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历代到底有多少个帝王?说法不一，莫衷一是。

　　史籍有载：如果从秦始皇开始算起，加起来一共四百零八位。如果把秦始皇以前历时八百四十年周朝的王、公、侯加进去就更多了，君有一百二十一位、公有二百一十七位、侯有二十三位。若再把周朝以前的商朝、夏朝六十位帝王也算进去，中国帝王应该有八百二十九位。

　　宛如过江之鲫的中国的帝王，他们文化程度如何呢?这就可能要把绝大多数人都难住了，因为目前史学界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上文人帝王很多，其文化水准不是用现在的硕士、博士等学位能衡量的，有的国学水平尤其是吟诗填词的功夫，可能当下没有几个人能媲美的。不过，历史上文盲帝王也不少，有的甚至是目不识丁的无赖、流氓。

　　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指文学艺术修养，并非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现在对文化这个问题说来很复杂，仅有据可查的定义，统计出来就超过了一百六十多种。许多复杂的问题，其秘密往往隐藏在简单的、基本的事实中，“文化”的第一特质还是愉悦性。

　　从封建社会朝代更迭的特徵来看，一般情况下是开国帝王的文化都比较低，或者干脆是大字不识一斗，而那些坐在末代龙椅上的主顾，还是很少有文盲的，有的文学才情相当的高。可以说，论当皇帝，他们只是一个庸君;论诗人，他们却是高居上游。

　　这说明了什么呢?难道说文化与治国是相悖的吗?否也!

　　于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开始盘绕在我的脑际：文化与治国的关系。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莫过于皇帝了，因为他们是专制社会的最高统治人，其作用大于任何名臣良相。他们的文化素质如何，对国家和民族实在是太重要了，有时候命运前途都压在这个“宝”上。文化，在他们身上所发挥的作用，就非同寻常了。

　　虽然，这些帝王曾驰骋的一个个年代早已逝去了，但他们的灵魂似乎一直在凝视着热烈而冰冷的历史，凝视着鲜活而又沉重的芸芸众生，总想告诉人们一些什么——文化啊，文化!

　　二

　　世上有些事情并不是都按常理、常态运行的。

　　照理说，缺少文化底蕴的帝王，必然会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贯注与正确价值导向。只有文化才能丰腴他们健康的躯体，鲜活思想的生命，使创造力展示出勃勃的生机。但是，需要在武力治理天下的时代，武夫确实比文人管用，毕竟有铁拳作自己的命令的後盾，谁敢不听!

　　刘邦性格豪爽，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下地劳动，所以常被父亲训斥为“无赖”，但他依然我行我素。而项羽呢，却是一个身为贵族的读书人，讲究的是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可最终败在刘邦手下，并且输得很彻底、很悲壮。

　　刘邦究竟没有文化到什么程度?而项羽又儒雅到何种份上?这哥俩在楚汉两军对峙时，有关处理刘邦父亲的那段对话，足以窥见一个颇有文化教养的贵族与流氓无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

　　一次，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拿到军中，以此要挟，想不到刘邦根本不在乎。于是，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推到阵前，大声喊道：“如不撤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烹了。”刘邦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们俩曾经结拜为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你若把你父亲煮了来吃，请把肉汤分一杯给我喝。”面对这样的无赖，项羽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得把老爷子放了回去。

　　还有在那次著名的鸿门宴上，项羽维护了一个读书人的诚信，体现了“动口不动手”的谦谦君子之风。而刘邦呢，到了那里就疑心疑鬼，酒巡一半便不辞而别，溜之大吉，耍了一以贯之的小伎俩。就是到了生死见分晓的垓下之战，项羽也不失君子之风，拔剑自刎，决不低三下四地去苟且偷生。

　　南宋女文学家李清照途经垓下时感慨万千，发自内心地吟出《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建于民国二十四年的英风阁大门，上面有副对联说得更明白：“鸿门垓下大英雄，哪关成败;雅马虞兮真情种，不易生死。”

　　倘若让我用文化的视角来点评刘邦、项羽两人，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刘邦因为没有文化取得了胜利，项羽由于受文化的桎梏而失败。

　　也许这是能够晕倒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人才之论。

　　殊不知，在特殊的年代里，那些没有文化的人特别是那些枭雄，驾驭群雄、审时度势、借力打力、合纵连横，竟玩得如此得心应手、游刃有馀，凭的是什么?就是没有文化。

　　其实，这些人看似没有文化，但恰恰具备了有文化的人无法比重的优势，没有传统文化的绑缚，头脑里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使他们的政治、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没有文化，在利益的驱动下促成思想大解放，兼容并蓄各种有用的思想和理念。

　　项羽的确是有文化，有廉耻之心，有荣辱之荣，可在关键的时候却让这些绊住了手脚。刘邦虽然承担了名誉与道义上的失败，可在战争上是个胜利者。荣誉与廉耻在刘邦眼里并不重要，他明白中国人历来承认着这样一个冰冷的事实：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终点即是起点。历史的想像力，超过任何一位政治家和艺术家。

　　三

　　唐末诗人林宽有这样一首诗：蒿棘空存百尺基，酒酣曾唱大风词。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

　　古往今来，确有不少能“解诗”的英雄。

　　历史上那些没有文化的帝王，纠集了一帮文盲、流氓、酒徒、赌徒得到了天下，很大程度上有着许多偶然的因素。在开国典礼的弹冠相庆中，尽管他们认为天下从马上得之，文化乃空谈无用，但偏见改变不了文明最终战胜野蛮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那些没有文化底蕴只有权术的帝王，是很难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盛起来的。

　　这里，还是拿刘邦说事吧。

　　汉高祖十二年，他临死前途经鲁地孔子旧居。他的两只眼睛放射出能够穿透权力的最後光泽，口中呼吸着生命残存的游丝，最後嘱咐侍候于左右的臣子们：“以太牢祠焉”。“太牢”，即用牛、羊、猪各一头作祭品，乃最高规格的祭品。《史记·孔子世家》有载，自此以後，“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後从政”。可见，刘邦还是历史上第一个隆重祭孔的帝王，第一个把孔子由民间圣人尊为官方圣人的帝王。

　　这个曾经极端鄙视文化的文盲帝王，辞世之前最终还是皈依了文化，被文化彻底徵服了。在打天下和治天下的实践中，刘邦日益觉察到儒生文士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自己轻视文化、仇视诗书的浅薄，逐渐矫正言行和政策，向文化靠近，向儒学靠近。

　　历史上出现过的盛世，都是有文化的帝王兴起的。创造“文景之治”的刘恒、“光武中兴”的刘秀、“开皇之治”的杨坚、“贞观之治”的李世民、“开元盛世”的李隆基、“康亁盛世”的爱新觉罗·玄烨等爷孙三代，哪个不是文韬武略，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十分重视启用文化人，选官任贤，大度纳谏。回望历史，只有在盛世之际，才能允许纯洁的文人进入体制里头。李白、白居易、李峤、贺知章、王翰、王维、杜甫都曾在中央政府任职。唐代大多数有成就的诗人都有过入仕的经历，官文上传递着光耀千古的名字和光耀千古的诗篇、散文、书法，那是盛世大唐最“奢侈”的景象。唐朝宽容的政治气氛，造就了一个文化的鼎盛时期。正是唐人的宏大建树，确立了汉文化的中心地位，它使得此後近千年的异族入侵，尽管起初凶神恶煞地操纵着金戈铁马，最後还是来向华夏文明投诚了。

　　当然，历史上的一些盛世时期也出现过一些“反文化”的现象，但这只能说明了这些盛世开始走下坡路了。

　　建立清王朝的满族以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地位，夺得了全国的统治权，所以最怕汉人起来反抗。在康熙、雍正年间，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打击汉族上层分子和政府官员，排除政府内部的异己势力。而到了乾隆年间，则主要打击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同时也株连到各级官员，逐步升级，大兴文字狱。正是在编纂《四库全书》，大肆宣扬文治之际，文字狱也达到了高潮。乾隆十九年至四十八年的三十年间，就发生文字狱近五十起，引起挟嫌诬陷、株连亲故，造成人人自危、上下猜疑。

　　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亁隆传位嘉庆之际，白莲教的起义已经风起云涌了，对清的统治秩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也瓦解了清统治的社会基础。对汉文化十分精通的亁隆爷，到死也没有搞清一个事理：盛世必须由文化来支撑，而反抗可以不用太多的文化。

　　我们记住这些盛世，最终是因为这些朝代当时所产生的文化。

　　四

　　以文辅政，政则生辉。毕竟，“知识是理政的本钱”。

　　如果把“辅”弄到“正”的地步，以诗人的浪漫和激情，去治国安民、去执政理财、去抵御外患，完全彻底地成为文化的酷恋者，那就很有可能以文戏政，最终会造成国破家亡。

　　撰写此文之时，随阅案前的《文心雕龙》一书，就见到这样一段文字：“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政事者哉!彼扬马之徒(扬马指扬雄、司马相如)，有文无质，终居乎下位也!”

　　先贤圣言，所述极是。

　　帝王干什么的，是最高领导人。领导的工作是领导，治理江山是本职，至于对于字雕句琢的爱好，在政事之後用点馀情馀力是可以的，切不能走向极致。帝王无私事、无小事。特殊的岗位，要求帝王要善于克制某些爱好，即使是很不情愿，也得服从大局，首先要玩好政治这个无趣的文化。如果把业馀当成专业，一股脑儿陷入了文化这个有趣的政治中，那对帝王本人也未必是好事。

　　遗憾的是，中国的帝王们极少把自己定位为政治家，以文人甚至文坛领袖自居的比较多，特别是想在诗词或书画上表现一下自己的，却不在少数。帝王好上文化这一口，一方面是受诗书礼义的古雅香火的陶冶，是对周公孔子的千年道统的维持，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坛更能比政坛留名，功名可能名噪一时，百年之後亡灵的牌位能长久留在历史的空间，靠的是文学而不是权力。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诗人帝王，一个是写“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南唐後主李煜，另一个就是写“中原心耿耿，南泪思悠悠”的北宋赵佶。这两人都有极高的才情，但也都腐朽透顶，昏庸透顶。他们写出的辞章都十分漂亮，文采丰赡，尽显华彩，但在国难当头、社稷安危之际，简直就是狗屎一堆，比阿斗还阿斗。如果人们生活在那个多事之秋，并允许选择帝王的话，宁愿选择刘邦、朱元璋等这些没有文化的硬汉，绝不会跟着那些但求苟活、命悬一丝的“窝囊废”受气。

　　先说说这个南唐後主李煜。

　　他精于书画，谙于音律，工于诗文，词尤为五代之冠。前期词多写宫廷享乐生活，风格柔靡;後期词反映亡国之痛，题材扩大，意境深远，感情真挚，语言清新，极富艺术感染力。现在，读李煜的作品，相隔千年，情景犹在。“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忆江南》)“窗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李煜给後世留下的，不仅仅是失国而招致的责骂与声讨，也还有他“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不朽辞章和绵绵情怀。

　　李煜的悲哀在于把帝王与诗人的位置颠倒了。他是先当诗人，再做皇帝，别看次序这样倒了一下，差别却大了。先做皇帝，而後当诗人，属业馀性质，不过抒发一下而已;先当诗人再做皇帝，就不是馀情馀力的事了，也不是闲时偶吟了。李煜一直在认真地当专业诗人，做业馀皇帝，最後只有落得“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的凄惨下场。

　　再说那个宋徽宗赵佶，政治生涯灰暗而短促，但是作为艺术家，却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最富艺术气质、最才华横溢的一位帝王。和李後主一样，赵佶是一个治国无能的帝王，却是一位无所不能的文化大师。他早年就嗜好绘画，造诣很深，《听琴图》《芙蓉锦鸡图》都是其代表作，据传其真迹现在已卖到了三千万元以上。就是在他父子俩被掳北去的漫漫长途上，北风呼啸，雁队哀鸣，他将沮丧与痛苦，用辞章婉约地倾诉起来：“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兮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无笛，吹彻梅花”。

　　真是不得不佩服啊!大难当头，赵佶还没有忘记卖弄他的拿手好戏。

　　历史的复杂在于时空的交错，文化的复杂在于多维多元。作为现代人，我们不可能演绎李煜、赵佶临终时的心电图，但这两位文人帝王被掳後的无奈、绝望的情绪是可以想象的。而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中国古汉语中诸如“山崩地裂”、“生灵涂炭”、“血流成河”那些词语，突然间变成了浸泡在泪水中的恐怖现实。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李煜和赵佶生不逢时，有这么好的才情却遇上了内忧外患，要是太平盛世，可能是个好皇帝呢。

　　否也，有例为证。

　　隋炀帝杨广，隋文帝杨坚之子。小学的教科书就告诉我们，他是个昏庸无道的暴君，竟下旨驱赶百万民工，开凿河道，大造龙舟彩船，劳民伤财，害得百姓苦不堪言。这些都没错，但史书也记载，杨广博古览今，多才多艺。他曾对臣子说：“天下人都以为朕乃承祖上馀荫而有四海。其实，若朕与士大夫较量文采，我还是应该当上天子。”明朝陆时雍在《诗镜总论》对杨广有着这样一段评述：“陈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更有史学家认为，隋炀帝的诗是宏丽壮阔的唐音前奏。

　　诗词归诗词，政治是政治。杨广的老子不仅把王位传给了他，而且开创的“开皇之治”的盛世也留给了他。也许他太富有诗情了，为了下扬州亲眼观赏那些诗词中传赞的琼花，竟什么都不顾了，使得程咬金等为首的十八路反王和六十四处烟尘，给这个刚刚兴盛起来的王朝以致命打击。杨广为什么下了这么大的工夫去观赏琼花呢?奢侈、显摆、情欲。没错，但这些都是表象，骨子里还是一种迂腐与专制集于一体的文人浪漫。要不，没有更好的道理作解释了。

　　翻开一部中国的帝王史，那些在手上断送江山的帝王大多是文化人。他们的问题就是文气太重了，甚至成为了“文奴”，加之受优裕生活环境和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执政的那个朝代在他手上岂有不谢幕之理。

　　文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帝王是政治的象徵。文人帝王，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文化与政治的联姻体。而文化一旦与政治交接太紧，甚至让政治成为文化的婢女，那十有八九会孕育不良後果，导致文人的不幸与文化的畸形。

　　回眸着这些已经发黄的朝代相片，我很愕然，但明白了这样一个事理：文化，在盛世中有时会产生一种特殊消磨作用。

　　五

　　帝王不务正业，疏于朝政，不问民苦，而把吟诗填词作为事业干时，文化就成了为这个朝代垮台的助推器;当他们把文化作为陶冶情操，辅助于提高驾驭社会的能力，辅助于理清治国理政的脉络，那么文化则成为开辟盛世的铺路石。只要处理好这个关系，顺境可用，逆境亦可用，治国是助力，做文也是助力。关键是那个“文化”的定位，去掉这个“奴”字，才能还原“文化”之“光明”!

　　如果要在这个方面树典型的话，那首推的非曹操莫属了。

　　曹操虽然没有正式当过帝王，但他当时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都是胜似帝王的。倥偬之中他留给後世的文字并不多，但都是用心去做的，是政事、人事、心事的自然流露，生命力特别强。如今，人们都知道他《短歌行》《步出夏门行》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名句，殊不知，真正能代表曹诗风格的还是他的《蒿里行》《苦寒行》等篇。《蒿里行》是汉乐府旧题，为古代的挽歌，借旧题写时事，内容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难。《苦寒行》属汉乐府“相和歌·清调曲”，借旧题写时事，反映严寒时节在太行山中行军的艰辛。诗写透了连年战争的苦痛，真实地描述和深沉的主题是当时现实的生动写照，堪称“汉末实录”的“诗史”。这些雄浑又不失清丽的篇章，牢牢地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诗坛上开一代先河的地位。

　　在事业上，长期的南徵北讨，浴血奋战，锻炼了他非凡的胆略，文化给他增添了成功的翅膀。民间称其“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他对自己作了这样的鉴定：“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以文辅政，使他在政坛上成为了一个笑傲天地的大雄豪，文坛上是一个经宇纬宙的大手笔。哪一个帝王在政治业绩和文化修养上，能与曹操比划比划呢?

　　鲁迅先生曾说过：“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他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一次游泳之後，吟诵起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并对其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

　　这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文学家和最著名的政治家的心里话。

　　六

　　有人说，官员太有文化，或者当不了大官，或者当了官还不如不当官，或者当了大官也被弄成小官，或者一旦当了官就不是真正的文人。但是，官员万万不能没有文化。

　　作为小吏，或者是一介平民，有没有文化，或者文化水准的高低，都会有他们自然的可悲可喜之处。

　　可是，封建时代管事的都是那些帝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