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雨雪霏霏的冬日，久未联系的师妹杨亚娥突然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保存车间当年那张合影。闻言，我差点惊呼失声。因为，当日我正巧翻出了这张发黄的老照片，这怎不让人心生惊诧?亚娥何故于此刻寻觅它，不得而知，可我遍寻于它却完全是一种下意识。可以说，自从不小心丢失了高中毕业合影照，这张合影就成了我唯一最早的珍宝了，所以，只要换一次工作环境，我都会首先查看一下有没有丢失了它。这次办公室调整已有一段时日，可随我辗转了大半生的个人“永久性资料”却一直无暇查看，对这张照片也隐然牵挂了起来。加之作别“江湖”在即，反顾来路的心情已趋迫切，故连着几个晚上利用加班的间隙来翻箱倒柜。虽一时未果，可颇为管用的“排查法”毕竟缩小了范围，终让我在这个中午如愿以偿，也如释重负。而亚娥的电话不偏不倚就在这时打来，惊愕之下，真要让人对“另有‘我’在天地间”一语作无尽的玩味了。

　　这张照片，摄于1978年春。那一年，是我告别中学生涯的第四个年头，也是我走进工厂的第三个年头，更是高考制度恢复后，首届金榜题名者入校的前夕。就在这样一个暂短而又错综复杂的人生转型期，我便被命运之手从校园里推向“广阔天地”，再由命运之舟载入机器轰鸣的工厂，时隔半年又被时代的浪潮从拾贝的海滩卷入高考的海洋。潮起潮落，逐流低昂，不觉“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虽然没有晕头转向，可随波再卷回来，岸已不是从前的岸，滩也不是从前的滩，连“岸”上的人亦“鸥鹭不识客是谁”了。

　　这张照片是为了欢送韩景卫所摄，却是我们宿命的见证。照片上，梯次般排列了三十三人，除去厂里一名领导和一名后勤人员，全是机加工车间的师徒。而新工和徒工就占了二十一名。我就站在最后一排的左角，至今看去，那稚嫩的样子仍是青梅酸杏的哈口。十名师傅，大都未婚。而其中的几名老师傅之“老”，也无非年届“而立”与“不惑”间。平均年龄一定不会超过三十。那么多可亲可爱的面容，其精神之焕发，元气之淋漓，很容易让人想起八九点钟的太阳，或“纯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的古典句子。可是相期再聚首，大概都会生出“秋颜入晓镜，壮发凋危冠”的感叹吧。然而凝望这张发黄褪色的黑白照，我还是在心里对自己说，尽管经不住似水流年，却也逃不过此间少年。

　　那是1976年严冬，冰封的大地还了无回春的消息，农业机械化的隆隆声却逼人而来。一县一厂的农机修造企业就在这声音中应运而生。我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呼唤声中，放下镰刀，拿起“铁锤”，随着四十九名新工兴高采烈地涌入了户县农机修造厂的大门。那年我才十九岁。目睹全新的环境，耳闻机器的轰鸣，自信加自豪的感觉在胸中蒸腾、膨胀，感觉下一刻就能以工人“老大哥”自居了，而且眼看就是这些机器的主宰者。不料，一阵报名签名又点名之后，分配给我们的工作却是抬木板，扛水泥袋。抬木板是给女生宿舍搭通铺，搬水泥则是为男生腾宿舍。女生宿舍安排在厂南边两层“干打垒”的一楼，而男生宿舍则是厂北边的三间油毡房，确切点说，应该是两面无墙，一面紧挨职工食堂的油毡棚而已，下面的水泥袋码到了钢筋焊接的房梁。记得当时一位在场领导告诉我们：“早上八点准时上班，一日三餐厂里有食堂，但砌垒宿舍期间不予安排住宿，六点下班后必须回家，次日早上再按时赶来。”就这样，我们的工作从搬运开始了。

　　“小雪”的节气，寒虽未彻，风却刺骨，初雪带雨，冷湿逼人，而踌躇满志的一帮“准工人”却干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进厂当日换上的新衣，一天下来，出厂门时，师傅们话里有话地窃笑我们：“呵，这些孩子真能吃苦啊!”进村时逢人相见，那怪异的目光加上“你咋了”的惊愕一问，让人直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进了家门，母亲更是骇得倒退一步，抱怨中不无怜惜地说:“这工人咋就当成泥猪了。”就是这样一群尚不知苦、累、脏为何物的“泥猪”，一周里硬是凭着未曾负重的弱肩和一双不曾拎过的嫩手，把偌大一个板架翻了个底朝天，找出了其中可拼作床板的有用之材;更把堆上屋梁的那么多水泥袋扛到别处，重新码好。干完了这些，厂领导给我们开了一个会，一番表扬之后，接着就宣布“先回家去，等待通知”。大家交流了一下尚未熟悉却都茫然不知所措的目光，只好四下散去。这一等，便过了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