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进五寨师范的大门，到现在已经30年了。完成三年师范学业，也整整25年了。一件件往事，一幕幕场景，让我念念不忘。历久经年，母校已经化作神圣的符号和浓浓的情结，镌刻在我的心底!

　　2012年隆冬时节，我和几位当年的老师、同学乘坐“绿皮火车”重返母校。列车在北同蒲线上的千沟万壑中前行，窗外雪花飘舞。车轮划过铁轨发出富有节奏感的声音，高亢悠长的火车汽笛在山谷和原野间鸣响。远远望去，皑皑白雪覆盖着一片片农田，沿途的车站在寒风中默默伫立，一个个熟悉的站名从眼前掠过：大牛店、芦庄、长梁沟、轩岗、凤凰岭、宁武……

　　怀旧

　　1982年9月1日，我离开家人，离开自己熟悉的故乡，肩扛行李，长途跋涉，来到以寒冷闻名晋西北的五寨，从此有了与母校五寨师范一生的情缘。

　　30年前开学那天早上，全家6点起床，母亲做饭，父亲和我整理行囊。生怕误了火车，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大牛店火车站。上车后满眼都是开学的学生和家长，一直挨挨挤挤站着，中午12点左右到了宁武站，然后用将近4个半小时的时间等侯从大同开往岢岚的火车。130公里的路程，历时10个小时，将近晚上7点半才到达学校。那时在农村，生活困难，营养不良，我的个头只有一米五三，体重不到90斤。父亲不放心，专门请假扛着被褥把我送到学校。为了御寒，行李内还裹着全家当时唯一的一张狗皮褥子。次日早晨，父亲满怀担心和期望离开学校。要知道，作为民办教师的父亲走这一趟，买火车票就要花掉他将近半个月的工资。在五寨火车站的站台上，我目送父亲乘坐的火车渐渐远去，思念家人的眼泪夺眶而出，同时也很快意识到——从此要真正开始独立成人了!

　　在师范读书三年，许许多多的记忆永难忘怀：将我们从晨梦中催醒的起床铃声，跑道上尘土飞扬、中间还堆着莜麦秸的操场，吹在脸上像针扎一样的凛冽寒风，夹杂着煤烟和烧柴火味道的清冷空气;从宿舍穿过土城墙去打饭的那条黄土小路，没有桌椅、站着吃饭的饭厅兼礼堂，勺子敲击铁皮饭桶和竹编笸箩的声音，围着饭桶摆了一圈的各式各样的铝制饭盒和搪瓷碗，每人一个玉米面窝头、几根咸菜以及“米可粒粒数也”的稀粥，每周两至三顿、让人望眼欲穿的猪肉烩菜;新书和桌椅都奇缺的图书馆，走风漏气的平房教室以及教室里那架同样走风漏气的脚踏风琴;晚自习后值日生提桶排队打水的队伍，屋里雾气腾腾、门口结满厚冰的水房，宿舍里的大通铺土炕、烟熏火燎的生铁炉子;混杂着汗味、肥皂味、煤烟味的宿舍楼道，停电或者熄灯后昏黄的煤油灯和被油烟熏得乌黑的鼻孔，还有参加建校劳动时上午10点左右那个香甜的糖饼;每次开学时母亲给塞进背包的干馍、‘咸菜和炒葵花，父亲给拿上的十几元零花钱，周末和假日里浓浓的乡愁……

　　那个时候，看电视、看电影、看演出就像过快乐的节日。我记得上学三年，学校组织看过几场电影，其中一部电影印象最为深刻，是1983年夏天在五寨县城唯一的礼堂看的，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一部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奇迹，总结其发展经验的纪录片。看着画面中高大雄伟的城市建筑、平坦笔直的高速公路、一条条工业流水生产线、一排排标准厂房和数控机床，以及各具特色、整洁漂亮的田园农舍，我觉得那好像是在说另外一个星球的事情。电影里有一个情节一直映刻在我的脑海中，那是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乘坐新干线，记者问他有什么感觉，他干脆利落地回答道：“快!”1996年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特意坐了一趟从东京到大阪的新干线，还乘坐了大阪到神户的无人驾驶城际列车，不由想起当年坐在五寨县礼堂的那个情景。今天，我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9356公里，居世界第一位。这是当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1985年上半年，我们马上要毕业了。外地的一个青年剧团到五寨县城礼堂演出，学校特意为全校师生办了一个包场。我因为出班里的黑板报，开演时才进场，连过道都坐满了人，只能站在后面。当主持人出现口误，把“五寨师范”说成“五寨师院”时，全场一阵欢呼。我当时也默默地想，如果真能成为“师院”，那该多好啊，那会让我们所有同学都圆了大学梦!要知道，当年从初中毕业直接考上中师的都是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是因为家庭困难才上了师范;如果读高中，几乎都有考上大学甚至重点大学的机会。

　　有人说，时光可以磨掉记忆。可是，30年前的气候、声音、情景、感受，30年前的春风、夏雨、秋霜、冬雪，30年前的欢笑、苦恼、汗水、泪水，却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今天回忆这么多往事，并不是想回到食品短缺、生活清苦、行路艰难的那个年代，而是无比怀念那个时候不知疲倦、不怕困难、不懈追求的精神状态。

　　感恩

　　其实，那些年老师们的工作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有的老师正值中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很重;有的老师大学刚刚毕业，甚至刚刚留校，工资很低，而且父母和家人都在外地。老师们也有自己的烦恼、困难、苦衷，但是面对学生、面对工作，大家始终保持热情旺盛的事业心。今天，真想坐在教室里，请当年的老师再给我们上一堂课。什么课程内容都不重要，就是想找回当年的记忆、感觉和情怀。

　　每天清晨起床铃声一响，班主任张纯玉老师就站在宿舍门口招呼大家整队出操，每天晚上熄灯前他都要走遍班里每个宿舍，督促大家把火炉子封好以防煤气中毒。那时候我和班里几位同学在众人面前发言怯场，张老师热情鼓励，在语文课堂上给我们机会。杨春老师讲数学课，条理清晰、干脆利落，而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喜欢给班里数学成绩最好的申润明同学出难题。后来高继明老师教数学课，他板书时很有特点，不看黑板，面对学生，右手侧过去流利地写画，左手时不时做着手势，口中念念有词，俨然成竹在胸。物理课王占海老师讲“力学”一章时让我们第一次认识了“表征”这个概念。那时候实验仪器简陋而且缺乏，王老师为了把示波器调整到最佳状态，以演示给大家尽量准确的数据，一堂课下来忙得满头大汗。化学课孟贵寿老师长得精神帅气，讲课时慢条斯理、胸有成竹。后来李贤良老师上化学课，他个子不高，但讲课时语调高亢，让班里几个最爱打瞌睡的同学也变得精神起来。每次上课，李老师提着一个装满试管的盒子，他还没出现在教室，外面已经传来哗啦哗啦的响声。

　　政治课袁如荣老师早年入伍，后来上大学，毕业后开始在师范任教。袁老师给我们讲货币的起源、货币的功能，讲商品如何从物物交换过渡到利用一般等价物进行交换，把一本薄薄的政治经济学讲得头头是道、引人人胜。历史课李述同老师讲课时很少露出笑容，教案很厚，可是他好像从来不看教案。世界历史中的人名地名最难记，但李老师脱口而出，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比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让大家惊奇不已。地理课彭宝著老师好像不是本地人，他地理知识丰富，是全校较少的说普通话的老师，因此后来我一看到世界地图上的地名时就常常与彭老师当年并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联系在一起，反倒记忆深刻。生物课李三占老师从临汾师范学院生物系刚毕业。面对课本上那些奇形怪状的虫子和叶子，李老师如庖丁解牛一般讲解得详尽条理。最让同学们感谢他的是，生物课往往是上午最后一节课，临到下课，全班同学尤其是我们男同学已经饥肠辘辘，盼着早点儿吃中午饭。李老师非常善解人意：“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发慌。我们提前一分钟下课!”大家于是收拾课本，直奔食堂，独占全校打饭队伍之鳌头，真是“其喜洋洋者矣”!

　　音乐课石锐锋老师是学校的资深音乐教师，第一堂音乐课就是认识五线谱谱号并学习记谱方法。对我们这些在农村长大，连简谱都不识的学生来说，看着满纸“眼镜”、“蝌蚪”，所谓如读天书，莫过于此。石老师循循善诱，指导我们完成“扫盲”任务。后来朱建明老师教音乐课，带着同学们视唱练耳。每次上课，全班同学一起合唱的时候，那些经典的曲目、明快的节拍、优美的旋律成为一种享受。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才在朱老师的带领下了解了宫商角徵羽，才开始认识李叔同、聂耳、冼星海、贺绿汀、光未然，才知道世界上有莫扎特、李斯特、肖邦、勃拉姆斯、贝多芬。1996年冬天我们去奥地利访问，特意去萨尔茨堡参观莫扎特故居。看见那架莫扎特使用过的钢琴，我的耳畔好像响起当年朱老师上课时用手风琴拉出的巴赫《小步舞曲》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那熟悉的旋律。

　　美术课资深教师姚建国老师具备相当深厚的书画功底，尤其是楷书深得颜书精髓，让我这个书法爱好者羡慕不已。姚老师对班里不遵守纪律的现象采取零容忍态度。有一次因为有几个同学上课时没有认真画画儿，他一气之下撕掉了挂在讲台上方的班级流动红旗，让我十分诧异;然而更令人感动的是班主任张老师知道以后并没有责怪姚老师，反而感谢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如此负责任的老师，如此坦诚的同事关系，现在似乎不多见了。我想，这都是源手老师们高度的敬业精神，这是我们那一代学生的幸运。国际书象学社掌门人魏立刚先生是姚老师的好友，两个多月前我在北京参观魏先生的书画展，见面时他对姚老师的书画艺术造诣还连连称赞。

　　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文革”造成的师资断层，心理学、教育学教师非常缺乏，祝可治、乔彦清老师作为学校的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然后去山西大学进修，再回来给我们代课。年轻的乔老师与同学说话时总是笑容满面，他给我们讲教育学。祝老师那时是个帅小伙，打篮球也很有章法，当然现在也很帅。我们跟着祝老师知晓了许多原本非常陌生的心理学知识，比如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和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比如人的气质类型分为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抑郁质。当时课下有喜欢热闹的同学还在班里海选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同学，我被作为粘液质代表。是的，我经常觉得自己好像做什么都比别的同学反应慢，性格也不活泼，不太容易与陌生人交往，原来是气质类型闹的!

　　那个时候同学们正值青春期，精力旺盛、活泼好动，不愿意老是闷在教室，因此体育课深受大家喜爱。我记得身材高大的张云高老师在球场上潇洒精准的投篮，刘瑞森老师行云流水般的太极拳、王健老师漂亮的背越式跳高和三级跳远。

　　还有许多老师临时给我们带过课，我记得有语文董存富、郝瑞金、周生亮、武富荣、焦云山老师，数学赵勇飞、赵卿、闫开田、郝玉环、焦成文老师，物理贺中祥、刘献荣老师，化学田怀义老师，生物张效义老师，音乐徐清道老师，政治刘桂珍老师，还有指导我们学习书法的高耀彬老师。他们当时大学毕业不久，风华正茂、年轻有为、充满活力，因此他们既是学校的老师，同时也成为学生们的好朋友。

　　1985年夏天毕业时，承蒙母校厚爱，我和曹剑文、安俊、张瑞宏、刘美琴共五位同学留校工作。在母校工作两年，我一直想考大学，本心还是愿意做一名继续学习的学生，因此把学校领导和老师依然当做自己的老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其实是留了两级，读了五年师范，受益匪浅。

　　当时的校领导张福民书记和白纯瑜校长都是“文革”前五寨师范的优秀毕业生，而且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管理经验，对学校倾注了大量心血，对留校工作的同学更是严格要求、热情鼓励。副校长贾志清、王彦炯老师年富力强、忘我工作，是我们仰慕的榜样。记得贾老师在全校大会上讲话，声音洪亮，严密的逻辑中透着几分严厉，我们当学生的见了有些害怕。留校工作以后，才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那时贾老师在省委党校进修，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几次向他请教学术论文的写作方法。王彦炯老师分管学校后勤工作，当时学校经费奇缺，老师和学生住的都是简陋的平房和窑洞。在校领导支持下，王老师不辞辛劳、多方争取、精打细算，努力改善办学条件，解决了大家的许多后顾之忧。我一直记得王老师经常走在校园巡察工程进度和质量时那不知疲倦的身影。

　　在教导处，主任肖耀先老师、副主任郭埃宽老师、贺中祥老师直接领导我们。上班第一天的工作就是排新学年课程表，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立马就发懵。当时上午第一、四节课和下午第一节课最难排，因为许多老师都要回家做饭、送孩子上学。我不懂这些，一厢情愿认为语文数学这些所谓主科应该排第一节，而诸如地理历史生物这些所谓副科应该排第四节。老师们拿到新课表后颇感不便。但一听说是我排的课表，就原谅了。在教导处三位老师的指导帮助下，我明白了原委，才算过了第一关。到第二个学年，就顺利多了。有一天张福民书记正好到教导处找人，看我正忙着排课表，还亲自上手帮忙。想起这些，我实在汗颜，同时对学校领导和那时所有的任课老师心怀感激。

　　向校领导力荐我留校工作的朱建明老师那两年正好在山西大学音乐系进修。每次放假回学校，总是与我们几个留校的同学促膝长谈，交流思想，帮助释疑解惑，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办公室主任白怀瑾老师经常交给我一些文稿起草工作，虽然更忙了，但忙并快乐着。1987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五寨师范，当时正值暑假，我在原平老家，白老师专门给我写信，告诉这个盼望已久的好消息。

　　留校工作那两年间，当年没有给我上过课的许多老师也给予我很多关心，比如李栓寿副书记以及张金莲、李梅、刘贵祥、谢旺明、胡二占、樊新华等老师，还有后勤部门的张占旺、秦尚贤、陈存厚、黄春玉、李丕功、刘凤章、项莹、贺俊、崔亮贵、王秀珍、宁三仓、肖乙、卫翠英、王美蓉、刘跃、徐天道、张建勇等老师。许多老师的家属给予我善意和关心，也让我永难忘怀。我也一直记得那个简陋的教工食堂和做面条馒头的师傅，记得与人为善的司机冯友生、王顺，记得学校大门口传达室中气十足、声音洪亮、认真敬业的吴大爷，以及他坚守的那部全校唯一可以与外界联系的黑色手摇电话机。

　　当时，我还有幸给81班当了一年语文教师，并且跟那个年级的同学结下深情厚谊。当年只有18岁，就登台讲课，我深知水平有限，生怕误人子弟。当时语文教研组就在教导处隔壁。我一直记得语文组肖耀先、张纯玉、常文谦、杜果萍、王体礼、王洪涛等老师给予我的指点。我常常是先听他们讲课，再认真备课，直到把《语文基础知识》、《文选和写作》的章节和教学参考书的内容烂熟于心后才敢登台。大学二年级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师生情，朋友情》，就是记录在那段难忘的岁月里与我的学生们建立的深厚感情。这篇文章1988年5月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并获得报社年度散文大赛二等奖。这些难得的工作经验和这样独特的心路历程，让我永远感激那一届的同学们。

　　今天，我当年五寨师范的资深教师郭尚铭老师、苏菲亚老师、李槟老师、王平中老师，他们已经永远离开我们，永远离开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校园。但他们在我的心中永远有独特的位置。

　　30年过去了，当年老师们教给我们的许多具体知识已经遗忘，比如有机化学方程式如何写，比如正弦函数余弦函数习题如何解，比如界门纲目科属种如何分类等等，但是大家的综合素质却实实在在提高了。其实，到今天，能不能记住那些具体知识已经并不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当年老师们勤勉工作的身影、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的人生态度，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让我们受益无穷。我相信，不管什么时候，勤奋善良、乐观向上、尽职尽责，这样的精神和品质永远不会过时，值得我们毕生追求和坚守。

　　当年我们还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正处在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而且一下子就远离父母，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投身于完全陌生的人群。老师们就像父母、兄长和家人一样关心帮助指导我们，像辛勤的园丁给小树浇水、培土、施肥、修枝、剪叶一样培育塑造我们，让我们找到归属感，并且一天天健康成长。

　　从小就听父亲说过“先生舅舅”，就是说在一个人的心目中，老师和舅舅的地位仅次于父母亲。舅舅所代表的家族给了一个人一半的遗传基因，这是先天的继承，绝不能忘;而老师承担着文化的传承，决定了一个人后天的成长，因此更不能忘。孔子有“至圣先师’，尊称，概源于此。不管时代怎样变化，作为学生，如何对待自己的学业，如何对待自己的老师，我认为有许多亘古不变的道理，譬如如俗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譬如荀子说“君子隆师而亲友”，譬如康有为说“师道既尊，学风自善”。类似古训，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优秀的价值理念，也是我们的文化血脉绵延不断之内在缘由。

　　追梦

　　晋西北的土地非常贫瘠，五寨的气候也不宜人，但是，在人生最宝贵的黄金时代，在那个豪迈地高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百废待兴的年代，在条件虽然简陋的师范校园，一群十五六岁的少年凭着青春年华和满腔热诚，依然可以生长梦想、憧憬未来。

　　那是一个多梦的季节。我们有梦想、有理想，也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梦想五彩缤纷、无边无际，但同时又具体、朴实、纯洁。这些梦想，出现在黎明时分的起床铃声里，出现在早自习的朗朗书声里，出现在老师的课堂提问里，出现在班级歌咏比赛的优美旋律里，出现在图书馆的新书中，出现在晚自习昏黄的油灯下，出现在熄灯后宿舍同学的卧谈会，出现在奋勇争先的运动场上，出现在开学放假时拥挤不堪的车厢里……经年累月，这些梦想都变成一份份考试成绩单，变成一篇篇长长短短的作文，变成一本本厚厚的日记，变成一张张发黄的车票，变成一封封盖满邮戳的家书，变成一首首激荡人心的歌曲，变成一串串从幼稚到成熟的脚印，变成一段段珍贵的师生、同学情谊!

　　我一直记得入学典礼时赵子龄老书记声若洪钟的讲话，张琛校长的沉稳和严谨，严父一般的张福民书记对我的指点和帮助，白纯瑜校长优美的文笔和他办公室门前那株馥郁的丁香树;王彦炯老师、贾志清老师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朱建明老师组织同学观看电影《人生》后在教室里围着火炉开展的那次严肃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讨论，高耀彬老师带领我和武卫政、张茂槐、吴锐锋等同学赴忻州参加书法比赛;留校工作后数次在假期与赵卿老师结伴同行回原平，与王克、王荣华、吕兆鹏、李裕、尚敏、吴廼厚、张贵祥、苗文元、张翠英、郭卯元、王东昱、贾润平、蔡银乐等青年教师结下友情。我一直记得18岁那年夏天留校考试时，张书记和白校长亲自出的作文题《假如我是五寨师范校长》，18岁那年冬天第一次在《山西日报》头版发表文章，19岁那年夏天第一次获得全国书法大赛奖项，20岁那年春天母校给我提供了宝贵的高考机会，朱建明老师、祝可治老师在太原火车站排队帮我买赴京的火车票，在北师大读书期间与老师们数次重逢……

　　我也一直记得亲如兄弟姐妹的那些同学。我记得1982年9月1日入学报到时曹剑文拿着钥匙带我打开宿舍门，当天晚上在宿舍认识第一个原平同乡李新生时的欣喜;与同宿舍张成正等同学去汽车站参加学雷锋活动，晚自习后与田宇在宿舍楼下蹲马步、练冲拳，与张贵虎一起研讨他钟爱的赵体楷书;沉默寡言认真学习的同桌武建新悄悄与我分享他过生日的喜悦，贾贵如借给我收音机收听英语讲座;利用晚自习的时间帮助杨永红写检查稿，星期日傍晚在操场上与高文秀散步畅谈未来的打算，经常与杨峰云互相开玩笑奚落对方;与同宿舍郑璐、顾华荣、张俊杰、贾文俊、丁先柱的交往和友情，同前后邻桌刘竹青、弓淑平、王俊伟、张树林讨论作业;与张成正、田宇、张福荣、马俊馨、宫瑶华、刘竹青、刘素芳、杜彩娥、鲁瑞萍长达三年同组吃饭，与张福荣搭档三年抬水、打饭，与武建新、张巧珍、张水艳同组值日打扫教室卫生;与武卫政冒着严寒在户外出校团委黑板报，与曹剑文为准备“五四”青年节墙报在学校广播室度过不眠之夜，与张重岗、韩泽春、李开举交流学习心得;还有，史万中捧着一本地理书与宿舍同学激烈辩论，石岩的认真、刘明的朴实、刘继生的沉稳，孙国春的武术表演、刘国亮的幽默乐观……

　　我还记得带领七八个原平同学步行5里地去五寨县农牧局一位同乡那里找莜麦秸做床垫，一群人举着鼓鼓囊囊的床垫返回学校时走在县城大街上，仿佛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或许远远望去更像一群逃荒人。我记得1982年11月全班同学参加学校歌咏比赛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荣获年级第一名的喜悦，每天早晨自己独自在操场后边的田埂上背诵古诗词和英文单词时的执著，三年级时每天清晨五点半悄悄起床独自走进漆黑的教室，在煤油灯下用收音机听英语广播时窗外那一缕淡淡的晨曦。我记得刚入学时同学们彼此陌生的眼神和难懂的方言，毕业时大家依依惜别的热泪和恋恋不舍的目光……30年前许许多多的往事历历在目，许许多多的往事孕育着许许多多的梦想和理想。

　　从当年英姿勃发的青少年时代走进现在两鬓染霜的中年时光，我们经历了无数的烦恼、挫折、委屈甚至愤懑，也收获了许多快乐、欣喜、友谊以及业绩。织梦的花季早已离我们远去，许多复杂的社会现实、许多困难和问题却要经常面对。但是，无论我们现在从事何种职业，身居城市还是乡村，在什么岗位，知识、真理、诚恳、感恩、友谊，以及爱，这些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和品质没有磨灭，而这些也恰恰是我们当年梦想中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元素。

　　人在前行的时候，需要经常校准方向，需要经常温习出发时确立的目标和原则，需要还原出发时的梦想和理想。这次，我们回到曾经在这里学习和生活了1000多个日夜的校园来寻梦，用大槐树的新枝梳理已经变得纷繁复杂的思绪，用不期而遇的洁雪拂去已经积存太久的征尘，寻觅当年离开校园时淳朴美好的梦想和理想，挺起胸膛，再次起航!前路仍然有许多荆棘和坎坷，但是有母校赋予的美好理想和坚定信念，我们就有足够的信心、力量和智慧克服困难，奋力前行!能勤，时间自然比他人多;肯动，空间自然比他人广;耐苦，成功自然比他人大;承压，根基自然比他人实!

　　日新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回到母校，又看见那株熟悉的大槐树。真的可以说是——“多少次梦里回五师，双手搂定大槐树”。大槐树斑驳粗壮的腰身忠实记录了历史风雨和时代变迁，茂密的新枝依然凌霜傲雪、催人奋进。回来看望母校，绝不是旧时的衣锦还乡，而是对母校一往情深的精神需求，是感恩之心的深切呼唤，是对梦想和理想的无限向往，是对责任和使命的感悟承担。无论世事如何变幻，站在大槐树下，我们就再次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无论经过多少年，无论走多远，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老师同学的深情眷恋，未曾改变，也不会改变。

　　放眼望去，校园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当年的旧平房、窑洞、土城墙、教室、饭厅已经荡然无存，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我为看不到当年简陋的宿舍而略有伤感，然而内心却更为学校的巨大变化而感到无比欣喜1

　　30年来，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我们每个人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30年前一封让人望眼欲穿的家信在路上要走一个星期，而现在的学生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发一个短信向父母家人报平安;30年前从家乡到五寨总共百多公里的路程要走整整一天，现在高速公路开通以后只需两三个小时;30年前收音机几乎是奢侈品，而现在手机成了每个人的必需品;30年前上学时自己扛被褥、睡土炕，现在学校统配行李、集中供暖;30年前一部新电影来到五寨要用大半年的时间，现在国外大片几乎一周就可以从太原来到五寨……

　　如今全世界每天有1 100多万人乘坐飞机在国内或跨国旅行，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山西人每天在全世界的天空翱翔;全球无线通信用户数已达53亿，网民近30亿;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4万多亿美元，相当于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四位的欧洲强国德国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好莱坞大片在全球同步上映，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新型业态方兴未艾。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制度创新层出不穷，交通、通信方式日益便捷，人流、物流、信息流呈几何级数增加，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不可阻挡，国与国之间硬实力、软实力乃至巧实力的竞争日趋激烈。

　　这些现象和概念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很近很近。可以回想一下，30年前，在师范工作的老师和学习的同学，几乎很少有在外地的亲戚;而现在，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名成员在忻州、太原等地学习、工作和生活，而且有不少人已经到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甚至走到国外。30年前，在五寨县城里的百货商店买一只搪瓷脸盆，你只要挑两个，可能售货员可能就会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现在我相信在县城的任何一家超市甚至电器商场，你可以随意挑选自己中意的商品。30年前，我们买一块上海牌手表都要凭票;现在世界各国品牌产品在商店随处可见。30年前，买一辆自行车还得凭票，现在购买家用轿车可以货比数家……即使身居五寨县城，我们其实也跟外部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起父辈，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运的。他们当年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不是他们能力不强，更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们没有挥洒自己力量和才智的空间。而我们从走上求学之路那天起，就开始见证并参与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国家的巨大变化。1978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9%以上。而且在2010年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似乎可以高度概括我们国家这30年来的沧桑巨变。

　　但是，国家发展起来后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一点儿都不比当年少，这个“世界第二”并不好当。现在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跨人中等收入门槛，然而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群之间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就拿我们身边的教育来说也是如此;而且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创新乏力、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诸多不利因素接踵而来。如何用最短的时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让人们有公平感、成长感和安全感，如何让每个人心中的梦想和理想能够实现，如何使我们的国家真正成为让国际杜会普遍尊重的大国，确实任重而道远。面对未来的竞争态势，迫切需要继续锐意改革，迫切需要继续苦干创业，迫切需要不断开拓创新，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又一批引领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3600多年前，商汤王曾经在澡盆子上刻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此自警自励。古代圣贤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直到今天都值得我们心追意会。

　　我一直认为，无论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甚至硕士、博士生，都是一种暂时在校园学习的身份。但是面对自己的老师，面对自己一生的成长和事业，应该让“学生”这一心性长期保留。潜心向学、吐故纳新，此乃人生之修为，更是人生之责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学大师启功先生曾经创作一首《赠本届毕业同学》的诗：“入学初识门庭，毕业非同学成。涉世或始今日，立身却在生平。”这活脱脱就是一首文字简洁、内涵丰富的毕业歌，其中理念，古今中外的许多优秀学子践行并且升华了，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我始终相信，梦想和理想是那高处的风景，它时刻引领着我们，不畏眼前的浮云，不乱脚下的步伐;而对梦想和理想的选择和坚守，不仅决定着人生的态度，决定了人生的高度，也终究会让我们在苍茫的现实中触摸到更加本质完善的精神，发现更为辽阔壮美的风景!

　　30年的话，再用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但是还想说的是，作为儿女，作为学生，长大成人以后，不管如何孝敬父母，不管如何尊敬老师，比起当年父母在孩子、老师在学生身上倾注的心血和精力，确实微不足道，实在难以回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但是，作为儿女和学生，只要常念其情、常怀其仁、常励其志，只要坚守理想、进德修业、勤勉日新，就是对父母养育之恩和老师教育之恩最好的报答，就是最孝敬的儿女、最合格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