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卧在黄土高原的崇山之中，海拔约一千两百米左右，同样的节气比平川、丘陵地带就冷一大截子。山外的年轻姑娘还没脱裙子的时候，山里人已经套上了几层夹衣，一过白露节气，地上就凉得沁心。山里人开始忙着播种小麦了，田里的玉米、豆子等秋庄稼还在等待成熟呢。山下的人常常收完秋才种麦，但山里的麦子等不及，倘若秋分以前麦种入不了地，就会影响来年收成。仅这一点，山外人就会因地域的优越性沾沾自喜了，傲慢了。可村庄里的人还要感恩，倘若再翻一道山，那里就只能种莜麦了，冬小麦成不了。因为寒冷。

　　也就是处暑之后十五天，天气就变脸了，早晨的地表直窜凉气，野草野花已披挂起白花花的露水珠子。总是拂晓的时候，院里敲响了叮当的牛铃声，男人扛着木犁，女人或孩子掮着牛轭和夹板，腾出一只手赶牛。母牛并不情愿走，哞哞地叫着，回头再看看自己的牛犊，牛犊急着要跟，主人并不要它，嫌它到地里碍事儿。秋种的时候，田野里回旋着层层叠叠的喊牛声。午饭一般在地里吃，女人做好送来，两个馒头，半碟酸菜，一碗开水，也有送茶叶的，抑或有砂糖水。男人吃饭的时候母牛也不歇着，由女人牵着去啃草，一边啃一边流涎水，眼睛眨着，尾巴甩着。地耕完了，接着运粪，用担子挑，用平车拉，驾牛，也用骡子。地里已撒满了乌乌的一层牛粪、羊粪、麦草沤的粪、小孩在路上捡的粪、男人用麦田周围的灌木和杂草烧成的粪。地里飘荡着薄薄的熏味。然后再用犁将它们翻入地下，用耙荡平，熨得像一块布。之后就是播耧了，播耧是种麦劳作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要经验丰富的人才成，耧摇得不匀会直接影响麦子的生长，稠了，颗粒不得饱满，稀了，产量上不去。不善农事的人只好请把式，好吃好喝管着，嘴里还得甜甜地叫着。播耧不仅讲究操作，还要择取牲畜，黄牛肯定不行，太慢，只好借骡马用，又多是亲戚的，也有人跟着，帮几天工。这样的情状大约持续十来天，如果遇上秋雨，时间还会拖得更长些。中秋节前后，勤快人家的地里已嫩绿了一片，当所有麦田都绿成手帕的时候，收秋便开始了。

　　村庄里的人，心很贪，恨不得把一块块田都装得满满的，玉米、高粱、黄豆、绿豆、黑豆、谷子、糜黍、萝卜、土豆、白菜、辣椒，能下地的都种，收秋也因此繁琐而热闹。秋收的工具有：锄、锨、锹、镰、筐、袋、担、车等等，一溜摆在院子里就是一个小型农具展览会。树落黄叶时，地里的庄稼便赶着趟儿成熟，谷子更加沉思，老态的身子几乎承受不住思想者的头颅。玉米不耐烦了，以寒风的骚扰为借口大声吵闹。土豆的茎早已褪了往日的繁荣，死蛇一样横在那里，有许多则已脱离母体殒命了，躁动不安的土豆干脆拱出地面，紫青着面皮瞪着寒露和阳光。庄稼成就了生命的圆满，庄稼人迎来了一年中最有成就感的时光。学生放了秋假，老师当然也要收割自家的田。庄稼人忙而不乱，先收谷类，其次豆类，再次玉米和高粱，最后是蔬菜。也有做适当调整的，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他们心里都在掂量。空荡荡的院子拥挤起来，谷穗，豆子，高粱，玉米，堆得像箅子上的馒头，互不侵犯。这个时候最郁闷的可能算鸡了，它们被关在笼子里，看着满目的美食和自由跑动的狗，只能瞪着裸眼干着急。

　　农民常说：干啥要像干啥的样儿，做啥得有做啥的法儿。谷子、豆子用碡碌碾，高粱在石头上摔打，玉米则用双节棍一样的棒子抽。大部分的玉米并不挨棒子的抽打，将苞皮翻出两个系成一对搭在树杈上，或者专门披挂起来，血红的辣椒用线穿起来挂在墙上。脱皮工作完成后，摊在太阳下晒，遇到淫雨连绵的日子只好铺在席子下用火烘干，睡在上面像躺在松软的沙子里，既舒适又解乏。院子里清场了，鸡放了出来，捡食无法收回的残粒，然后是土豆和萝卜粉墨登场，粉是泥土，满脸满身地糊着，在凉凉的阳光下晾着，再用手指将土揩净，然后一筐一筐地吊入菜窖藏起来一年食用。砍回来的白菜则不可藏得太深，在院子里掘一米来深的坑，将白菜成排地摆好，用湿土将根埋了，以保持白菜的水分，上面覆盖一层麦秸或草席，吃的时候掀开覆盖物取出便是。如果有葱，存放更简便，只须用草绳束成一捆捆放在院子里，不怕冻，吃的时候就从雪里扒，只防鸡、老鼠、牛羊就行。每次都会拣出一部分菜叶和白萝卜残肢，女人就用它腌制酸菜，剁得像鸡食一样碎，装在缸里浇满水用石头紧紧地压了。

　　将这一切果实都收入囤里、瓮中后，人们便去收拾地里的玉米秆。丢掉棒子的玉米像一个个被缴了枪的士兵，人们将其砍下成捆成捆地扛回家，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用铡刀铡成小段堆在草窑里充作黄牛一冬的口粮。小孩儿常常从玉米秆中专挑瘦黄的吃，碰上好的会像甘蔗一样甜。当田野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木时，便有西北风做最后的扫荡，因为地里还有庄稼人遗下的谷子和玉米的叶子。风亦威风，直卷得满世界飞舞，卷得人们不得不紧闭门户。院子里繁荣一时的果树也沉寂了，红彤彤、黄澄澄的果子早已化为庄稼人的精气，力量，情绪，细胞。田里的秋事结束了，在西风来临的时候。但秋事的余音并没有消失，青铜乐器发出的颤音，从田野丝丝缕缕地抖入家里，夜里。

　　相信每一个有过农村经历的人都不会忘记灯下掰玉米粒的情景，一家人围在一处，中间矗一沾满油渍的铜台，台上放一盏古董油灯，没人会去注意灯身精致的字迹和图案。家长持一把剪刀或者锥子，首先在玉米不同的侧面豁几道口子，剩下的活儿就是女人、老人和孩子的事了，用手掌掰下玉米粒，一簸箕一簸箕装入布袋、麻袋，或者干脆掀起席子垫在身子下。由于这样的劳动在温暖的炕上，且伴有大人唠唠叨叨的家常，打闹，欢笑，因此并不枯燥，孩子们喜欢。玉米棒棒用来生火，爷爷总忘不了挑出一支插上筷子放在自己的枕头边，那粗糙的表皮会在某一刻与皮肤奏出自己最惬意的体验。

　　天气好得真是少有，又没有风，老人将早已梳理好的糜黍穗、高粱穗搂到太阳下，人们就知道他们要编织笤帚、刷子、扫帚了，这样的活计年轻人已不大会了，他们会做的仅是去山里刈回荆条编织筐子、荆条席子。又一个好天气，这些各式各样的编织品出现在了山外的集市上。男人是一大清早就开拔的，走到又冷又饿的时候，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炒面——将玉米炒焦又用石碨磨成的面粉，男人将炒面捂进嘴里用唾沫濡湿，一点一点咽了。太阳出来了，身子也热了。

　　婚事

　　“头等女子一千七，

　　车子手表缝纫机，

　　毛衣毛裤毛哔叽。”

　　这已是稍后西贝山村优秀姑娘的身价了。往前推一些时间，我的邻居有一个“脑袋像个罐儿，脊背像片案儿，腿像个耧杆子，脚像个梳板子”的胖姑娘彩礼要了三百元，已创了村里彩礼的天价了。

　　那时山里姑娘除了参加集体劳动外几乎没有其他社会活动，如果想嫁到外村甚至山下，只能靠介绍人。而山里的姑娘究竟不想嫁在山里，所以媒人作为一种职业或者职务非常重要。也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过去我对喜欢做媒这类人颇有偏见，觉得他们都是油嘴滑舌，好吃懒做。我的邻居一位妇女很喜欢给人做媒，她走路像踩高跷，老母鸡似的摇摇摆摆，有人说因为她还是女子的时候不安分被哥哥剁了脚指头。她的嘴油滑得像抹过油，整日母鸡下蛋似的咯咯不停，后来我读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才发现她神似三仙姑(除了不会跳神)。不可否认，她虽然多舌，也是个热心肠，用她的嘴撮合成的姻缘的确不少，亦不乏良缘。

　　当然，联姻不成或合卺后与媒人反目成仇的事并不少见，八成是媒人从中“掐二毛儿”或因一方得罪他(她)而破坏婚姻的劣迹败露了。西贝本家有一位不安分的庄稼汉，常年做买卖牲畜的投机生意，因为足迹远，识人广，干起做媒行当挺便当，但他褪不掉商人习气，在彩礼上“掐二毛儿”。尽管做得隐蔽，但禁不起时间的考验，事败后往往被男女双方怨怼，甚至成了仇人，也失了面子和信誉。最损者是因为某一方招待不周心怀不满从而作祟坏了婚姻的，事后暴露实情会被众人所恶。

　　有了太多类似的教训，因此婚事男女双方往往都要有自己的媒人，类似官司双方各找律师辩护，这样做一是便于沟通双方思想，且防止媒人搞“一言堂”，搬弄是非，二是为“掐二毛儿”设置障碍。

　　过去有钱人家结婚要请鼓乐，邻村的一位公家人要娶别村的一位佳丽，西贝山村处于两村之间，必经之路。新郎新娘乘骑辔头簇新，座下锦缎被褥，鼓乐齐鸣，骡马成行，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全村大人小孩都拥着看热闹，好事者挡住鼓手，又敲又舞，总不放行。伴郎撒烟发糖，称爷道兄，直闹到月儿升顶，好不热闹。老人们讲，过去的财主娶亲，新娘乘大轿子，四抬甚至八抬，新郎官骑高头大马，真正的骓驹，那才叫威风呢。现在少见马了，只能乘骡子，往日雄风不在矣。

　　结婚必定设宴，大的，小的，好的，差的，七碟八碗必须凑齐。比如炒一个鸡蛋也充一碟，不会惹人非议，吃的就是一个热闹。席摆在露天里，吃干喝尽，不经意洒一些，敬了天地。村里没有时下的红白理事会，都是远亲近邻帮忙，碟碗桌凳均各家拼凑，实在不够学校里借，学生放假一天。孩子们都盼望这个。筷子是刚从坡里剁回的灌木或树枝削成的，去不掉的是并不陌生的浓浓的树脂气味。院里垒起砖灶，用稀泥糊了便可生火，人们在烟熏火燎、寒风呼啸中吃菜喝汤，嬉笑怒骂，你争我抢。

　　吃请须出份子钱，三角五角，块儿八毛，关系的远近决定礼金的多少。姑姑舅舅的礼要先写，他们最重，别人不许压了。村里人把上礼叫打礼儿，我家院子里有一棵梨树，最初听说打礼儿以为是打梨儿，误解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一提起首先想到了自家门前的那棵梨树，以及黄中带白的硕大的脆梨。

　　去邻村参加婚礼的事也有过，那时小，大人领着。汤水与西贝山村的没有两样。我跟着大人坐一圈儿，本村的孩子们一阵混抢，一盘上来就是一场恶战，甚至到了人仰马翻的程度。大人们懂得照顾小孩，剩汤剩水都由我清理，孩子们给我起外号“拾掇儿”。外公是个烹饪高手，周边村落婚宴常常请他主厨，我的待遇是进他的厨房享受一碗过油肉，一晃过去了几十年，香味依旧萦绕舌尖。

　　最喜欢村里娶亲闹洞房。俗话说：娶亲三日无老少。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去主人家闹洞房。平时叫爷爷叔叔的，这个期间就没有那么多礼节，长辈不像长辈，晚辈不像晚辈，没大没小，闹得越欢主人家越高兴。本家伯伯曾经指着异姓爷爷悄声告我，他家活人臭，当年儿子娶媳妇没人闹洞房，他只好拿着竹竿直往儿子的新房里捅。没人闹儿子的洞房，他着急无法，用了这损招儿，成了笑柄。村里的二子娶媳妇，闹洞房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儿也去凑热闹，看着比我们大许多的小青年调戏新娘子，我们也跟着起哄。新郎新娘扭扭捏捏地做他们出的节目，女人嫌羞，不做，用笤帚打男人，越不做越打，打也不真狠打，雷声大雨点小，专门让女人看，女人心疼了，就勉勉强强地做了，还不够，继续折腾，继续笑骂。玩的就是男女拖拖拉拉，欲做还羞，倘若女人来个干脆痛快，你说做什么她就做什么，你说怎么做她就怎么做，反倒扫净了兴趣。这个当儿，大人们则躲在隔壁房间吃烟喝茶聊闲话。胆子大厚脸皮的妇女会贴着玻璃或麻纸窗户瞅着屋里哧哧地笑，怀里的孩子急得直抓她爆胀的奶子……

　　这样的婚事对于蛋儿媳妇来说是一块心病。

　　她是被父亲赌钱输给蛋儿的。

　　书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农村演一场露天电影是不寻常的乐事(如今更成了梦想)，那时候农村样板戏刚刚收场，电视还没有进入百姓家庭，节日喜庆最盛行的就是说书，比如谁家添了人丁，哪家有小子当了兵，哪家的牛下了牛犊驴下了骡驹儿等等，都要花钱请几位说书先生在家里闹腾一番。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农民有一大半时间不能清闲。冬天是相对消闲的季节，冬夜漆黑而漫长，书事便像绽放在荒村枯夜里的一朵焰火。

　　在孩子们眼里，说书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们大都是些瞎子，由一个明眼人牵着，骆驼一样穿成一串儿。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在我记忆的黑白映象中仍然是行进在山路上的一群默默的盲人，远远看像一只百足虫。逢村便停歇下来，这个团队里领路的明眼人充当经纪人的角色，和村长联系，询问村里或哪家需要说场书，报酬很低，所以一般都不会被拒绝的，当然也出于几分同情。

　　说书一般三人，师傅拉胡琴，小徒弟打板，大徒弟主唱，主唱者大都是女的，唱到急处眼白翻动频频，博得喝彩后红着脸喝口水继续，师傅手中的三弦子或二胡拉得更带劲了。农民不吝赞誉和奉承。歇下来说说闲话常有，但人们问的往往是书里的故事，他们的起居日常生活没人打听，而且他们又只是很骄傲地拿腔拿调地谈。两眼看不见东西，却能记住无穷无尽的故事，并且除了喝水，孩子们也没见过他们吃饭。这些除了神仙，凡人不会做到的，所以我的初次记忆里，是将他们认定为一群天外来客。

　　邻村有一位说书人，叫三喜儿，经常跟着师傅到我们村说书。许多年，一直打板，总也出不了师，师傅骂他笨，他是真笨。多年以后，师傅死了，说书这个行当在农村也没落了，他仍没能说成。幸亏这个行当彻底垮了，他还可以去做别的营生蔽丑，否则他一定会更痛苦的。那一年在山路碰见，持着一截探路木棒，挎着一只布袋，布袋里装一头猪崽。有人问：三喜儿，干啥去?回答：猪病了，给猪看病去。小猪唧唧哼哼，三喜儿哼哼唧唧。三喜儿长得胖多了，那张脸挤成了肉团。

　　三喜儿的师傅不止一个，其中一位离我们村有十来里远，是我们周边最好的把式，我们都喜欢听他说书。他是一个干瘦的老头儿，一本《薛刚反唐》可以说上半个来月，张家李家连续说下去，害得人们不得不串村子往下听。有一年外婆家请他说书，《祝英台和梁山伯》，老也说不完，后来躺在炕上了我们还缠着他讲。

　　西贝山村住着不少河南人，都是逃荒来的移民。改革开放初期，他们与老家信息互通频繁了些，相互走动多起来。西贝山村有一座村办煤矿，河南老家人纷纷来下井挖煤，某年居然引来了说书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大约五十来岁的说书盲人，他的书使本地同行黯然失色，唱多讲少，调子是正宗的河南曲剧，抑扬委婉，凄凄切切。老人的声音浑厚中满是沧桑之色，动情处催人泪下，妇女们尤其泣不成声。当然更多的是欢愉和嬉笑。俗话说，远处的和尚会念经，何况这个和尚是个很会念经的高僧。于是主家的媳妇将娘家父母也接过来听热闹，恰恰书中主人公与她的父亲同名同姓，于是每每唱到主人公的名字时就会引起哄堂爆笑。有了这个说书人，那年的冬天显得格外温馨。全村几乎家家都要请他说书，当然因为每晚的报酬好像只有几角钱。盲人带着女徒，一个健全人，她的唱功不及师傅，但村里的男人们更喜欢听她说书，一手敲鼓，一手把竹板，既像山东快书又像京韵大鼓的表演，脸老是红扑扑的，这一老一少一男一女总使我想起旧电影里的某个说书场景。

　　除了说书，那个盲人还会占卦，竹签装在竹筒里，用布兜兜着，小心地打开，让人哗啦哗啦地摇，然后捡起掉出的一只在手里细细地摸。他的口头禅是：算卦不留情，留情卦不灵。然后徐徐道来，断你所求之事，往往七长八短说得很准，人们更惊奇他是瞎子，看不见求签人，却能说出那人的长相特征。对于求签之事，村里的男人似乎还只出于新鲜和好玩，妇女们则百信不疑。难得那位师傅到底有些本事，父亲一求签，他张口就来：此人是个公家人。一语满堂讶然。母亲求卦，断：你的工作五年后会调离本村(那时母亲尚在西贝山村教书)，是东南方向。五年后果然应验，母亲调往县城，方位正是东南，随之我们也举家迁居离了西贝山村。

　　十几年后，我在县城千佛寺旁听书。夫妻二人，本地的，均健全。说的多是博笑的俗段子，当地的道情调子，已经不成样子了。灿星遍布，寒月如钩，遥望西北，油然想起了这些听书往事，不禁被记忆中的声声卖唱所感动，从心底里涌出了一层层潮湿。

　　说书这个民间曲艺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遗憾没有赶上它的旺盛时期，所幸还见识了它本真的音律。那些声音没有经过录音设备的修饰，没有电视里的过分包装，它的美就在于缺憾，在于凄切和嬉笑。它的凄美滋润在清冷的夜里，在太阳曾经温暖过的核桃树的枝杈间，在寒鸦的祼巢里，在附满冰霜的玉米秸秆上，在野兔短尾巴的绒毛里，在黄鼠狼警觉的双耳里，在野狼的哀嚎里，在蜷尾酣睡的狗鼻子里，在流过村畔的浅浅的小溪里……

　　书事给了西贝山村许多值得回忆的地方，我无法还原父辈乃至更远的他们关于书事的记忆，但我能从那一声声颤抖的余音里辨出西贝山村曾经的月色和风情。

　　——因为朴拙，所以美，这就是一切。

　　丧事

　　在我亲历的西贝山村的几场丧事中，大部分集中在冬天。似乎逝者在人生谢幕时也要为亲戚邻里的农忙考虑。

　　一九七五年冬天，奶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是我亲历的第一场丧事，那时我对“死”并没有真正认识，只是简单地知道奶奶死了，永远睁不开眼说不了话了，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丝毫不知道悲痛。本家爷爷命令我对着奶奶的耳朵喊，邻居哑巴奋力地对着我比画，拼命地眨着眼睛啊啊叫，她比我更加懂得死亡的可怕可悲。奶奶躺在炕上，枯瘦如柴的身上盖着破被，脸色蜡黄，眼深深地塌了下去——我想死人一般都是这样吧。平日里清静的小院突然热闹了起来，至亲、沾亲、带故的都围着院里的灵棚啼号。天似乎下着雪。我与村里的孩子坐在粪堆上看热闹，姑姑拖我要给我鞋上缝白布，我嫌难看，死命地挣脱她的手跑开了。邻居刘二嘲笑我：你奶奶死了，你就得穿白鞋。我歪了他一脖子。

　　从我记事的这一次丧事到现在三十多年来，西贝山村先后死掉了一二十人，男的多，年老的多，最为奇怪的是大都在冬天。在我小时候，西贝山村的冬天是严寒的，初冬降雪，第二年春天才会消完，大地变成了一张白布，哀悼那些挺不过饥寒的亡灵。奶奶的棺材我没有看上一眼，倒是本家太爷爷的看过一次，偷偷地站在最高台阶上，个头太低，也只能看到一双脚，严格讲是一对很好看的黑绸鞋——老百姓只有死了才能穿到的漂亮的一尘不染的绸鞋。

　　到爷爷死的时候，我已经很懂事了。他也是躺在炕上，不过是二十年后的另一间砖房里，红光满面，似乎睡了，带着生前的尊严。由于在半夜，一屋子的人安安静静地忙，帮他洗脸换衣，脸用酒洗，洗得蜡黄，衣服是早些年就准备好的寿衣，古人穿的宽袍大袖，绫罗绸缎。按照老家规矩，这些都是姑姑们做的。棺材摆在院子里(风水先生选的)。“啧啧，放了二十几年了，还跟新的一样，好板材呀!”棺前布着相片，次第供的是猪头，点心，水果，馒头，面包……两旁童男童女，纸扎，花堆……自此之后的几天里，慈祥的爷爷会从相片里看着他的孝子孝孙们围着他的丧事纷纷扰扰。

　　依村里的规矩，七老八十的人是喜丧，要多放几天，一般五天或七天，也有九天的，多是得罪了风水先生，或者主人家富，主动要求敬孝的。年轻的属恶丧，不能多放，两三天打发即可。我的小爸那一年死了，只搁了三天，因为爷爷尚在世上。

　　建房要选地基，造墓同样要下罗盘，墓址好坏关系到后辈的兴衰成败，所以须请水平高的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请了，从棺材在院里的停放到坟墓的挖法一切都得听他的。风水先生披着风衣，戴着墨镜，夹着皮包，步履从容，满脸肃穆，年龄五十到六十之间。先生下好罗盘，揳好楔子，剩下的活计就是打墓师傅的了。打墓也是很讲究技术的，一般是老一辈传给下一代的有心人。事主最清楚，掘坑凿窑是很重要，因此尽力巴结师傅，孝子孝孙们要不停地说好听的话，递最好的纸烟。倘若师傅不高兴了，不仅会浪费大家的时间和体力，尤其要命的是入墓的时候棺材进不了墓窑，当然最糟的是挖墓时会砸死人。这些都有案例可找。

　　村里人造墓，孝子们哭灵。活是活不了的，恓惶总得装(当然也不一定就是装)。哭有哭腔，不像城里人嘤嘤嗡嗡像苍蝇，一点不好听。女儿一带头，儿媳妇孙女们便将调子拉将起来，粗听混杂，细辨像死人身上的绸缎的纹理经纬分明，哭爸哭妈哭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什么都有，久而久之，就哭错了，哭着哭着哭开了自己故去的爸妈，调子拉得像蜘蛛拉丝一样努力，那些整日研究高雅音乐的专家教授其实最应该到农村考察一下这民间号啕，一个村一个样儿，每个调子都经过了百年的传承。

　　大地一片白，树木全身素，孝子孝孙也一样，头上缠的，身上穿的，脚上蹬的，都要白才成样子，才不会被人笑话。脸不得洗，胡子不能刮，形容越憔悴越显得痛苦，显得孝顺，会受到赞誉。女人的声音须嘶哑，显得悲痛，男人头上的白布要裹成堆，白布越长离逝者的血缘关系越近。孝子孝孙要守灵棚，一是续香火，昼夜不能间断，香火万不可断，断了就意味着断了真正的香火，二是防猫诈尸，倘若不小心让猫进了棺材，死人会直挺挺地坐起来，都不是好兆头。

　　死者入墓前一天要送灯，意思是打通赴九泉的道路，当然是去城隍庙之类的地方烧香。西贝山村的喜丧都请鼓乐，一二十人不算多，三人五人不嫌少，送灯队伍他们打头阵，后面跟着白衣白裤白鞋子的孝子，长子端着灵前的牌位在目的地焚烧了。夜幕早早降临在西贝山村，寒风雪地中锣鼓壮行，回来则偃旗息鼓，不可回头，不许人语。只有石头在脚下被急急地带落山坡。这销魂的夜静得出奇，山里的野物藏匿起来了，往日狺狺的狗也屏声静气，山村似乎完全被鬼魅控制了。夜再往深里走一些时候，孝子们还要烧吊木幡，他们鱼贯而行，从灵堂到死者过世的地方，往返三来回，前头的一位手拿木棍，挑着死者的衣服，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明黑者有鸡儿，上天者有梯儿，干粮袋儿背上，金钱罐儿随上……”后面的人跟着一句一句地重复，声音磕磕绊绊，高高低低，空空洞洞，最后送到坟墓近处将衣服烧了。

　　死者最初入殓时棺材盖只是虚掩，直到入坟当天才钉死。之前要举行最后告别仪式，风水先生早就吩咐，属什么什么的不能见，其他人愿见最后一面的可以看看。孝子则给死者做最后的整容，将柏叶(防穿山甲)塞在棺材四周，麸蛋子(取“富”的谐音)揣在死人的袖子里，口含钱(入殓时含在死人嘴里，一般是古币)从死人的嘴里取下等等。随着咣咣的钉棺声，孝子们还得念念有词：某某(称谓)，不要怕，给你修房子呢。

　　棺材要抬走了，在死者生前的屋子里摔五谷，在放棺木的地方将死者临终前身着的衣服和枕过的枕头烧了，所经邻居家门口或十字路口都要点火避邪。终于在风水先生指定的时间里把人埋了，男人们回来招待劳客，女人们去坟地烧上一炷香，算是暖暖亲人的新居。这家老坟里添置的新坟头，到了第二个清明上坟的时候，一定会钻出了许多野草。

　　年事

　　腊月二十三，即是老百姓说的小年。一大早女人就起来焚香，将家里最好的食物供给灶君爷。两茬香烧完了，将牌位子烧了，女人望着灰飞烟灭心里祷告：神仙爷爷上天言好事哦，保佑咱家太太平平，有好日子过哦。孩子挟着冷气卷了进来，拎着书包，一只乌手已将灶台上的供品牢牢攥住。按照惯例，学堂放假了，也就是村里人传下来的童谣：腊月二十三，爷爷上了天，学生放了光。

　　神仙一上天，家里就可以动笤帚扫刷了，尘封了一年的角角落落、旮里旮旯，全要涉及;缸瓮罐钵，锅碗瓢盆，全要清理，日子再龌龊，年过得必须干净，老百姓图的是吉利。倘若不信，去各家院子里瞧瞧，破铜烂铁、腐了的木箱、沤了的羊皮、缺腿床、单脚杌什么都有。当然没人会笑话谁，各家大同小异。最麻烦的还不是扫刷，最麻烦的是糊炉子。糊炉子算得上一项小工程，因为要拆炕，掏火道，清理出几大筐夹杂着烟灰、老鼠屎、土、麦草的浮土。乌，黑。完了和泥抹炕，然后试火，倘若不旺还得扇炉子。女人坐在炕头，屁股下是一条麻袋片子，男人在地上扯着另一头呼嗒呼嗒地扇炉口。屋子里烟尘飞扬，声音嗡响，人则灰头土脸，很大的阵势。

　　屋里的事忙完了，然后就是屋外的事。庄户人家除了油盐酱醋，糖果糕点，其他物什几乎都靠亲手准备。比如做豆腐。做豆腐是一件繁琐而又精细的活计，做豆腐前须准备碱土，碱土是卤水的原材料。孩子赖在被窝里，女人将冰凉的手钻入他的腋窝。孩子随即起床，麻利地接过小笤帚去破窑洞里扫碱土，起迟了别人会抢先的。碱土其实就是土壁上发白的细土，平日里羊最喜欢啃，厕所外墙最多，但孩子嫌脏。接下来是磨豆汁，豆子是昨天泡的，已经涨得滚圆了，嫩实得快要爆了。套上驴，孩子拿着荆条跟在懒驴后边一圈圈磨洋工，女人用勺子一勺一勺往碨眼里灌豆子，连同水，豆汁就像小雨似的淅淅沥沥地淋出来。小孩跟着驴，一圈又一圈，似乎没有尽头，转着转着就转到了舅舅家，那里有一盘手动豆腐碨儿，碨盘上有一柄把手，一个人转着就可以磨出豆汁。磨好的豆汁要沸煮，男人早已架好锅，等到熬成豆浆，总少不了赏孩子一小碗，奉老人一钵碗，豆浆滑腻、清爽，淡而腥，有种缱绻的苦。孩子不太喜欢。接下来点卤水、打包、压榨水分，每个环节男人都做得一丝不苟，整个过程需花他们几个时辰。

　　过年总少不了杀猪宰羊，师傅从外村请的，老把式，长得慈眉善目，弥勒佛一样的笑脸。猪被两个强壮男人按着，刀子一样锋利地叫，胆小的孩子在女人的怀里哆嗦，小脚女人不停地抹眼泪，她手里还攥着把喂猪的马勺，刚才猪从圈里被拖出的时候望着她汩汩地流泪。男人们很兴奋，刺激的场合沸腾了村庄里的空气，过年的味道开始变浓了。剁头，烫猪，煺毛，开膛，破肚，卖肉，几乎是一袋烟的工夫就完成了。师傅没有工钱，拎二斤猪肉走了。有猪杀的暮色中除了带有肉汤香味的空气在村庄四处游走，一切都不寻常得安静，安静中隐隐暗藏不安，似乎要发生什么或曾经发生过什么。果然从一家的门缝里挤出声声号啕，一个苍老的声音，与猪的嘶喊有某种相像和关联。相对杀猪来讲，宰羊宰鸡算是稀松平常了，羊需扒皮，将死羊的蹄子拉道口子，然后插入空心的麻秆往里吹气，这样扒下的皮是整张。宰鸡，女人就行，用菜刀将头剁了，鸡仍旧在地上跳舞，气管里喷出的血在地上泼成字、画，又都不是。鸡终于演尽了最后的戏，扑地不动了，女人握着菜刀仍呆在那里，脸煞白煞白，心怦怦乱跳。

　　女人平时没多少闲余时间，准备新衣服也在腊月。揣着放在箱子里包了几层布的钱包，跑一趟供销社，除了换回油盐酱醋外，就是扯上一大堆洋布，花色的，净色的，条纹的，斜纹的。不能没有孩子的，不能没有老人的，不能没有男人的，可以没有自己的。然后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着灯画、比、裁、缝。哼着小调儿做，想着已故的母亲做。鞋样儿夹在书本里，鞋底是用碎布头糊的，麻绳是男人搓的。一只鞋底要纳多少针脚，女人数过，每次都数不下去，纳鞋的针总要在头上划划，再扎，纳一下划一次。累了，女人就翻出红纸剪窗花，牛、羊、猪、小狗、小猫、抱鱼的娃娃，能想到的都剪。

　　年事不仅是男人和女人的事情，年事也有孩子的份儿。比如过年堆火炉，不用男人吩咐，孩子自觉张罗。乘一个风静天晴的日子，孩子扛上小锄，揣着斧头进山了，他要寻找堆火炉的树根，又丑又老的松树根。孩子拨开厚厚的积雪，树根就在那里，石头缝中，果然是一个好桩子。树根被松油浸透了，一斧下去，松油像冰碴子一样飞溅，打得脸生疼，随之一股清香就来了，绕来缠去久久不肯远去。等到树根刨出滚到一旁的时候，小孩听到女人喊吃饭的声音，那声音从村庄晃晃悠悠飘落下来，和着松香再晃晃悠悠荡了回去。新年就要到了，小孩要把自家的火炉堆得高高的，点得旺旺的，赛过所有人的。火苗蹿得比院子里的梨树还要高，火光照得门上的对联比红还要红。

　　大年三十是男人、女人和孩子最忙碌的日子，有许多事情等着他们去做。炸麻花、做花馍、蒸年糕、包饺子、堆火炉、贴对联等等，一件接着一件，一件连着一件。他们都知道，这年不过，手头的活儿就没有个尽头。这一天的日头也跑得格外的疯，直到落到西头那道山梁的时候，日头才犹豫了，它实在舍不得离开村庄，努力抓住山头不撒手，脸憋得血红，眼看着就要哭了。火炉垒成了，对联上墙了，隔年饺子上桌了。男人拿着一支“二踢脚”走到院子里。随着“啪”地一声脆响，新年就算来到了，年事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