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转眼已是初秋，季节的轮换给了物候生长荣枯的理由，新旧物事也随周遭环境的变幻悄然更替，一些旧的东西在悄然瓦解，一些新的希望在暗地里默默生长。

　　门口挂起了“外国语学社”牌子

　　老渔阳里二号的小院一角，种了几株竹子，枝干还很细嫩，但根系已在地下不动声色地蔓延。这里的秘密集会仍在频繁进行中，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正在运筹帷幄，建党的网络已向全国各地悄悄延展。

　　新渔阳里六号依然人来人往，时不时有年轻人明净的笑声穿透院墙。隔壁的住家不知道这里已经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俄通讯社，只是纳闷为什么这里每天都有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在做些什么?

　　很快，邻居的疑惑有了答案。新渔阳里六号的大门外挂起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几个魏碑体的大字——“外国语学社”，白色的底，黑色的字，新写的招牌透着开张大吉的朝气。

　　招生的广告在《民国日报》的醒目位置连登好几天，从1920年9月28日，一直到10月4日，广告写道：

　　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

　　邻居们便也恍然，哦，原来是办外国语培训班，怪不得那么多年轻人。租界里的人五洋杂处，自诩见多识广，看到办外国语培训班便觉得没啥大惊小怪的。

　　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来了，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说着南腔北调的方言。

　　外国语学社虽然登报公开向社会招生，但招生广告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多数学生是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介绍来的，来时的目的很明确——在这里学俄语，然后去苏俄留学。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这是很多进步青年心中的向往。当然，去苏俄留学在当时是受到当局管制的，不能公开宣之于口。

　　彼时，中国的青年向往着苏俄，苏俄也希望全世界有越来越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1921年4月，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在莫斯科创办，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斯维尔德洛夫担任校长，斯大林亲自担任名誉校长，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培养苏俄本国东方民族和亚洲各国革命干部。东方大学筹备阶段，就向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热情地伸出橄榄枝，邀请派遣中国的优秀青年前去留学。陈独秀接到莫斯科发来的邀请，很高兴，说：“这是大好事啊!让年轻人去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几年后，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干部就培养起来了。”

　　陈独秀素来行动力极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成立，就让青年团着手筹办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任社长，俞秀松任社秘书，具体负责教学事务。

　　外国语学社从开办到最后解散，历时不过一年多，但留下一份熠熠生辉的学员名单——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罗亦农、柯庆施、汪寿华、谢文锦、王一飞、梁柏台、李启汉、陈为人、任作民、傅大庆、蒋光慈、韦素园、曹靖华、周伯棣，等等。曾经在这里学习生活过的青年从小弄堂石库门这片“小天地”中走出来，踏出国门，慢慢登上了宽阔的历史“大舞台”。

　　去上海，为了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

　　刘少奇第一次走进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是1920年10月的一个下午，那年他22岁。法租界里随处可见的洋人，霞飞路上的香衫丽影，让刘少奇有一种似乎置身国外的恍惚之感。他为这座城市的繁华惊叹，但一想到这么好的城市居然成了外国人的天堂，心里就觉得别扭。

　　他和伙伴们一路风尘仆仆找找停停，终于看到新渔阳里六号门前挂着的“外国语学社”的木牌，六个湖南伢子欣喜地叫了起来：“找到了!就是这里!”

　　院子里有学生叫了一声：“杨先生，有新同学来了。” 一位中年男子闻声迎了出来，长相敦厚，举止沉稳。有人给刘少奇他们介绍说：“这是我们外国语学社的社长杨明斋先生。” 刘少奇连忙上前鞠了一躬，礼貌地说道：“杨先生好!我们是从长沙来的，贺民范先生介绍我们来这里参加外国语培训班。”说着，递上了贺民范先生写的介绍信。杨明斋看罢介绍信，笑着道：“是贺先生介绍来的湖南学生啊，欢迎欢迎!”转过头又吩咐说：“快把启汉、为人他们叫来，湖南老乡来了，让他们多照顾。”

　　刘少奇跟着杨先生走进新渔阳里六号大门，里面是一幢两上两下的小楼，底楼的西厢房较为宽敞，改成了教室的模样，挤挤挨挨摆满了桌椅，教室的前方挂着一块大黑板。底楼的东厢房是杨明斋的办公室，除了办公桌，还摆着一张长条桌，上面放着油印机、报纸、书籍。两个年轻人正埋着头在蜡纸上刻印。

　　杨先生介绍说：“已经到了十来个学生，课已经开起来了，今天下午没有课，学员们在帮我做事。”

　　杨先生又问：“介绍信上写了有七位学员，怎么才来了六位?还有一位呢?”

　　和刘少奇同来的湖南伢子刘汉芝笑道：“还有一位是周庠，他刚结婚不久，走到半路上想家了，就转身回去了。”大家笑了起来。

　　杨明斋的神色有片刻的怔忡，许是想起了新婚不久就去世的妻子，但很快就神色如常，呵呵笑着说：“儿女情长，当了逃兵。”

　　两位青年走了过来，一进房间就用湖南话打招呼，他们是先到的李启汉和陈为人。看到又来了好几个同乡，李启汉很热情，帮着登记造册、介绍情况。李启汉告诉刘少奇，这个班里的学员主要来自湖南、浙江、安徽等地，湖南人最多。

　　晚饭是在外国语学社吃的。学社请了一个中年伙夫做饭，学员在这里搭伙每个月交两元钱。刘少奇身上带的钱不多，也不知道要在这里学多久，便和同来的学员一起商议，六个人包了五份饭匀着吃，勉强果腹。正是年轻力壮需要营养的时候，此后的几个月，几个小伙子每天不到饭点就听到肚子抗议声不断，饿狠了，就去厨房舀上一勺冷水，咕嘟咕嘟灌下去。

　　晚上，刘少奇和其他学员一起上楼睡觉。楼上有三间卧室。两间是亭子间，都不大，杨明斋住了一间，俞秀松和李启汉合住一间。另一个大房间做了集体寝室，来得早的搭了几张简易床铺，后面来的只能打地铺，十多个学员躺在一起，一个紧挨着一个。初来乍到的几个湖南学员看什么都新奇，很晚了还在兴奋地聊着天。

　　睡在隔壁的杨先生走过来，咳嗽了一声，温和地说道：“你们赶了几天路，累了吧?早点休息，明天早起要上课。”

　　一室嘈杂瞬间安宁，不多时，打鼾声、梦呓声、磨牙声此起彼伏。

　　刘少奇安静地躺着，回想着这几年走过的路，一次次信心满满的憧憬，一个个流散的希望，走马灯一般在脑海里回旋，这一次，未知的前路上等待着他的又是什么?

　　他也曾壮志凌云，渴望穿上军装建功立业。1917年春天，刘少奇抱着“投笔从戎”的愿望，借用六哥朋友刘丰生的名字，考进湖南陆军讲武堂。他由衷地喜欢讲武堂开设的课程——筑城、兵器、战术、马术、地形、军制、交通、卫生学，等等，总觉得这些课程里藏着克敌制胜的法宝，学得非常投入，满心憧憬着将来成为一名英勇的战士。不料只学了半年多，南北交战，讲武堂被毁，学员们被迫脱下军装四散而去。刘少奇抱着心爱的课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讲武堂。回到家，他一有空就拿出讲武堂的课本自学，幻想着有一天能重返讲武堂。但是，他的愿望最终还是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落空了。

　　他也曾热血沸腾，参与过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他正在长沙东门外的育才中学就读。看到长沙的一些学生组成“爱国十人团”，慷慨宣言“挽救危亡，生死以之”，刘少奇心中的激情被瞬间点燃。他昂首挺胸参与到爱国学生的队伍当中，走上街头散发传单。

　　他也曾向往北京大学，渴望与那些优秀青年同为校友。为了考进北大，刘少奇日夜苦读，最终成功考取了北大。然而，没有想到，高昂的学杂费成了一道拦路索，把他无情地挡在了北大门外。每年的学杂费需要几百元，而且要读六年，这哪里读得起啊?思虑再三，刘少奇痛苦地放弃了北大，转而报考免费的兽医学校，很快被录取了。

　　他也曾经彷徨踯躅，不甘心沦为平庸的人。远大的抱负沉沙折戟，心仪的学校失之交臂，让刘少奇颇为惆怅。入夜，他默默地走在北京的街头，道旁的路灯，闪着微弱的光，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他叹了一口气，黯然地想：这个国家该何去何从?我该何去何从?走过天安门，很远就听见天安门广场上人声鼎沸，有人在情绪激昂地喊着口号。刘少奇上前一看，原来是天津的学生代表正在示威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领袖马骏。学生们的慷慨演讲深深地触动了刘少奇，他想：社会问题不解决，个人是没有出路的。我如果去兽医学校就读，将来毕业只是解决了工作问题，但是这个国家还有很多社会问题需要有人去解决，我难道就这样放弃自己的抱负吗?

　　他也曾梦想远赴法国，探寻一条救国新路。没有足够的钱上北大，又不甘心上免费的学校，还有什么路好走?刘少奇思前想后，萌生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想法。他去向湖南同乡、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静生请教，咨询赴法勤工俭学是否可行，范静生告诉他：“保定育才中学办了一个留法预备班，建议你去试试。”刘少奇立即动身，赶往保定，进入育才中学附设留法预备班学习。育才中学的校长王国忠思想倾向进步，刘少奇在那里读到了不少革命书籍和刊物，也度过了难忘的半工半读生涯。一年多时间里，他学会了打铁、翻砂、钳工、车床工、模样，学习了法语，也强健了体魄。正当他满心期待踏上前往法兰西的征途时，未料，1920年他从保定育才中学附设留法预备班毕业时，正逢直奉军阀战争，铁路交通中断。他回不了家，更找不到去法国的路子，只得暂住在鼓楼大街同学家中。一两个月后，火车终于通了，他急匆匆奔回长沙，谁知兜头一盆冷水，最后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早已出发了。

　　刘少奇深感沮丧，当兵当不了，北大上不了，法国去不了，这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啊?

　　他跑去船山学社向贺民范先生请教。湖南船山学社是民国初年湖南一部分文人学士为讲王船山的学说而成立的，贺民范是社长。刘少奇过去曾到学社听过几次讲学。

　　刘少奇向贺民范诉说了自己的求学经历，苦恼地问：“贺先生，我该怎么办呢?还有什么路好走?”

　　贺民范注视着刘少奇的脸，沉吟了一会，起身关上办公室的门，放低声音问道：“你想不想去苏俄留学?”

　　“苏俄?”刘少奇一怔，他倒是没想过，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去苏俄留学。但是苏俄多好啊，那可是十月革命的故乡!“能去苏俄我当然很愿意啊，但是怎样才能去呢?”

　　贺先生依然微微笑着，示意他轻声，悄声说道：“我可以当介绍人，介绍你去上海留俄预备班学习，在那里培训完了就能去苏俄。”

　　刘少奇后来才知道，贺民范是受到陈独秀的委托，在湖南发展组织。这一年间，湖南大变样，赵恒惕赶走了张敬尧，高唱“实行民治”。到北京发动“驱逐张敬尧”运动的毛泽东也回到了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还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勤工俭学。他通过船山学社社员何叔衡的介绍，同贺民范合作，利用船山学社的房屋和每月400元经费，办了个自修大学，作为公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场所。

　　刘少奇听了贺民范先生一番指点，顿时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兴冲冲地回到家里，收拾行装，告诉家人准备出国勤工俭学。他的母亲担心儿子去了国外以后再难相见，流着眼泪不让他走。刘少奇安慰母亲说：“我也舍不得离开母亲，想陪着母亲，但我还年轻，应该多学本领，学好了本领，才能为国家出力，也才能更好地陪着母亲。”他的七哥、七姐怒斥他不孝不悌，刘少奇置若罔闻，义无反顾地离开家门，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路。

　　刘少奇和吴先瑞、刘汉芝、周庠等其他六位湖南青年结伴而行，从长沙出发，先坐小火轮沿湘江到岳阳，再从岳阳换江轮，沿长江顺流而下。站在船头，望着滚滚长江水，年轻人的心中也如万马奔腾，豪气如虹，想象自己这一路出发，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未料，这边几个人踌躇满志，那边有人打起了退堂鼓。出发没多久，周庠就不停嘟嘟囔囔，不想去上海了。原来周庠新婚不久，他舍不得新婚的妻子，想家了。周庠最终还是掉头而去，踏上了回程的路。刘少奇看着周庠转身而去的身影，怅然若失，这一路，有人会途中相遇，有人会中途离开，最后同行的会有谁?

　　学习俄语，也学习《共产党宣言》

　　刘少奇等人在新渔阳六号的楼上住了几日，觉得楼上过于拥挤，诸多不便。几天后，湖南同乡彭述之帮刘少奇他们在附近租了一幢小房子，价格便宜，也很舒适，几个湖南学生便搬出去住在一起。

　　刘少奇有过保定育才中学附设留法预备班的学习经历，很快就适应了外国语学社的生活。

　　外国语学社开设的语言课程主要是俄文。第一次俄语课是社长杨明斋上的。杨明斋在俄国做劳工时曾经当过扫盲班的教员，教学生很有耐心，每次听到学生读对了字母，杨明斋憨厚的脸上都会露出赞许的笑容。几十年后，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回忆起当年的学习生涯，依然记得是杨明斋教会他们第一个俄文单词。

　　杨明斋经常很忙，除了管理外国语学社和教学，他还有很多事要做。他忙不过来时，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也过来给学员上俄语课。库兹涅佐娃二十多岁，金发碧眼，俄语说得很纯粹，但她的汉语很蹩脚，怪腔怪调常常引人发笑。

　　1921年春节刚过，杨明斋带着一位端庄秀丽、娇小玲珑的小姐进了教室，给学员介绍说：“这是王元龄小姐，从今天起担任我们的俄文教师。”王元龄1902年出生，那年才19岁，比很多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年龄还要小。这么年轻，当我们的教师?学员们一阵骚动，在底下交头接耳议论起来。王元龄落落大方地站着，听杨明斋介绍完就开始给学员上课。很快，学员们就喜欢上了这位打扮时髦、声音甜润的老师，把她当老师一样尊敬，也把她当妹妹一样爱护。这份感情持续了很久，后来学员们离开外国语学社，前往莫斯科途中，还用俄文给王元龄写信，描述一路上的艰辛。多年以后，几位当年的学员与王元龄在莫斯科重逢，激动万分，抱在一起又唱又跳。

　　学员们后来得知，王元龄尽管年龄小，但经历不简单，而且俄语水平相当高。王小姐原籍上海，其父是同盟会会员王维祺，因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推翻清政府的活动，遭到清廷通缉，被迫远渡重洋流寓日本。王元龄出生于东京，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1910年，8岁的王元龄由姨父李家鳌领养。李家鳌是清朝官吏中颇具远识者，他在与沙俄政府的长期接触中痛切地认识到，中国政府不了解俄国的情况，所以外交上经常蒙受损失。他上奏朝廷，建议由政府出资开办俄语学校，招收二十名男生、二十名女生，培养他们成为俄国通。这一奏议很快被批准，王元龄由此成为第一批学俄语的女学生之一。

　　清政府被推翻后，王元龄转入哈尔滨中东铁路公司女子商务学校预备班学习。学校为了让学生们有一个好的语言环境，熟悉俄国人的风俗习惯，安排学生到俄国人家里住宿。王元龄的房东是一位热情的老太太，非常喜欢王元龄，把她视作自己的孩子，经常和她交流，热心帮她辅导。在这种语言环境的熏陶下，王元龄的俄语口语能力突飞猛进，很快就能说一口流畅的俄语。

　　1920年5月，王元龄毕业后回到老家上海。陈独秀在日本留学时就与王元龄的父亲王维祺相识，得知王元龄精通俄语，正在上海，即向王维祺提出外国语学社迫切需要俄语教师，希望能邀请王元龄到外国语学社执教。

　　王元龄初出校门，王维祺对其能否胜任教职没有把握，因此颇感踌躇。陈独秀又请杨明斋前往接洽，终于打消了王维祺的顾虑，请到了王元龄。

　　王元龄来外国语学社讲课一般都是下午。她俏丽的身影一出现在大门口，学员们就开始兴奋，有的上前问候寒暄，有的拿出照相机给她拍照。学生们都是刚刚接触俄语，很多音读不准。王元龄很耐心地辅导他们，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直到学员们读对每一个音，拼对每一个单词，弄清楚每一个句法。下课了，学员们自告奋勇争着抢着要送王元龄回家：“王小姐，今天我送你。”“昨天你送过了，今天我们送。”王元龄笑得眯起眼睛：“好，一起送。正好一路上练习口语。”杨明斋对王小姐也很有好感，只要他在社里，每次王小姐讲完课，都会客客气气地把她送到弄堂口，目送她走远。

　　除了俄文课，外国语学社还开设了日文、法文和英文课，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

　　一日，刘少奇来到教室，看到每个学员的课桌上都放着一本书，书的封面上印着一个大胡子，书名写作《共产党宣言》。外国语学社的秘书俞秀松很恭敬地引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先生走进教室，给学员介绍说：“我们今天请来了复旦大学的教授陈望道先生，由他来给我们讲授《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就是由陈望道先生翻译的。”

　　陈望道先生身材不高，声音也不高，讲话中略带些浙江口音。刘少奇他们初次接触《共产党宣言》，尽管字都认得，但好些术语都弄不明白。陈望道先生学识渊博，课讲得深入浅出，学生们都很尊敬他。可有一件事让学员们很好笑，就是陈望道先生每次来上课，身上总是喷着香水，熏得教室里香极了。可能是陈先生在留学时，养成了喷洒香水的习惯。很多学员来自外省，没见识过这种“西洋景”，常常觉得稀奇可乐。

　　外国语学社还建了一个小小的图书社，书本很少，开办时是沈雁冰(注：作家茅盾的原名)捐了八十元稿费建起来的。刘少奇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不参加闲聊，也不随便上街，他喜欢看书，闲暇时间都用来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几乎看遍了图书社的所有书。新渔阳里六号二楼的亭子间有一部陡峭的楼梯，攀援而上可以到达顶楼的晒台。刘少奇经常爬上晒台，在这里仰望蓝天，看鸽子飞过。他喜欢坐在晒台上安安静静地看书，有时一坐就是一下午。

　　站在晒台上，还能隐约看到法租界环龙路100弄老渔阳里二号，那是陈独秀的住所，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所在地。刘少奇和他的同学们经常去老渔阳里二号，有时送资料，有时拿文件，有时帮着杂志社做些抄写、校对工作。

　　陈独秀也常来新渔阳里六号，给学员们开会、讲政治课或者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布置工作。学员们刚来时，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他们的情况还不熟悉，需要一段时间的考察，就组建了工读互助团，让刘少奇担任负责人。参加了工读互助团后，学员们除了学习，还参加一些政治斗争。一般是上午学俄文，下午除学习外，有时刻钢板、印传单，有时还要到工厂联络，上街散发传单。遇有纪念日，就参加游行。做工主要是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出版的《劳动界》《华俄通讯社》等刊物做些抄写、校对工作。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根据学员的表现，在他们中间发展了三十多名团员。

　　在这个红色弄堂里，学员们从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渐次加深理解，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遥远的莫斯科也渐渐明晰，成了他们心目中一个终将抵达的目的地。

　　星光熠熠的外国语学社学员名单

　　一百年前，五六十名来自各地的学员会聚到新渔阳里六号，他们在这里学习俄语，学习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听演讲，参与社会实践，又从这里出发，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那时，大概谁也不会想到，他们当中，将来会出现国家主席、政治局委员、海军司令、著名工运领袖、著名文学家、著名翻译家……

　　任弼时是湖南湘阴人。他到达上海比刘少奇略晚几天，是与萧劲光等一行六人，从长沙结伴而来，那年他才16岁，是外国语学社中年龄最小的学员。来长沙之前，他参加了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从那里得知上海开办外国语学社的信息，并被推荐过来的。在新渔阳里六号，任弼时学习俄语，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他同刘少奇等人一同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年他还不到18岁，是当时党内年龄最小的党员。回国后他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工作。八七会议上他被选入政治局，当时年仅23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年纪最轻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是真正的勇士，两次遭到逮捕，敌人对他施以头顶窑块、膝跪铁链、“老虎凳”、电刑等酷刑，逼问口供，他都英勇不屈，缄口不语，最终保住了秘密。1933年任弼时在湘赣边区任红六军团和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1940年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5年任“七大”秘书长，会后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称为中央五大书记，1947年在陕北任中央支队司令员。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积劳成疾，病情恶化，与世长辞，时年46岁。叶剑英在悼念他时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

　　萧劲光是湖南长沙人，比任弼时年长一岁，与任弼时一同来到上海，一同参加外国语学社学习，也一同前往苏联留学。他在学习过程中领悟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中国人要走俄国人的路，军事家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我要做中国的军事家。1925年秋，萧劲光完成东方大学的学业，回国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在北伐军中度过了一段峥嵘岁月。大革命失败后，他再次踏上赴苏学习的征途，进入培养红军高级军事人才的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他如饥似渴地钻研军事理论，从步兵操典、战争条令，到战术学、战役学，从指挥学到军队政治工作，他都一一涉足探讨。他认真做好每一个沙盘作业和战斗设想，认真参加每一次实战演习，认真研究苏联红军的优秀战例，认真剖析自己在北伐中经历的战役、战斗。他遨游在军事海洋里，眼界越来越宽阔，军事理论根底越来越深厚。他是我军第一个专业学过军事指挥的军事家。抗战时期，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风趣地对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的萧劲光说：“劲光，你是科班出身的第一个学军事的军事家啊，我们可都是‘土包子’”。1949年10月，衡宝战役的炮声刚刚停息，毛泽东急电萧劲光进京，命令萧劲光组建海军。1950年1月12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任命萧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1955年，萧劲光被授予大将军衔。此后的几十年里，萧劲光致力于完成海军武器装备建设，积极探索人民海军的海上作战方式，为共和国海军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全部的心血。

　　罗亦农是湖南湘潭人，也是在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最早一批发展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1年冬，罗亦农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次年1月，他与瞿秋白一道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罗亦农被推选为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语言组书记，专门从事留苏中国学生的组织工作，还兼任中国班的唯物论教授和翻译。1925年，罗亦农回到祖国，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赴广州参加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会后奉命留在广州，担任中央驻粤临时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1926年1月，罗亦农出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于同年10月和次年2月，两次领导工人举行起义，均未成功。尽管接连受挫，但罗亦农毫不气馁，于1927年3月21日，与周恩来、赵世炎一道，再次举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胜利。在党的八七会议上，罗亦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9月，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1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为筹备召开党的“六大”，负责起草了《党务问题》的报告，并与瞿秋白一起拟写《党纲草案》。正当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即将赴莫斯科筹备召开“六大”之际，因叛徒出卖，于1928年4月15日不幸被捕。4月21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26岁。

　　李启汉是湖南江华县人，1920年夏天，在邓中夏的鼓励下，李启汉放弃了去北大旁听的机会，来到上海，投身于工人运动的浪潮中。新渔阳里六号是李启汉来到上海以后的第一站，他与俞秀松一道，住在楼上的厢房亭子间。屋里陈设简单，没有家具，只有一台油印机是他们战斗的武器。李启汉为团的创建出谋划策，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他在新渔阳里六号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俞秀松回杭州工作期间，李启汉曾代替俞秀松负责过团的工作。1920年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沪创办工人半日学校，由李启汉主持。1921年7月，参与领导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罢工胜利后，成立上海烟草工会。8月，参与创办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培养工人运动骨干。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李启汉任干事，兼《劳动周报》主编。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议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李启汉当选为执行委员，兼任组织部长。1925年6月19日，震撼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为加强对罢工的领导，7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成立，李启汉当选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干事局局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李启汉被秘密逮捕。4月22日，李启汉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29岁。

　　蒋光慈是安徽金寨县人，1920年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夏，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苏联文学论著，写下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诗篇，歌颂列宁和十月革命，号召中国人民起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些诗，后来在上海结集出版，书名为《新梦》，这本诗集，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献给十月革命的诗歌。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蒋光慈当选为常务候补委员，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同年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咆哮的土地》，是其创作史上的新的高峰。1931年8月31日，蒋光慈在上海同仁医院病逝，时年30岁。1953年党和人民在上海虹桥公墓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陈毅亲笔题写“作家蒋光慈之墓”。

　　……

　　从1927年至1944年，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中为革命牺牲的有11名烈士，他们是罗亦农、李启汉、汪寿华、谢文锦、王一飞、叶天底、吴芳、雷晋笙、梁柏台、俞秀松、傅大庆。最终完成革命事业并成为新中国重要领导人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此外还有不少在法律、文学、翻译、经济等专业领域取得成就的杰出人才。

　　为什么一个办了才一年多的弄堂外国语学社中竟然能够走出那么多杰出人物?

　　或许是因为渔阳里汇集了一批“导师”，给了这些年轻人精神的力量，或许是因为这些年轻人在这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彼此激发出更强烈的憧憬，使原本在社会改造失败阴影笼罩下的青年真正走出困境，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信仰，指引他们走向远方。

　　人去楼空

　　1921年4月，中共发起组在外国语学社筹备“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巡捕房于4月28日搜查了外国语学社，并派人严密监视。党组织迅速指挥外国语学社的人员紧急撤离。

　　由于事发突然，来不及派人通知王元龄。王元龄还像往常一样按时去上课，走到新渔阳里六号门口却发现人去楼空了，昔日热热闹闹的小楼，此刻满地狼藉，凌乱不堪。

　　王元龄大为惊愕，急忙往里走，看到里面还有三个学员在归置物品作善后处理，王元龄急切地问道：“人呢?都去哪里了?”

　　学员说：“大多数同学都去俄国了。这里刚被巡捕房搜查过，说不定一会儿还会来。王小姐你快走吧。”

　　王元龄问道：“那外国语学社还办不办?”

　　学员说：“不办了。杨明斋社长也去俄国了，这里的房子也退租了。”

　　王小姐“哦”了一声，走出了新渔里六号的大门。她愣愣地站了一会儿，耳畔响起学员对她说过的话：“王小姐，我们到了莫斯科，给您写信，用俄文写。”“我也写，上了轮船就开始给您写，看到新奇事都写信告诉您。”“我也写，我两天写一封。”

　　王元龄笑了：“嗯，都写。用俄文写。我会去莫斯科看你们。等下次再见面，我要考考你们进步了没有。”

　　她抬起头，大门上方“惟德是辅”四个大字依然四平八稳，门口“外国语学社”的牌子仍然挂着，白色的底，黑色的字，木牌还很新。春日的阳光照进弄堂，牌子上的字闪闪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