴然，一个劲地瞟领导一号。斯大林同志这次看戏，怪死人了，他如雕塑一般，毫无表情，摇头?没摇;嘻嘴?没嘻;鼓掌?没鼓;捶桌?没捶;皱眉?没皱;颔首?没颔;脸上风平如镜，心底波澜不惊。这下，评论家们彻底没辙了，是拿出左边袋里的歌颂体，还是拿出右边袋里的批评稿?不表态也是过不了关。正在惶惶，斯大林同志表态性的表情出现了：话剧还有那么一时半刻闭幕，斯大林同志起身出恭去了，出恭者必然放屁，屁?这就是对这话剧的一字评啊。这下好了。评论家们个个义愤填膺，腰斩演员演出：别演出哒，先接受批判。红色评论家次第登台，一梭子一梭子字词句子如机关枪子弹，向演员们射击。

　　轮到第十二位评论家即将上台，斯大林同志出恭归来，老人家说：这剧本总的来说是好的，问题是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表现得不够，以后要大力塑造民族英雄，以弘扬民族自信心。这下好了，第十二位以后登台的各位评论家，那思想就无比正确起来;之前那十一位专家，纷纷再上台，先是狠批私字一闪念，再拿起备用稿，字正圆腔，铿锵宣读……

　　大恶面前多小丑，这也是无复可想的事，在帝主下面讨生活，谁端老板的碗，谁也得服老板所管;只是也有一种选择，可不可以不去端老板碗?像这些红色评论家，天资是那么高，干点别的事，饿肚子是不会的;他们一颗红心，很可能不是血红之心，而是眼红之心，看到别人在帝主那里讨饭碗，只要顺帝主之毛顺得其毛舒服，日子过得比人爽，也是涎水直下三英尺，于是他们怀着一颗红心，兜着两套思想，来吃这碗投机饭了。

　　执政权是一种权力，话语权也是一种权力，只要有权力在，就有一班吃思想投机饭的聪明人在。围着政权领袖投机思想的多，围着意见领袖思想投机的也是不少，今日是左边意见领袖声势大，人马多，则赶紧往左边站过来;明天闻听右边意见领袖嗓门高，旗帜艳，则赶紧往右边站队来;国学主导天朝，潮水般批西学;西学盛行世界，一窝蜂吠国学。好在不管新学还是旧学，都有无穷数的侧面，要歌颂可歌颂，要批判可批判，资料都可找来七斗，论据都可装卸四车，加上思想家一斗才气，足成才高八斗，加上评论家四车学富，足成学富五车。怀揣一颗红心朝向执政权的，可由此吃上政治饭;怀揣两套思想朝向话语权的，可由此吃上学术饭。

　　黄力之先生是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据黄先生夫子自道，他近年公开出版的著述，“主题就大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如《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如《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现代性》，如《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现实性问题》，如《中国历史文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我等看来，应是显学吧，这碗饭想必是蛮好吃的，但黄先生说他非常孤独与寂寞，斯人独憔悴，要“公开自己内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情结”，在这年月，“也是不容易的”，原因是：“在斯大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在西式的自由主义看来，在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不适合讲的。”黄先生道其学术路程，“文革”时他是高中生，爱上了马克思主义，等真正做起学术研究来，这已是孤独的旅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被“整个精英界视为不合时宜的人”，然则，不管合不合时宜，他现在都在研究这个课题。

　　黄先生这个课题有点宏大，一般人恐怕是难以置喙的，姑且闭嘴吧。但黄先生说了一件观赏性很高的活剧：当年那些嘲笑、讥讽与围剿黄先生的精英，后来却也是同他一道来争抢这碗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研究，成为了社会科学课题，可以争取很多课题经费，黄先生说“只是形势比人强，今天，在‘马克思主义工程’白花花银子的召唤下，相当一些‘躲避崇高’的精英也纷纷成了‘马克思主义首席专家’”，让黄先生大为感叹，“马克思说的‘资本逻辑’，犹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

　　我常犯浑，社会科学有无科学?思想这端子事，能不能科学?今天是黄道吉日，思想家可以出一套丛书来论证，今天这日子确实不错;今天是万事不宜，社会学家也可出一系列著作来证明，这日子糟糕透了;同一个日子，是什么驱策精英们说好论孬呢?估计有无课题经费，是关键因素吧，经费，只有经费，才是决定思想趋向与价值取向的真正动力?听说，课题经费是相当有味的，争取到了这钱，可以出书以出名，可以出入饭局以谋饭。我有位副教授朋友对我说：兄弟，等我争到了“当前干部体制优越性研究”与“当前学术体制优越性研究”这课题了，我请你去“天上人间”K歌，去“地上人间”拼酒，邀红袖添香去“天上与地上人间”，一起骑鹤下扬州。

　　这话是教授在酒局上说的，酒喝得二醉二醉了，豪情顿生，酒里出酒话;而到了茶馆，副教授说了：等我拿到这两个优越性课题，评上了教授，那我是要批判这两个“体制”的。在课题里讨饭，要多唱颂歌嘛;在学术里讨饭，要多搞批判嘛。听此聪明高论，我怯怯献疑：君不忧谗畏讥，惧谓人格分裂乎?副教授曰：不怕，先前，我走在正确的政治前途上;后来，我走在正确的学术道路上。后世论我，当称我为与权威决裂的勇夫，回归学术良心的智者，敢于毅然断腕的壮士。如是，则生前不忧无人给我盛饭，身后不愁无人给我盛誉。

　　在左与右的方位间自由穿行，在中与外的国界里纵横跨越，在权与势的壕堑中不断飞度，在仕与士的身份上华丽转圜，左右逢源，上先其手，两栖登陆，对立统一，优游于思想两极之间，多么自然，多么自在啊。

　　据说现在法理﹙法律主义之理﹚上，已无思想犯了，多做了物理﹙物质主义之理﹚上之思想饭乎?单思着好饭碗，尽想着好饭菜;据说现在也无投机倒把犯了﹙投机倒霸倒是多的，倒戈已倒下的霸王，打死老虎，很安全﹚，多是做了投机饭吧?著书只为稻粱谋，思想单绾金饭碗。无思想犯，多思想饭;无投机犯，多投机饭;高堂庙里，多的是思想投机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