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长城上的“大境门”

　　聊到大境门，就会说到高维岳。

　　原因就在于高维岳给张家口人留下了一幅可以传世的墨宝。这墨宝，就是大境门城楼上，从右往左念是“大好河山”，从左往右念是“山河好大”的四个大字。

　　高维岳早年在东北军中做过教育长，做教育长肯定是有文化的人，所以高被尊为“儒将”。

　　历史上如走马灯般的察哈尔都统任上的都统们，大清朝有点远，就不提了，近的，能说出名儿的，应首提高维岳，也只有高维岳挥了一回毫，泼了一回墨!原来“翰墨春秋”不是说着玩的，真能留芳后世啊!

　　十几年前，“万里长城第一门”这个修饰成份很大的一词，在张家口城区一定范围内传播，传播的过程中流露着些许兴奋。一次聚会，一位搞旅游的朋友，凑到我跟前说他用过我的文章，并说我是第一个以“万里长城第一门”为题写大境门的，这个我不否认，但需要声明一点的是，首提大境门是“万里长城第一门”的并不是我，这么大的功劳，咱可背不动!

　　第一个提出大境门是“万里长城第一门”的人是谁呢?大境门落在桥西，人家桥东自有人家桥东的事儿，那就只能是桥西了。桥西管这一块的是桥西文化旅游局，当时具体负责主持干这个事儿的是李德明局长，圈内人称李局为“德爷”。德爷屋子里的一帮人，天天都在沿着长城胡琢磨。因为在桥西，也只有老祖宗码垒起的这长城能琢磨出点事儿来!就这么天天捋，从东头捋到西头，又从西头捋到东头，并不特别灵光的脑袋也天天晃晃悠悠地像坐在火车上，从山海关上到玉门关下，从玉门关上，山海关下，中途坐腻了，还要在娘子关下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娘子!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万里长万里，长城上的八个关口，这屋子里的人，说实话开始有的一个也不知道，到最后却是个个烂熟于心上，人人倒背似流水，恨不得有烧成灰都认识的感觉!可为什么人家都叫“关”?咱家这大境门也是长城上的关隘，怎么就不能雄赳赳气昂昂地也叫“关”呢?真愁死个人!慢慢地屋子里的人，得出同一个结论，长城上开口子，垒炮楼，称其为“门”的，独此一家，简直就是独一门!屋子里的这些人从开始的失望沮丧变得躁动兴奋起来，可马上又凉了半截子，独一门!太小气了吧!总有抠门偏门小家子气的感觉，怎么办?继续往大了想，往大了吹!山海关不是叫“天下第一关”嘛，咱叫“天下第一门”!懂词藻的德爷说用“天下第一”雷同重复，于是乎七凑八想，终于“万里长城第一门”出炉了!

　　世琦兄在世的时候，常隔三差四地邀德爷我等四人喝酒，于是乎，这“万里长城第一门”作为一道菜，通过德爷先被我等尝鲜了，恰巧我那会儿正给晚报写“小城漫笔”，就用“万里长城第一门”为题目，写了一篇关于大境门的千字小稿，成为当时官方媒体出现此名的第一篇，由于当年晚报发行量巨大，类似于今天的“几十万+”，从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其实是人家世琦请客买单，我们一同给桥西区辖内的大境门打了一回广告，做了一回奉献。

　　现如今，“万里长城第一门”大境门，已经尘归尘，土归土，大而空的名儿，或许在导游词里说说也就罢了。

　　回过头再说一下，都统高维岳在任两年，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奉命回到东北军中，受到褒奖。七七事变后的1938年病逝于北平，年63岁。高在都统任上是人生的辉煌期，书出“大好河山”，表现了一个儒将澎湃的豪情，同时也是他人生浓墨重彩的一笔!

　　下面是我当年写大境门的小稿，盼乐山乐水，雅俗共赏。

　　万里长城第一门

　　卡夫卡在《中国长城建造时》一文中，描述了为抵御北方的敌人,长城采用“分段修成的方式”——“同时从东南和西南向此地一路伸展过来,最后连为一体”，感慨其宏伟及修建过程的艰辛：“在全国,建筑艺术,特别是泥瓦匠手艺就被宣布为最重要的科学。”

　　这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主要奠基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一直关注着古老的中国神秘的长城。

　　而此刻,明长城上的“大境门”,在本城已矗立了360个春秋了,从险要的地势上看，此门天成地造,东西太平山如双龙拱日,日落为门，门驻呈口。门前宽阔的护城河更是大自然的造物,鬼斧神工并与“门”相得益彰。

　　事实上,在长城上称其为“门”，“大境门”是绝无仅有的。

　　话说清初,自“大境门”落成以来,当初用于雄关盘踞、抵御战乱的“门”便再无大的战事,倒是通过这门的进进出出却渐渐形成了一条商道,用时下时髦的话讲就是更突出了“门”的特性——“开门迎客”“开门做生意”。本地的毛皮、口蘑、五金产品,外埠的丝绸、陶瓷、茶叶源源不断经此门运往库伦乃至欧洲,以此慢慢“热”了的张库大道上的商贾云集,带动了本地产业链条的快速运转,沿街店铺林立,各种门类的行业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应运而生,商品的输出换来了丰厚的利润,不多几年本地就涌现出了一些著名的实业家和富甲一方的商人。在明末李自成带领着流民路过时还未能显山露水，现在竟成为长城内外有识之士赶来兴办实业、投资贸易的陆路码头,昔日的荒蛮之地，眼下竟也歌舞升平了,就连那“塞上红”“一枝香”等歌女、名妓的芳名也为本城的普通百姓耳熟能详。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里早已成为一座塞外名城了。那时正是“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年代,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的得力大将高维岳镇守察哈尔,这一日，这位都统志得意满地走上城楼,此刻恰好暮春夏初，莺飞草长，鹅黄舞绿，大清河水奔流南去,望着城下一片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景象,这位文武全才的都统不禁脱口而出“真乃大好河山也”!身边侍卫听后献媚道“将军何不把此句题下”!未罢,早有会事之人捧来文房四宝。从此,“大好河山”，一道飞匾,苍劲如奔马,成就在面北的城楼上。

　　张家口人

　　我对张家口人很服，这个“服”，比我们常用到的“佩服”，更意味深长。这不只因我本人土生土长在此，但同时又恰是土生土长在此而多了一定意义上的探寻与琢磨。

　　张家口人很有意思也很够意思，这里的“意思”，主要是针对外地人而言，尤其是针对外地来的买卖人。

　　20世纪70年代未80年代初，改革了、市场放开了，放开了的市场进来的第一拨人是保定人，保定人带着他们的花生米来到张家口，从此在张家口市场的滩头阵地上，一袋子一袋子、一车一车的花生米倾泻而出，花生米像机关枪的一排排子弹，射向山城百姓人家的餐桌、酒桌。这个滩头阵地，当时就设在市中心位置展览馆南、桥西邮电大楼北，自西向东近百米长的特制的两排铁棚子。

　　保定，史上曾为直隶首府，“文革”前是河北省会。有关“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勾腿子”的传说，早让人耳熟能详。2015年在保定雄县一位朋友跟我讲了这“勾腿子”的一个版本，“勾腿子”也叫“勾连腿”，过去江湖人习练摔跤时使用的一个招式。而能使出“勾连腿”一招致胜的又多为保定高手，所以就有了“保定府的勾腿子”一说。“勾腿子”又有“上传下达，行动迅捷”的意思。当然，如有人说是“狗腿子”在这里也只好悉听尊便。其实对张家口人来说，重要而实惠的是保定人炒得好、吃得香的花生米。子弹一样的花生米，在射向山城千家万户的同时，枪手们也已经攒得个腰包鼓鼓。张家口人对保定人鼓鼓的腰包，视而不见或者是乐见其成，从没眼红过。

　　在人们喝着83大曲，把一颗颗花生米投进嘴里咀嚼着香甜味道的时候，第二拨人来了，他们是温州人，挑着担子的温州人，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眼镜，其中不乏涂着黑墨颜色的所谓“墨镜”。赶巧了，印度电影《流浪者》上映，片中的男主角拉兹恰恰戴着一副拉风的墨镜，给温州人做足了免费广告，眼镜的热卖，鼓动来了更多的温州人，温州人除了他们的眼镜，还带来了服装和低压电器。而在温州人的队伍中，一些十二三岁的少年买卖人，让张家口的市民或疑惑不解或啧啧称奇。

　　温州人在张家口如鱼得水，发了!在张家口如鱼得水的不只是温州人或是保定人，而是涵盖了所有的外地人。

　　张家口人，我所服了的张家口人，特别愿意追捧外来人的张家口人。

　　按说烧饼不是什么稀罕之物，盘丝扭绺的烧饼，一层层一圈圈，烤得金黄，看得诱人，但当内蒙古人打出两面平的“呼市焙子”，这“焙子”其实还是烧饼，只是制作更为简单，张家口人也一样地去围观，一定会买来尝尝并乐此不疲。张家口人就是这样，打个比方，如果两个窗口同时售卖一种东西，张家口人光顾的一定是外地人的窗口，这一点我始终深信不疑。

　　炭火铜锅涮羊肉在张家口的年代可谓久远，但重庆火锅在张家口出现后，受到热捧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武城街和老北站由一重庆人开过两间“火锅陈”，这老板就姓陈，我与其有一面之交，说实话感觉不是很好，与我多年之后在重庆遇到的重庆人的真诚平淡可谓大相径庭。陈老板曾与我等三人同车去北京办过一回事，事没办出什么结果，我对他不太好的感觉并不因此结果，也不是因他一卷三赢了我们三人每人几百块钱，感觉不太好肯定出发于其人品素质上。但他的人品素质并不会影响他“火锅陈”的生意，不影响山城人对其“火锅陈”的追捧，人品素质与生意火爆的反差屡见不鲜并在一定的时间段里大行其道，这一点常常让人费解。当赚得盆满钵满、流金淌银之时，陈老板便乘胜西进到山西攻城掠地，只是没有了在张家口的好运气，被山西社会人谋算而一命归西。这个结果，恐怕张家口人难脱干系，是张家口人的博大和包容惯坏了陈老板。

　　有书法家常常习练“精气神”三字，写得时间长了，也仿佛提精长气添加了些许神韵。但每每见到这三个字，总还是因流于外表而感觉虚头巴脑、虚张声势，原因或许就在于“精神”二字之间加了个“气”的原因吧。我还是挺欣赏“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句话，这里所说的“精神”是内在的，不是宣纸上的。

　　张家口人是有精神的，张家口人不虚头巴脑、少虚张声势。因地理位置、环境气候原因而分出南北，南为坝下，北为坝上，又因迁徙于不同地域在市区分出西东，所谓桥西、桥东。桥西人早先多来自三晋之地，语言音调归在晋语系中，与桥西口音不同，桥东人的京腔津韵，是1905年后京张铁路修来的、火车车匹拉来的。张家口人热捧外地人的原因在于，他们本身原本都是外地人，张家口，一座自明代而形成的移民城市。不同的地域来源而展示的精神风貌定然不尽相同，在我看来，坝上人所具有的是一种“拿糕精神”。拿糕，一捧莜面粉，一捧自来水，置于锅中一个方向搅，俗称“搅拿糕”或“打拿糕”，随着锅温上升而团结成一团，拿糕团结成一团就熟了，吃拿糕不需要讲究配菜，着忙时，㧟半碗淹菜的酸汤就能下饭，顶多切刀葱花，滴点麻油，也是津津有味。拿糕制作简单，人人一看就会，吃起来筋道顺口又十分的抗饿。坝上人就是靠着拿糕般的团结和韧性，从地头抬到城边而再抬进庙宇庭堂。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说的是坝下的蔚县人，外出做生意，失了本钱，走投无路间急中生智转身一泡热尿浇在黄土堆上，捏出若干个泥人，靠卖栩栩如生的泥人一路攒了盘缠回到故里而东山再起，这也是一种精神，充满了智慧，说成尿泥精神似有不雅之嫌，就权说成智慧的泥人吧。

　　文学是揭示灵魂的，震撼人类心灵的作品被冠以“伟大”二字。我们只能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上迈出一步。回到我所“服了”的张家口人中，所谓的深度和宽度不过自诩罢了，还是由众人评说为好。沿着“精神”二字，也许会出炉些熏肉精神、葡萄精神诸如此类的，也是一家之言，同样可以期待。

　　“砖包土”及“肉包铁”等

　　张家口市桥西老城区有很多老房子都是砖包土的结构。

　　所谓“砖包土”，简单地说，就是外墙用烧制好的青砖砌筑，内墙以黄土脱坯垒起，青砖与土坯互为咬合，成为一体，名曰“砖包土”。

　　在这些“砖包土”的老房子中，有一部分是木质框架，这也是我们今天能继续领略它们存在的原因之一。尽管它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已不再挺立而显得老态龙钟了。

　　置身于青砖灰瓦的院落之中，总会有一种暗暗的力量向你袭来，你同时也会情不自禁地让一种说不清的念想涌向心头。

　　住这砖包土老房子的人家，见证着岁月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

　　与潮涨潮落、生老病死相同，老房子也同样有其衰败的时候。老房子的衰败首先是从墙根开始的，阴天下雨，地面潮湿，墙根的土坯首先吸收了大量的水分和潮气，故而一层层地脱落了。从此住这老房子的人家便开始对其维护和修葺，这种维护不是一次性的，而几乎就是年复一年。

　　修葺的材料起初较为简单，弄些黄土掺上稻草，和成我们俗称的“大苒泥”，沿墙根抹平即可。但这不会维持很长时间，多的一两年，少的在来年雨季过后就又开始受潮脱落，这样就要重新修整。

　　长此以往，人们便换了修复的材料，改成在大苒泥中掺些白灰。后来又采用在较大比例的白灰中加入麻刀。这里的麻刀不是刀，而是剁断了的碎麻，剁断了的碎麻就叫麻刀。麻刀多为一二寸长，麻刀和灰，粘结力好、不易开裂、防水性强，麻刀灰是使用时期较长的一种内墙抹灰材料。用麻刀灰修整后的墙根，大体上可以坚持两到三年。再后来随着经济的好转和物资的丰富，老房子的主人们便小心地拆掉墙根腐败的土坯，换成红砖，抹上一米高的水泥墙裙子，又在墙裙子上刷上油漆，是成为一种较为长久的办法。

　　在这建筑材料的变换之中，岁月流逝着，成为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过去后的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眼前的模样。

　　砖包土，建筑居住的版本。看到它，我总会想到这种版本的变奏，那是关于饮食的，是一种叫做“金银卷”的面食。这种面食，20世纪80年代前很多家庭都做过，吃起来更是津津有味，现在也偶尔会见到，味道依然不错，可心情却大不相同。

　　“金银卷”是把发好、兑碱的白面揉好，而后擀开至如筷子薄厚状，再在上面薄撒约一指厚的糊状玉米面，然后卷紧，用刀切成方块，上锅蒸熟。出锅后的成品从侧面看，黄白相间，仿佛金裹着银、银包着金，从而有了一个很值钱的名字——“金银卷”。今天看来，当然是一种搭配合理、营养丰富的健康美食。可在那个年代，物质紧缺，老百姓吃粮靠供应、买粮用粮本，而白面的配额又太少，只得粗细粮搭配着吃。想那“砖包土”的结构，当初也一定是为了节省些材料和费用吧!

　　小时候有一段顺口溜说得挺有意思：“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不是棉裤薄，就是皮裤没有毛。”谁套谁，为什么套，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中道出的是过去生活的又一个版本。

　　在张家口，毛皮并不是什么稀罕物，因为这里曾是历史上的“皮都”，本地走出去的知名作家胡学文兄在其文学作品中称为“皮城”，不管是皮都还是皮城，都一说就明白，这里皮毛材料和制品多。

　　张家口的冬季寒冷，皮毛曾是包裹我们身体，用来御寒的最好选择。

　　近年来毛皮有一个看似高大上的名字甚嚣尘上，那就是“皮草”。皮和草连在一起叫，一时间还真是让人蒙瞪，要说，这里还真有其形成的渊源。

　　“皮草”这个词，其实并不年轻，完全是从“皮草行”演变而来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有一些俄罗斯的犹太人在旧上海开设了一些毛皮店，那时家养的少，多以野生动物为主，毛皮非常昂贵。一件普通的毛皮短衣，动辄就要花费数根金条。但上海的冬季短暂夏季较长，夏季门店没什么生意可做，想想也是，谁五黄六月天去买貂皮大衣?所以聪明的犹太人过了冬天就开始购进一些草编、草席，以及遮阳的草帽来经营，门头的字号，也就改成了“皮草店”，意思是冬天卖皮货、夏天卖草编。不改也不行，不改就类似于“挂羊头卖狗肉”了。

　　后来，很多的皮草公司都搬到了香港，并逐渐不再经营草编制品了。再后来，一些过去在皮草店学过徒的年轻人，出来自立门户开皮货店，店名叫什么不论，最后都要落在“皮草”二字上。

　　这当中有多少人知道“皮草”是什么意思，真的已经说不来了。

　　到今天，你若还叫什么“毛皮、裘皮”而不叫“皮草”，人家会觉得你档次低、格调土。同样的道理，过去的洗澡堂子，现在叫“洗浴中心”，而理发店的名号更是炫得不知叫什么才过瘾了。

　　20世纪90年代，当骑着摩托车的人们，神采飞扬地穿过街面的时候，早被广州人叫成了“肉包铁”。相比较，四个轮子的“铁包肉”，才更体面和安全，好在眼下许多人买部“铁包肉”已不是什么大事了。

　　“砖包土”“金银卷”“皮裤套棉裤”“肉包铁”“铁包肉”，多彩的语言词汇，揭示了我们变化着的生活和对过去岁月的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