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和大爹爹他们还在连云港工地打工,好久没回三杰村了。
三杰村是我爷爷家,也是我的老家。三杰村不大,村东头到村西头,就那么几十户人家,大多都是本家。
我太爷爷弟兄八个,我不常回老家,都不能认全人。但是只要过年过节我们一家回去,爷爷总是会在大年三十晚上,一手插在兜里,一手牵着我,不无骄傲地一路走过去,一个家族里挨家挨户串门子、拜年。
“来,小全子,这是你大爹爹,这是你三叔……”“呦,长这么高了,像他爸!”爷爷满是骄傲,亲戚也总是笑容满面地欢迎我们,我回家时兜里、手里满是零食。
也只有在过年时,我也才能看到爷爷带的那几个泥瓦匠。三杰村的劳动力,大多出去打工,爷爷这年龄上下的大都做泥瓦匠。听人说十几年前,人还多点,现在年龄大了,出去干这行当的只有4个人了:我爷爷、大爷爷、大叔、五叔。小时候爷爷他们垒猪圈,垒墙头,我总是跟着和稀泥。
我爷爷都67岁了,我劝他几次,不能再出去干活了,可是爷爷总是说,我们是老农民,刨一爪子吃一爪子,哪里能歇着。再说,在家闷死了,有胳膊有腿的,不干活不怕人说啊。我现在只搞室内装潢了,铺地板刮大白垒灶台,不爬高了,比以前好多了。我们都知道,爷爷是不想成为我们的负担。
十一岁生日那天,奶奶打电话说不能来城里给我过生日了,让我们一家三口回去吃饭。我们驱车一个半小时到家。院子里站满了人,爷爷拥抱了我之后,就走开了。奶奶告诉我们,爷爷没空去城里,三傻子家房子倒了,过一阵雨水会多,你爷爷召集泥瓦匠商量事情呢。我坐在房檐下看麻雀打架,等着午饭。
爷爷端着他那掉了瓷的大茶缸子,吸溜地喝着水,蹲在院子里的石磙子上说:“过几天,肯定有雨,我们各家都在收小麦,等着急忙慌地收完了,我们几个人又得赶回工地,大家看怎么办,三傻子家的房子怎么弄?”爷爷说完,进屋添热水了。大爷爷是我爷爷的哥哥,这时候猛吸了口烟,抬头看了看大叔:“小建伦子,你家还有多少小麦没收?”“你别管我家了,肯定还不少,关键工地都催我们几次了,人家有工期管着呢,我们去晚了,工钱可得扣不少。”大叔脱口而出。五叔慢吞吞地抖着腿:“三傻子也不是姓王,你们倒是热乎什么,管闲事。我没空哈。”
“你没空也得有空。”爷爷从厨房里走出来,“是,三傻子不是姓王,可是他孤门独户的,你让他大哥大嫂那一对瘸子去给他盖房子?都是一个村的,乡里乡亲的,你好意思啊?老五,你这一年年的,怎么就没个长进?这话你就不该说!”
“亲帮亲,邻帮邻,这事必须管。不管不怕别村子人看笑话?”我从没见过爷爷这么严肃。
那天那顿午饭,爷爷匆匆忙忙等我吹完蜡烛,吃完了饭,就去村子里找做过泥瓦匠的人了。
后来听奶奶说,全村子老少在爷爷他们带领下,好多人来帮忙,白天收麦子,晚上盖房子,三傻子叔的两间瓦房建好了,三杰村的泥瓦匠才去连云港工地。
那件事后,我无法形容爷爷那几个泥瓦匠在我心里的印象,只感觉有一股暖流。
高中,我到了市里上学,离开老家更远了。见爷爷们次数更少了。奶奶倒是每个星期天会给我打电话。
有个星期天,奶奶打电话来告状,让爸爸回家说说爷爷。说爷爷工作不做了,回家了,被气得满嘴口腔溃疡,工钱也没拿到。爸爸妈妈担心爷爷身体,回了一趟家。回来后,才知道事情原委。
三杰村这几个泥瓦匠,在工地上都是小头目,带着几个人砌墙、刮大白、铺地板。工地老板偷工减料,想收买爷爷这波人,这怎么可能,爷爷这波人“死脑筋”,死活不肯,发现砖头、大白、地板质量不对,直接找老板去了,人家说“与你们无关”,可是三杰村这帮泥瓦匠,愣是油盐不进!“继续干活,所有工钱可以结算;不干,以前工钱也没有!”爷爷带着一帮人,直接撂挑子回来了!
奶奶嘟嘟囔囔地骂了半天,爷爷只一句“就不能那么干,那不凭良心”!
晚上我放晚学到家,给爷爷打电话:“爷爷,你还厉害呢……”“小全子,这做人得磊落,得凭良心,不能让别人看不起!我也干不动了,你得加油啊,我们这村只有你爸爸是大学生,你得努力啊,你将来考上大学,我们家才能更让别人看得起!”
是的,爷爷一辈子争的就是这“良心”,争的就是这“让别人看得起”。三杰村的泥瓦匠都是,他们努力出去打工,挣钱,为的就是家里过得好点,别人能看得起。他们没有高谈阔论,没有华丽说头,有的就是那质朴的生存理念。也正因为“看得起”,受人尊重,让他们有了生命的尊严。
纵使踏过荆棘,也不觉得苦,即使有泪可落,也不觉得悲凉。为了一家人生活的尊严,他放弃了自己的骄傲,接受了既定的命运,甘心化成一粒粒尘埃,在世间的狂风暴雨中起落浮沉,把展翅翱翔的双翼给了后代。
生命是一树花开,或安静,或喧闹;或寂寞,会热烈。无论如何,为了“自己能看得起,为了被别人看得起”,才不辜负生命的体面和尊严。“沾满泥土的脸,没有神的光环,握紧手中的平凡,此心此生无憾,生命的火已点燃”,他们生活在最底层,平凡而伟大,他们赋予生命以尊严,他们是最可爱最可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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