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人，林业高级工程师，中国散文学会、陕西省作协会员，散文作品发表于《广西文学》《草原》等，出版诗集《向光而生》《秦岭，陡立的思想》等。

　　茂陵石雕

　　石雕不是摆在汉武帝茂陵前，是矗立在霍去病墓前和四周。

　　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大型石刻群，共十六件。

　　石雕以人、动物题材为主。匠人在选择石头的时候对内容已经了然于心，只需用简练的线条雕刻手法，几刀就让一块硕大的石头变成了马、牛、熊、人、鱼、蛙、蟾蜍，仿佛这些石头本来就该是这样，只是缺少一双发现的眼睛，一双刻石成魂的双手。石头不是名贵的玉石，与秦岭、九嵕山的花岗岩没什么分别，体量硕大，古拙粗犷，猛然看上去有点像某种动物，再看刻下的浅浅线条，立刻有恍然大悟的感触。时隔两千年的人与现代的我们，面对同一块石头，产生了心底的共鸣：这块石头就该是憨憨笨笨的熊，别看它健壮也抵不过人用智慧、使巧劲，也抵不过人的强大;这块石头就该是马，不是飞驰的马，是让他们瑟瑟发抖的战士，是强汉的急先锋;这块石头就是一条鱼，它从昆明湖游到渭河，终于搁浅在这里。也许，它是祁连山下大泽里的鱼，喝雪融水长大;这头牛是耕田的牛，累了，卧在地头喘口气休息一下，千里沃野在等着它耕种。每一通石刻都让人看到了石头的灵魂，看到了石头里蕴藏的无限生命，看到了石头里包含的情感色彩、石头里储蓄的雷鸣般的声音。

　　石雕造型有马踏匈奴、跃马、卧牛、卧马、伏虎、野猪、怪兽吃羊、人与熊、石人、卧象、蛙、鱼、蟾，以及石刻文字两通。

　　“马踏匈奴”高一百六十八公分，长一百九十公分，是霍去病墓最具纪念意义的石刻作品。马气势轩昂，庄重有力，踩着一个战败的匈奴人，他仰面倒在马下，手持弓箭，呈恐惧状。

　　“卧牛”长二百六十公分，宽一百六十公分，眼睛圆睁，嘴巴宽厚，肥大的鼻子正在喘息，神情安详宁静。“卧马一”高一百五十公分，长二百四十公分，头部线条刚健有力，眼睛有神，前蹄紧扣地面，前肢弯成直角，极富动感，随时都会一跃而起;“卧马二”高一百四十四公分，长二百六十公分，头部平仰，一只前腿向前伸出，马蹄用力着地，另一只前腿微屈抬起，尾巴挽起。“卧象”高六十公分，长一百八十公分，前肢盘曲，鼻子斜搭在前足上，宁静中透出顽皮可爱的神情。“野猪”长一百六十三公分，宽六十二公分，双目锐利，尖嘴前伸，缩颈贴耳，拱身伏地，顽劣而又机警。“伏虎”长二百公分，宽八十四公分，全身刻有条纹，粗壮有力的尾巴卷曲在背上，咄咄逼人。

　　“怪兽吃羊”长二百七十四公分，宽二百二十公分，眼里透露着凶残和贪婪，羊挣扎的表情痛苦而绝望，前蹄用力蹬着，全身肌肉都在抽搐，形成紧张恐怖的气氛。“人与熊”高二百七十七公分，宽一百七十二公分，缩小的熊，突出了人硕大的头部、粗壮有力的身躯与四肢，再现了力士与恶熊搏斗的情景。一个“石人”高二百二十二公分，宽一百二十公分，表情奇特，头部后仰，嘴大露齿，后掌置于胸前，像是一个被西汉王朝击溃后的匈奴人，垂头丧气。

　　“鱼一”高五十公分，长一百一十公分，利用原石的尖端刻出鱼头，大致刻鱼尾鳍，古典朴拙，自然而美;“鱼二”高五十五公分，长一百一十二公分，鱼背刻成平阶，疑似被当作过“座子”。“蛙”高五十五公分，长二百八十五公分，体形抽象写意，整体艺术加工痕迹极少，状如天然原石，突出重点，返朴归真，追求神似，想象大胆。“蟾蜍”高七十公分，长一百五十四公分，体形似蛙而口中有齿，头部简练，鼻孔异常富有深度感，口裂自然，嘴下两条线纹尤能表现皮层的质感，后半部由大块棱面来显示后肢，从侧面看去轮廓像蟾，姿态盎然，欲跃水的动态感极强。

　　除了这些石刻，还有“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益”和“左司空”两通石刻题记。“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益”刻在一块长方形石头上，“左司空”刻在一块三角石上。两通石刻都是残片，不知道完整的石刻是什么样子，是文字记录还是图画，文字记录了什么?图画又描述了什么?

　　茂陵石雕颠覆了以往人们对帝陵石刻的印象。它不是刻板站立的仪仗，不是千篇一律的被驯服的表情，不是追求技法的圆滑雕刻，它是自然的、天然的存在。雕刻者只是把人心里想说的形象辅助性地引导出来，这是一种更加高超的技法，不是由外而内的灌注，是由内向外的发散，是一种看似不在场的在场，一种看似纯天然的巧妙雕琢。就像高手用剑，树枝是剑，布条是剑，空手也是剑。我有种猜测，石刻的野生动物本就是生活在遥远的祁连山的活物。霍去病征战西北，在人迹罕至的山区，军队要寻找水源、寻找驻扎地，难免遇到野生动物，于是人与野兽便展开了近身搏击，既可强身健体，也能获取肉食补充。或者，这就是战斗之余的狩猎活动。

　　祁连山，这条沿西北-东南方向绵延一千多公里的雄伟山脉，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是今甘肃省与青海省的界山，也是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祁连山间的谷地、河谷宽广，是历史悠久的天然牧场。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任命二十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军出陇西，出击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部。霍去病的军队过焉支山千余里，速战速决，转战六日，杀匈奴折兰王，斩卢胡王，俘虏浑邪王子和一众匈奴贵族，缴获休屠王祭天的金人，斩首八千余级，如入无人之境。同年夏季，汉军兵分两路，再次出征。东路军由名将李广领衔，带四千骑兵打头阵。李广军北出汉塞几百里后，与匈奴左贤王的四万骑兵不期而遇，双方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展开激战，李广部几乎损失殆尽。剑指祁连山的西路军方面，有一支军队由公孙敖率领，但是他在沙漠中迷路了。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霍去病部。霍去病从北地郡(今甘肃庆阳)出发，采取大迂回的作战方式，渡过黄河，横穿大漠，至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经过小月氏领地，再转向东南，长驱直入二千余里，绕到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部的后方突袭，浑邪王与休屠王所部再无还手之力。几个月后，秋风萧瑟之际，害怕被杀的浑邪王与休屠王相约向汉朝投降。汉武帝派得胜归来的霍去病率军前往受降，令将浑邪王迁至长安，其部众分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五郡之外，号称“五属国”。之后，汉朝在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至此，匈奴人结束了在河西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河西尽归于汉，匈奴人再未越过祁连山。汉朝的使者、商队、军队，从此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河西走廊，奔赴西域，在祁连山放牧的小月氏人也归附于汉。

　　霍去病看上了山谷间的牧场，在此始创马场，即现在的山丹军马场，该马场至今仍是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军马繁育基地。霍去病死后，汉武帝把他的墓冢设计成祁连山形状，来纪念这位天才少年，其墓前石雕动物皆蕴含着饱满的生机，力雄风雷，气势浑厚磅礴，质朴而有灵趣，像极了少年的风姿。

　　只有这样的少年才配享用这样的石雕，只有这样的石雕才有资格追随活泼的、不可一世的少年。这样的少年给我们的血脉注入了豪迈，让我们时隔两千年仍有谈资，让我们提起他的时候没有悲戚，只有说不尽的荣耀。

　　槐里

　　兴平最早叫犬丘，犬丘之后叫废丘，废丘之后叫槐里，槐里并入始平县称始平，始平之后叫金城，金城之后叫兴平，沿用至今。

　　西周懿王时，王室衰，北方猃狁族强盛，懿王二年(前908年)都城从镐京迁至“犬丘”。平王姬宜臼元年(前770年)迁都洛邑，犬丘属秦国之地，改名“废丘”。废丘之名至高祖三年(前204年)共用了五百六十六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六国统一，确立郡县制，废丘置县。槐里之称从汉高祖三年至北周明帝元年(557年)，用了七百六十一年。其后是金城，沿用了二百年。兴平之称从唐至德二年(757年)到现在，用了一千二百六十多年。因“兴平军”讨伐安史之乱有功，改金城县为兴平县，取“兴旺平安”之意。

　　“槐里”是我喜欢的称谓。“里”沿袭自周代的井田制度和地方户籍制度。《周礼·地官司徒》制定“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二千五百家)，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沟里什么树?槐。槐代表故乡，代表土地，代表安居乐业。槐树根深叶茂，绿荫如盖，耐寒喜光，抗旱耐贫瘠，适宜长在旱塬和土丘上。槐里之名，应该与县内遍植的槐树分不开。

　　槐树原产中国，有着悠久的栽植历史。先秦古籍《山海经·山经》中有“首山木多槐”“条古之山，其木多槐桐”和“历山其木多槐”等记述，说明早在先秦时期这些地区就已经有了大量自然生长的槐树。春秋时期《管子·地员》中记载“五沃之土宜槐”，即土质肥沃的上等土壤适宜种植槐树，可见三千多年前，人们就对槐适宜的栽植环境有所关注。从晋代开始，道路两旁开始栽植槐树。唐代，槐树被更广泛地种植，李贺有诗“落日长安道，秋槐遍地花”。清代槐被推广，作为庭荫树栽于家前院后。槐被推崇，首先是它用途广泛。木材用作建筑材料;种子可榨油，作润滑油及工业用油;花蕾可作染料;种仁含淀粉可作饲料;根皮可作制绳、人造棉、造纸等原料;槐的根、嫩枝、叶、花、果实、树脂均可入药;槐是长寿树，可以长到上千岁，不腐不空，枝繁叶茂。

　　人们对槐树寄托了更多的人文情怀。槐是三公宰辅之位的象征，也是科第吉兆的象征。科举时代，秋季开考正值槐花盛开，考试年代称“槐秋”，举子赴考称“踏槐”，考试月称“槐黄”。槐也是迁民怀祖的寄托。古代移民们落户建庄时，为了表达对故乡和祖先的怀念之情，通常会在村口或十字路口等最显眼的地方种上一棵槐树。《南柯太守传》中说书生淳于棼梦入槐安国，金榜题名，又被招为驸马，被派任南柯郡太守，享尽荣华富贵，后因交战失利而被贬遣，槐安国其实不过是大槐树下的蚂蚁世界，这便是成语“南柯一梦”的典故出处。

　　兴平的确种了很多槐树，也保留了很多古槐。比如子孝村的大槐树，就有着古老的历史故事。一是丁郎刻母，二是董永卖身葬父，大槐树作为见证者，也因此领受着丁兰庙和槐荫庙的香火。丁兰是汉时人，幼年丧父，母亲溺爱惯养，叛逆暴躁，对母亲打骂无忌。一日田间耕地，疲累休息，望见不远处老槐慈祥，树下羊羔跪求母乳，树上乌鸦反哺，顿时悔恨交加，发心孝亲。适见母亲送饭来，感动流泪，起身迎接，忘记手执牛鞭而奔。母亲见忤逆子提牛鞭而来，疑送饭来迟，惊恐含羞，一头撞死在老槐身上。丁兰大惊，悲痛欲绝，遂锯一段老槐遒枝，刀刻母像，供奉在堂，日日敬献，悔过思念。董永是塬上董家村人，家中贫穷，父亲去世无钱埋葬，借槐里县东堡子傅员外家钱葬父尽孝，做工三年抵还。一日行至子孝村大槐树下，仙女下凡成其婚，一起男耕女织还债，一月即成。归来时路过大槐树，织女讲明天仙身份，言其孝行感动苍天，良缘短促，依依惜别，随后飞升而去。子孝村的大槐树从此变成媒人，促成了多少好事。

　　黄山宫太上槐是唐玄宗李隆基手植，经历一千二百多岁，中空木枯，依然虬枝横展如苍龙，向东南眷望长安。陈文村有一对夫妻槐，长在老城墙根儿，如今城墙已无，老槐盘根错节，苍翠如盖。刘瑾诓皇上的时候，如此夸耀：“一里陈文村，两棵古槐遮天荫，树下五百(五柏)菩萨庙。”夫妻槐木质枯烂，老皮纵横暴凸，树干高五六米，冠荫三百平方米，郁郁葱葱。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本村刘景宽因护树有功，还得到当时兴平县令杨宜瀚的奖励。

　　槐巷小学有双子槐。双子槐与槐里书院有不解之缘。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张宏图捐俸禄在县署东南建立槐花书院，历任知县对书院多有捐资、修缮。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书院更名为“槐里书院”。之后，每任知县对书院皆有扩建，购置史籍图书充实典藏，邀请名士来讲习授课，槐里书院后改为师范学堂，现在叫“槐巷小学”。院里的双子槐有一百五十岁高龄，并不是当初槐花书院时期的树，按树龄推算是清朝末年栽植。那时清政府正处在内忧外患飘摇之际，难得有人对书院呵护有加，栽下两棵槐树，这对双子槐远离风云动荡的朝政，在书院得以健康成长，现在看上去也还是风华正茂，迎送着莘莘学子。

　　兴平，因广植槐树叫槐里;兴平，因叫槐里而呵护了一棵棵槐树，有着清苦味道、浅黄蝶形花的槐树，被命名为中国槐的槐树，浸透了亲情与安定的槐树。

　　辣椒

　　在杨凌上学期间，节假日，我有时候乘汽车回家，汽车慢，可以看窗外风景。

　　一到兴平，空气里便弥漫着辛辣呛鼻的味道，不用看就知道车子正经过桑镇。路边商铺门口摆着剪碎的各种规格的辣椒和颗粒大小不一的辣面。辣椒被剪成细线、三角等各种形状，方便炒菜时搭配选用;辣椒面粗细对应着一定的做法和吃法。粗粝带籽的辣椒面用来做油泼辣子，细腻如粉面的是用细箩纱筛过的，做浇汤面、油泼面、浇汤饸饹用，爱吃面食与辣椒的人都知道怎么搭配最有滋味。农家院子堆满了准备装车的干红辣椒，辣椒足有半尺长，阴干后瘦缩成皱巴巴的样子，四个女人抓起辣椒装进编织袋，麻利地称重打包，两个男人在装车，一个老板模样的外地人与主家站在一旁记账、聊天。大家有序地忙碌着，一句话也不说，但我感觉得到他们心里的喜悦，热辣辣的喜悦，红红火火的喜悦。猛烈的辣味弥漫在空气中，出了兴平界，隐隐地还能闻到。

　　我不太能吃辣椒，从不主动买鲜辣椒，特别是那种细长的青椒，切完辣椒后指缝的灼烧一天都散不去，那是一种噩梦般甩也甩不掉的痛感。炒辣椒同样也是考验，戴着塑胶手套好容易把辣椒切碎了，油烧热下锅，滋啦一声辣味弥散开来，我就连着打喷嚏，止不住流眼泪，比切洋葱时的反应厉害多了。吃辣椒也一样，不论生食还是炒熟的青椒，我都敬而远之。我能吃的只有油泼辣椒、腌制辣椒、辣椒酱和不辣的圆椒。

　　初中时，家里种过辣椒，在沙河边一小块不好耕种的三角地。辣椒苗是从附近集镇买的，阴天的傍晚，我一个人很快就栽好苗子浇了水。我对辣椒敏感，但对辣椒苗没反应，它们与野草一样散发着青草的味道，我想最早发现辣椒的人可能也没预料到，成熟的辣椒足以让人类为这种味道上瘾、痴迷，让我这种不能吃辣的人痛苦。这是辣椒自保的武器与法宝，它产生的辣味是一种警戒，动物啃食后痛苦难受会远离。辣椒从来没有料到，它防住了动物防不住人类的好奇探索、人类的重口味。

　　我家种的线椒应该是秦椒的一种，大约十公分长，有点弯曲，有辣味又不是特别辣，是普通的性格中庸的辣椒。移栽后的辣椒苗有了舒展空间，见风就长，从只有四片单薄叶子的细瘦幼苗，一周就长得敦实油绿，在太阳下泛着墨色的光。地是沙土地，不肥沃，我给辣椒苗施了两次农家肥，它们在我呵护的目光中一天天长大了，伸展出枝叶，亭亭玉立，白色的小花倒垂着，引得蜜蜂在花蕊上摸索探寻。辣椒长到一寸来长时，就可以摘来吃了。这时的辣椒还嫩，辣味少，是我可以接受的味道。嫩辣椒可以与大蒜一起放在石臼里捣成末，夹在馍馍里吃，当然最多的是作为佐料，在炒菜、凉拌菜时添加少许提味。喜欢辣椒的人吃法更直接，一口馒头，一口整辣椒蘸盐，每次看他们这么吃，我半是眼馋半释然：我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时候。认清自身，不勉强，不执拗，各人有各人的体质，各人有各人的兴趣。

　　辣椒一天天长大，我一般三天采摘一回，当然要戴好手套，捏住辣椒的长柄，尽量不碰到辣椒头。这么辛辣的植物也有虫子钻进去，把辣椒内瓤都掏空了，还在里面安家。一只辣椒上有虫洞的时候，里面往往已经坏掉了，水肿，发软，溃烂;幸存的辣椒会提前变红，被啃食部分皱巴巴地缩起来，像是过早发育。这种辣椒看起来红了，因为生长时间短并不辣。

　　随着季节变换，辣椒陆续变成了青、黄、红三色混杂的成熟辣椒，一两周后就全红了。奶奶把它们摘下来，用线绳绑成串挂在房檐，晾晒在屋顶，干透的辣椒串与玉米串火红金黄地装点着整个秋冬。辣椒秆拔完后，株秆上还有很多半青半红、半熟不熟的辣椒，把这些辣椒摘下来阴干一天擦净，就可以用来腌制了。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一层辣椒铺平撒一层盐，再铺一层辣椒，装满一瓷缸后，压上一块石头，再封口，十天左右就可以吃了。我比较喜欢这种辣椒，也是因为它不辣。这样一小缸腌辣椒是冬季很多人家早饭的必备菜，我住校后每周从家里带一玻璃瓶，等到瓶子见底，就到周末，该回家去取了。周日下午返校后，看吧，宿舍里每个人都带了腌辣椒，比较讲究的、妈妈奶奶手巧的同学，带的腌辣椒是与胡萝卜、豇豆、洋姜一起腌制的，别有一番滋味。我们一个宿舍的人在一起共享这些简单的菜，没有苦辣，只有暖和。

　　当然，我也酣畅淋漓地吃过辣椒。辣味不锐不钝，一路熨帖了口舌胃肠，落入小腹，辣得我全身毛孔张开，大汗淋漓，满脸通红，把身体里的寒气都逼了出来，人似乎经历了一场洗礼，突然轻松了。我想起同事说过的一句话：“没有比暑天开着空调吃辣火锅更好的享受了!”这样的时候我有过几回，只是每次吃过火锅我会难受一整天。

　　《山海经·北山经》里头记载着一种怪异的植物：“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其上多草、藷藇，其草多秦椒。”景山在山西闻喜县，秦椒即辣椒。辣椒在中国存在了很久，最初也许是作为草药使用，也许是当作“闲草”，就那么记录一下，没有人工栽培。有记载最早发现辣椒的是六千五百年前，第一批来到美洲大陆的人，他们发现了好多奇怪的新东西，最让人着迷的是辣椒。这种植物的“果实”吃到嘴里，能把人烫得飞起，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开始了驯化辣椒的历史。哥伦布当初把辣椒带回来当花养着玩，之后，辣椒作为调味品迅速传播开来，传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明朝末期了。一开始也是当花养，还是有钱人才养得起的稀罕玩意儿。清朝乾隆年间，辣椒才推广开来，成为百姓日常的调味品。辣椒推广之前，中国人也吃辣，但吃的是花椒、胡椒、葱姜蒜、韭菜的辣，以及辣味担当的茱萸。《本草纲目》记载，食用茱萸除了辣还带点苦味，也比不上辣椒辣。所以辣椒传入中国后，茱萸很快就被取代了。

　　辣椒与番茄、茄子、枸杞同属茄科，有共同的祖先。早在两千万年前，辣椒的祖先就已经与其近亲分道扬镳，独自发展出了辣味。“第一批人”发现辣椒的时候，北美洲已经存在了几十种野生辣椒。辣椒进化出辣味的过程非常诡异，就像有自己的思想。通过基因重组和复制，辣椒让自己产生越来越多的辣椒素，以抵御虫害和真菌侵袭，尤其是一种非常厉害的锈病菌。这也是辣椒进化出辣味的用意。在辣椒看来，最理想的传播者是鸟，鸟可以把种子带到远方。辣椒如果被哺乳动物吃掉，种子会被嚼烂，所以辣椒进化出了针对哺乳动物的定向毒性，使它们在啃食后，身体产生灼烧感而放弃。辣椒没想到，后来，人类来了。人类尝了一口辣椒，先是觉得有点疼痛，但很快大脑就分泌出内啡肽和多巴胺来镇痛，让食者在疼痛后感到快乐，给人一种像坐过山车的刺激感觉。事实上，人类对所有刺激性食物都上瘾很快，一旦上瘾就会想吃更多更辣的辣椒，根本戒不掉。这些本能需求，促进了辣椒的大规模种植、生产、加工。我不知道辣椒什么时候传入兴平的。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灌溉条件便利，非常适宜辣椒生长，辣椒一经引进便推广开来大面积种植，发展成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辣椒在兴平的蓬勃壮大，也是人的性格使然。兴平人性格火爆泼辣，跟喜食辛辣也许有一定关系，土壤里有适宜滋长的元素，食物中藏着争上、不服输的秉性，才能把辣椒这种看上去不起眼的调味品产业做大做强，做到成为全国三大辣椒基地之一。

　　对不能吃辣的人来说，辣是种痛感，远而怀念，近却受伤，是无福消受的遗憾，是种被动的放弃。又有什么办法呢，写点文字弥补一下，在花盆里种一两颗种子，看辣椒植株开出白色小花，小小的星子般的花朵，算是补偿吧。

　　蒜滋味

　　与辣椒一样，我见到集中连片栽植的蒜也是在兴平，也是在往返杨凌的路上，在低速公路上缓慢的汽车里，透过沾染尘埃的玻璃窗看到的。我时常想，慢未必就不好，慢时光不是无所事事的浪费，是另一种赠予，若非如此，谁会腾出专门时间去看几畦蒜苗、几根蒜薹、几挂蒜瓣。

　　冬天的关中平原，一望的是绿野与薄雾笼盖的村庄。太阳出来了，雾气袅袅浮升，田地里的绿色可以分辨出来，浅黄的绿地是蒜苗田，等车到跟前再看，一畦连着一畦的全是蒜苗，偶尔有一两行麦子夹杂其中，有点格格不入的生硬感觉。这是兴平渭河北岸、国道两侧独有的风景，是沉寂冬天活泼的景致。

　　蒜并非中国原产。汉之前人们食用的是薤，也就是小蒜。《黄帝内经》记载我国最早的五种蔬菜“葵、韭、薤、藿、葱”,《礼记·内则》记载了葱蒜的具体食用搭配方法，“脂用葱，膏用薤”,《神农本草经》介绍了薤的口味和疗效，跟现在的大蒜大同小异。公元前113年，张骞出使西域大宛国，了解到当地有一种植物叫“葫草”，可以食用，还能治疗腹泻，归汉时，他便把“葫草”带回关中种植。葫草与薤气味相似、功用接近，为区别两者，人们把个儿小的薤称为小蒜，把葫草叫大蒜。东汉时期大蒜种植已相当普遍。大蒜最早作为调味品跟盐、豉并列，唐以后成为家常蔬菜，元朝王桢在《农书》中写道“生则气辛，熟则甘美，种之不蠹，食之有益”。

　　薤与蒜都属百合科植物，初夏，薤抽出颀长的花葶，开出淡紫色漂亮的花，果然百合科的植物都有不俗的仪容。我不太挖薤头吃，但我经常采薤花装点客厅，华葶摇曳生姿，花序伞状擎举，比栽培花多了意境美，多了野趣天趣，多了小众才有的珍稀感。蒜替代薤，失去了开花机会。我们吃的蒜苗是蒜鲜嫩的叶鞘，蒜薹是嫩花葶，蒜头是地下鳞茎，蒜等不到开花就完成了自身使命，少有人看见它开花，可能也没人想过它首先是一种美丽的植物，其次才是独有的调味品和蔬菜。

　　我老家不产蒜，但家家户户都在门头、院子种一小片蒜，它好活好管、取用方便。“深葱浅蒜”，种蒜的时候，鳞茎头可以露在外面，但一定要摆放整齐，这样长出来的蒜苗才不歪斜。一周左右蒜发芽了，长到二十公分长就开始间苗吃蒜苗，一直吃到来年四月，最后留下的是长势好的健壮苗，好苗抽出的蒜薹也好。收蒜薹有一定的技巧，先拿一把剪刀，把层层包裹的叶鞘划开，再从底部剪下，取出完整的蒜薹。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有菜地，有一年种了一大片蒜，收蒜薹时大家齐上手，每人领到一个简易工具，就是一段薄木片上钉了钉子，钉子露出半寸长的尖尖，用的时候一只手握住木片柄，用钉子尖尖自下而上划开叶鞘，另一只手摘下蒜薹。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却有点难度，总有一些蒜薹被划破皮，受伤的蒜薹不能储存，要尽快吃掉。还有人划伤自己的手指头。记得班主任苟老师说，靠你们种蒜卖蒜薹，都饿死了，啥活都不会干，还不好好念书!抽了蒜薹的蒜苗耷拉着脑袋，生命转而在地下延伸，鳞茎快速生长，长成蒜头。挖蒜也是我们的劳动课，活比较轻松，抡起镢头使劲挖就好，无需技术。

　　蒜的一生都可供食用：蒜苗、蒜薹、蒜头。蒜苗不必说了，不论凉拌还是炒菜，与什么都能和谐搭配。蒜薹比较金贵，上市时我们有时候开车到地头去买，回家做泡菜。那几天去串门子，哪家都是蒜薹味，谁也不嫌谁。单位的司机老武是兴平人，有腌蒜薹、糖蒜的手艺。蒜薹、新蒜上市后，他把家里的泡菜坛子、粗瓷瓮、水缸、罐头瓶子，都搬出来清洗干净，在太阳下暴晒消毒。把蒜薹控水阴干，切段，装进坛罐;新蒜剥掉外面一层蒜衣也装坛，最后加进独家自创“秘方”熬制的料汁，白酒封口保存，满满登登地摆在阴凉的空屋子，吃的时候随时取用。吃完一坛再开第二坛，料汁留着继续腌萝卜、洋姜。老武跟我们说起他小时候帮家里人种蒜的事。伏天弯身在玉米地里，闷得喘不过气，胳膊、脸上被玉米叶不知划破过多少个道道，又蜇又痒，活干完了才能舒展一下腰身。老武腌菜的时候一脸惬意，吃腌菜的时候是满心欢喜，他与没有亲手种蒜、摘蒜薹、挖蒜的人相比，对蒜多了可以终身铭记的感情。老武是个普通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他的满足与幸福简单直白，看得见，尝得到。他早就退休了，在老家开了个酱菜作坊，主营糖蒜，听说生意还不错。

　　李渔说，蒜臭，他永禁弗食。我从前也不吃蒜，倒不是因为它有味道，是我奶奶信神，不吃葱姜蒜这些有口气的东西，怕冲撞了神灵。我自小跟她在一起，也养成了清淡饮食的习惯。参加工作后，在单位食堂吃饭，每天早饭必有一道青辣椒拌生蒜，大家就着馒头吃得津津有味，我却没法下筷。后来，我只去食堂买馒头稀饭，在宿舍自己做点简单菜，吃饭也不去食堂，有点不合群的感觉，其实是饮食无法融合。在外吃饭多了，我也在适应着辛辣，特别是一直比较排斥的大蒜。同事说，吃凉菜一定要吃蒜，杀菌;吃面也要吃蒜，要不没滋味;怕有口气，喝点浓茶压压就好了。听得次数多了，我凉拌菜的时候会多加蒜泥，调蘸料汁的时候也会以蒜蓉为主。有一回吃汇通面，我鼓起勇气吃了几大瓣蒜，其实也没有那么辣，因循的习惯一旦被打破，会找到从未有过的味觉盛宴，重建一种新习惯。也许，是我已经过了挑剔的年龄，对很多事情不再抵触。也许，是我的味觉开始钝化，对一些气味不是特别敏感。又或许是食物丰富后，多元化的滋味反而让人生厌，我们会自觉地怀念从前简单、清贫、辛辣分明的饮食。

　　不止饮食，人到一定年龄，会渐渐走向与现在的自己相反的方向，回归孩童时期的自我。人生轨迹不是直线，也不是线段，是圆形或椭圆，出发看似离开原点，越走越远，过了一个节点反而走向回归，到最后终点与起点重合。什么都通透了、想开后，该厌恶的淡化了，该接纳的也习惯了，人会回到无拘无束的可爱状态，回到真理般的芬芳状态。

　　挂面

　　除非不得已，陕西人很少以挂面为主食，在家多自己做手擀面、扯面、麻食，买面条也是鲜面条。

　　但是，从前挂面可是个稀罕物，家里来客、牙口不好的老人、坐月子的产妇、小孩子、病人才能吃到。我小时候过生日，奶奶会在小锅下一碗挂面，碗底卧两个荷包蛋，再撒上一小勺炒葱花，就是很隆重的庆典了。记得刚上学时，有一回家里吃挂面还配了肉臊子，我以为来客人了，确认没来外人，心里还有点纳闷，直到现在当时的情景都忘不了，足见珍贵。

　　我对饥饿没有记忆，就算物资匮乏年代，家里最差的伙食也是玉米面蒸的粑粑，加了糖精后味道还挺好，类似于现在商店里卖的发糕，只是没有枣子和葡萄干装点。绝大多数时候早晚饭吃的是麦面粉馒头，就是稍微黑一些，跟现在的白馒头从颜色上没法相比。中午一般吃面条，以烩面片和汤面条居多;麦收、秋收这种重体力劳动期间，一般吃干拌面，就是biangbiang面;逢年过节，必吃臊子面，面条须是细挂面。加了盐的挂面筋道耐煮，适合浇汤，老幼咸宜。最主要的是方便，大锅煮面条，小锅熬臊子汤，人多了加料加水，锅里面汤滚沸，不论来多少客人都能款款接待。

　　我老家除了春节，最隆重的节日是忙罢会。忙罢会是农历六月二十七，每家每户的亲戚都在这天来到韩南村，热闹程度堪比春节。这两个大日子午饭也就是正餐的主食都是臊子面，用的就是挂面。当年机器面少，多是手工挂面，挂面多来自兴平一带。卖面人推着车子走街串巷，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盲目的，知道周边村子的“会日”，赶在过会前几天就来了。春节前，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周边镇子卖挂面的摊子就多了起来，一些显然不是生意人的农家孩子陪着祖父母、父母亲赶集，出售自家的挂面，也不吆喝。买家问是哪里的?才回答：“兴平的!挂面!醪糟!辣椒面!”

　　后来，生活条件改善了，人们的选择更多。南方的北方的中国的外国的，面食有了千奇百怪的做法与吃法，图新鲜、猎奇的人多了，人的味蕾不断被冲击、被诱惑，渐渐丧失了最初的单纯，待客无不竭尽其能，不浪费就没有诚意，不铺张就是小气。挂面不再是稀罕物，反而变成了懒人饭，待客如果上挂面，被认为是不用心、敷衍了事。在家吃挂面也是无奈的选择，作用跟方便面差不多，就是凑合着吃。后来，无论怎样的美味吃起来都没有差别，吃饭也丧失了亲情，变成一种应酬与潜网，我们被困其中，不愿挣脱，也无法挣脱。

　　中国食用面条的历史悠久。东汉时称为“煮饼”“汤饼”，唐宋时期成为“条”，叫“冷淘”“热淘”，类似于今日的过水面。之后，出现了“须面”。敦煌文书中多次出现过“须面”的记载，须面被装入礼盒，用作婚俗中的聘礼。元代忽思慧撰写的《饮膳正要》中第一次使用了“挂面”一词，就是我们现在食用的挂面，细若发丝，洁白光韧，耐存耐煮，可以长期保存，方便携带。至于其诞生的渊源有个传说，古时候，军卒和百姓不分酷暑严寒日夜苦干，家人为使亲人能吃上面条，便把擀好切细的面条挂在竹竿上晒干捆把，连同调好的酸汤送到工地，让亲人在劳动之余下锅煮熟，入酸汤食之。这种吃法既充饥又解渴，被誉为上等慰劳饭食，后来有人将晒面条改进为手工挂面。

　　我以前跟学摄影的团队去过兴平时下村，这个村因为制作挂面而被称为“挂面村”。挂面看似简单，制作起来非常辛苦，要经过和面、揉面、盘条、醒面、上面、开面、挂面、晾面、收面、切面等十多道工序，近三十个小时才可完成。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要紧密衔接，晚上熬夜做挂面是手艺人生活的常态。面粉用本地小麦出粉和，和好面团后，要不断揉搓，做到“缸光”“面光”“手光”，然后盘条、上面、开面。这些功夫靠的是日积月累的手感，每个步骤都有传承下来的经验在其中。这样做出的挂面才能细如银针、粗细均匀，下锅后软而不烂、韧而不硬。每年十月，时下村人就忙碌起来，一直做挂面到来年一月春节前。我们去的时候是十二月，正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但天气干净晴朗，做挂面是再好不过的日子。发酵后的面挂在院子，经过阳光晾晒、微风吹拂，中间向外迅速收缩成空心状态，这也是兴平挂面“空心”的诀窍。

　　味觉最能唤醒记忆，挂面的味道于我而言，是四五岁时生日那天的清汤挂面，没有多余调料，只有挂面自带的咸味、一勺葱花的清香，越是现在我越是回想从前，那些味道如同通往从前、连接亲情的暗道，我悄悄地沿着它回溯。也许不单是我，对所有北方人来说，挂面不是一种普通面食，它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饮食记忆和家庭情感，让他们在世俗的沉浮中，找到了内心深处那一份温馨与安宁。

　　每件事是否都必须经历曲折，才能回到正常的轨道。就像挂面，本来是一种容易保存的方便面食，没有那么宝贵，却在一段时期成为让人艳羡的美味。也没有那么粗糙，却在另一段时间被人嫌弃、轻视，什么时候它只是一种面食，不附加任何情绪记忆，不与饥饿关联，也不寒酸，就对了。

　　最后的渡口

　　“咸阳古渡几千年”，渭水滋养了咸阳千年的繁华。沿岸大大小小的渡口，无数摆渡人运送着往来的行人、商货。现在摆渡人这个行当已经消失了，但在兴平汤坊镇龙兴渡口，尹会元老人仍守着一艘船，将乡亲们送到河对岸。

　　汤坊镇龙兴村与周至县隔河相望。龙兴村在河南岸住着几十户人家，种着一千多亩地，村民要往来去河对岸侍弄庄稼，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龙兴渡口。龙兴渡口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这个村也流传着和渡河有关的传说。相传汉光武皇帝刘秀当年被追到这里，看到河边有一条船，就想着试一试能不能渡河，结果就渡过去，解除了被追杀的危机。刘秀当了皇帝后，这个村子就叫“龙过”村，之后改名为“龙兴”村，一直保持到现在。

　　龙兴渡最辉煌的日子应该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左右。那时候共有十二名船夫、七艘船，两艘负责拉粮食，其他几艘负责拉过往行人，往返于渭河两岸，去河对岸务农的村民、丰收的粮食、耕地的拖拉机，都是用船运送。尹会元就是在那时当上了艄公。除了服务本村村民，龙兴渡口还承担着其他地区人和物资的运输任务。历史上渭河南北两县百姓通婚，时常走亲访友，有时赶集跟庙会，主要的交通方式就是坐渡船，走陆路无论上行还是下行都要绕三四十里路，骑车得多走两个小时，而坐渡船只需两三分钟，连人带车一起渡，比起绕行耽搁的时间、花费的力气，乘船肯定划算。至于收费，老尹说本村人不收费，其他人和车一次收费十元。

　　后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种地人少了，摆渡人也去打工了，只留下尹会元一个人与船为伴。渡船的人逐年减少，有时候一天只有一两个人。尹会元说，哪怕南岸有一个人，也要过去把人接过来，绝对不让人家等，来渡船的都有急事。问及收入，他说，一个月就是一千几两千元，能养活家就行了，权当是打工。谈及未来，尹会元说，只要有人需要，他还会坚守下去。为了方便村民，他和妻子在河岸边支了一个帐篷作为临时住所，白天，在河道摆渡，夜晚就住在帐篷里，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两岸的人都知道，渡口边有条船静静地停靠着，随时准备载人过河。以前，尹会元摆渡主要靠撑篙，不仅需要一把力气，还得讲究技术，遇到激流，他要腾空身体，用全身重量压住船篙，以保持方向。后来，老尹想出了使用横架两岸的钢绳牵引船的办法，2015年，他花三万余元在河道上架起钢索，摆渡的时候，只需徒手拉动钢索使船前行就可以。尹会元说这活看起来轻松，要用巧劲。还说，钢索安全多了，也不怕漩涡。

　　渭河咸阳段，自古以来多渡口。古渡是咸阳、长安通往西北西南的咽喉要道，南通巴蜀，西通西域，是丝绸之路沿线上的第一渡口，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塞。从“文王娶亲”，到“秦晋之好”，到“便桥结盟”，多少个春秋代序，多少次悲欢离合，都发生在渭河边，发生在渡口。水天一色、芦花漫舞的古渡见证了历史的浮沉消长，亲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后，渐行渐远，现在再难寻痕迹。1990年咸阳古渡最后一个摆渡人结束了摆渡生涯，从此古渡再无摆渡人。

　　名闻遐迩的咸阳渡尚且如此，寂寂无名的龙兴渡还能支撑多久?尹会元从二十五岁开始干艄公，到现在六十九岁，干了四十四年了。在他之前的人谁还记得?也许已经不在人世，在世的恐怕也撑不起船，在他之后有他侄子尹参军，尹参军之后呢?尹会元说附近的桥修好后，自己也该“退休”了，他盼着那一天到来，却也有些舍不得自己侍弄了半辈子的营生，舍不得与自己天天相伴的船。

　　有几次我去杨凌专门走河堤路，在龙兴渡口看见过尹会元老人。那时，他已经开始使用钢索摆渡了，船上挤满了摩托、电动车，也坐了好几位老人，冬季农闲时节，他们过来兴平这边赶集。让我意外的是还有几位背包游客，他们骑摩托在全国各地旅游，探访古村落、古遗迹，说喜欢这种渡河方式，还是在北方黄土高原，谁能想到这样的小村子还保留了古老的东西，如果是木船就更好了。老尹说，木船只能渡人，摩托车怎么办，老年人也坐不安稳。他们拍了很多视频，逗留了很长时间才离开。还有一回，我坐同事车去楼观台时，走的是右岸河堤路，到龙兴码头对岸的时候，我看到了淤积起来的滩地盛开的大片油菜花，突然理解了摆渡船的意义。那么多人外出打工了，那么多人进城了，总有人舍不得方寸的土地，何况这片地足有百十亩，种点麦子不让它荒废，种点萝卜、白菜让它生长价值，种点油菜让它开花，引来无数蜜蜂，让寂静的河滩热闹起来，种田人自己的心也会热闹起来。

　　这片滩地在河道上，种庄稼也是暂时的。但是，看见过这片油菜花的人会怀念，种下油菜和庄稼的人也会怀念。就像乘船往返的人会怀念摆渡船与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