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灯火

　　1975年的腊月二十八这天下午，我们滦河湾公社半山腰生产队迎来了两件大喜事，一件是生产队开支了，一件是生产队分肉了。上午，我们半山腰生产队的社员们还在愁眉苦脸，心想着这个年咋个过法，下午人们的脸上就彩旗一样挂上了喜色。

　　开支、分肉同步进行，应了喜事成双那句吉祥话。开支是在生产队队部的炕上，放着那张生产队会计专用的小方桌。小方桌周边，盘腿坐着生产队会计、现金保管、信用社主任三位“财神”。会计眼睛盯着名册念花名，念到谁，谁就侧棱着肩膀挤到前面，在名册上签字、摁手印。信用社主任就按照签字按手印的金额手指蘸着唾沫数钱，然后再交给现金保管。现金保管再数一遍，转手交给名册上刚才应声签字摁手印领钱的那个人。

　　开支之所以要信用社主任到场，是因为开支的钱是从信用社贷的款，钱是由信用社主任胳肢窝夹着黑皮革兜子送来的。还有，信用社主任有动员社员存钱的任务，每年都是这样，现场办公开存折。

　　今年，信用社主任却是白费唾沫了。信用社主任还算有自知之明，也没有一而再动员，只是例行公事问上一句，存钱不?却招来社员一眼一眼的白眼。现金保管没心没肺爱逗吸溜，把钱递到社员手上时，会面带笑容宽慰一句，困难是暂时的，以后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开支，实际上是借支。今年大旱，粮食歉收，果园的苹果先是着了虫，后又遭了雹，等于有支出没收入。抗旱时用工多了，粮食又减产，劳动日值险些成了负数，秋后一结算，家家都成了缺钱户。大河无水小河干，过年了，社员们都大眼儿瞪着小眼儿瞅队长，盼望着队长想办法弄钱过年。

　　多亏上级体恤社员，给生产队长下了严指示，无论有多大困难，也得想办法给社员开钱过年，也得想办法让社员吃上肉。无可奈何，生产队长就从信用社贷了款，每户每人借支一元钱。一人一元钱好干啥呀?队长又一咬牙一跺脚一狠心，把磨道上拉磨的一头老驴杀了，给社员每人分了一斤驴肉。

　　我家四口人，生产队给借支四元钱，分了四斤驴肉。晚上吃完饭，父亲母亲开始安排过年一应事项。因为我是家中唯一有文化的人，已经十二岁了，上小学三年级，父亲母亲就也让我参与，他们说，我拿铅笔记。虽然父亲是一家之主，家里内务事情却是母亲做主，父亲只管点头和补充。

　　母亲一项一项说，我一项一项记：窗户纸六张，三毛钱;写对子大红纸一张，一毛钱;火柴半包，一毛钱;盐两斤，三毛钱;酱油醋各一斤，两毛五;灯油一斤，一毛五;粉条一斤，六毛;年瞎(年瞎就是鞭炮)五毛;给妹妹买发带儿二尺，一毛钱;给父亲打酒一壶，两毛钱;给妹妹和我压兜钱，四毛。还剩一块钱，母亲说就不动了，留着家里遇到事时应急。

　　四斤驴肉怎么安排，父亲母亲意见有了分歧。父亲的意思是年三十晚上、大年初一两顿都给炖了得了，也好解馋。母亲则坚持细水长流，二斤驴肉年三十晚上焖着吃;一斤驴肉大年初一包饺子;还有一斤驴肉大年初三初五晚上吃，大年初五之前都要有荤腥。母亲的话吐口唾沫就是钉，父亲只得依了。

　　父亲在炕沿帮上磕了烟灰，对母亲说，我和孩子都沾着钱边了，你买点啥呢?要不你买双袜子吧。母亲凄苦地笑一下，袜子补一补还能穿，年好过，节好过，平常日子难过，那一块钱还是留着应急吧。

　　年三十晚上，我家的年饭是丰盛的，饭是大米饭，大米是母亲拿黏米去职工家换的。焖的驴肉搁了一斤粉条，又多搁了冻豆腐，盛了满满一大盔子。由于很长时间没吃到荤腥了，我们一家四张嘴吧唧吧唧吃得山响。虽然是寒冬腊月天气，我们却都吃出了汗津，嘴唇上都挂满了油花。

　　年夜文化大餐也是丰盛的，小喇叭广播着越剧、豫剧、京剧、评剧唱段，还有侯宝林、马三立的相声，还有郭兰英、王坤等人的歌曲，小喇叭广播一直播到子夜十二点才结束。

　　欢快的鞭炮声从一擦黑儿就断断续续响起，一会儿叭一声响，一会儿咚一声响，像电影战斗片里打的冷枪冷炮。接近子夜时分鞭炮声密集起来，鞭多是二百一挂的短鞭，嘎巴几声就没了声息。二踢脚的声响地上一声天上一声，声声崩着穷气。

　　大年夜掌灯都比较早，虽然穷，家家户户还是大方了一回，把灯捻挑长些，家家都点燃两盏油灯，里间屋一盏，外间屋一盏，让灯火彻夜长明。

　　我们生产队坐落在半山腰间，东一家西一家像散落的羊屎蛋儿。过了子时就是辞旧迎新了，人们不知何年何月养成的习俗，此刻都要走出屋门居高临下定定地看一眼山下人庄中的灯火。

　　冻得瑟瑟发抖时，我问母亲为何要看一眼山下人庄中的灯火，母亲告诉我，管新的一年心里亮堂的，管新的一年日子红火的。

　　我家比别的家日子更艰难，每年站在房前高岗上看山下灯火时，母亲都要我们一家多站一会儿，比别家多看几眼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