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在党国的分上，拉兄弟一把!”

　　国民党王牌军74师师长张灵甫身陷孟良崮火海时的呼救话，令人难以忘怀。原来，所谓“民国”实为国民党治下之“党国”，这种党即国家、以党治国的制度，把国民党完全凌驾在国家、法律之上。

　　1933年春天，轰动全国的陈独秀案拉开党治下的审判大幕。实际上，在此案移送江苏高等法院之前的1932年10月24日，“总裁”蒋介石即“电令”：“陈独秀等系危害民国罪人，应交法院审判以重司法尊严。”江苏高院不敢怠慢，从起诉、公审到判决，始终按“总裁”定下的调子，指控陈独秀犯有“危害民国”，“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的“罪状”。

　　对这种荒谬的指控，陈独秀在庭审中予以严辞驳斥。他指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如果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就“谓我危害民国”，那么孙中山、黄兴等，推倒满清政府，推倒北洋政府，亦即危害国家，“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而且，国民党治下的民国，人民不自由，贪官污吏横行，政府不彻底抗日，国人为何反对不得?陈独秀之《辩诉状》说：“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国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袁世凯曾称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疑的宣告予之无罪”。陈独秀的抗辩，有理有据，博得广泛赞誉，名律师章士钊等纷纷为之作无罪辩护。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等，理屈词穷，狼狈不堪。

　　审判中的一个小插曲很有意味。国民党御用喉舌《中央日报》刊出程沧波写的记者专论，对陈独秀、章士钊的抗辩进行批驳，说什么在训政时期，“今日中国之国民党，……在现行法律上，在现存制度下，即为国家”。陈独秀宣传共产主义，反对三民主义，“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反对并图颠覆国家”。《中央日报》的这番高论，承袭蒋介石、国民党“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余唾，十足显露出独裁嘴脸!按照这种“党国”论的主张，必然引申出以下怪诞逻辑——

　　爱国，则必爱国民党，必拥戴三民主义，必挚爱领袖蒋介石;反之，欲推翻国民党，反对蒋介石政府，宣传共产主义，攻击三民主义，就是“危害国家”，即犯下“叛国”罪。

　　对这种偷天换日，国体与政体混淆、主权与治权不分的谬论，章士钊给予迎头痛击!他援引民国《约法》条款，逐条抨击《中央日报》专论的法理谬误，指出：“中央记者爱护己党，张皇布辞，以国家之宝始，以党即国家终，抑亦自陷于逻辑矛盾之域而不可通。”他讽刺道，“中央记者不居国民党不敢居之名，而却为本党尽攫其所欲攫之实，是之谓党报!”与此同时，章士钊还揭穿国民党操纵舆论、左右司法的图谋：“中央记者，于该案尚未宣判之日，利用全党第一宣传机关之班资，显示被告应受何等刑责，以致判决主文，适如所期，似其影响所中，实谥出于吉人词寡之外，……取瑟之意朝明，城旦之刑夕应，中间有无相感相召之迹，及其迹为若何?”

　　党治下的陈独秀案审判，于1933年4月26日由江苏高等法院作出裁决：“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但是，国民党赢得了判决，却输掉了法理和道义，还暴露了它党国混同、以党治构陷人罪，践踏司法尊严的专制和虚伪面目!陈独秀、章士钊的两篇《辩诉状》名噪一时，各大报纸都要求刊载，均为国民党当局以“不许为共党张目”所封杀、禁止。只有罗马天主教会主办的天津《益世报》独家登出全文。后来同为教会学校的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还将两篇《辩诉状》选作法学系的教材。

　　“千金市骏骨，遗言觉新民。”(陈独秀《告少年》诗)陈独秀案审判已逝去70多年，但留给后人宪政思想资源。它表明，一党专政的党治之下，难有法律尊严和司法公正。恰如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先生所说，党治是一个政党获得政权后不能还政于民的产物，若不“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所谓真正的民主政治，便将永远无从谈起”。(见四川教育出版社《张澜文集》)

　　注：文中所引除已注明者外，均见河南人民出版社《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