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年以前曾经写过一篇《盗亦有道》，记录若干关于窃贼的传说。那一天偶尔重读，居然兴致不减。盗窃是一门古老的职业，虽然从业者不那么名誉。如同诸多行业，盗窃领域的人才也是良莠不齐。一些笨贼令人恼火。倒不是因为被偷走什么，而是因为他的笨。

　　我曾经在公共汽车上遇到过一个笨贼。儿子小时顽劣，从滑梯上跌下来的时候手臂骨折，我带他乘坐公共汽车到郊外的一个老中医那儿接骨。公共汽车并不拥挤，然而恰巧没有了座位，只有我们站在空荡荡的车厢中央。我一手握住吊杆，一手扶住儿子——他那时还不及我腰部高。这时，那个没眼色的笨贼就这么凑上来了。他左臂上搭了一件米色的风衣，右手在风衣的掩护下往我的口袋伸来。我腾不出手，只得大声说：嘿，你要干什么?所有的乘客都看过来，车厢中央的三个人如同舞台上的三个演员。笨贼若无其事地收了手，似乎也没有为自己粗糙的技术难为情。郊外的马路坑坑洼洼，公共汽车的摇晃带动身体前后俯仰，他的手乘机又从风衣后面伸出来。我面对面直视他大声说：那个口袋里没有钱的。这回他稍稍尴尬，居然笑了笑。片刻之后，公共汽车到达一个站点，他堂而皇之地下了车。乘客与司机似乎都见惯不惊，没有人多嘴一句什么。

　　这种笨贼的故事是没有办法拿去拍电影的。一位作家聊天之中表示，特别爱看“神偷”为题材的电影。所谓的“神偷”，必须显示出智慧和叹为观止的技术含量。被盗造成的财产损失令人悲伤，甚至痛不欲生。但是，如果损失仅仅发生在电影院的银幕之上，切肤之感就会削弱许多。这时，事情开始慢慢显露出有趣的另一面，“神偷”的形象可爱起来了，譬如勇敢的冒险，兢兢业业的专业精神，譬如独出心裁的奇妙构思，丝丝入扣的精确计算，如此等等。当然，那些好心的导演通常愿意将被盗者设计为劣迹斑斑的小人，盗取他们手中的不义之财不啻于替天行道，那些神出鬼没的盗贼可以减免若干道德上的愧疚。

　　走出电影院来到外面的街道，多数人衣冠楚楚，表情端庄;盗贼如同贵人，不是想碰就能碰到的。我居然有过几回被盗的经历，这即是运气了。无意得之，幸甚至哉。当然，这些小小的轶事之所以堪为谈资，恰是因为盗贼的过人之处。他们设计巧妙，手艺精湛，表演娴熟，以至于我不得不发出由衷的感叹：即使从事别的职业，他们大约也是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吧。

　　二

　　那年，距今大约十六七年了，在京城参加一个有些规格的会议，入住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宾馆，会期四天。第三天订购返程机票，突然发现身份证以及装身份证的钱包已经不翼而飞。报警之后，两个警察还是客气地为一个含金量很低的钱包来到宾馆一趟。我不满地抱怨说，没有想到居然在首善之区丢了钱包。一个年轻的警察笑着用常识开导我：这儿靠近火车站呵。任何城市的火车站附近都是盗贼出没之地。

　　钱包不知什么时候丢失的，我只得将几日的活动回想一遍。入住宾馆之后，我从未出门，除了第二天晚上的一次短暂的散步。宾馆周边几条纵横交错的小巷，房子低矮破旧，是外地民工的聚集之地。到了夜晚，小巷烟火气十足。饺子店、面馆、水果摊、理发店、修自行车铺子次第排开，隔一小段路就有一圈人围坐在路边的马扎上，吃烤肉串，大口喝啤酒，大声说笑。

　　出了小巷，外面是一条宽阔的大马路。因为宽阔，人行道上反而有些清冷，路灯黯淡地隐在斑驳的树影之中，只有那一幢火车站的高楼灯火辉煌地矗立于马路的尽头。我漫步了一小会，忽儿担心临睡之前会饥饿起来，就到路边的一间便利店里买了一小包饼干。出了便利店，又缓缓行走了一段，见到人行道旁边一条幽暗的小巷。驻足观察了一下，我确定这一条小巷可以返回宾馆，转身拐了进去。就在驻足停下的那一刻，背后一个老人轻轻地撞了上来。我一回头，一个老迈的身躯摇摇晃晃地从身边蹒跚而过。当时心里涌出一阵微微的歉意：竟然不小心挡了老人家的道。

　　这种感觉当然是事后回忆的时候才浮现出来：老人撞在我身上的时间似乎多了半秒。正常的身体触碰与分离大约要快那么一点点。我的补充想象是，他跟随我已经好一阵子，暗中观察我进了便利店，看清了钱包是塞在后面的裤兜里。对这种高手说来，完成后续的情节只需要半秒。

　　钱包里的几百元谈不上多少损失，临时补一张身份证略为麻烦一些。时至如今，我对于他电光石火一般的手法深感钦佩。当然，他的演技也不坏——我猜这是一个伪装的老人。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转头的那一瞥：惨白的路灯下，一个老人幽灵一般无声地从身边飘过，两肩微耸，下垂的胳膊如同两根僵硬的木棍摆动，摇摇晃晃的小碎步像是踮着脚尖走出来的。

　　三

　　太太急促地在各个房间窜进窜出的时候，我知道肯定又有什么东西找不到了。这种情况司空见惯。从钥匙、银行卡、笔记本电脑、手表到眼镜、衣物、口红、书本，没有什么不能列入寻找的清单。那时的寓所是复式的两层。太太不得不上下奔波，气喘吁吁，家里那只拉布拉多狗一如既往地欢乐，摇着尾巴跟随女主人上窜下跳。

　　太太通常奉行的策略是，丢了东西不必认真找，反正它们迟早要重出江湖。可是，现在是上班时间，她上班携带的挎包不见了。太太甚至无法确认，前一天下班的时候是否将挎包带回了?直至在阳台上捡到丢弃的身份证和银行卡，我们才意识到盗贼前一个晚上光顾了寓所。我们的寓所是10楼。盗贼沿着外墙的下水管道攀爬上来，翻越阳台的栏杆进屋。一个身手矫健的盗贼曾经在黑暗中逗留在与卧室一门之隔的客厅?一身黑衣的彪形大汉还是手持利刃的流寇?不寒而栗的感觉久久不褪。

　　之所以没有严重的损失，必须提到那只拉布拉多狗。它的名字叫卡普。卡普的窝安放在楼下。这只狗十分黏人，晚上不仅在我们二楼的工作间逛来逛去，甚至睡觉也不肯下楼。每天晚上把它赶回楼下之后，还得在二楼的楼梯口横搁一块长木板，以免它半夜上来打扰。我猜卡普半夜听到了楼上的响动，它啪啪地沿着楼梯跑上来，但是被楼梯口的木板拦住了。卡普从来不会狺狺地吠，只会在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表示友好。盗贼肯定被惊动了，他匆匆退到了阳台。翻出阳台的栏杆之前，他还是按照江湖规矩留下了身份证和银行卡。太太抚着卡普的脑袋问：昨晚有坏人来过吗?卡普眼神清澈，满脸无辜，尾巴摇得飞快。

　　报警之后，警察很快到了。太太显然说不清挎包里多少钱，她可惜的是一副款式别致的耳环——这是她从异地带回的。可以变卖几文钱的大约是挎包里的手机和平板电脑。一位警察得知太太丢失的是苹果手机，立即提议进行定位，据说可以迅速锁定盗贼的踪迹。

　　一位著名作家日后向我证实了手机定位的神奇功能。那一天晚上，作家与几位好友开怀畅饮，八分醉意了才独自返家。下了出租车，他已经找不到家门。摸到一堵亲切的砖墙，他就地滑倒，安详地坐在墙角睡着了。事后的监控录像表明，一个开着汽车的盗贼在他身边谨慎地转了几个来回，然后摸走了他身上的手机和挎包里的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然更为重要，里面贮存了一部著名的小说稿子。但是手机救了他。定位功能协助警察迅速破案，电脑之中的小说回到了主人的温暖怀抱。当然，这位作家头脑十分清醒。绘声绘色的叙述之中，他的盛赞对象始终是高度负责的警察同志，而不是苹果公司的巧妙设计。

　　我也没有被苹果公司的定位功能迷住，而是婉言谢绝警察的提议，放弃这个案件的继续追究。

　　四

　　当年我居住的那一幢楼房已经旧了，外墙生锈的下水管道并不牢固。我开玩笑地说，半夜愿意冒险爬水管的人，生活肯定有点问题。损失一点钱财帮助他，多少也可以算小小的善举吧。我不想说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太太的包里存放了名片。盗贼可能知道她的身份和工作单位。我担心日后的报复。一些性格偏执的人拒绝承认任何错误。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千个正当的理由，所有的惩罚都被视为恶意迫害。他们无限委屈，发誓以加倍的狂热复仇，哪怕赌上未来的一切。如果进屋的盗贼恰好这种性格，将会成为一个无法甩下的麻烦。我又没有能力雇一个警卫队。

　　这些顾虑可不是因为电影看多了。世界上各种古怪的性格远比预料的要多，说不定拐个弯就会遇到一个。说真的，有些人正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引起我愈来愈大的好奇。譬如，做了亏心事如何还能保持气势如虹，甚至咄咄逼人?他们的心理素质令人称奇。我听过一个老教授的一则趣事。某一天老教授突然在一本学术刊物上发现，自己的一篇论文遭到了剽窃。老教授勃然大怒，决定公布证据，让抄袭者颜面尽失。中午时分，敲门甚急。夫人甫一开门，一个年轻人抢进来，两个大礼包往旁边一搁，扑通一声跪下：我就是抄袭您老人家大作的人。不瞒您说，正是由于发表这篇论文，我评上副教授，当了教研室主任，老婆孩子从乡下调来，工作和读书都有了着落。您若公开此事，我罪有应得，当然不能再在学术圈里混，但是老婆孩子都要滚回乡下，真不知怎么过日子，弄不好要出人命。我在这里给您赔罪，怎么罚您看着办。据说老教授和夫人吓得面如土色，连声保证说：决不揭发!决不揭发!这的确是构思独特的一幕，挥洒自如，大开大阖，终于成功地让老教授认为，自己是一个斤斤计较的猥琐小人。

　　我也曾经多次在刊物上发现自己的作品被盗，赫然署上不认识的作者姓名。还有一些作品的局部被改头换面安装到另一些作品里面，充当骨架或者零件。多数时候， 我懒得纠缠——就让长久的惴惴不安暗中折磨他们好了。事实证明，这种可笑的一厢情愿既高估了对方的道德感，又低估了对方设计圈套的智商。

　　那一次讲座是学术会议之前的热身。一位本校的先生带我到了举行讲座的小礼堂，并且全程陪同。我刚刚完成一篇论文，已经得到学术刊物的用稿通知。我兴致勃勃地与学生分享了这篇论文的观点。意外发生在次日的学术会议。那一位陪同我讲座的先生上台发言。他坦然地说，他已经给这一次会议提交了论文，诸位同仁可以阅读，论文的观点不再重复了。他今天要报告的是另一个新的学术观点，随即开始复述我昨天讲座的内容。

　　怎么可能?我大惊失色。我的座位安排在会场的第一排，与会议的报告席仅三四米的距离。我瞪大眼睛直视这位发言的先生，几有“目眦欲裂”之感，然而，他的目光掠过会场上方，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洪亮的声音稳重而自信：今天我要报告一个新的学术观点。

　　当时刚刚开始接轨国际学术会议惯例，通常的会议报告仅仅安排五分钟。这位先生经验不足——是不是多少还是有些许紧张?他耗费了一些时间在外围盘旋，接触核心观点的时候时间已经告罄。会议的主持是一位资深的大人物。他转身对这位先生说：你超时了，再给你半分钟。这位先生愣了一下，又结结巴巴地从头说起。过了一小会，主持人毫不客气地打断——时间用完了。这位先生有些尴尬地离开报告席，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悄悄评估一下，似乎没有人听明白他想说什么。学术观点失而复得，两天之内的紧张往返只有两个当事人心知肚明。

　　我再也没有与这位先生谋面。事后至少有那么几天，我的诧异远远超过了愤怒：各种“巧取”仅仅是幕后的勾当。如此笨拙地当面“豪夺”，是不是有些像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的那一位?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迟钝：学术会议报告的学术观点视同发表。这种及时而巧妙的拦截没有任何风险——不存在一篇事先发表的论文作为剽窃的证据。如果我气呼呼地提出抗议，“贼喊捉贼”的埋伏圈已经安排就绪：舆论留给我的角色多半是后者。

　　五

　　另一个故事也是由一场讲座引起。为了证明遭遇的圈套并非简单的“美人计”，我首先必须指出，那位年轻的女出纳不怎么漂亮。否则，事后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她的长相?

　　应邀到异地的培训班做一个讲座，住在培训基地的宾馆。讲座完成之后，循例要给一小笔讲课的酬劳。午休时分，女出纳敲门送来了讲课费。这个时段到访似乎有那么一丝暧昧的气息。四处无人，走廊尽头值班的服务员也溜得无影无踪，一张靠背椅空在那儿。女出纳坐下之后开朗地说笑，聊了一会儿当地的风土人情。她说到过我居住的城市，说得出城市附近的一座名山，而且知道山上的好茶远近闻名。

　　无拘无束地交谈一阵，她从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搁在桌上，客气地请我点一点里面的讲课费。我当然不肯像庸俗的小市民那样当面点钱，连声说：“不用!不用!”这时，多看一眼桌上的信封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片刻之后她起身告辞。走了两步，她突然一拍脑门：“我老公总是说我糊涂，动不动就点错钱。我当出纳可是赔了不少钱。这份讲课费刚才也忘了点一下。”她返身拿起桌上的信封，抽出里面的纸币点了一遍说：“你看你看，又弄错了，多了三百。幸好认真一些。”她抽走了三百元，然后笑眯眯地走了。

　　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我要出门参加另一场座谈。离开之前，我想把桌上的信封收起来，下午服务员要来收拾房间。拿起信封的时候，心里突然出现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打开信封将里面的钱点一下。按照约定的讲课费，信封里恰好少了三百。我愣了一会忽然醒悟过来：刚才的每一个环节都显示出精心设计的痕迹。

　　出门前往会场的时候，突然见到女出纳与一批人有说有笑地从另一条走廊过来。我迎上前去，想让她解释一下。她的脸微微一别，俯头与身边的人亲切地说着什么，丝毫没有流露出认识我的迹象。我及时地收住莽撞的步子，同时意识到要求解释的冲动多么愚蠢。

　　我的内心深处的确隐藏一个模糊的期望——的确希望女出纳是一个马马虎虎的人，抽走三百元恰恰是由于她刚才点错了。可是，她的巧妙回避是一记清晰的证据，不言自明。幸好没有当众叫住她，对质估计只能收获可笑的难堪。

　　真的，那位年轻的女出纳不怎么漂亮。我又把这句话重复一遍，决不是因为怀恨在心而刻薄一下，而是想表达一个小小的感叹：如果她是一个美人，天下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