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又叫“少年”，流行于甘、青、宁、新地区，是汉、土、回、藏、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普遍喜爱的民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西北之魂”。

　　据说，“花儿”产生于明朝初年的甘肃临夏，后来不断向周围省份蔓延，形成“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六盘山花儿”等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流派。“花儿”音乐旋律绚丽多彩，文化内容丰富深刻，多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语言质朴、通俗、鲜明，音乐高亢、悠长、爽朗，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是西北各名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的文化瑰宝和艺术奇葩，也是当地人民的精神依托。

　　“花儿”是普通大众心灵的慰藉。几百年来，生活在条件艰苦的西北人民，面对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压力，艰苦奋斗，艰难度日。在田间山野劳作的人们、在旅途跋涉的人们、在狭小的空间里打发苦日子的人们，没有多少可以排遣心情的载体和媒介，就通过“漫花儿”听“花儿”的方式，来宣泄心情，抒发感情。“花儿本是心里的话，不唱了由不得个家”在劳动间隙吼一嗓子“花儿”，在“花儿”会上听几首“花儿王子”马俊的“花儿”，人们的心灵会得到极大的慰藉，重新激发起对生活的希望，勇敢地去面对各种挑战。

　　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歌唱爱情也是“花儿”的主体。作为民歌的“花儿”其产生之初可能源自于男女情愫的表达，而其在漫长的岁月里得以沉淀和传承发扬，也得益于人们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在旧社会，男女之间是不可能自由恋爱和结合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最基本的遵循，封闭落后的西北农村更是如此。但是，对“花儿”的追求，对“少年”的爱慕，对自由的渴望，是任何封建戒律和道学陈法都无法禁锢的!“花儿”和“少年”们利用一切机会，特别是利用“花儿会”通过唱“花儿”传爱意，诉衷肠，表真情。“青铜的灯盏十八转，降龙木刻哈的第盘;等上个千年哈心不变，五百年修哈的婚缘”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青山根里的黑土地，连种了三年的菜籽;端起个饭碗想起个你，手抖着抓不住筷子”诉说着对情人的思念。大量的情歌从冲破封建礼教、表达爱慕之情、互诉衷肠、喜结连理、对恋人的思念、对爱情的坚贞不渝等几个方面诠释爱情的圣神美好，彰显了”花儿”的永恒魅力。

　　不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一切文学艺术均来源于生活并反映生活。“花儿”正是因为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牢牢扎根社会土壤，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养分，经过一代代歌手的传唱、加工创造，有千百万各族人民的热爱和推崇，才走到今天，发展成内容丰富、曲令众多、歌手灿烂、蜚声中外的民歌艺术形式。“地里的庄稼们上场了，东家的大骡子到了;团课交了皇粮要，穷哥哥没法子活了”是对封建剥削的控诉;“打一把刀子清水里淬，要杀个吃人的狼哩;剥你的皮子者绷鼓哩，血海的深仇哈报哩”表达了对剥削者的仇恨和反抗;“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俊不过太阳的光辉;幸福的道路哈共产党开，好不过时代”是解放了的人们对新社会、对共产党发自肺腑的歌颂和热爱;“山里的松柏们四季里青，河里的流水是常清;党的政策是指路的灯，照亮了四化的前程”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笃信。激昂的旋律，热烈的情感，切实的内容，反映着时代的脚步，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时代的步伐。

　　过去，人们把“花儿”当作“野歌”，是不允许在庄子里唱的。这可能与“花儿”多是情歌，和旧礼教的教化向背有关。也许正因如此，才使得“花儿”在田间、野外获得广阔的舞台而野蛮生长。现在，随着人们观念的开放和有关机构的支持，“花儿”走进了城市，登上了舞台，好像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然而，随着传统社会的快速解构，“花儿”生长的生态环境发生急剧变化，“花儿”歌手呈现青黄不接的窘况，除了几个特定时节的“花儿会”野外基本听不到“花儿”的声音，看不到“少年”的影子，传统的“花儿”与我们渐行渐远。不知道这个民歌百花园里的奇葩，还会不会重显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