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一门很玄妙的艺术，也代表了一种精神。它不仅是写字技艺，更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点画之间有着我们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哲学理念甚至是一种信仰。现今，也许它的实际功能在弱化或是变化，但它始终是维系我们与古老汉语情感的最重要纽带。如果我们在纸上写个字都变得艰难无比，我们如何能够感知书法所携带的文化体温?或者说，这么一种古老的、我们赖以与先人进行沟通、神会的艺术，我们又怎能将它彻底交给电脑?

　　书法家们往往是在充满激情、亢奋的状态下完成其作品，读者能从墨迹中隐隐地感受到书写者的某种情绪。这其实正是一种表现主义艺术的特点。狂草产生于唐代，当时的绘画基本上属于工笔重彩的表现形式，范山模水，描眉涂目，都需凭借理性在较长时间里完成。即使如吴道子那种带有表现主义成分的画法，也终归要受到物形的限制。反而书法中出现的狂草，可以比较充分地表现情感或情绪。

　　草书是一种书写简便而又极富艺术性的书体。广义上把书体的草率写法都叫作草书。一般认为草书始于汉初，在汉代隶书基础上慢慢演变而来，分为章草、今草和狂草。许慎《说文解字》里说“汉兴有草书”，其特点是“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这是比较权威且大众引用最多的说法。

　　东汉张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草圣”。他的父亲是位很有名气的武将，而张芝却不入世，坚持以钻研书法为己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不以入世而以书法闻名被载入史册的大家。

　　他的草书很有影响力，我们常说的“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就源自张芝。王羲之对张芝极为敬佩，说自己临池还达不到张芝这么刻苦。当然王羲之也很厉害，他应该算是第二代“草圣”了。

　　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王献之，是第三代“草圣”。由于他常被大家定位为“圣二代”，所以我们常说“二王”而忽略了他的“草圣”之名。第四位“草圣”是真正有诗文记载的，像杜甫诗中提到的“饮中八仙”，其中就有“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里面的“草圣”就是指张旭。

　　值得一提的是，张旭的书法老师是他母亲的兄弟陆彦远，陆彦远的父亲就是唐代大名鼎鼎的行书、草书大家陆柬之，而陆柬之的舅舅是初唐四大书家的虞世南，虞世南的书法老师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永和尚。可见，书法的文化传承具有一定的家族性。

　　公认的“草圣”张旭把草书传给了很多人，史书上有记载的就包括当时两次向他请教的颜真卿，另外还有向他探讨笔法的李白、徐浩等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旭的草书后来被颜真卿传于怀素。

　　人们常说草书在中国历史上有四个半“大家”。其中四位就是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和张旭，最后半位是怀素。我们经常以怀素作为节点，因为在怀素之后，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在草书方面与他们五人比肩了。

　　怀素(737年—799年)，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今属湖南)人。由于怀素是出家之人，因此四个半人中唯有他“半人半佛”。西安碑林也有不少他的经典作品。

　　在我国书法史上，提到草书的作品，这几位圣人真正流传下来的墨迹其实很少，但幸运的是“草圣”张旭的作品，西安碑林就有两方，即《肚痛帖》和《断千字文》。

　　张旭的《断千字文》十分著名，元代《类编长安志》就记录此帖为张旭于唐乾元二年(759年)二月八日所书，而张旭恰恰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很多介绍书法的著作中也提到这是张旭晚年之作，所以名气更大。而且经过多方考证，碑石还是由宋代西安碑林的缔造者之一吕大防专门刻制而成。这是张旭留在人间的极品。由于它已经断裂成六块，所以又叫《断千字文》或《断碑千字文》。

　　这六块碑石的内容是《千字文》的一部分，每块碑石高度基本上都在34至35厘米，最高的一块是第四石，高38厘米。宽度上，第一石55厘米，第二石80厘米，第三石最宽为120厘米，第四石91厘米，第五石39厘米，第六石53厘米。由于当年这些碑石的刻制是为了做拓片，按照纸的宽度来定，所以宽度基本相仿。只是这些碑石因为破损，所以长短不一，原来完整的大概都像第三石一样，四周是有边框的。

　　提到《千字文》，大家可能会想到我国历史上的童蒙读物“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三个作品当中，《千字文》算得上是这“三百千”中的贵族了。因为与《百家姓》和《三字经》不同的是，《千字文》缘起梁武帝萧衍，他在位47年，极会养生，中晚年不近女色，一日只吃一餐，笃信佛教。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也确实很长寿，享年86岁，是我国古代仅次于乾隆的长寿皇帝。

　　萧衍所建立的梁朝国富民强，在历史上有很多建树。他对教育十分重视，也很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为了教孩子们练习书法，萧衍命大臣殷铁石从王羲之的字当中选出千字来。但是这些字意思不连，彼此也没有什么关联，所以孩子们不是记不住，就是学了东忘了西。有一天，梁武帝突然想到自己朝中有位有“特异功能”的人——周兴嗣。周兴嗣记忆力超凡并且才思敏捷。于是梁武帝命周兴嗣把这一千个字按照押韵的规律以及语义，四字一句组合在一起。

　　没想到周兴嗣仅一夜就将《千字文》写了出来，达到了梁武帝所有要求的同时，还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始，把中国的天文历史地理事无巨细地给倒出来了!真是一部了不得的书籍!

　　《千字文》不仅在中国广为流传，也影响到了古代的日本和朝鲜。《千字文》讲了很多东西，例如我们一般都不知道我国古代有没有苹果，其实古代的水果“果珍李柰”中的“柰”就是我国土生土长的苹果。虽然跟现在的苹果有点区别，但是这个“柰”应该属于蔷薇科苹果属的种类。

　　《千字文》本身确实是篇佳作，再用王羲之的字把它这么一美化，那就成了稀有之物，所以《千字文》最早其实叫《集王羲之书千字文》。在古代，它既是一部教科书，又是一部极好的书法字帖。

　　《千字文》在中国流传下来知名度较大的，还要算上张旭的大草《断千字文》。他的字迹给人感觉与众不同：我们古代的草书虽草，但是大体还有行书的影子在里面，有一些特定的符号化的标记，而张旭的狂草，疯狂到就连他自己喝醉写完，酒醒之后也赞叹称奇，有的字想了半天才能辨别出来，笔笔相连，龙蛇飞舞中若有云烟之气。所以著名的近代学者沈尹默先生评价狂草，认为它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虽无色却有美术之形态，虽无声却有音乐之韵律。

　　因为张旭用头发写字，酒后狂喊被称为癫狂之人，后来学他书法的怀素和尚也爱喝酒，就有了“颠张狂素”。这个和尚本来是很斯文的，但是写起字来也跟他崇拜的张旭一样，狂走呼喊，在人家的墙上、衣服上等各种地方，留下了不少书法作品。当然这个不是他们的专利，据史书记载，张芝也经常在自己的衣服上写满字，然后洗干净再写。所以这些书法家也真算是性情中人。

　　狂草融入了老庄文化中的逍遥自在，重其意而不拘其形。虽如此，每个字还是有每个字的范围空间，每个字还是有它最后的语义，所以又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中庸中和，再怎么放纵也不离其准绳。

　　张旭狂草里蕴含的书法艺术不止影响了中国，日本的遣唐使吉备真备(约693年—775年)在唐游学19年，传说归国后创立了平假名，其中不少就来自张旭的书法。2010年NHK(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在西安碑林拍《断千字文》的纪录片，他们的主持人、知名女星朝仓亚纪，就提到日本的很多假名都能直接在张旭的草书《断千字文》中找到一模一样的书法笔势。

　　说到张旭创狂草不得不提到两个小故事。相传他见“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张旭曾任长史，当时的长史相当于现在的一些俸禄极高而又比较清闲的职务，是地方长官的副职。张旭苦于自己的书法无所成，有次突然看到，在一座桥上给公主抬轿子的轿夫要过桥，给宫里送炭的挑夫也要过桥。轿夫和挑夫互相抢道，谁都不能掉水里，但又得让大家都过去。面对此情此景，他突然受到启发：轿夫和挑夫之间谁让谁、谁侧身、谁正步、谁快步、谁慢步，不正好与书艺笔法、结体，以及章法的擒纵、映带、避就、揖让、呼应、贯气等，有着相同的理法吗?又联想到公孙大娘舞剑，他如梦方醒，感觉自己的书法世界鲜活了起来，这激发了他长期探索追求书法自由的兴趣，很快他的狂草书法也达到了连自己都惊叹不已的境界。

　　在碑林讲解这么多年，很多游客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字你都认识吗?我说是不好认，但是我会尽量去认它们。因为对于学书法的人来说，它们是有规律的。同时这个问题也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人曾经问抽象派大师毕加索说：“你这些抽象画，我们怎么都看不懂?”毕加索很幽默地回答：“你听过鸟叫吗?好听吗?”对方回答说：“听过呀，当然好听了。”毕加索又问他：“那你听得懂它说什么了吗?”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碑林博物馆驻足欣赏每一件碑石的时候，是否可以不用世俗的眼光去想着要怎么认懂每一个字?在我们了解碑石上面记载的历史的同时，是否应该去了解一下碑石背后的故事。书法真正的美不是形象的而是抽象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可能住着一位“草圣”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