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想写一写故人旧事，回眸往昔，寄托情思，但总觉得无从入手。常金仓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我的同乡、文友、兄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沉重、荒芜的岁月中，我们在共同的“文学梦”下聚集一起，刻苦读书，尝试创作，探索社会人生，度过了一段艰难、美好、难忘的人生。正因有了十几年的乡村生活、苦熬打拼，才有了我们后来别样的人生道路和事业上的收获。我进入了文学界，从事文学编辑和评论;他踏入了史学界，辗转三所高校，一边当教授、一边做学问，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让人预料不到的是，正当他大器晚成，学问日隆的时候，却在2011年到外地的讲学中猝然去世，年仅63岁。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1年，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了，但他的形象却不时浮现在我的脑子里：身材瘦挺、衣着俭朴，脸色微黑、饱含沧桑，前额谢顶、双目凝神。从他的身上、脸面、眼中，我窥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深沉与风骨，读出了一代回乡青年的奋斗、追求与命运。

　　在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段历史中，有一个重大、壮烈的全国性运动，那就是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对这场运动，人们自然可以从各自的角度，作出种种认识和反思。但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我们既要看到它对千千万万知识青年身体的、心灵的乃至人生的扭曲与伤害，也要看到它对知识青年身心的、命运的锤炼、改造以至重塑。其中的佼佼者，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社会的执牛耳者，特别是在文学、社科、政治领域。可以说，40年前的那场运动，依然影响着今天的中国。其实当时的知识青年，是包括两部分人的，一部分是从城市下放农村的插队知青，另一部分是初高中毕业回到本地的回乡知青。这后一部分的比例更大。但许多年来，人们关注、研究的是前者，而轻视、忽略了后者。人数更为庞大的回乡知青，绝大多数沿袭了父辈的农民人生道路，过着更为艰难、琐碎、无望的日子，淹没在浩荡的历史中。但也有极少数，不甘沉没，上下求索，终于在后来跳出底层，成就了自己的人生和事业。常金仓就是这样一个回乡知青“典型”。

　　我的家乡坐落在山西原平北部的一片平川上，东临滹沱河，南靠北同蒲铁路线，名曰南申村。虽为当地的十八村水地之一，但人均土地不足二亩，除了农业没有什么资源、产业，经济不发达，文化也落后，全村近二千口人捆绑在土地上，过着紧巴巴的日子。村子大体呈正方形，正南正北“井田”型结构，横横竖竖有四五条街道，街头巷尾残留着一些牌楼、庙宇的遗迹，还有几棵风烛残年的老槐。但在我的记忆中，六七十年代的故乡也有一些美好之处。八个生产队就像八个大家庭，生产劳动、日常生活管理得严格有序。街道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墙上写着端正、醒目的大标语。每家的土院、瓦房和泥房，也收拾得利利索索。村西有一条南北向的“楼街”，住着三个回乡知识青年。那时相邻的村子都安置了城里来的插队知青，不知为什么我们村恰好没有，因此村人对这三个回乡知青就较为关注，称他们为“闹书人”或“文化人”。住在街中部一条小胡同里的是常金仓。他1948年出生，父辈祖辈都是农民，前有哥哥、姐姐，他是老生子，生活拮据。他生来就是读书的料，在村里上小学，在县城读初中，各门功课都是名列前茅。1965年考取著名的范亭中学，上了一年课，就遭遇“文革”、“停课闹革命”。乱世中，他却借阅了大量古典文学、历史名著，为后来的写作、研究打下了根基。1968年底，他高中毕业回到家乡，成为一个农民。次年同范中同学黄河川结婚，挑起了生活重担。这年他21岁。住在楼街北头的是常怀仁，与常金仓是出了五服的本家兄弟，年龄略小，称金仓为哥。他是家里的长子，姊妹四人，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家境却十分贫寒。他在村里上完小学就回队务农了，但因喜欢文艺，能写一点东西，就常在村里干一些写报道、编节目的活儿。住在最南头的是我，父亲在县里的商业部门工作，算不得纯粹的农民家庭。我出生在1952年，三人中年龄最小。从1961至1966年完整地读完了小学，顺利考入了原平中学，因学校停课而未能上成。在村里一边劳动一边读村办“农中”，只是混了一张初中毕业证。1969年原中“复课闹革命”，通过考试就读高中，1972年初回到村里，成为农民。但由于喜欢文学，在县小报发表过一些作品，1973年被借调到薛孤公社，专做文秘工作。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回乡知识青年是没有什么出路的。当兵、当工人，压根轮不到你。通过写作出名，选拔为正式干部，这样的机会也有，却千载难逢。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契机，但因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而告吹。喜欢读书写作，做着虚无缥缈的“文学梦”，把我和金仓、怀仁吸引到了一起。在艰苦的劳动之余，我们常常聚在一起，谈论文学、创作，交流读书体会，也探讨社会、人生问题。谁写了作品，则互相传阅，提点意见、建议。其实，在那样一个社会、文学时代，你能写出什么呢?你能写出生活、人生的真实吗?但我们乐此不疲，信心满满。自然希望依靠文学敲开命运之门，但更多的是在沉重、无望的生活中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在村人心目中，我们既是一些有知识、有特长的文化人，更是一些不懂社会、不会种地、想入非非、清高孤傲的“书呆子”。怀仁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南申村“三寒士”》。

　　一条街上三个“文学青年”，在“文革”运动的浪涛声中，在“农业学大寨”的苦战之中，像三个地下工作者一样，偷偷开始了他们的文学写作。他们是朋友、更是文友。他们是兄弟、更是知音。三人中，金仓的文化程度最高、读书最多。他热衷于抄录古典诗文，用他那端庄、优美的颜体蘸笔字，抄了厚厚好几本。他也写小说，且出手不凡，但写得不多。怀仁上学少，却读书杂，尤其喜欢民间故事、古典通俗小说以及山西老一代作家的作品，写出的东西颇有点民间文艺味道。我从小学开始，就学着写文章、投稿子。在原中上学时又读了一些文学名著，遇到几位很投缘的语文老师，写作热情很高。我通讯、评论、小说、散文，什么都写，有时则与怀仁合作。距南申村十里的下薛孤村出了一个知名作家杨茂林，是我们崇拜的名人。当时他响应上级号召，回本乡插队锻炼、体验生活。我们慕名前往拜访，从此结下情谊，成为我们三人的老师、兄长、朋友。每年过了春节，不是我们相约到他家里，就是他骑车到我们家里，畅谈一天，吃一顿饺子，把年过得有声有色。七十年代之后，国家的文学政策有所松动、调整，文学活动和创作逐渐活跃起来。1972年，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由忻县地区革委会政工组主办、杨茂林主编的《文学创作选集》出版，我的短篇小说《同一块地里》发表。这对我们三个无疑是一个鼓舞。当时，原平文化馆创办了内部刊物《原平文化》，怀仁连发了几篇小说。更让人振奋的是，1975年省里创办了《汾水》文学杂志，其实是“文革”前《火花》的延续。金仓写了一部两万多字的中篇小说 《“膏药”队长》，取材于村里的真人真事，描写了一位性格复杂、滑稽的农民形象，颇有古典文学和赵树理小说的韵味。此时的金仓在本村小学教书，他像读课文一样悠然自乐地读给我和怀仁听，我俩都觉得别具一格，肯定会发表。寄给《汾水》编辑部，很快收到回信，让金仓前往太原改稿。数天后金仓返回村里，说见到了马烽、西戎、胡正等几位大作家，但他们认为主人公是个中间人物，需要大改、重写。金仓坚持己见，不愿大改，于是作罢。我们很为金仓失去发表作品的机会而遗憾，同时也见识了他的执拗性格。倘若这篇作品发表，他的人生也许就是另一个样子。他在2006年的亲笔小传中说：“青年时代因上山下乡辍学十年，始正式参与社会生活，曾醉心小说创作，希望用艺术形象的塑造记录下历史的若干侧面，那时因文艺期刊大多停办，作品多供同好者交流，留下的唯一成果是培养了写作能力。”

　　作为农民的后代，我们是不合格、不忠诚的。我们三个都在村里待了十年左右，也参加了生产队的锄耧耕种、拉车挑担等各种农活，但加起来算时间并不长。金仓断断续续当过几年民办教师，我先是上高中后又借调到公社工作，都没有成为真正的农民。但对农村生活、农事劳动等都有着刻骨的体验。七十年代中期之后，我们三个的命运发生了转折。1975年，我被推荐保送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同年，怀仁被借调到原平县文化馆《原平文化》当编辑，后来通过自修考试获得大专文凭;1977年，金仓考入山西师范学院政史系，毕业后留校搞了历史研究。我们对“文学梦”并没有寄予太高的期望，但文学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就在1977年春节，我们三人回到村里。金仓苦斗数年，在村里盖起了五间正房，刚刚搬入新居，墙壁还没来得及抹泥粉刷，但却要告别家乡了。三个患难兄弟围坐在冒着蓝色火焰的泥火炉旁，谈眼下、谈文学、谈理想、谈未来，不觉情动于衷，依依难舍。金仓说：“等咱哥儿仨退休了，都回南申村来，盖一栋二层小楼，颐养天年!”当时，我们对金仓的话充满神往，深信不疑。但金仓这一走，竟成为永别。

　　底层社会与人生资源

　　我不知道金仓1977年报考历史专业与他的乡村人生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我不知道金仓30余年的历史研究与晋北那个村庄的历史现实有什么样的深层因果?但我知道，十年的乡村底层生活，为他积累了丰厚的社会人生经验，凝聚了不竭的探索进取精神，练就了锐利的洞察世事的眼光。十年磨难已然转化成了宝贵的人生资源，最终使他成为一个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

　　金仓最让人感佩的是那种百折不挠、艰苦奋争的精神性格。这种精神性格既表现在生存、生活中，也体现在工作、治学中。很多年前怀仁就感叹：“金仓真是一个精神动物!”六十年代末，刚刚20出头的金仓结婚成家，分户另过，住在父母老宅对门的另一个狭长小院里，两间向阳泥房、一个躺柜、几件锅碗，就是全部家当。刚刚走进社会，既无积蓄，生产队也不开红，冬天的取暖就成了问题。金仓决定像村里的那些壮汉一样去西山背山柴。村里距西山有二三十里，灌木丛生，每年冬天，就有一些壮劳力去砍山柴。这是一项极苦的活，天寒、路远、柴重，一般人是干不了的。家里的父母和爱人担心他吃不消，不同意，而他执意前往。他每天天不亮起来，匆匆吃点饭，怀里揣上两个窝头一壶水，腰间系一根绳子别一把砍刀，迎着寒风疾步赶到山里，找准地方，披荆斩棘大干两三个小时，待山柴垛割得差不多了，用绳子结结实实捆成一背。然后坐下来一边休息一边点火烤窝头，“野餐”完毕，这才背起一百多斤重的山柴背，一步一步走回村里，此时天已大黑。就这样，他一背就是几十天，一直到腊月底。小小的院子里，山柴堆成一座山。全家一冬天的做饭、取暖顺利解决。背山柴的做法，金仓坚持了很多年。怀仁也背过山柴，但我就没有这个体力和胆量，也许是生活还没有逼到那一步吧?金仓个子高，但单薄，面对生存困境，他就有这样的勇气和意志。盖房，可以说是金仓青年时代的“光辉篇章”。他总觉得黄河川嫁给他受了委屈，一直琢磨着盖房子的事。为了房子，他去岢岚三线建设工地当民工，挖土方、干杂务，每月四十多元，干了两年有了一点积蓄。为了房子，他说服村里一位单身汉，用自己现成的小宅院换下单身汉一块可盖五间正房的宅基地。为了房子，他几上西山买回木料，起早贪黑从河槽里挖石头，自己亲手打了五间房用的土坯……一直到1974年夏天，在众乡亲的帮工下，盖起了五间新房子。这房子盖了五年，耗尽了金仓的积蓄，耗尽了金仓的心血。其艰辛可与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造屋相比。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盖起五间房子，这在当时的村里是了不起的事情，于是村人对金仓颇有点刮目相看。我常常想，艰难困苦，可以使人扭曲、堕落，也可以使人成熟、坚强。金仓在打山柴、盖房子的艰苦岁月里，经受了考验，磨砺了意志，收获了成功，他得到的不仅仅是生存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自信。有这样一份精神资源，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自然会用打山柴、盖房子的那样一种心劲和毅力，踏石留印地走向成功。

　　金仓的历史研究，着重点在先秦礼乐文明、历史发展中的文化规律等方面。这自然是一种教学、研究的需要和个人兴趣的结合，与现实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似乎没有什么瓜葛。但在他的个人兴趣中，就真的没有乡村社会的“纠缠”吗?我想是有的。回想六七十年代的故乡生活，常常让人觉得感慨万千。故乡自然有淳朴、温暖的一面，但更有沉重、荒诞的一面。而让我们感到压抑的，是那种无所不在的民情风俗、道德礼仪等等。譬如作为年轻人，要求你忠孝仁义、乐天知命，要求你谦和谨慎、知书达理……特别是对文化人，这种要求会更严格、挑剔。而我们这些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不仅不懂这套习俗礼仪，而且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和叛逆。譬如不大理会村里的人情世故，譬如待人接物上流露出一些清高傲气来。这就难免让村里人有种种看法和议论，眼光中就有了生分和暧昧。金仓对这种乡村风俗礼仪，一定有着深切的体验乃至教训。当他走进先秦历史时，发现三千年前就已经有了那样丰富成熟的礼乐文化，他在梳理、探讨这种历史文化时，也蕴含了对现实乡村的比照、反思。在他的代表作《周代礼俗研究》《周代社会生活述论》中，我们依然可以读出隐隐的现实性来。

　　金仓的历史研究，时间段主要是先秦，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时代。但他的立足点却在现代。反顾五六十年代的乡村社会，那是只有一个脑袋、一种思想的时代。但在金仓的小屋里，我们常常悄悄地对反常的现实提出质疑，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困惑，对未来的走向小心猜测……而金仓的看法和观点，总是让我和怀仁心悦诚服。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忧患感、责任感，使历史学家的常金仓，没有拘泥在对古代历史的考证、演绎中，而是置身历史、返观现实，从事着一种现代历史学的艰难建构。他明确地讲：“史学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为增进社会幸福贡献甚微，是导致史学困境的根本原因，而时势的变化只是诱因。”又说：“文化史研究就是社会文化的社会医生，要找出我们这个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处，通过渐进式的改良对社会加以改变，只有改变社会的结构，才能改变社会的功能。”没有十年乡村的社会人生经验，没有历史转型期的痛苦思索，怎么会有金仓这种思想、志向、境界呢?

　　史学界“翻盘子”的人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虽然中国向来就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但在社科、人文领域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依然是普遍现象。这也正是我和金仓心灵相通却疏于联系的主要原因。1975年之后，我从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留校，又调回忻州地区文联，再上调山西省作家协会，历经三个单位，在文学圈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金仓1977年以后，从临汾师范学院、到陕西师范大学、又至沈阳师范大学，辗转三所高校，在史学界打出了一片天地。在这30余年中，我们在故乡、忻州、太原各见过一面。我每逢调动一次，总会写信给他，谈谈自己的近况、写作，问候问候他的情况、治学。他总会认认真真回一封长信，充满了兄长的关切。至于他的身心、家庭详情，历史研究课题与进展，就不大知晓了。这两年，我翻阅了他的几本学术著作，阅读了他的同人弟子为他编辑的纪念文集《奕世载德》，从网上观看了他的学术讲座，才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学术研究有了大致的、较多的了解。当然只是管中窥豹，并未深入，但也依然领略了他这二三十年的艰难跋涉、独辟蹊径和杰出建树。

　　金仓的学术生涯，完全献给了中国先秦史、中国文化史的教学和研究，特别是在中国史学的科学化、礼乐文明、文化史学理论等方面，在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方面，有着创造性的开拓。他对古代史学的研究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理论体系。此外，他还涉足神话、青铜器、历史文献、道教、人口学等多个领域，颇多硕果。他出版了多部著作。《晋国史纲要》与李孟存合著，是晋国历史的一部拓荒性著述。《周代礼俗研究》是在著名历史学家、他的博导金景芳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学位论文，对中国传统礼乐文化进行了深广探索。《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全面阐述了他的文化史学理论，对中国历史中的文化类型、早期国家的产生、社会变迁等课题作出了新颖独到的论述。《二十世纪古史研究反思录》对史学研究的众多倾向性问题，如传统史学理论、历史传说研究、宗教和神话的思考、古代思想史探讨、早期国家社会制度研究等等，进行了精辟的梳理、反思。《周代社会生活述论》是为研究生写的一本古史研究入门书，继续倡导历史、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发现原理和规律的观点。此外，他还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文史哲》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当然，金仓作为一个教师、教授、博导，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教书和育人上。他教出的本科生难以计数，培养出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有60余名，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金仓的同人、弟子眼中，他是一位勇于开拓新路的“猛将”和敢于挑战传统的“翻盘子”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因此，大家乃至历史学家，就把历史当作一部情节不断衍生、故事步步推进的电视连续剧，形成了一种僵化的进化论史学。而金仓则积极借鉴19世纪之后西方的历史哲学和文化人类学，并把它同中国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构建了一种新的文化史学思想和方法，并在先秦史学方面推出一批成果。长期以来，史学界深陷困境，为了解困，有人主张向考古靠拢，有人倡导走向大众。前者如不断展示的古墓发掘，后者如“百家讲坛”中的历史演义。而金仓则公开批评古典进化论史学以及急功近利的史学斜路，竭力倡导用文化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入把握历史深层中的规律、法则，现象、元素，进而以史为鉴、认识现实，推动当下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正如史学家吕绍刚先生所评价的：“常金仓先生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那就是在对当代史学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基础上探索新世纪史学的发展方向。他以区区私家之力，面对强大的习惯势力，引导人们接受一种新的历史思维，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耐心。”我是历史学的门外汉，不知道我这样的简单概括，是否接近了金仓历史研究的本意?在我看来，金仓已为史学界立起一块丰碑，也许它还不那么高大、壮丽，但它是全新的、重要的，需要史学家特别是他的弟子们继续丰富它、建造它。

　　地域性格和命运轨迹

　　金仓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新生开学，学院召集师生见面，作为导师的常金仓讲话，一开口就提出一个尖锐问题：“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向我做个表态，你们来读书是为了拿这个硕士文凭，还是为了学些真本事?你们的目的不同，我的要求自然也就不同了。”初次见面，就给学生一个“下马威”，大家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纷纷表态要追随老师刻苦读书。金仓就是这样一个认真较劲、是非分明、清高直率，甚至固执偏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其实这样的个性在我身上也有。记得1982年我从山西大学调忻州文联，中文系开送别会，德高望重的马作楫老师给我提了一条意见：“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就是性格比较‘犟’。”我牢牢记住了这条意见，决心改掉，但本性难移，成效甚少。性格比我还要倔强的金仓，看来一生也没有改变了他的脾性。这种脾性成就了他的人生、事业，但也给他的命运带来了曲折、磨难。这种脾性既表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他的处世为人中。外省人说“山西人性格倔”，晋北人性格尤为倔。山西的地域环境、生产劳动方式、文化传统和民风民俗，一点一点培养了山西人倔强的地域文化性格。金仓的犟劲，既是他的个人脾性，也是一种地域性格。

　　由是我想到了山西前辈先贤共同的性格特点。譬如贾植芳，一位学者，参加革命，抨击时政，一生坐过国民党、日伪军、共产党四次共25 年监狱，晚年依然无愧无悔。譬如赵树理，终生站在农民一边，同极“左”路线、冒进干部、文艺歪风斗智斗勇，最终惨死在“文革”运动中。譬如牛汉，解放后深知胡风已被打入“另册”，依然保持朋友间的来往，在胡风受批判之时站出来为他辩护，结果被捕入狱。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从事的职业不同，但都有一种共同的地域文化性格：认死理、敢犯上、有担当。山西人的地域性格自然是丰富多样的，那些仁人志士也未必都是阳刚派，但这种倔劲、刚劲无疑是山西地域性格中的一个耀眼的亮点。金仓秉承了前辈先贤的这种地域性格，在人生旅途、事业历程中，同样表现得逼真、鲜活、强烈。

　　金仓的倔强、固执性格，体现在许多生活细节中。譬如穿衣服，总是白、灰、黑三种颜色的衬衣、中山装、夹克衫，且式样老旧，没形没象，很少看到他西装革履的样子。譬如使用的提包，很多年前就记得他喜欢用一个深色的布兜子，我在他的学生回忆文章中，再次看到了这样的描写：“(他)手中总是那个旧的不能再旧的布兜子，每次上课老师就是从这个兜子里掏出他的讲义。”不知道这是不是30年前的那只布兜子?他并不是不爱美，而是觉得穿平常衣服、用普通布兜，习惯成为自然，感觉方便，他不愿在这些生活细节上再动脑子，而让思想和心灵无挂无碍地自由飞翔。譬如坐姿，记得在村里时，他就喜欢双腿一盘，端坐在土炕上看书，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后来上学了、工作了，没有土炕，就端坐在床上看书。他不喜欢坐在椅子上，坐一会就会站起来，甚至脱去鞋子蹲在椅子上。他从小练就了坐功、蹲功，成为教授了，依然保持着这样的习惯。譬如抽烟，在村里他就抽自种的小兰花烟，一是没钱买香烟，二是小兰花烟味道醇正。他不用烟锅子，自己卷，卷得快疾、漂亮，抽起来过瘾、提神。许多同事弟子在回忆中，都写到他经常卷小兰花烟抽。抽着自卷烟，他也许觉得又回到了故乡土炕，回到了青年时代。怀仁曾说：“金仓过的是苦行僧生活。”我说：“他求取的是历史学真经。”

　　最顽固不改的是他的原平土话与口音。我看了他互联网视频上的学术讲座，他依然是那副洒脱、风趣、自信的样子，讲得绝对条理、清晰、透彻、生动，但却还是几十年前的一口土话。在我听来，这是最纯正、最完美的原平话，而在外地人听来，一定觉得沉重、费力，甚至听不懂。原平话是中国的北方话，很有地域特色，它发音较重、节奏鲜明，抑而不扬，但z、c、s与zh、ch、sh，en与eng，un与ong等分不清楚，讲起话来，就像麻袋倒土豆，显得笨、重、土、硬。我在山西大学留校后，曾很想改掉原平话，学会普通话，但试了一段，感觉别扭，效果不好，于是罢了。金仓七十年代初就在本乡当民办教师，40年间，走南闯北，没离讲台，依旧乡音未改。不知是原平土话难改?还是说普通话不宜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从原平走出去的人，也有成功改成普通话的呀!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讲普通话几乎普及了。这依然反映了金仓的独特性格。故乡贫瘠的土地、艰难的生存，在给予我们正面精神性格的同时，也带给了我们执拗、守旧甚至狭隘的负面性格心理，制约着我们的人生命运。

　　金仓的人生、学术道路并不顺利，其根源也在他的思想性格上。他献身学术、卓有建树，但却曲高和寡、难容他见，得罪了一些同人和前辈。他深谙世情、能力出众，但却个人英雄、灵活不足，脱离了那些或庸常或世故的芸芸之众。“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他的坎坷、曲折也是注定了的。1990年，金仓在吉林大学读完古代史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应山西师大校长陶本一力邀，回到母校历史系，担任主管教学科研的副主任，他投身学科建设、扶植青年教师，改变了历史系的学风和面貌，但在工作、人际、学术上与一些人发生了分歧和矛盾。不肯随波逐流的金仓，决然离开了母校、离开了山西，调往陕西师大。2004年，在陕西师大功成名就的金仓，应辽宁师大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杨英杰的邀请，引进该院，承担起申报博士点的重要使命。他埋头学科的基本建设，强化学术研究，招收硕博研究生，与学院同人苦干七年，终于在2011年使历史学科博士点的申报获得成功。作为首席功臣，又是著名教授，本应得到相应的岗位和待遇，而金仓得到的是末等特聘教授。自尊心极强的金仓，不说不闹，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再不去学院上班、开会，用沉默表示了他的清高和抗议。“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践踏，一生最看重的情谊受到践踏。”这段时间，他的心情郁闷，血压不稳，身心疲惫。我知道，金仓绝不是那种看重地位待遇的人，他忍受不了的是对他自尊和人格的损害。我知道，金仓的位列末等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问题，一定是他在工作和治学中冒犯了一些同行甚至上级。为了散心、休养，2011年冬，他应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院长、他的大学同窗好友王晓德的邀请，前往鸟语花香、温暖如春的福州讲学，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黄河川以及几位朋友弟子。而长期的劳累、相聚的激动、异地的放松，使他那颗刚强而脆弱的心不堪承受，骤然停顿，走完了他63岁短促而璀璨的旅程。

　　37年前，金仓曾在故乡新建的房子里遥想退休后归隐田园。如今，他的房院早已易主，不知变成了什么模样。楼街南头我的故居，已然一片荒芜、破败，真不知该如何处置它。故乡，我的母亲，你的游子再回不到你的怀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