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农历辛亥年，也就是公元1911年的10月10日，一名叫熊秉坤的清军正目，也就是班长，在武昌的兵营里打响第一枪，将虐待士兵的上司、他们的排长击毙，从此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敲响了独裁、腐朽、专制的清王朝的丧钟，也为埋葬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统治的墓穴掘开了第一锨土。

　　做真学问，既刻板，又辛苦，因此，像我这类浮躁之人是做不来的。但我也有个特点，即爱读些闲书、杂书，尤爱读人物传记;因此，也记住了不少有趣味、有意思的人与事儿。而将这些记得住的人与事再一琢磨，还真能品味出一些道理来。比如“辛亥革命”的爆发，虽未经深思熟虑、周详筹谋(很快即告失败即为佐证)，但也决非一时兴起、莽莽之举。而且那个年代有一大批仁人志士、革命先驱，他们既有满腹经纶，又甘抛头洒血;既是学贯中西，又兼刚直不阿。真可谓一群虎豹之辈、忠谔之人啊!有这么一群人凑到一块儿起事，岂有不成之理?

　　话说1911年10月10日晚，驻扎在武昌的清王朝湖北新军第八营排长陶启明与下属金兆龙等人，先是发生冲突，后激变为持枪互射，顿时有死有伤、全营骚乱。此时，素受孙中山先生“敢为天下先”的教诲浸淫、在第八营担任正目(即班长)的熊秉坤挺身而出，吹哨集合队伍，对空鸣放三枪，正式拉开起义大幕。酝酿已久的武昌起义，其实是在这种猝然而至的意外事件前提下提前爆发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已为推翻清王朝奔走呼号了二十余年，但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先生不仅不在武昌，而且不在国内，而是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还在为“举事”闹革命筹经费、拉赞助。他是在《纽约时报》上获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才匆忙回国的。

　　在过去的史料里，我们知道武昌起义的总指挥叫吴兆麟。此言也不差。但他只是个临时的。因为他的职务太低，仅相当一个副营、正连职军官，连他自己也感到力不从心，难以服众，于是硬将总指挥让给了他的上级、高级军官、时任清军协统的黎元洪(“协统”一职相当于现在的旅长)。黎元洪尽管以后走向了革命的反面，但也决非一无是处的草包一个，也是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带兵行家。比如，他对下属很和善，有“黎菩萨”之称;比如，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1911年10月10日之后的起义军与清军争夺武昌期间，一个英国传教士以《泰晤士报》记者之名到兵营里，用结结巴巴的汉语向一个气宇轩昂、淡定不迫的中年人问：“我找黎元洪将军，我们约过的。”谁知那人脱口冒出了一串英语：“Yes, mynameisLiYuanhong(是的，我的名字叫黎元洪)”可见，此人文韬武略不缺，就是思想观念不行。

　　中华民国成立后，仁人志士犹在，辛亥遗风长存。这当然是好事。但已逐步攫取了中华民国总统、中国国民党总裁高位的蒋介石先生，却对这帮刚直不阿、敢言直谏、嫉恶如仇、性格耿直且牛气冲天的老人们颇为头疼与无奈。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搞过一次所谓的民主选举，已贵为“国母”的宋美龄赫然跻身“中央委员”榜内。国民政府的五大院之一、具有纪检职能的监察院监察委员、老同盟会员刘成禺在办公室气得双眼冒火、嗓子出烟，忍不住勃然大骂。辛亥老人、时任监督院秘书长的程沧波的“党性”也非常不强，不仅不好言相劝刘“顾大局”、“识大体”、“不给委员长添麻烦”，而且煽风点火、以言相激：“刘委员，你的牢骚只能在这里发泄啊!”刘属于“头掉碗大疤，引颈图一快”一类的硬汉，闻罢此言立即到南京上清寺励志社门口等宋美龄。不久，宋在励志社总干事黄江霖陪伴下乘车来到，刘成禺委员马上冲将上去，左手提起布袍下摆，右手指着宋美龄破口大骂：“你男人当了总裁，你就成了中央委员，老子提头干革命的时候，你干吗去了?”宋美龄呢，自知理亏，所以词穷，低头不语，匆匆循入寺门而去。

　　抗战时期，官居“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大白天提个灯笼闯入蒋介石官邸，蒋甚为惊诧：“焕章兄，你这是干什么?”冯玉祥答道：“天太暗了，我不提灯笼看不到路!”以此讽刺、挖苦蒋介石搞家天下、不民主。

　　辛亥老人中，男人是盖世英雄，女人也是人中豪杰。廖仲恺先生的夫人、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何香凝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1935年，日本人的虎狼之心已昭然若揭，华北危急，中国危急，群情激愤，民意鼎沸，爱国人士、主战将领无不心急如焚、寝食难安。但蒋介石仍心存幻想、顾虑重重，期待对日妥协。此时，何香凝模仿三国时诸葛亮羞辱司马懿之法，将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并附诗一首：“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这胆略，这气魄，古往今来，能与之比肩者可有几人?

　　在先驱者的行列里，那些耀眼夺目的女性，还大有其人。最近上演的电影《建党伟业》中坐在嘉兴南湖红船头的那名妙龄女子，美貌才气溢于体表，诗情画意集于一身。她是谁?她可绝不是周迅，而是被誉为我党“第一位党务工作者”的、当时才23岁的共青团员王会悟。王会悟的丈夫即中共一大代表、后来担任过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她本人解放后一直在国务院从事法制工作，身体也了得，一直活到1993年96岁高龄时才病逝于北京。说到《建党伟业》，还有几位辛亥女性值得一提。一个是李励庄，我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个是杨淑慧，出身名门望族，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一个是小凤仙，当年的京城名妓。李励庄皮肤白皙，气度高贵，举止优雅，在党的一大会场一亮相，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党内第一美女。她嫁给了陈公博，但陈当汉奸后又断然与其离婚，最后加入共产党。杨淑慧嫁的周佛海后来也成了汉奸，但她本人除了比较爱财之外倒也没有做过多少坏事，倒是解放后帮上海市委找到并确认了党的一大会址，做了一件别人无法替代的好事。

　　小凤仙本姓朱，做官的父亲死后被奶妈张家收养，又改姓张。“小凤仙”是艺名，她究竟叫什么，已难考究。小凤仙略通文墨、喜缀歌词，慧眼独到、能辨粗俗，因此与蔡松坡蔡锷将军一见钟情。最后，弃私利而顾大义，帮蔡锷将军逃离袁世凯的囚禁。蔡在回云南后率先发动了反对帝制的护国战争。可见，任何一行中，都有品位高下之分。

　　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具有现代意义的革命运动，那么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当属第一代“革命干部子弟”。此人也颇得父辈真传，言行同样不同凡响。

　　我们现在年年都过“五一”劳动节，放一天假、发一点福利。可是，谁知道“五一”节是从何时开始进入中国的呢?

　　话说1948年4月30日，蒋家王朝败局已定，新中国呼之欲出，中共中央发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政治主张。那么，中央为何要发布这么一个《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呢?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正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中央书记处书记扩大会议，工作人员突然推门送来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的廖承志从涉县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内容令与会的五大书记忍俊不禁：“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周恩来看后，微微一笑：“这个小廖啊，吊儿郎当的”。毛泽东主席呢，更无丝毫生气。因为廖承志生性幽默，平常就喜欢开玩笑;更因为毛泽东同志平素就爱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他还经常对人说，“不让人说话不行。屁放了，肚子就舒服了。”因此这个“屁”是被廖承志信手拈来引用的。有了廖承志问“屁”的引子，在城南庄低矮的民房里，在诙谐欢快的气氛中，“五一口号”迅速形成，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震动。

　　除此之外，我还认真统计、研究了中共党的一大代表，发现其中有“三多”现象：一是富人或富人子弟多，二是知识分子多，三是报人多。可见他们革命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解放自己，为自己谋高官求厚禄，而是“谋利当谋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是为解放劳苦大众、拯救芸芸众生才投身革命的。当然，现在时代变了，社会进步了，国泰民安、盛世太平，已不需要“抛无量头颅、洒无量鲜血”了;也不需要用提灯笼、寄裙子的方式建言了。因为即使对国是有建言、对民生有意见，正常表达的渠道已十分通达、有效。

　　可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辛亥年间、生活在民国时期，我们还有那一代人舍身救国的壮志胸怀、仗义执言的道德勇气吗?这是我最近在缅怀先烈、追思前贤时经常想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