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我在马骏先生的博客里看到了杏绵老师不幸仙逝的消息，当时我很震惊，因为前不几天还在山西《老友报》上看到省委、省政府领导春节前走访慰问担任过副省级以上职务的老同志及老同志遗孀的消息。马老过世后，我总留意这类慰问活动，实际上是心里对杏绵老师的一种挂念。

　　“文化大革命”前，段杏绵老师是《火花》的编辑，后来是编辑部主任。那时候我刚开始学习写稿，写的几篇小说稿件都先后寄到了《火花》，一来二往地就知道了杏绵的名字。那时候我刚20岁出头，社交很少，不敢主动地和编辑联系，偶尔她为稿子的事来个电话也很少主动地谈点稿件以外的事。“文革”中马烽一家都被下放到平顺农村去，基本就断了联系。后来，《火花》改成《汾水》，听说杏绵她们又回了《汾水》编辑部工作。1979年我又怀着心情忐忑的写了两个作品寄给了《汾水》，一篇是报告文学《一个青年矿工的脚步》，一篇是短篇小说《在48号汽车上》，分别发在这年《汾水》的3月号和10月号。那时候，责编都不写名字，所以我也闹不清是哪位编辑负责发稿的。可喜的是过了一段时间，杏绵忽然来到了大同煤矿，到这时我才有机会和她见了面。

　　杏绵完全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她中等个儿，齐肩发，面色白净，脸上总是带着自然文静的笑容，言谈举止文雅而平实，说话温柔而亲切，气质高雅而醇厚，让人一见就觉得可亲可敬。那时候，她应该是五十岁出头的人了。我的感觉：这就是一位亲切朴实贤淑文静的老大姐。更让我高兴的是，她居然应我的请求，答应了到我家做客用餐。那天矿务局三招(现改为宾馆)客人较多，有好几桌酒席，有的还两次提出想请杏绵参加。但是她都非常诚恳地谢绝了。我说：“咱们回家吃点儿便饭吧。”她微笑着很随和地点了点头：“也好，要不一会儿又有人来请，总谢绝人家也不好意思。可我是真的不善于应酬这场面。”我说：“现在咱们就走，要不一会儿又有人来呀。”她说：“听你的，走吧。”

　　我们路过大厅的时候，她突然停下脚步问我：“这儿有小卖部吗?去你家不能空手呀。”我说：“这话把我们说得太远了。快走吧——这里没小卖部。”

　　我家距三招也就是二三百步地，眨眼工夫便进了家门。杏绵身上就自然地带着一种气质，使人都感到和她没什么距离，谁都想和她亲近而且也能亲近。到家没有十几分钟我太太和她好像就是交往多年的亲密姐妹了。这天我们拉呱得非常开心，先谈了各自家庭的一些琐事，自然也谈到了文学创作。我告诉她《汾水》发了我的文章。我真想谢谢你们，可是又不知道谁给看的稿，弄不清该谢谁。我还抬着(保定地区的土话：抬着就是藏着)点儿好酒，今天咱们俩都开开斋，喝一点儿吧。她笑着摇摇头说：“不要不要，可千万不要。”“要说感谢，是我们编辑该感谢你们作者，当编辑的看到一篇好稿打心眼里高兴，今后不要再说感谢我们的话。”说到这里，她就把话题引导我们老家去了：“刚才听你说‘抬着’这句保定方言，觉得挺亲的。”我们两个祖籍都属冀中平原，谈起老家来，话就越发多了。什么荷花淀派的那些作家和著作，什么白洋淀的水产，什么保定的莲花池和铁球、面酱、春不老那三件宝……说到这里，我太太插话说：“今天就吃炸酱面吧!再烙几张饼，炒几个鸡蛋……”杏绵赶紧插话：“好，就吃点家常饭，可不要太麻烦了。”

　　吃饭的时候，她说想明天就回太原。我想请她多住两天，她说编辑部很忙，这也是挤空儿出来两天。我说我要车送您吧，半天就到太原了。她急得站起来直摆手：“使不得使不得，千万不能要车。我就一个人，空着手，要什么专车呀!”我说我现在负责接待记者，要车很方便，而且给您要车也名正言顺。她说那也不能，绝对不能。为这点小事，我们争执了好大一会儿，我看她实在认真，没有一点让步的余地，最终还是服从了她。那时候有的客人动不动就想要专车，有的因为摆不平这点事，还弄得脸红脖子粗。可杏绵对要车的态度，使我更加深了对-“品德”这个词内涵的理解。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1990年我到北京出差，听说马烽调到了中国作协任副主席兼党组书记。我想办法找到了他住处的电话号码(那时候没手机)，并立刻要通了电话。正好，是杏绵接的电话。我们一听声音都很惊喜。她爽快地告诉我：“老马正在，你来吧。快点，说不定啥时他又有事去呀。”我高兴极了!立马在我们办事处找了一名最熟悉路线的司机，十多分钟就找到了他们的住所。进门的时候，马烽正趴在桌子上写什么，见我进来就转过身来让座。我问：“杏绵老师哪去了?”他笑了笑说：“听说你来，她上街买水果去了。”我听了这话立刻就脸红了：来的时候，怕马烽老师有事又走了，就慌慌张张地跑来了，现在才发现我是空着手进的家，而杏绵老师这么大年纪，竟为我上街去买水果了。当时我觉得真尴尬呀!定了定神儿，我说：“那我去接她吧。”马烽说：“不用去了，快坐吧，好不容易来了。”我和马烽聊了一阵儿，杏绵提着一大兜水果回来了，她也没喘口气就洗苹果剥桔子什么的忙活起来。快到中午的时候，杏绵说：“我们来北京，就住这临时招待所，用电炉子做饭。今天你就凑合着在这儿一块吃点儿吧。”我说：“我请您二老到外边吃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最终他们也没同意。

　　后来，我曾经就这次与二位老人的会见，写过一篇题为《山药是长在土里的》散文，《文汇报》刊发后，我寄给了杏绵一张。那时候她年事已高，但看后还是立刻给我回了电话，声音仍然那么温和那么亲切那么真诚，让人感到一种温暖和慰藉。她先是很恳切地说了两声谢谢，接着就告诉我，周宗奇、杨品他们编了一套《马烽研究丛书》，可找来看看。

　　我感到这一生能结识杏绵这样一位老师是一种缘分，更是我的福分。和她相处，感到很荣幸也很幸福。从杏绵身上我学到的不仅是文学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还学到了怎么做人怎么对人怎么处人的知识。现在她走了，永远地走了。但她在我心中的形象永远也不会走。杏绵永远是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