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奶粉

　　奶粉就放在厨柜顶边沿，显眼地站在那里。马口铁做的奶粉罐：乳白色的漆底，印着一个胖乎乎的面色红润散发着健康气息的娃娃，正朝着天空傻傻地笑。

　　大人们都出门了，只剩下小舅舅和我。

　　小舅舅大我10岁，小舅舅说你敢不敢去偷厨柜上的奶粉。

　　我看着小舅舅的眼睛，他的眼睛亮亮地带着怂恿，我不能拒绝，我说，敢。

　　奶粉是专给比我还小只有几个月大的军军食用的，我们偶尔能品尝一次。对它垂涎欲滴。

　　在厨房里，面对着差不多有两米高的厨柜，小舅舅蹲下身，让我踩着他的肩膀，然后慢慢站起来。

　　我攀扶着厨壁，随着小舅舅慢慢将我托起，我的眼睛终于同厨顶一般高了。

　　我用平视的眼光看到了厨顶上的世界。

　　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放着许多瓶瓶罐罐。这些瓶瓶罐罐每一瓶每一罐里都装着一些奇妙的东西，外婆下厨的时候会在外婆的手里拿起又放下。随着外婆拿起又放下的过程，美味可口的菜肴就变魔术般地次递出现在了饭桌上。

　　我经常仰望厨顶，对厨顶充满好奇，猜不透上面的世界。现在，我的目光同它们平行，有了平等的高度，我终于可以看清它们各自站立的位置。它们站在那里，很平静，很安详，似乎在等待我的检阅。

　　正当我陶醉于检阅中的时候，小舅舅却在下边急了：快点快点，快拿快拿。

　　我只得慌忙放弃检阅，匆忙把奶粉罐用双手拢在了怀里。

　　小舅舅慢慢将我放了下来。

　　我们一块以欣喜的心情打开奶粉罐。随着盖子打开，浅黄色的奶粉呈现在我们面前，奶香扑鼻。我们忍不住等不及拿碗冲，连忙竖直手指探进罐里，当指头触到奶粉的时候，一挖，一撮奶粉就被手指挖出来了，然后急忙舔进嘴里。

　　奶粉在嘴里先是结做一团，然后慢慢被唾液融化，一点一点浸出奶酪的味道，化开在嘴里，满嘴生香。我们细细地品味着。所有的一切都美妙极了。

　　1970年：疼痛

　　中午幼儿园老师安排午休，小朋友们都乖乖睡在自己的小床上。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午休，睡觉是夜里的事情。我把眼睛一下张开，一下闭上，东看看西看看，睡不着。我发现我旁边松子也毫无睡意。

　　走，出外面玩。我说。

　　他点了点头。

　　我们偷偷爬起来躬着腰悄悄走出教室门外，再走几步就是大门，大门正对着操场，连接大门和操场的是十几级楼梯。我突然不愿走楼梯，我爬上扶梯哧溜就滑了下去。

　　松子见了也照模照样。

　　但是，他滑下时出了问题，跌了个四脚朝天，他先是坚持了一秒钟，终于躺在地上仰脸朝天地动山摇地大哭起来。

　　哭声惊动了幼儿园所有的人，老师惊慌地跑出来，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松子指着我哭喊着说：他让我滑扶梯。然后一摊手，满手是血。更加放声地哭。

　　傍晚松子妈带着松子来到我们家告状，松子妈说，你们家儿子教我们家儿子学坏，你看结果都跌成这样了。

　　母亲一迭声地向松子妈道歉，掏出一叠钱塞在松子妈的手里，松子妈接了还不依不饶，母亲突然扯出一把硬尺，就朝我小腿肚不停地打起来，一边打一边说，看你还学坏看你还学坏。

　　赤裸的小腿肚被抽出了一条条血印，我咬着牙不哭。松子妈这才拉着松子走了。

　　松子妈走得刚一不见了身影，母亲一把丢下尺子紧紧抱住我，眼泪流了下来，轻轻问我：痛吗?我咬着牙忍住疼痛说不痛。

　　1971年：歌谣以及鱼

　　这一年我从上海外婆家被父母接回了他们身边。这时他们在偏远的广西一个叫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县城人民医院做医生。

　　医院建在一座庙宇里，有参天的大树和凹凸有致的石板铺就的院子。风吹过连片的树沙沙地响，还有许多的鸟在树上飞翔和鸣叫。

　　每当下雨，我就一个人跑到院子里，站在青石板上让雨水淋着，仰脸朝天而歌。

　　很多年以后，我家隔壁的小燕子姐，一再向我提起我在雨中，让雨淋着仰天而歌的情景。她觉得很有趣，很神秘，很不解，也很傻。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回答不出，但我记得确有其事，还依稀回忆起我歌的内容大概是下雨喽，什么什么下来喽。这是我从上海带来广西融水唯一的歌谣，可是我不能完全记住了，心里始终遗憾。有了互联网后我多次在网上搜寻，希冀无所不能的互联网能把这首曾经一再在我的童年出现并伴随着我孤独童年的歌谣给搜寻到，可是，至今也找不到。每次搜寻我的头脑里都出现一个五岁的小孩孤孤单单又有些兴奋地站在雨中，旁若无人任性地让雨打湿发梢以及全身，抬着头，仰天歌唱。

　　不久我的父母进一步被下放，下放到了一处叫安陲的小山村。

　　第一次进山，先是乘汽车，汽车开到了一条叫泗维河的河水边，就没路了。

　　我们从车上跳下来，开始沿着河边走。

　　走着走着，我一低头，突然发现满河里都是鱼。

　　鱼们在清清的河水中悠然地游着。很多的鱼甚至似乎在同我们用心地竞赛，看谁行得更快。它们一边用眼觑着我们一边奋勇争先地伴着我们一块同行，鱼尾有力地在水中摆动，它们的游动看上去无比优美也无比迅捷。

　　我们捉这些鱼回去煮吧。我对父亲说。父亲对我笑笑没说话，牵着我的手走得更快了。

　　很多年以来我一直记挂这些鱼，我总疑惑和好奇：一条小河里会有那么多的鱼?

　　很多年以后，当我再走在泗维河的水边，已经看不到一条鱼了。河床被捞金矿的人翻了个底朝天。人的贪婪使得多少美好的东西远离了我们。

　　1972年：大蛇

　　歪歪斜斜的木屋，我总以为很快就会倒塌，或者一阵风吹来，就会倒塌。事实上它一直顽强地挺立着，从来也没有倒下。

　　木屋用杉木原木做的柱子，围以杉木板，屋顶是杉木皮，棕黑色的。

　　木屋里居然铺着木地板。地板是这样铺的：下面垫着木方条，然后用一块块两米长短，十几二十公分宽的杉木板铺在上面，用铁钉钉住。人踩在上面叽叽嘎嘎响。几个人在上面走动，响声连片，像一曲交响乐。最令人受扰与受惊的是，木板下面到处是老鼠，有些木板被这些老鼠挖了洞，老鼠们时不时突然从洞里冒出头来，然后一蹿，在地板上贼眉鼠眼地跑来跑去。

　　我们就住在这样的木屋里，东边是我们的住屋，中间是诊室，西边是药房。每天大门一开，病人就涌进来，用痛苦的声音叫着医生医生。父亲和母亲连忙把听筒挂在脖子上，开始一天的工作。

　　夏至以后传说每到夜里，就有一条大蛇在木屋出没。深夜，一群养在诊室后窗下的鸡会突然扑腾着翅膀惊叫起来，接着诊室里的木地板叽叽嘎嘎连片山响，似乎有一件大物正在上面带着风呼啸而过。第二天早起一看，一只鸡或者两只鸡就会神秘地失踪。

　　公社王干事猎人出身，带着他的猎狗来到我们木屋，安慰我们：莫慌莫慌，看我怎么捉住它。

　　他在这里看一下，那里看一下，然后在一些地方撒下一些什么，拍拍手，气定神闲地走了。

　　刚一入夜王干事又来了，手里拿着一把钢叉，说你们该干嘛干嘛，扯了一张椅子像入定一般坐在诊室里，一动不动，钢叉陪伴在他的身边，在暗夜里他的眼睛和钢叉闪闪发光。

　　王干事就这样一连坐了三夜，这三夜，风不起，水不动，四周静悄悄，似乎连老鼠也不敢出没。

　　可是到第四夜天要亮没亮的时候，诊室里好像突然地动山摇起来，木地板叽嘎山响，狗狂吠。你们不要出来。王干事一边在动静着，一边大声叮嘱我们。我和我的父亲母亲果然不敢有所动作。后来一切沉寂了，连王干事的声息也没有了，天已大亮。

　　父亲开门出来，就见王干事一脸笑嘻嘻地站在我们的门口，身上缠着一条四五米长的大蟒蛇，蛇身长得一直拖到地，蛇头在他头顶上吐着信子，两只小眼睛露着火一样的光，吓了我们一跳。

　　现在想来，还真怀念那些有大蛇入屋，夜鸟敲窗的日子。

　　1973年：战斗或者打架

　　我们卫生所的三个男孩廖伟雄、陈松，还有我，组成了战斗团队，保家卫国。

　　我们的阵地是卫生所，我们的敌人是安陲村的所有小孩。

　　我们严阵以待保卫和坚守阵地，不让村上小孩侵犯。时不时会发动一次英勇的反冲锋，朝敌人的阵地奋不顾身地冲杀过去。

　　敌人的阵地是整个安陲村，而肉搏经常发生在江门街的土坡。

　　敌我先是互掷土块，当我们发起奋勇冲锋的时候，他们退却，然后在土坡上展开肉搏。

　　安陲村的小孩有十多个，尽管我们常常有点寡不敌众，可是我们却用勇敢弥补了人数的不足，我们打得英勇，从不顾及自身安危，而村上小孩肉搏时却有一点分寸有一些顾忌，当可能造成真正人身伤害的时候，他们往往就退却。我们发觉了，有意识充分地利用他们这个弱点，就更加奋不顾身了，以一敌三，以一敌四，也能相持，还能取胜。

　　我跟母亲回上海探亲，对小舅舅说了我们的战斗，小舅舅立马教我近身肉搏的战术，比如如何抱住敌人，用脚朝敌人下身一别，将敌人放倒。

　　我回到安陲立即用上，并将小舅舅教的格斗术转授了自己的亲密战友廖伟雄和陈松。再与敌人肉搏的时候，我们轻易地放倒了一个又一个敌人，这下经常大获全胜，得意洋洋打马班师。

　　安陲村小孩屡战屡败，恼羞成怒，一次我同阿泡肉搏的时候，眼看他就要让我如法炮制地放倒，他的脸挨在我的臂膀上，似乎灵机一动，猛然张开嘴，狠狠地一口将我的臂膀咬了。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大家一下都愣住了，停下了战斗。

　　我看到臂膀被阿泡咬出的牙印，渗着血，感到钻心地疼。

　　起先我还打算以大无畏的精神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轻伤不下火线。

　　安陲村的一个小孩说用牙齿咬人，人会死的。

　　然后大家都神色凝重地看着我，看着我的伤口，好像我将不久于人世。

　　我想想我就要不久于人世了，心一酸，终于悲伤地大哭起来，跑回了卫生所。

　　这一仗双方都觉着打得没滋没味了。不欢而散。

　　1974年：隐秘的家

　　在卫生所面河的山坡上，长着连片的灌木，草木葳蕤，芭芒茂密，我钻进去，顿时就把自己藏住了，不见踪影。

　　我在里面左右开弓，双脚腾挪，很快弄出了一块上有藤蔓树叶遮罩，下有杂草铺陈的地儿。

　　后来我继续建设。悄悄从卫生所搬来包装药品的纸箱纸皮，用纸箱纸皮将四面围起来，只留了一个小小的门洞，并且顺便在地上也铺垫起纸皮，顶上再扯起块塑料薄膜，建成了我的一个能遮风避雨让我心满意足的隐秘之家。

　　我高兴而得意，兴奋又孤独。

　　没事的时候，偷偷钻在里面，跟自己玩。比如摘来酸咪咪，一边吃着酸咪咪，一边兴趣盎然左手跟右手斗酸咪咪;比如捉来蚂蚁，用一颗饭粒逗引它们，在它们闻着饭粒的气味寻找着，眼看要找到的时候，及时将饭粒拿开，让蚂蚁们一无所获急得团团转，看着它们焦急而不知所措的模样，乐得抿住嘴笑。

　　更多的时候在里面读书，读的书不是课本，那是令人生厌的，读的是我外公从上海专门给我寄来的小人书：《一枝驳壳枪》《地道战》 《地雷战》 《鸡毛信》 《刘文学》 等等。

　　我喜欢这隐秘的家，能让我独处，能让我存放自己。我真正的家我父母的家就在几十米开外，我能听见父母在屋里说话，常常在他们找我的时候，我就听到了，可是我不说话，不应答，不出来，把自己藏得更深了。

　　1975年：砍柴，放排

　　我们家来安陲最初几个月，烧火煮饭的柴火都是在村上买来的。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侮辱。所有人家的柴火，都是自给自足，都是由那家的小孩负责打来的，我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们家也应该是这样，对此我责无旁贷。父母却不以为然，他们似乎不太愿意我担起这个责任，我每回出发，他们也只得无可奈何，我临出门他们就叮嘱，小心，小心啊。

　　我就跟同学上山砍柴。我不识路径，也不懂哪里有柴，只有跟随同学。

　　在安陲烧的柴火是杉树枝。这就要懂得情况，要懂得最近哪一山的杉树被队里砍伐了，然后就去那一山砍柴。

　　跟着同学到山上，看到一山被伐倒的杉树极其壮观，满山遍野地铺开在天地之间，有一种天荒地老的感觉，有一种时间被砍伐下来，藏在这些杉树里晾晒的感觉。

　　在深山里，太阳高照，鸟儿低鸣，看着这些，我站着发呆，不知所想。同学们都噼噼啪啪动起手，砍柴声此起彼伏，提醒我要赶忙加入。

　　最初尽管我十分努力，我也赶不上同学们砍柴的进度，当他们把柴捆扎好了，我的柴常常只有一半。为了跟上他们的速度，我取了巧，偷偷把别人早些天砍好堆在一边插着一根草标表示有主了的柴，拢一些到自己柴堆里，这样我也好像很快砍好了柴。有一次被同学发现了，厉声指责我，我满脸热烫，感到很羞耻，从此不敢再这么干。沿路上，总有许多别人早些日子砍好的柴火，插着一根草标堆放在路边。以前我总会动一点心思，这以后，我也可以熟视无睹了。

　　我渐渐由生手成了熟手。有一次我与银行的胡民族同学一块去砍柴，我很贪心，觉得砍一担柴回去太少了，我看到队里大人们把杉木伐好了，拖到泗欧河里，扎成排，随水而下，又多，又快，又省力。我建议我们也这么干。胡民族起先不同意，他觉得我们没这本事，但是我坚持这么干，他也只好随我了。

　　我们砍了好多柴，一捆捆抱到河边，然后用藤条扎起来，扎成排的柴捆停靠在河边，整装待发。我站上去，手里挥动着一根竹竿，意气风发。等胡民族也站上来了，便将竹竿朝水里一撑，排随势向前一飙，顺流而下了。人在上面有一种腾空而行的感觉，果然美妙无比。

　　我们一边行着，一边快乐地放声唱歌：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好不得意。

　　可是，走着走着，坏了，排在下一个急滩的时候，忽然就散架了。我们的柴火一下四散开来，铺满在整个河面。胡民族和我都慌乱地跌在水里。

　　我在水里游着，有了放弃的念头。却见胡民族在水中奋力将四散的柴拼命地东拢西拢，一点也没有放弃的打算。我连忙抖擞起精神，也赶紧拢起有的在顺流而下有的在漩涡里打转的柴。

　　我们就这样在水里不停地游动，放羊似的赶动着河里的柴。后来，越来越没有力气了。我对胡民族说，民族，算了，我们回家吧。

　　胡民族咬着嘴唇，不依。

　　只好继续干。

　　太阳已经落山，天边虽然还亮着昏黄的光，可是我们在河谷里望着彼此却黑影憧憧了。一时感到天地苍凉，人缈缈而孤独，分外岑寂。

　　胡民族忽然嘤嘤地哭起来。喊让你不要放排你偏要放排。他一边哭着一边说，整个人突然崩溃了。他爬到河岸瘫倒在岸上，再也不动。

　　人由顽强走向崩溃原来就在一线之间。

　　1977年：老公老婆

　　我们家的隔壁住着两位比我小两三岁的女孩，一个很乖巧被我母亲叫着小白兔，是妹妹，一个很理性像个小大人，是姐姐。

　　姐妹俩平常爱和我一块玩。

　　我们最爱玩的游戏是扮家家。我扮老公，姐姐扮老婆，妹妹是乖女儿。在卫生所地坪的一角有废弃的建筑木架，我们就在这架子下面安下我们的家。我们采来各种野菜野草，有黄花菜、鱼腥草、酸咪咪等等。然后用从卫生所药房里拿来的瓶瓶罐罐盛起来。老婆操持家务，择菜、洗菜、做饭。她还真当那么回事，一件件细细做来。菜择好了，拿一个罐子盛着，假装在水里清洗，然后把另一个罐子当作锅头，把菜倒进去假装炒菜。老公照看女儿。女儿真乖，喊爸爸妈妈像真的一样。

　　多年后，再看到姐妹俩，是在融水县城里，出落成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了，都长得很清秀很漂亮，望着我羞羞地笑。一定想起了当年的扮家家，想起了当初老公老婆和女儿。

　　我常常暗想，如果我们一直生活在一块，没准真能成一家呢。

　　1978年：哑巴妹

　　我很气恼哑吧妹朝英，她常常有事没事就招惹我，不是忽然撩我一下头发，就是抢走我在看着的书。有一回，她居然靠在教室的门沿上，用手一伸拦住了门，不让我进教室。

　　同学们都看着我俩，我耳里仿佛听到了各种嘲笑、起哄。

　　我羞得满脸通红，我愤怒得热血贲张。

　　我握起拳头，对朝英恶狠狠地说：你让不让?

　　朝英见把我成功地拦截，抿着嘴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不让。

　　我更是被羞辱了，抡起拳头朝她脸上狠狠地就是一拳。

　　朝英唔地一声，捂着脸痛苦地蹲了下来。

　　刚好老师来了，立即让我陪着，一块上卫生所。

　　朝英的爸爸邮电所的所长也急匆匆赶来了，满脸怒气。

　　我父亲帮朝英处理着伤口。只见朝英的眼角外破了一道皮，血正从那里渗出来，在她脸上淌着。

　　老师低下身来问我，你是用什么打的?我不吭声，握起拳头示意就是这样打的。老师摇摇头表示不信，不再问。

　　朝英的爸爸见状，忽然使劲地用他肥大的手把桌子嘭地一拍，桌上摆放着的器具被惊得乒乒乓乓一阵乱跳，对我父亲喊道：你说怎么办?!似乎就要挥拳相向了。

　　老师连忙站在中间劝解。

　　朝英见了急得咿咿呀呀地喊，表示不能难为我们，她不怪我。

　　父亲没有说话，一直在忙着处置伤口，拿出针线，为朝英的伤处缝针。

　　朝英爸始终紧紧地捏着拳头，气鼓鼓的模样挺吓人。只见他额头青筋暴跳，一脸横肉，暴戾而狰狞。我看着心里直发毛。他这老拳如果朝我捶来，还不得把我捶扁。

　　老师悄悄示意我走吧走吧。我愣愣地站着，一脑子浆糊。

　　只听见父亲忽然向我吼了一句：还不快滚，丢人现眼!

　　我夹起尾巴连忙跑开了。

　　晚上从学校回到家，父亲问我：你是怎么打的?

　　我握着拳说就是这么打的。

　　手里没藏别样的东西?

　　没有。

　　父亲看了看我，相信了。

　　这真是一件很怪异的事。难道我稚嫩的拳头生起气来就会变得铁一般坚硬?

　　我偷偷握着拳仔细瞧着，却瞧不明白。

　　朝英原来是与同学同桌坐着的，发生这次事件后，他爸爸自己扛了一张书桌来，搬放在教室一角。从此朝英单独坐一张书桌，孑孑然人显得更孤单了。

　　我一直在想朝英为什么总爱招惹我，甚至欺负我。很多年以后，有一天我恋爱了才忽然觉得我想明白了：因为朝英喜欢我啊。她所有的方式都是表达对我的喜欢。

　　1979年：自卫反击战和《三字经》

　　自卫反击战打响，它就在广西的边境发生，战火隆隆，硝烟遍地。

　　我们的许多学长雄赳赳气昂昂，跨过边境线，一直打进凉山城。写回来许多的报捷信。

　　老师组织我们阅读，组织我们给这些浴血奋战的学长们回信，信里有鼓动，有激励，更多的是表决心，向英雄的学长们我们敬仰的学长们学习，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定以优异的成绩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暑假我在城里的姑妈从安陲把我带出到泗维河，预备让我进城玩。

　　可是在泗维河却没有等到车，我们过了珠玉渡口，在那里有一座末等小火车站，希望能从这里坐上火车进城。

　　果然将有一趟火车经过，但得等五个小时。姑妈一脸无奈。别无选择，只有等啊。

　　我却并不在乎这种长久的等待，一点也不觉得无聊。我时而坐时而又躺在候车室的椅子上，从我的书包里翻出油印本《三字经》，抑扬顿挫地开口朗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姑妈看着听着，扑哧地笑起来：小鬼头，什么时候把这种东西带身上了?

　　我挺得意，不答，继续念：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那时候，什么《三字经》啊《神童诗》啊《百家姓》啊以及还有什么秘籍呀等等，这些四旧的东西，以油印本的方式纷纷出笼，在安陲江门街的半坡上，常有人公开在地摊上摆卖，没人管。

　　我逛街见着了，把《三字经》 《神童诗》 《百家姓》还有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油印书都买了。翻读到如《三字经》里的“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如《神童诗》里的“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不仅琅琅上口，很好读，而且觉得写得很好啊，极喜欢。那一阵，总带在身边，读而不止。

　　我在珠玉火车站就这么念着《三字经》乐此不疲，把五个小时的等待不知不觉消耗过去了，意犹未尽。

　　1980年：春天

　　这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自从1976年以来，这些年来对于许多人特别是许多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庭来说，都是阳光明媚、温暖晴和的日子。压抑多年的思想开始得到舒展和释放，生活、工作的境遇得着恢复和改善。我的父母就在这种温和的政治气候下被调回县城，重新回到了县人民医院工作。

　　郭沫若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作《科学的春天》讲话，说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春天真的来了。

　　父亲听了，激动无比。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了，我们的人生已经被耽误浪费了十年，不能再蹉跎岁月了。作为眼科医生的他，养小白鼠，养小白兔，日以继夜用来做各种眼科手术实验，钻研各种医术，查资料，写论文。每天风风火火，生活得意气风发。召开的县科学大会上，父亲发表的论文得了科技创新奖。

　　我也被爸爸的精气神儿感染了，每天都感到倍儿精神，上学的时候，走路昂首挺胸，气宇轩昂。

　　那时候的日子真是些如沐春风的日子啊。

　　课余，与三五好友小男小女聚在同学何政一家里，谈天说地。上到天文，下到地理，古今中外，家国大小事，无所不及。很像西方人所喜欢的那种私人沙龙。

　　为了能在沙龙里表现得有见识，有学识，为了自己不要落伍，我努力读报读书。每天的报纸特别是《参考消息》一定留心地阅读，还看了大量的中外小说，特别是外国小说，什么《约翰·克利斯朵夫》《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基度山伯爵》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读的。

　　与书为伴，与三五称心的朋友为伴，面目清爽，心灵纯净。

　　1983年：高考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时候，让无数的青年激动得夜不能寐，安陲村的知青很多人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发愤读书，迎接高考。

　　结果却无一人考上。

　　还闹出了许多笑话。比如在解释“拿破仑”的时候，竟有考生写道：拿破仑，就是拿起一只破仑(轮)。

　　闹出的这种笑话曾广为流传，也被我们的老师拿来做案例，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念书，不要弄出这种不学无术的白痴笑话。

　　公布考题的时候，我像很多同学一样也去瞧了热闹。我瞧着瞧着发觉，在文史地理方面，所考的那些知识好多我自己都读过学过，许多题目我都能做会答，也就是说我发觉那时如果就能去参加高考，大概我竟可以考上。心下激动不已，既渴望参加高考，又为不能参加高考而遗憾和失望。我如果这时能参加高考，是一件多美的事啊。

　　1983年轮到我真正参加高考了 ，我却考得一塌糊涂，名落孙山。这是我厌学的必然结果。人如果在他能做愿做什么事的时候就可以去做，人生的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未来可能将完全不同，大概会美好美妙许多啊。

　　1984年：待业青年、个体户

　　毕业即失业我没想到社会的发展摆到我面前的结果是这样。我无比焦虑，焦灼，无地自容。面临这样的尴尬，我无法接受。我已经十八岁了，成年了，我觉得我必须自食其力。

　　我的父亲好像是发觉了我的思想，他对我说，我和你妈妈都是国家干部，养得起你。

　　这更让我无法自容。

　　我想了想我的出路，一时看不出。高考肯定失败了，不愿再考了，不是出路了。工作又去哪里找，怎样找?很茫然。一个高中生，国家不分配工作。真的四顾茫茫。

　　有一次父亲不知是因为什么谈到个体户，开玩笑对我说，你可以去当个体户呀。

　　当个体户?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当时我没有应父亲的话头，关在屋子里自己想，觉得也不失是一个好主意，当了个体户，我立即就能自食其力，不再赖着父母吃白食了。

　　我去对医院的银院长说。

　　银院长听了，似乎大为高兴，那时单位里每个领导都有解决单位里待业青年就业的责任，他们也很着急啊。好呀好呀，他连说。医院，大门那里，有一个门面，不收你的租金，你就在那里开一家相馆。

　　我父亲业余爱好摄影，在县里面的影展总有他的摄影大作。我也屁颠屁颠跟在父亲屁股后头学，常常同他一块到文化馆的暗室做他的助手，帮他放大照片，医院里的人们都知道，有不少人不好意思请父亲就来求我帮放大照片呢。这门手艺没想到可能会成为我安身立命的职业。

　　可是那时候当个体户可不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就算是现在，国家、社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人们的认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对个体户作为一种职业还是不认可，不到万不得已，不到彻底看不到出路了，基本不会有人主动选择去干个体户。我虽然心里萌动了一下，也走出了一步去询问了银院长，最后还是打退堂鼓了。也就是说宁肯继续做待业青年，另谋他法，也不愿干个体户。

　　1985年：当兵

　　我对人生并没有多么的慎重，常常怀着一种满不在乎的心态，让自己随意地往前走。

　　我选择当兵就是这样。

　　在这之前我好像没有强烈地想过要去当兵，更没有规划过当兵的人生。果真当上兵了，我也做了三个月后被退兵的准备，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实在不是块当兵的料，我也觉得我不是块当兵的料，一定不能胜任。

　　在十月秋阳明丽的一天早晨醒来，我听到窗外人们议论今年正在征兵的事，我的心里一激灵，翻身起床跑到父亲的诊室对父亲说，我要去当兵。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并没有答话。父亲对我常有一句标准评语就是我们这里的一句俗话：鸡屎头前热。说的是我对一件事情只有一阵子的热度。父亲这么说我让我很苦恼，难道我真的对做一件事情只有一阵子的热度吗?每回他这么说我的时候，我想了想自己，我不能反驳，好像真是这样。

　　我见父亲对我哈哈大笑，不打算搭理我，扭头就走了。

　　去找胡院长，他是这年征兵办公室副主任。

　　我找到了胡院长，我对胡院长说，胡叔叔，我要去当兵。

　　胡院长听了，笑吟吟，说，你果真要想去当兵?

　　果真!

　　当兵很累很苦，你吃得消吗?

　　吃得消!

　　胡院长说，好，那你写份《决心书》来。

　　我没想到胡院长竟会支持我去当兵，我没想到他决定支持我去当兵也不征询一下我父母的意见，我更没想到我还要写一份《决心书》!在这年头没有谁去当兵得写份《决心书》的。

　　我答应了，当场写了份《决心书》，交给了胡院长。胡院长收下了，不再说什么。

　　然后我就开始去走程序，报名，填表，体检。体检的医生全是我们医院的叔叔阿姨，他们笑呵呵的，一边帮我体检，一边同我聊天。我感到这一切都像在自己家里做的，像在家里一样温暖温馨。

　　几天后胡院长一脸端庄郑重地叮嘱我：告诉你爸爸妈妈，还有你自己，今晚不要出去，在家等，今晚会有征兵的部队首长前来家访。

　　晚上果然胡院长陪着部队一位首长来到了我们家。首长三十多岁年纪，面色严厉，眼神犀利，像能盯进人的灵魂里，我看了有点害怕有点慌乱。首长问我的依然是老问题，胡院长都问过了：你真的想去当兵?当兵很累很苦，你吃得消吗?我原来怎么答的还是怎么答。然后他的面容突然带上了微笑，说，听说你为了当兵，还写了《决心书》?是的是的。我连忙应承。我见他的面容忽然如此和蔼，心情一下感到不紧张不害怕了。

　　一切都像一个梦一样，我就穿上了军装。

　　1986年：空军、UFO

　　我以为只有那种身体倍儿棒的人才可以当上空军，像我这种见风要倒，一年病几次吃许多药的人，能混进革命队伍当个随便什么兵就可以了，没想到还能当上空军。当我穿上绿衣蓝裤的空军军装的时候，我还不敢真正确信我已当上了空军。心神恍惚，一切都不像现实。人突然得到自己不敢奢望的东西，会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在我曾经幼小的心灵里，空军是多么高大上啊。

　　在县武装部穿上军装后，我以为会有一个欢送仪式，比如像我每年都见到的那样，新兵们喜气洋洋地列好一队，满脸笑靥地又带着一点羞涩地被敲锣打鼓的人们锵锵锵嘭嘭嘭地围观着到县城各个街道游走一回，显摆显摆。结果却是我们连夜就开拔乘上火车走了。心情有点失落，真是身着锦衣而夜行，难免遗憾。

　　火车一直开，我们问送兵的朱科长，我们将去哪里?朱科长答，你想当兵的人还能去哪里?严寒苦地!我们咋了咋舌，觉得理所应当。可是，到达目的地下火车后，看到火车站上的两个字让我们不敢相信：广州。我们却是来到了繁华的大都市。原来朱科长是故意跟我们开玩笑，有意吓唬吓唬我们呢。

　　一辆军车把我们接到了营地。营地绿草茵茵，繁花盛开。白玉兰花儿散发着诱人的幽香，一阵阵随风飘送过来，令人心旷神怡。老兵们旁若无人目不斜视地从我们身边大步走过。我们却都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头次进大观园，又兴奋又好奇又不敢放肆，两只稚嫩的眼睛，东张张，西望望，一切都如此新奇。

　　这晚睡下的时候，一直睡不着，夜深人静，战友们酣声此伏彼起，如青蛙闹塘。我突然被门外射进来的一道强烈的蓝白光给照射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这道刺眼的蓝白光无声无息地缓缓地移动着，从我的周身扫过。我感觉这道光好像是从窗外空中一个碟状的东西上照射下来的。UFO，我脑海里立即闪过了这个词。心里一阵紧张。光过后四周漆黑，一切都看不见了。我不知什么时候沉沉睡去。早上醒来，我想我是不是已经被UFO上的外星人给掳掠了，正置身在飞碟上呢。睁开眼睛朝四周一看，不觉好笑，战友们正在我的身旁忙碌着穿衣叠被。我暗以为会有人议论昨晚这道神秘的光，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提起!我也只好缄言。第二天，又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来临，我时不时看看夜光表，紧张地等待着蓝白光如约到来。果然，在昨晚的同一时刻刺眼的蓝白光又在相同的方向照射得我眼睛睁不开了，它扫过了我的全身，然后就消失了。第三晚当蓝白光再次神秘出现的时候，我忍不住偷偷起床，跑出门外，到了门外面，我听到了嗡嗡的飞机声，看清了一架飞机正在夜空里盘旋着，机身上许多的指示灯忽闪忽闪，它的探照灯发出雪亮的蓝白色的光，照透了夜空。不禁哑然失笑：科幻小说看多了。

　　1987年：班长

　　人的命运总是与个人自身的能力有着某种契合，它会依照你的能力展开生命的走向和维度。

　　我在军队本以为要摸爬滚打，天天拼体力拼身骨，那我肯定吃不消，不仅拼不过别人，最后可能不合格而被淘汰。

　　可是来到了空军我们一天也没有摸爬滚打。

　　新兵三个月，走走队列，练练正步，就过去了。

　　接着立即坐进教室，开始文化学习和专业学习。只拼脑力而不拼体力。这就是命运对我自身能力的一种契合。

　　文化学习学些基础的语文数理化，四则运算，不值一提。

　　专业学习，学习的是莫尔斯码以及由此而来的其他种种：密码，编码，解码，了解和学习各种飞机知识，中国的外国的。

　　这个我能胜任，而且几乎无比喜欢。它神秘、刺激，让人产生无穷的联想和遐想。那些数字以及不断发出嘀嘀嗒嗒声的收发报机尤其让我着迷。这些，一切，都挺合我口味，应合了我的长处。

　　有人被淘汰了，我如鱼得水。

　　很快我在业务上遥遥拔尖，连组长、副班长都没经历，大把老兵还在头前，我就越过他们直接提升为班长了，并且立即升格为值班长，带队值班。

　　扎上武装带，将写着“值班长”三字用绸缎制作的红袖箍往手臂上一套，人立马显得又精神又威严。站队列前喊：“立正!讲一下。”我的兵们“唰”双脚并立，昂首挺胸，以立正的姿态迎接我的训话。神情间不免透出年轻而得志的得意，但我竭力地掩饰住了，尽量地使自已低调，将这一切都努力以平常心对待。

　　当一种职业或者一种工作契合了自身的优势，人就生活得春风得意马蹄疾了，而这时人还能自约，自制，在无限风光处小心地走着悬崖，这样的人生不失为一种美好的人生了。

　　1988年：初恋

　　初恋的到来，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很多事情你可能会有所思想，有所准备，甚至你还可能做了某种练习、训练，就比如你走进职场前很可能事先已在职业学校学习和训练了三年。而初恋在它莅临你面前时，你一定没有任何的历练，没有任何的准备，你大脑里一定还一片空白、空洞。最美好的爱情总是赐予给那些一无准备或者说还没准备好的人的。我的初恋正是这样。

　　1988年初夏的广州，阳光明丽，繁花盛开，到处显出生命的勃勃生机，我却染恙住进了空军医院，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身体因为病痛而双眉紧皱。医生过来了，看了看我，拍拍我的小脸，安慰我说别担心，住住院，吃吃药，很快就好。跟在医生后面的护士朝着我温婉微笑。

　　我住进了一个两人间的小病房，一名战士能住进这样的小病房，而不是八人间的大病房，是医生对我的格外关照。我的同室是一名营级干部，挺年轻大概只有二十五六岁，红二代。

　　傍晚的时候翩翩而来了一位佩着少尉军衔的女孩，一身笔挺合身的空军军服，二十二三岁，周身散发着妩媚的青春气息和英武的军人气质。两种东西混合着从她身上散发出来，一下令我有点窒息，透不过气来。在军队空军是军中骄子，而空军中的女兵是骄子中的骄子，万人瞩目，在我们营地驻扎着电话连，都是女兵，这些女兵基本连正眼也不瞧我们，看到她们骄傲而自负的模样只有令我们一再心生自卑，感到气馁。

　　来的女孩名叫桔如，也是红二代，父亲是航空师的一名师长，她是空军医院刚从学校分配来的一名护士。可是她却没有任何倨傲神态，见我的桌上空空如也，立即不停地从那位年轻的营级干部桌上转移各种吃食到我的桌子上，吃吧吃吧，一边转移一边用轻快的口吻对我吩咐，盈盈的笑靥像我老家里的邻家小姐姐。我也赶忙报以微笑，老实不客气地拿起一只大苹果，大口地吃起来。苹果脆生生的，在我嘴巴里咔滋咔滋响，声震病房。

　　桔如每天都来看望营级干部，后来又分配到了本科室，走动得就更勤了。不久营级干部出院了，我却还继续住着院，几次申请出院，主治医生都说你的身体指标还未达到健康标准，硬把我按下了。其实我早已活蹦乱跳，感觉恢复得比常人都更健康了。我只好继续住院。桔如值夜班的时候，就常来同我聊天。我和她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说牛虻，说基度山伯爵，说《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呼啸山庄》里的希斯克利夫。她原先不过把我看作一个还算有趣的小兵，这时突然觉得我虽然是一个兵，却居然如此博学多识，她所认识的那些同阶层的许多军官没有一个能有我的学养。不禁刮目相看。

　　爱情总是产生于一种惊异、惊奇的心态。如果你对一位异性惊异了、惊奇了，那么你就要小心了，接下来你可能就会不可避免地爱上这个人。

　　桔如就这样和我恋爱了。

　　1989年：工人

　　在这一年的年底，我脱离了部队，复员回到了地方。

　　我很羡慕一种人生，就是既干过农民，又当过兵，还进过厂的人生。

　　小时候我亦多有对农事的接触，自以为也勉强算半个农民，这几年忽然又能当了兵，现在，我暗暗希望能进一家工厂，而且这家工厂最好是一家真正的工厂，规模化、集约化的工厂，有着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不要是那种人不满百的小作坊式的工厂。我拿着自己的档案袋和人事关系证明之类的材料来到了长江边上马鞍山，将材料交给了民政局，忐忑地听候安排。

　　马鞍山是一座秀丽的江南城市，街道绿树成荫，繁花似锦，它是由一座钢铁厂发展起来的城市，在没有钢铁厂前，是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有了钢铁厂，迅速发展成为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我原来以为因是一座钢铁城市，马鞍山一定污染严重，空气中到处是尘埃和怪味。没想到真的置身马鞍山了，不仅没见到尘埃没闻到怪味，反而见到的是草长莺飞，蓝天白云，让我好生欢喜。我暗暗对自己说，今生就在此过了。

　　不久接到民政局通知：到马鞍山市硫酸厂报到。硫酸厂是马鞍山市的一家重点国营大型企业。接到通知令我一阵惊喜。

　　马鞍山市硫酸厂坐落在城市北面的慈湖，我拿着介绍信去厂里报到的时候吃了闭门羹。原因是下班了。我到厂里的时间是下午四点过几分，只见人们正在陆陆续续地走出办公室，登上即将驶离的厂车。劳资科的人一边关门走人一边说下班了，明天来吧。才四点就下班了吗?我充满着疑惑。是，四点下班。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我又充满了欢喜：工厂原来是这样上班的啊!我的一位战友已经分配在市新华书店，每天六点下班，哪家单位不是六点下班的呢，而工厂四点就下班了，提前两个钟头，想到在这里上班的人将会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着实让我欢喜。吃了闭门羹，一点也不沮丧，倒有点乐呵呵地屁颠屁颠扭头回家了。

　　第二天我一早就来到工厂报到，办好了各种手续分配到了厂里的硫酸车间，在车间里领取了各种劳保：帽子、衣服、裤子、皮鞋、手套等等，一应俱全。我把这些行头全都穿戴好，立即变成了一名产业工人。

　　在纷繁复杂的人生路途上，在一些重大的时刻，其实都挺简单格外直接，比如某种身份的改变就像变魔术一样，好容易好奇妙好简单：你穿上一身军装，你就是军人了;你穿上一身工装，你又变成工人了。事实正是这样。

　　1990年：影展

　　我的父亲一直喜欢业余摄影，他不仅自己喜欢，还拉着我一块喜欢。

　　进厂不久工厂安排我去苏州学习半年，父亲说这是个好机会，到了苏州利用业余时间好好拍拍苏州，回来在厂里办个影展。父亲之命不可违。我如实照办了。回到厂里，我把在苏州拍的照片拿出来，展放在宣传科长的面前，科长见了大喜，人才啊!人才啊!他搓着双手，不停地说。走走，他说，去见厂长。我们到了厂长室，科长把照片摊开摆满在厂长宽大的桌面上，说明了来意。厂长眼睛一亮，一点头：立即布展!第二天厂里的宣传橱窗里就展出了我的名为《苏州行》的个人摄影作品。

　　在这个建厂几十年拥有数千人的工厂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展窗前一时人头攒动，工人们干部们纷纷前来观看，一边看一边啧啧声不断，又欢喜又惊奇。其实我拍的照片也就是个滥竽充数，但因为它们是身边人拍出来的，就被拔高了，被欣赏了。厂长和党委书记都来了，在展窗前厂长握着我的手：明天就去宣传科报到!说完了转头对书记说，你看怎样?!那自然那自然。书记点着头连忙应答，也走近了我亲热地握着我的手。

　　父亲对我说想在市里办个苗山风情父子摄影展，我立即赞同。我们去联系的时候，市摄影家协会的主席却极力阻挠，不同意，说我们不够格。父亲有点气馁。我说马鞍山不让展，我们先到南京、芜湖展，再杀回马枪。父亲听了大为赞同。

　　我就去南京联系。

　　我跑到南京走进江苏省摄影家协会，摄影家协会主席正巧在，我走进办公室喊了声老师，就把来意叽里咕噜一口气不停说完了，我担心我不这样一口气不停地说完，就再没机会人家就再不会给机会让我开口。说完了，我摊开带来的作品请主席观看。主席见了作品，眼睛不由一亮，下意识地从座椅上站起来，又细细看了一遍，然后抬起头来说，小伙子，你要我做什么?我说请你们作为主办方让我们在南京办展。主席听了，沉吟了好久，最后说你是马鞍山市来的，不是安徽省来的，不对等，我们出面不太合适哦，这样，你去找南京市摄影家协会吧。然后坐下了，有端茶送客的意思。我急了，但是知道事情无可挽回，就连忙退而求其次，请求说，那你能不能给南京市摄影家协会写张纸条。主席再次沉吟了一会，打开笔套，竟然刷刷刷真给南京市摄影家协会写了张纸条。我喜不自禁，乐颠颠地握着纸条跑到南京市摄影家协会。在南京市摄影家协会，接待我的是一位副主席，当他看到我递给他的纸条后，什么都不说了，立即协商如何承办影展。一切居然那么顺利。回到马鞍山我告诉父亲，父亲没想到我竟然把事情办成了。我们去找市文联汇报。文联主席听了汇报，坐不住了，要求市摄影家协会出面协办，摄协主席却当场拒绝了。也许在他眼里我们拍摄的有关苗山风情的专题摄影实在不怎么样吧。文联主席无可奈何就做了另一个决定：你们摄影家协会不出面，那就文联出面吧。结果布展以及开展的整个过程都由文联的秘书长一块协助南京方面操弄。开展的当天南京的许多媒体都作了相关报道，连发行量几百万份的《扬子晚报》也来捧场报道了。由于我是复员军人，开幕式上南京方面居然还请到了一位老将军出场。老将军拉住了我这小家伙的手，我的手握在他握惯了枪杆子粗糙的手里，受宠惹惊，嚅嚅地说不出话，神态张皇，模样一定极其可笑。现在回想也忍不住想自嘲。

　　南京的影展结束，我转身去了芜湖。芜湖市摄影家协会的主席正当壮年，正是干事业的时候，看了作品，当场决定承办。开展当天在开幕式的座谈会上，芜湖几个摄影家突然轮番出来发言，发言的内容如出一辙，异口同声，全面否定影展里摄影作品水平。这让芜湖摄影家协会主席大感意外，大为尴尬，坐立不安，他没想到会有这一出幺蛾子，被人算计了，如果他想到他会不会就不承办了?现在是不是悔得肠子都青了?!场子似乎眼看就要砸了，他把控不住，焦灼得大汗淋漓，座谈会里的气氛压得他憋不住受不了了，他终于走出了门外。一分钟后他却喜气洋洋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出现在会场。他打断一名摄影家正在抨击我们的发言，清了清嗓子说，我打断一下念一个和本展有关的报道，这是刚刚到来的最新一期刊登在《中国摄影报》的报道。然后就放声念起来。报道的内容写的是我们在南京的影展，充分肯定和赞扬了这个影展。一锤定音，主席念罢这个报道，会场一片沉寂，那位被打断发言的摄影家也不继续发言了。我觉得有趣极了，《中国摄影报》的报道早不来迟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到来。生活经常会这样充满滑稽和戏剧性。

　　两市影展成功举办，马鞍山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压不住自己的阵脚了，只有答应为我们在本市举办苗山风情摄影展。开幕式当天在座谈会上市里的几个摄影家轮番上阵，从艺术的角度评价我们的摄影作品，无非有诸多缺点，有诸多缺陷，不一而足，总之水平极差。我看看父亲，父亲捻须微笑，我却紧张得不得了，却也假装微笑。座谈会罢，在走道上参加座谈会的厂长已经在等着我了。他面目被气得都歪了，吹胡子瞪眼睛，十分光火，看来他的工人情感被文化人重重伤害了，粗声大气深怕别人听不到地对我喊道，第一，你从今天开始不用回厂上班，就守在这里，这里就是你的岗位!第二，办展的所有费用，你开列出来，回厂报销。我那个乐啊，我没想到厂长生起气来那么可爱，生起气来的厂长做出的决定那么英明。

　　1991年：个体户

　　这算是生命的一种轮回吗，我绕了一圈，又回到了个体户，又回到了原点，我当初的人生就是从这里出发的，我社会的历练就是从这个想法开始的，但是在1985年我选择了离开，抛弃了干个体户的想法，现在，在1991年，我又拾起了这个念想，这不知是否受冥冥中的一种运命左右，你无可逃离，你不得不还是要回到你命中注定的选择，还是自己自主的一种抉择，跟什么运呀命呀，没有半毛钱关系?

　　在工厂，我生活得风生水起，事业有成，人生得意。三月，党委书记要去中央党校学习，临走嘱咐我，好好待着，等他回来，就把我调党委办，在他身边工作。党委办主任年底退休，老人待在这样的位子太久了，好多时候是光坐着不干活，又拿他没有办法，我们年轻的党委书记早就看不惯早已不耐烦了，现在好了，到了年底，一批老家伙终于将会让位走人了，书记将整出一班年轻人来安插在自己左右，他早已厌腻了那种老人带来的老人特有的沉沉暮气。他渴望新鲜活力。我听了叮嘱频频点头，唯唯称是。想着不久我可能就会是办公室主任了，那么年轻就将是中层干部，心头美滋滋乐呵呵的。

　　可是这时，父亲和我进行了一次谈话，改变了我接下来的命运。

　　有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后，坐下来他就开始了同我的谈话。他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再在工厂干不会有出路，而且前景堪忧前途暗淡。父亲有时会有很超前的预感，他对我们当时如日中天，一些主打产品都出口创外汇的工厂就有了预知，他认为在不久的一天就会衰颓衰败，到时候工厂都自顾不睱了，谁还能管你工人死活。我当时听了，大不以为然，我不太相信我们厂会出问题会发生问题，我想着我们厂会世世代代地生存下去发展下去，成为百年的几百年的工厂，就像外国的许多工厂那样，一定会是这样的，它是国有的国家的呀，还是市里重点企业，这样的粗腿还能靠不住吗。但是我没有说出来，我更没有想到接下来是真的，全国各种国家企业的工人几乎都面临下岗潮，给你几万元甚至几千元，就两清了，你就给我下岗走人吧，爱去哪去哪。我们厂在某一天我们厂的工人在某一天，竟然果真也不能幸免于这样悲惨的命运。我听父亲接着说，现在这个社会，谁都靠不住，得靠自己，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上。他认为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最简单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干个体户。我听了大为兴奋，我想着我在工厂干这两年，每个月只能存下可怜巴巴的二百块钱，那时我们厂搞集资房，像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人，要出到三万块钱，对于每月只存下二百块钱的我，这是一个怎样的天文数字呀，我拼命地存钱拼命地存钱，也要存个十多年，那时我都已经老去了，我还要这房子来干什么，还有什么意思。如果去干个体户赚大把大把的钞票，不要说一辈子买一套房子了，你高兴，你每年买一套恐怕都可以!这样想着，我笑眯眯的，可乐开了怀。父亲扭头来看到我奇怪的笑容，问我笑什么，我立刻敛颜，说没笑什么。

　　人在想着去干什么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尽往好里去想，基本上都是把未来可能得到的好处放大了几倍甚至数十倍无穷大，自己把自己哄得高高兴兴，而把失败想得不多，甚至不想，认为自己哪可能失败呀。

　　就这样我干上了个体户。

　　1992年：相馆

　　一个人要到什么时候他的思想、他的行为，才会不受长辈人的影响和左右?在我迈出人生的这一步的时候，完全受着父亲的影响和左右。他觉得我不该再在工厂待，我也就真觉得我不该在工厂待了。如果他不这么认为，如果他这么认为，但不对我说出来，我一定还在工厂春风得意地待着，还在工厂里做一个在别人眼里看来十分有为的前途无量的青年。

　　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时了。我悄然地离开了工厂，同谁也没有告别，我怕我这一告别就走不成了，就被挽留下来了。我还带着稍微有点愧歉于党委书记的心情，想到他从北京兴冲冲回来了，却找不着我了。

　　我回到了广西，在一座叫融安的县城驻扎了下来。融安是我的老家，我的祖父大约在一九三几年逃避战争的时候从广东来到了这里，并在这里定了居安了家。从此这里就成了我的老家，成为了我的家乡，成为了我冥冥中生命已经注定得从这里出发的原点。

　　我在融安的大街上走着，东张西望，然后看中了矿产局的一处双开间门面，要在这里开一家相馆。

　　我走进矿产局找到局长。局长是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人精瘦，脸麻黑，面上的表情总是不动声色，让人无法捉摸。我提出了我的申请他嗯唔着，最后淡淡说回去等通知吧。我觉得毫无希望，走了。第二天却意外得到回音：来签合同吧。赶紧去了矿产局，我的手有点颤抖地在租赁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和经济交往，也是我头一回一次拿出那么多钱。当我把作为押金的这些钱交给矿产局的财会人员的时候，我的手再一次颤抖起来，让人家好生奇怪问我你怎么了?她大概怀疑我突发疾病了。我也想我是不是应该大病一场。

　　在人生的路途上自主迈出的头一步总是如此的怯懦。我的父亲在一旁鼓励：别怕，大不了失败、赔钱，我和你妈妈养得起你。这让我又鼓足了勇气。

　　我拿到了门面的钥匙，我打开门面，门面里空荡荡的，黑暗暗的，散发着久未使用的霉味。我站在这空荡荡黑暗暗的屋中想，我另一重崭新的人生开始了。有一点激动，又有一点莫名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