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向后退，回到十几年前，在中国最南方这座新城里，正处处洋溢着漫漫的红色尘土。那时候，这城市还只是个雏形，刚刚从内地调来的年轻人，极少有人报着来赚钱的目的。一个曾经和我一起短暂工作过的同事，他就公开说，他拿了全部积蓄，一共二百元，到深圳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逃港。

　　那个夏天，我好像还没体会到这个地方的炎热，但是，那想出逃者每天都以汗洗面。他经常进了门就把脸贴近电风扇，几乎把一只耳朵塞进电风扇飞转的叶片里。他好像极度要求守密，带着十分小心紧张的表情说：“这事说出去可不得了，要被传讯呀。”

　　但是，他经常自言自语，那口气等于对着全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宣布。他有三件工作要做：办好一张去沙头角的长证(三个月)，学简单的广东话，最后等到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三者全备，他就要逃港。

　　在香港电视上经常看到围捕、遣返非法越境者的新闻，多数是广东农村里的农民，一个一个被绳串起来，押上警车。我看见这种镜头，就想象到我的那个同事。他曾经在北方某城艺术学院毕业，正跟那些逃港者绑在同一条绳子上。我说，你不怕给逮住吗?他说，怕也要逃。

　　我问他：“过去以后怎么办?”

　　他说：“去找一个老师，在香港乐团，听说每个月收入几万港币。”

　　上班的时候，只要有人提到香港，他马上就有了情绪。他倒坐在椅背上开导我们。他说：“逃吧，那边自由哇，一抬腿就能跑过去。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自由两个字吗?”

　　他的办公桌在我背后左侧，靠着房门。他经常在上班的时候插上门，听广东话的录音带。他问别人，我的广东话能听出口音来吗?我们都说听不出来。他说不对。他已经能分辨得出，广东电视台和香港电视台播音员的区别，完全是两种粤语，一个硬一个软。学了一段广东话之后，他请来了一个隔壁的广东人，演示了几句，那人摇头。广东人说，有北佬口音。这事让他沮丧了很多天，不那么频繁地提逃港了。

　　有一个台风天。他披着一件雨衣来办公室，进了房间不脱掉雨衣，就在房间来来回回地走，穿一双拖鞋，卷着裤腿，他问我们，像不像个广东人?

　　我说：“以为你放弃了。”

　　他说：“不能放弃，这是信念。”

　　我记得，他说到信念的时候，脸上由于太用力，扯动起了无数条细的皱纹。那个雨天，他给我们讲，他曾经在二十多公里外的蛇口逃过港。

　　他说是晚上，跳到水里不抬头，拼命地向对岸游。游到大约五分之一的路程，他放弃了。他感觉再不掉头往大陆游，他将因为力气耗尽而溺水而死。从那一次起，他放弃了走水路的想法。

　　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去吃大排档，迎面正看见香港的山，估计距离只有千百米。他指给我们说那就是圭角山，如果能见度好，还能看见后面的大帽山。在山缝里的那片白色高楼，就是香港的元朗。他有一张香港地图，贴在他那间小宿舍的墙上。他没有电视也没有书，在失眠的晚上，只能借用想象，在香港穿街过巷。

　　我去过他的那间宿舍，夹在别人的客厅里，没有窗，只是一人高的胶合板隔出来的。他在墙壁上贴满了印刷漂亮的外国广告。广告之中，就是香港地图。他说，不能太显眼，花花绿绿的，可以冲淡别人的注意力。

　　那天雨很大，路上到处积水。我们办公室的人都迟到了，而他没来上班。

　　一上午，大家都几次回头看他空着的办公桌，都没说什么。中午有人专门去了他的宿舍，回来说，门没有锁，他平常的一双破皮鞋扔在床下，拖鞋、塑料雨衣都穿走了。我记得我对其他人说，祝他成功吧!另一个同事望着天说，一个星期，如果海关没把他押送回来，就是留在香港了。

　　第二天，还是下雨，我到办公室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打开门，他正坐在紧挨着门的座位上。

　　我问他：“你没过去吗?”

　　他说，过去了，又回来了。

　　我完全是脱口而出：“为什么?”

　　他站起来，脚底下的拖鞋还在流水。我记得他说了四个字：“心惊肉跳哇。”然后他又坐下去了。

　　这哪儿是一件能把心放在肚子里的勾当嘛?哪里有心安理得的由头嘛!

　　说这话的时候，他很痛苦地望着对面的墙。

　　我在心里想，如果是一个农民，他肯定什么也不想，撒开腿就跑。轮到了知识分子，他还要由头。既然是信念，信念还不够做由头吗?

　　逃港不成，他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每天跟不存在的人一样，坐在办公桌前面，没有任何话。

　　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的时候，他喝多了。他突然自己提起那天逃港的事儿。

　　中英街一开海关，他就进去了。雨衣、拖鞋都没有出错。雨也一直下。接近中午，在购物的人流里，他紧紧地跟上了一个推平板货车的，低下头，跟上那辆车的节奏，只是向前走。他看见远处一棵不高的小凤凰树想：只要过了树，就算进了港英地界。小树一闪就过了。他没想到逃出境这么容易。继续向前走，才感到，越来越紧张。路边有穿制服的香港警察。他跟着的手推货车已经不见了，只好随上了另一个人，走到一个巴士站，他看见，有警察正盘问上巴士的人，查验证件。他马上感觉到这回混不过去了。

　　他说到紧张的地方就站起来，模仿英籍港警，在很高的上方垂下头，俯首盘问比他矮一头的中国人。他说，哪怕是中国人，也不会那么让人害怕。他听见那英国人还说着广东话。他摇着头说，香港的空气不好呼吸呀。

　　他用最短的时间确认了：自己没有走进巴士站的勇气。同时，他不敢停留在原地。如果一个人原地徘徊，只能引来警察的注意。那些警察身着黑色的、非常合身的警服，很威严。他不能向前，又不能停下。之后，他就糊里糊涂地往回走，好像根本没有选择。

　　他说，离得还很远，已经看见中英街口中国方面站岗的军人换了，不是上午的那个。他突然想到那小凤凰树现在也成了他的一道关口。他已经越了境，再进入中国的关口，也可能被盘问。他在第一次非法越境后，进入了香港。现在，他正以第二次非法越境者的身份进入深圳。

　　他捂着心说，心跳!当时全身只剩下心了。他把脚步慢下来，站在一个小店门前，装作看服装，又等到一辆推杂物的货车过来，紧随着车进了中国的地界。他说，他完全像一条离开了水的半死的鱼，好不容易看见了河，一头钻进了购物的人流。他对着我们反复不停地倒换着两条脚说：“回到了这边儿，连腿上的肌肉都一下子松了，都是自己的肉了。”

　　当时一起吃饭的什么人说：“既然这样，你何苦非要走呢。”他马上正色，说走是一个信念!那人说，什么不是信念，喝酒也是信念。

　　后来几年没看见他，听说他终于走了，办了一个邀请函去了美国。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全部邀请材料，包括经济担保都是伪造的。我想象，他拿着各种影印、篡改的纸，进出公安局、领事馆和中、美海关的那些时刻，我都替他心惊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