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接受了“冀中解放区作家”丛书的写作计划，穿越时空，开始走近王林的生平与创作。长篇小说《腹地》带给我的阅读震撼至今难忘，而对于发生在建国初期的“《腹地》事件”始末，事件的负面影响如何绵延中国文坛数十年，给王林造成怎样可怕的创作阴影，我却知之有限，思考更少。拂去岁月浮尘，随着一批重要材料的披露，王林的血色经历和坎坷文运的“个案标本”价值，呈现出了不应被中国当代文学史忘却和漠视的特殊意义，这也是不久前，中国现代文学馆为纪念王林百年诞辰暨七卷本《王林文集》出版座谈会的一种共识。

　　“我不能中途退场”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青年作家的王愿坚发表了《党费》、《粮食的故事》、《七根火柴》系列短篇小说，以擅长于创作红军战争题材小说而影响一时。作者形容自己的此类创作是“史里寻诗”，本人却没有任何红军时期的个人亲身体验，只是从各类采访渠道完成“寻诗”之举的。比王愿坚年长20岁的王林则完全不同，他的《腹地》真正诞生于血与火的战争前线，是拿命换来的。

　　1942年春，日军在冀中平原展开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冀中区一级党政民机关受命暂时撤离，转移到平汉路西的太行山区。王林曾任冀中军分区文建会主任、火线剧社社长，属于为未来反攻而保存的干部之列，但他要求留下。他向奉军区首长程子华、吕正操之命前来接他撤走的同志表示：“冀中最后留下一个干部，那就是王林!最后剩下一个老百姓，那也是王林!日本鬼子要搞‘三光’，只要王林活着，冀中就不能算‘光’!”王林的解释是，“这就如同演戏演到高潮一样，我不能中途退场”。[1]经冀中区党委常委周小舟批准，王林留了下来。

　　王林置生死于外的选择并非偶然。这之前，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历史关头，他都是极富传奇色彩的在场者和参与者。

　　1909年，王林出生于河北农村。早在北平读中学时，他就曾因组织罢课被警方关押、审讯。1930年，还是学生的王林担任了青岛大学中共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并秘密介绍出身于资产阶级大官僚家庭的同学俞启威入党，俞启威即后来成为中共重要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第一任市长的黄敬。后来他们认识了在青岛大学图书馆谋职的女青年李云鹤，并由黄敬介绍李入党。李云鹤即日后权倾一时的江青。黄敬利用自己的显赫家庭背景，买了一处房子作为党组织秘密机关，并与江青假扮夫妻，很像《潜伏》剧情，而王林就住在其隔壁。后叛徒告发，王林逃往上海，接受地下党组织安排参与了当地赤色工会工作。一次，一位戴眼镜、瘦脸型、山东口音的地下党负责人来厂里找到王林，了解处于低潮中的青岛大学学运情况。多年之后，王林才知道当年找他谈话的负责人就是康生。

　　1933年，王林被派往江西，孰料中途联络员脱逃叛变，只得夺路回到北平。转年12月，他跟随已成为北平地下学运领导人的黄敬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并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同前来镇压的军警宪特展开殊死搏斗，还奋力救下北平学生运动组织者之一聂元素的一条命，聂元素是“文革”初期风云人物聂元梓的胞姐，当时她还是梳着一条粗黑辫子的进步女学生，被军警打昏在地，一大块辫发连同头皮脱落开来，鲜血染红了旗袍。王林迅速找来一辆人力车，把昏迷中的聂元素送到协和医院抢救，还掏出十块钱给车夫，嘱他回去更换新车布，以免受到牵连。

　　1936年7月，王林接受了中共北方局的一项特殊使命。当时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曾长期关押着一批中共重要人物，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后来在“文革”中被诬陷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他们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并同外面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那时全国抗日救亡形势非常严峻，北方局极缺干部，而北平“军人反省院”自知日子不长，也急于处理这些“政治要犯”，条件是他们要在事先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就可出狱。北方局刘少奇、柯庆施等负责人出于保存干部实力、灵活斗争策略的考虑，经请示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张闻天并获批准，要求被关押的一批党员履行手续集体出狱。王林便是第一位被北方局派去传递指示的人，他在探监时见到了狱中党员代表李楚离，令王林意外的是，李楚离竟凛然拒绝：“我已经坐了六年牢，按刑期也快出狱了，凭什么要在自首书上签字?!”言罢转身离去。望着虽年仅三十几岁，却已是一头白发的李楚离的背影，王林一时泪眼模糊。他没有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回来即以实情相告，不久即离开了北平。后来通过做工作，狱中党员还是执行了北方局的指示而集体获释。建国后李楚离曾任中组部副部长，“文革”期间受到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冲击，有些造反组织曾找到王林要求提供李的“叛徒”证据，王林坚持实事求是，亲笔写证明材料为其辩诬，已是后话。

　　1936年9月，王林被派往西安张学良的东北军学兵队做地下工作。学兵队成员，多为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其中有谷牧、王一平等人。这期间，王林与《松花江上》的曲作者张寒晖合作创作了一些救亡歌曲，其中的《打回老家去》在东北军官兵中传唱一时。他的最重要的收获是结交了张学良贴身军官孙铭久，潜移默化地促使其接受中共统一抗日的政策影响，“西安事变”中，正是孙铭久亲自带人前往华清池捉住蒋介石的。

　　这一时期，王林还创作了《打回老家去》等三个救亡话剧。戏剧理论家张庚在《四十年来剧运编年史》一书中曾有记载：“庚按：一二·一二剧团是东北军一批救亡青年，所谓‘一伙流浪汉，一群爱国犯'所组织的。……而《打回老家去》一剧，是由王林编的，以东北军的士兵为题材，剿共为背景。因为紧紧抓住了观众的情绪，所以博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观众哭得鼻子发酸。当场尚有一个剿匪总部的士兵放声大哭的，被官长逐出会场，怕扰乱秩序。”[2]据王林回忆，国际友人史沫特莱也特意来西安感受演出现场气氛，并且找到话剧作者王林，“她说了几句中国人听不太懂的中国话，我说了几句美国人莫名其妙的英语，最后总算谁也了解了谁。……她要翻译成英文，用广播电台向世界广播出去，让全中国全世界了解‘双十二事变'的真正原因和真正力量。但是因为张学良将军为了争取全国共同抗日，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当时的西安军警督处处长孙铭久认为广播这场戏，怕影响张学良将军的安全，而没有叫广播。”[3]“七·七”事变后，王林返乡抗日。他在写出了《十八匹战马》等优秀抗战短篇小说的同时，还组织、发动“冀中一日”、“伟大的一年间”、“伟大的两年间”等抗日军民写作运动，积累了大批宝贵的抗日文献。老首长吕正操曾亲自撰文评价：“王林为人开朗，富有风趣，能接近群众，妇孺多识其名。从抗日至解放战争胜利，他始终在冀中坚持工作，誓与故土乡亲共存亡，不愧为冀中人民的好儿子。他长年累月走乡串户，熟悉地方风土，所知掌故最多，有冀中活字典、活地图之称。”[4]

　　《腹地》的艰难出版

　　《腹地》脱稿于1943年4月。这部三十万字的作品无疑是王林拿命换来的。写作中，日军一直没有停止扫荡清剿，四野枪声不断。王林在抗战日记中记述：“因为敌人的点碉如林，汽车路、封锁沟密如蜘蛛网，随时随地都可能与敌人遭遇。我虽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但并不敢幻想自己能够在战火中幸存。我就这样，像准备遗嘱一样，蹲在堡垒户的地道口，开始了《腹地》的写作。……写完一叠稿纸，就坚壁在地道里。”[5]由于工作繁忙，直到1945年11月18日，王林才取回藏在夹壁墙中的稿本，“出土如新，甚喜”。[6]

　　王林把稿子送给一些文艺同行征求意见，大家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王林不应将党的基本组织写得这样坏，违背了毛主席的文艺原则，更有人批评作品“这是暴露黑暗”，在延安整风中，王实味就是因“暴露黑暗”被定为“托派”的。王林一时无所适从。早些年，王林还是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红军戏剧创始者李伯钊看过王林的剧本，曾谈起，他们从事戏剧活动是以集体创造为主，王林在日记中却不以为然：“我对集体创造问题，仍然有些怀疑，一个完整的一气呵成的文学作品，可以集体合凑完成?”而现在这种广泛征求意见的做法，是不是多少带有集体创造的意味?王林的心里全乱了。他有苦难言，“后悔不先看了毛主席的文座会《讲话》再写文章。请原谅我写时，连党报都看不见……”但持肯定意见的人也不少，康濯就写信给王林：“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了大作《腹地》，我激动得不行!我拼命找黑暗，但找不着!我拼命找‘看不出人民力量'的东西，但人民力量都向我涌来!”稿子就这么无着无落，王林茫然无措，不知如何处理。丁玲没看过小说，却劝王林“将《腹地》给周扬寄去”。

　　直到1949年6月，孙犁向王林透露了他了解到的上层意见，“如作者不修改也可以”。几乎同时，王林接到了周扬来信：“很久没有写信给你，《腹地》也没有全看完，但就我所看到的部分，我觉得是可以出版的，有些地方仍尚需稍稍修改。最近，欧阳山、康濯看了，有些地方与我有同样的意见。现将他们写的意见寄给你参考，你是否在最近抽出一点时间，来做最后一次修改后即付印。这对于你和我们大家都算完成了一件任务，抗日史诗，是需要写和印的……”王子野还奉周扬指示给天津新华书店写信打招呼。一个多月后《腹地》终于问世。

　　好事多磨，王林总算松了口气。事实上，王林写小说并非初学乍练。1920年代末，还是学生的王林就接触了“普罗”文学，受到了“五四”新文学风气的熏染。鲁迅曾说自己“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这种小说观深深影响了王林的创作。艺术倾向上，正处于苦闷期，且具有浪漫主义天性的王林，也喜欢郁达夫、沈从文和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等中外作家的作品。他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还与沈从文有过师生之谊，并用“王弢”、“俊闻”笔名，在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和《国闻周版》文艺栏陆续发表了《这年头》、《怀臣的胡琴》、《龙王爷显圣》、《小粮贩陈二黑》等系列乡土题材作品，并出版了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王林早期乡土题材小说，不从时代、政策、阶级、人文、社会等角度来考察农村与农民，而是凭借真实的自我体验与厚重的乡村生活积淀，将忧虑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北方农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着的多难土地。

　　《幽僻的陈庄》出版后，王林寄给鲁迅一册，鲁迅在1935年4月22日的日记中有记载：“午得王弢所寄赠《幽僻的陈庄》一本。”[7]1935年8月，罗烽在《大公报》发表了《评〈幽僻的陈庄〉》，此时的王林已投身于北平学运，已顾不得关注作品影响。时间过去了65年，2008年，四川大学中文系陈思广为正在撰写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收集资料，从沈从文的一篇书评中知道了《幽僻的陈庄》，遂与王林家人取得联系要求提供作品，同时发来了沈从文书评的邮件。原来，早在1935年2月18日，沈从文就发表了《〈幽僻的陈庄〉题记》一文，对王林作品赞许有加。遗憾的是，王林生前竟不知此事。

　　沈从文在文章中谈了自己在“(民国)二十一年”的一段往事，那时他在大学教小说习作，告诉学生“先要忘掉书本，忘掉红极一时的作家，忘掉个人出名，忘掉文章传世，忘掉天才同灵感，忘掉文学史提出的名著，以及一切名著一切书本所留下的观念或概念。末了，我还再三说，希望他们忘掉‘做作文’、‘缴卷’。能够把这些妨碍他们对于‘创作'认识的东西一律忘掉，再来学习应当学习的一切，用各种官能向自然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执笔时如何训练一个人的耳朵、鼻子、眼睛，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里驰骋，把各样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不料，起初有二十五个学生很热心地听他的课，一年以后只剩下了五个人，由于发现了王林，沈从文并不感到失望：

　　在那里两年我并不失望，因为五个同学中有个旁听生，他所学的虽是英文，却居然大胆用我所说及的态度和方法，写了许多很好的短篇小说。他是北方人，所写的也多是北方乡下的故事。作品文字很粗率，组织又并不如何完美，然篇章中莫不具有一种泥土气息，一种中国大陆的厚重林野气息。……中国倘如需要所谓用农村为背景的国民文学，我以为可注意的就是这种少壮有为的作家。这个人不独对于农村的语言生活知识十分渊博，且钱庄、军营，以及牢狱、逃亡，皆无不在他生命中占去一部分日子。他那勇于在社会生活方面找寻教训的精神，尤为稀有少见的精神。

　　现在他把他写的一个长篇给我看，这四百面的长篇巨制，据他说来，还只是计划里四部曲中的一部。看完了这个作品，我很感动。他那种气概就使人感动。对于这个作品的得失，读者的批评说的一定更中肯。一个为都市趣味和幽默小品文弄成神经衰弱了的人，是应当用这个乡下人写成的作品，壮补一下那个软弱灵魂的[8]。

　　沈从文以“乡下人”自称，也把王林称作“乡下人”，当出于爱才之心。但王林没有沿着原定计划写下去，他毕竟不是一位书斋作家，一旦听到革命事业的召唤，他就会义无反顾地奔赴残酷斗争的最前线。

　　考察一下王林1940年代以后的小说创作景观，可以发现，弥漫于他的初期乡土小说中对于土地与农民的深重忧患意识已经消失，“五四”新文学风气对他的影响已悄然淡化，此时无论是立意、取材，还是视角、叙述，都越来越靠近以写实性为特征的“老解放区作家群”。王林出生于北方乡下，青少年时代曾走过学生、学徒、工人、士兵的生活道路，激情洋溢却又多愁善感，但他的气质和秉性，依然属于中国北方农民，这一切成了他的文学胎记和基因。当然，这也是特定的时代文学风气使然，因为这一时期的读者，并不是一般的乡村农民，而是革命斗争阵营中的广大军民群众，这已经成为王林的自觉意识，何况他还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做过一段时间不短的记者，更清楚读者的阅读需求。他的抗战题材短篇小说便有一个鲜明特点，这就是鲜明的写实意向，他很擅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突出展示民族情操，在对敌斗争场面中凸显大智大勇的英雄本色，小说叙事始终激荡着高亢、豪迈、充满胜利信心的旋律，并辅之以紧张的悬念、矛盾的化解与情感色调的渲染，因而总能产生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

　　纠缠了王林一生的余悸

　　三十余万字的《腹地》终于出版，先印一万册，不到半年又再版加印一万册，孙犁很快发表了跟进书评，肯定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单单写出民族的苦难，在人民心里留下永恒的记忆，我觉得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和历史意义。……这样就可以在每个人的心里留下那一幅完整的民族苦难图和民族苦战图了。”[9]形势不错，却好景不长。1950年，《文艺报》分两期发表了陈企霞的《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文章长达23000字，足见磅数够重。陈文批评《腹地》，无论从主题、人物、题材，还是结构、语言，都存在着“本质的重大缺点”。王林被这一记突如其来的闷棍打蒙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生不会再有比反‘五一大扫荡'更深刻更熟悉的体裁和生活，我不能不把这事当生命来关心!”作品“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我死了也要写遗嘱，要求解决这个问题”。[10]据徐光耀回忆，“王林还专门找到周扬评理：‘我这是在日本鬼子的炮楼下写的小说，你看了没有?”他想不通，却无奈，曾在书的最后一页用钢笔抄录了郑板桥的两句诗激励自己：“隔鞋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王林还记下了1953年夏天与丁玲的一次聊天，“丁玲同志向来不爱打官腔，很天真、很亲切地说出了对文艺创作的意见。她说文艺创作的领导是自己，别人的意见接受与否，自己应有完全自由。她说她很不高兴拿草稿给别人看，热心的同志乱出主意，弄得自己不知道听呀还是不听!她说李季同志新写了长诗，已经经过一百多人提意见，改得不成样子了!特别是诗，没办法听别人的意见!”[11]丁玲是作家，深谙自由对于创作是何等重要。两年后，丁玲与陈企霞一起捆绑，以“丁陈反党集团”的罪名被打入另册。尽管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在六年后撰文为《腹地》说了一些公道话，却无法改变以政治运动整肃文艺战线的大势所趋。

　　这之前，王林写过八次检查，这位善良的作家这时候其实已经不再记恨陈企霞了。王林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昨天接大刘(王林夫人——笔者注)的信，一冲动要越级向党中央申诉，要求对我《腹地》另一种定论。今天买了本陈著《光荣的任务》，看的目的是找反驳的理由。看完之后，却觉得陈是一腔热血，对我的战斗生活和材料是抱着崇高的同情和惋惜，原先对他的不满，今天却激动的流出泪来。

　　也许这是我思想打通的新生!我应该把这段顿悟告诉大刘，同时还要向陈表示感谢!

　　由于当时文艺思潮的局限性，《腹地》受到指责和诟病之处并不少，但多出于善意，且代表主流意识，似乎无法拒绝。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主人公荣誉军人辛大刚的形象“塑造”得不够高大，一是书中的一些场景描写(比如对群众逃难和日寇屠杀的场面缺乏艺术描写的剪裁和节制)，有“自然主义”倾向之嫌。这里我只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先说辛大刚。如果我们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摆脱出来，就会发现，围绕这个人物的种种争议，不正是体现了其形象的复杂性吗?对一个人物形象的众说纷纭，恰恰表明了这个人物绝非单一化、公式化、雷同化模式的产物。与辛大刚有关的最有代表性的质疑是：英雄应该是这样的吗?确实，辛大刚与我们在许多作品中见到的英雄不大相同，他的身上有一些普通人都会有的缺点，或者至少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其实这也正体现了王林的一种创作意图，英雄不应该天生是一贯高大、无懈可击的“神”，而必须通过浴火锻炼的过程不断成长，才能成为真实的大写的“人”。

　　再说艺术描写缺乏剪裁和节制。若从纯技术的角度看，这样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作品的确有一些可以精练的地方。然而须知，藏在地洞口抱着为后人留下“遗嘱”信念的王林，是无暇也不可能在写作中把艺术技巧放在首位来考虑的。技巧常常在文学创作中扮演某种掩饰自身不足的作用，如同一个女人往往在青春将尽时才格外看重化妆的效果，而水灵灵妙龄少女所拥有的天姿本色，是不需要施以太多的浓妆艳抹的。艺术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过于精致和完美反而容易造成失真的感觉，而艺术的真实本身，又往往离不开那些不那么“尽善尽美”的甚至看上去有些粗糙和原始的构成因素。也正因为《腹地》所独具的真实感，才超过了其外在技巧的意义，它的文献价值亦相应地远远大于其艺术技巧的价值。我们常常讲，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也应该涵纳着历史或社会的教科书意味，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发表了王林的《关于〈腹地〉的日记摘抄》，其中1946年5月31日的日记收有王林致沙可夫的一封信，谈到影响自己创作的一个原因：“一九四零年我写了《平原上》，叫冀中一个青年诗人沈蔚(已牺牲)看了，他说我太有顾忌，太有宣传性了。应该写让我们亲身参加斗争者仍然看着有趣才行，先不要管一切顾忌，这样使我对一般宣传性的写法起了戒心。”这个意味深长的“戒心”，表明他的艺术初衷并不打算随波逐流，体现的也正是一种尊重艺术规律的文学眼光，说明那时的王林已经在有意识地与“一般性的宣传写法”保持警惕和距离。王林年轻时代就读过青岛大学外文系，创作上曾深受“五四”新文学风气的感染，也接受过鲁迅、郁达夫、沈从文、肖洛霍夫、厨川百村等中外文艺名家的影响，其文学借鉴和艺术修养，至少不会输于与他同时代的一批解放区作家，而王林丰富又传奇的革命经历在那一批作家中更是无人企及。王林懂得，即使是特殊历史时期，也应该发挥各个艺术样式的优势，让不同文艺形式亮出最擅长的姿态和声音。回到冀中，他写过许多有关抗日救亡的戏剧，深知戏剧是一种与群众直接互动的舞台艺术样式，具有宣传、鼓动的功能，小说则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戏剧形式，特别是长篇小说，在反映生活方面的深度、宽度和密度方面，拥有无限广阔的叙事审美天地，只有超越近距离、阶段性的宣传“配合”意识，才能充分发挥艺术潜能，笔下的作品才有可能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所接受。今天看来，王林“对一般宣传性的写法起了戒心”，在当时的年代和背景下似乎有些超前，却已为许多拥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优秀文学作品所充分证明。

　　王林是建国后第一位因长篇小说而受到粗暴批评的作家，其造成的精神伤害终生未愈。如今看来，陈企霞的批评立论已经不值得一驳了，其恶劣影响却有如“多米诺骨牌”效应。随之，文艺舞台也拉开了以政治判词代替文学批评的黯淡一幕。因一部小说的倾向“问题”，而迫使作家反复检查，长期反省，在中外文学史皆为奇观。王林越来越不自信，“余悸”如影随形，一直到“文革”来临，更如鬼魅缠身。读1966年6月6日的王林日记可以看出，已成惊弓之鸟的王林，对曾经视若生命的《腹地》表达了浓重的自我质疑，尽管挨批的事已经过16年了，这部作品仍然是王林的一块心病。他从小说的开头一直到结尾，如履薄冰，逐章检讨，被放大的错误，被显微的问题，字里行间比比皆是，令人啼笑皆非：

　　太压抑，一开始太像《一个人的遭遇》。我们的工作哪里去了?这个村子太个别了!不是典型。基本矛盾为何?矛盾主要方面为何?……缺点是末，不可本末倒置。

　　三章：广德，像关羽，不当。

　　四章：妇女太落后……

　　五章：整个区委太包庇了。

　　六章：范“暴露目标”是否合适?

　　七章：大刚看军属，应更前一些。……抗大政治教员，又是知识分子，又专讲苏联，应当首先讲毛主席的井冈山的斗争……

　　八章：……云凤在一九四二年还没有见过毛主席，显得群众太落后。大刚讲女红军的故事，云凤听后要学习“历史留名”不好，个人英雄主义!

　　九章：……正面人物不应再描写成向历史人物学习。

　　三分之一稿了，大刚这个正面形象还没有树立起来!……[12]

　　在王林噤若寒蝉、唯恐疏漏的不断反省中，全书几乎皆为败笔，无一是处。这种可怕的创作后遗症贯穿了王林的后半生写作生涯。

　　一些年后，王林又相继发表了《一二·九进行曲》、《站起来的人民》、《叱咤风云》等一批长篇小说，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较一般。而王林最看重的就是《腹地》，为此他不惜把后半生的心血搭进去，一改就是三十载，直到王林临终那年的1984年。1985年，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了修订本《腹地》。新《腹地》与原生态的老《腹地》相比，已被修改得面目皆非。据王林长子王端阳回忆，修订本《腹地》，他读了几次都没读完，总觉得有“高大全”和“三突出”的东西，后来整理父亲遗物，发现了1949年版的老《腹地》，一口气读完，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他决心为父亲再版老《腹地》，还历史本来面目。而大致相同时间，台湾学者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列出了“战时战后小说作家作品录”，上面收有王林写于1940年代的三部作品：《腹地》、《十八匹战马》《女村长》[13]。这位活了七十五岁的传奇作家，自然是无法知道一切身后事了。

　　王林生前多次检讨自己，写《腹地》之前不曾看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位文学前辈曾对王端阳说：“王林要先看了《讲话》，他就不是王林而是孙犁了。”[14]此言意味深长。建国后的王林始终都在不断校正自己，以努力接近那个巨大的文艺标准，却与那个真实的文学世界渐行渐远，最终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悲剧性“个案”。作为不正常文艺批评的第一个牺牲品，王林由小说创作的巅峰状态跌入万劫不复的低谷。这样的悲剧不仅仅属于王林个人，更是某一特殊历史阶段的荒诞缩影。

　　(原载《随笔》2010年第6期)

　　[1]王端阳：《王林和他的〈腹地〉》，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二期。

　　[2]《〈火山口上〉前记》，《王林文集》第四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

　　[3]《史沫特莱女士》，《王林文集》第四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

　　[4]吕正操：《〈腹地〉代序》，《王林文集》第二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

　　[5]王端阳：《王林和他的〈腹地〉》，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二期。

　　[6]王林：《关于〈腹地〉的日记摘抄》，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二期。

　　[7]《鲁迅日记》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951页。

　　[8]沈从文：《评〈幽僻的陈庄〉》，《王林文集》第一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

　　[9]孙犁：《〈腹地〉短评》，《王林文集》第二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

　　[10]王林：《关于〈腹地〉的日记摘抄》，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二期。

　　[11]王林：《关于〈腹地〉的日记摘抄》，载《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二期。

　　[12]王林：《文革日记》第87页。

　　[13]邢小群：《“〈腹地〉事件”引起的思考》，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6期。

　　[14]邢小群：《“〈腹地〉事件”引起的思考》，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