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苦笑，又问 ： 那你觉得你爸会去哪儿呢?

　　唐凤眉毛一挑 ： 我咋晓得?你问我，我问谁去?

　　我挠起头来。

　　唐凤眼神暗了暗，语气柔和几分 ： 汉奸，你问问你爸吧，他俩是战友，或许晓得老头子的去处。

　　我如梦方醒。我父母跟我住在一起，他们把我培养成记者后，就心满意足了。我父亲身体康健，常常骑着自行车，叮叮当当去城郊钓鱼，跟我母亲一起再次把我儿子养得又白又胖，成果丰硕。至于他俩跟我老婆斗斗嘴，那是捎带脚的事儿。

　　我掏出手机打电话，我父亲在电话那边说话了 ： 说你唐叔啊，昨天我见过他……他跟我唠叨唐龙，是想儿子了。我脱口而出 ：那他不会去找唐龙了吧?说过这话后，我有些后悔。唐龙去南方多年都杳无音信了，一个糟老头去哪儿找他呢?

　　我挂断电话，看见唐凤背对着我，一副要走的样子，可耳朵动了动，显然在捕捉电话声。

　　我清清嗓子 ： 唐凤，你莫急，我再去找找哦。

　　我才不急呢!唐凤说完昂着头摔门而去。

　　我又走进夜色，走得漫无目的，不知怎么就走到了银城火车站。据说那儿的绿皮火车就要被白色高铁取代了。我站在广场上，透过栅栏看着铁轨，恍惚看见一列火车缓缓驶去——

　　6

　　很多年前，唐龙就是坐着绿皮火车而去的。

　　唐龙从小就瞧不起他爸，因为唐叔是矿上人嘴里的“怪人” 。曾经的煤矿怪人就那么几个，比如从牛棚放出的工程师，据说是北方某所大学毕业的，酷爱下象棋，除了上班画画图纸外，就窝在邮电所前等人下棋，实在无人就左手跟右手下，不亦乐乎。比如学校的那位工农兵大学生出身的校长，对教书育人没有兴趣，常凿锯齐上修理课桌板凳，据说他在农村老家时是做木匠的。当年，我用大脑瓜琢磨了好久，才明白过来 ： 要想不被矿上人称作怪人，就得头戴安全帽，穿着矿上统一发放的蓝色工作服，按时上下班 ;就得能跟三五战友、老乡或同事喝得脸红脖粗，舌头卷起麻花。而唐叔不符合这个标准，他只在山村喝，不爱理睬人，总骑着自行车四处溜达，有时还会独自咕咕噜噜，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这不是家族遗传病，跟他的儿子无关。可唐龙却觉得有这样的父亲是很丢脸的事儿。

　　在学校的围墙下，少年的唐龙叼着用一角钱买来的香烟，很痞的样子。学校边上小店阿姨很会做生意，她把一包烟拆开，散卖给学生，而那一角钱应该是唐龙偷偷把矿上的小推煤车卖给回收站得来的。

　　唐龙总是一脸忧郁，那让他小小年纪就有了抬头纹。他用舌头卷着香烟，突然说 ：汉奸，咱俩换父亲好么?

　　我一愣，心知唐龙不喜欢保卫科的人，便笑 ： 龙哥，这个我可做不了主，你去保卫科把咱俩户口换过来，不就行了?

　　唐龙黑起脸，看天，半晌又说 ：汉奸，你那么会念书有屁用，长大后咱们都得做矿工!

　　唐龙的话说得对，矿上子弟很少能考出去，大多上过煤炭技校后分配回矿里，或者顶父辈的职当个工人。有一年矿上电影院放映印度电影《流浪者》 ， 主人公拉兹是个小偷，上面有一句台词 ： 贼的儿子永远是贼，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引得观众们会心地笑起来。奇怪的是，放映员唐叔却听得泪流满面，而且从没学说过这句台词。

　　我想起那年“严打” ，矿上有几个哥哥姐姐因跳黑灯舞，被公安以流氓罪抓走了，而唐龙有可能会成为那样的人， 于是我笑： 龙哥，你说得不对!矿上子弟不也有坐牢的么?

　　唐龙的脸更黑了，他狠狠地瞪我一眼 ：你这个小汉奸，嘴真毒!

　　我嘻嘻一笑，其实我那是为唐叔报仇，他在父子之战中总是输给唐龙。

　　唐龙常把唐叔的永久牌自行车偷出来骑，后果不用预测，就是他会被唐叔罚不许吃饭，可他并不害怕，仍不屈不挠像个斗士——那似乎是少年的他与唐叔争斗的常见方式。唐龙长大后，与唐叔的冲突主要集中在择业上。唐叔想把自己的放映员岗位当作珍贵的遗产，传予初中毕业就在矿区游荡的儿子，让儿子能捧上铁饭碗。可唐龙对那顶职的事儿并无兴趣。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录像厅、台球室、大众舞厅、电子游艺室在大街小巷层出不穷，让银城多少有了纸醉金迷的都市味儿。唐龙闻风而起，租下矿区废弃的仓库，开起了录像厅。那时，矿上人家大多买了黑白电视机，矿上插转台每晚四集连放起香港武打片《霍元甲》什么的，一时屋顶上的天线鱼骨般树起，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的歌响彻矿区角角落落。矿工俱乐部不再放映电影了，而唐龙的录像厅却非常火爆，日夜播放着武侠片、枪战片，当然还有毛片。那让无所事事的矿工子弟有了好去处，他们在那里打发着旺盛的精力，放纵着多汁的欲望。那里似乎有种危险、狂放、混乱的气息，跟电影院不一样，不是盛放着梦，而是圈禁着发情的小兽。据不完全统计，矿上至少有六对婚姻就是在那黑灯瞎火的地方萌发胚芽的。我对那里心驰神往，可唐龙不让我和唐凤去，总掏钱请我俩吃板鸭翅膀，他的钱仿佛流水般用之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