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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传奇帝王，他早年家境贫寒，父母去世后流落江湖，甚至出家。红巾军起义爆发，他投奔到濠州红巾军元帅郭子兴麾下，并娶到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此后多次立下大功。

　　因为郭子兴心胸狭隘，朱元璋最后带着24位部将离开濠州，南下定远，从此开始“自立门户”。

　　定远是朱元璋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独立的落脚点，相当于是他的“第一个大本营”。

　　此时，朱元璋身边的心腹都是濠州跟随而来的武将，连个拿得出手的文臣都没有，直到朱元璋从定远攻下滁州，一个人前来投奔，朱元璋身边终于有了文臣，这个人就是李善长。

　　朱元璋最初的进军路线是从定远，攻打滁州，然后攻打和州，再开始渡江。

　　朱元璋攻打和州时，两名当地人前来投奔，胡惟庸和常遇春。

　　胡惟庸是文臣，最初在朱元璋的元帅府当差，之后近10 年的时间，都在地方州县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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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368 年正月初四，朱元璋祭告天地，登基为帝，改元洪武，明朝开国。

　　朱元璋设立了左右丞相，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为左丞相。

　　而胡惟庸已经被朱元璋擢升为太常寺卿，主管宗庙礼仪和祭祀，属于正三品。

　　到了洪武三年，李善长已经66岁，半生辛劳，让他实在力不从心。李善长建议中书省要增加年轻的官员，根据李善长的推荐，胡惟庸被调到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

　　由于当时徐达征战在外，常遇春已经病逝，因此，胡惟庸进入中书省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实际上只有三3个人，分别是左丞相李善长、左丞汪广洋、右丞杨宪。

　　不久后，李善长便申请告老还乡，朱元璋为了丞相人选煞费脑筋，为此，朱元璋还特地请教刘伯温。

　　朱元璋问：“李善长要告老还乡了，我想让杨宪接替他，担任丞相，你觉得如何?”

　　刘伯温说：“宪有相才，无相器。”意思是说，杨宪虽然有能力，但没有丞相的器量。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何如?”

　　刘伯温说：“此褊浅。”意为汪广洋的见识太过狭隘，不适合做丞相。

　　朱元璋问：“胡惟庸何如?”

　　刘伯温说：“小犊耳，将偾辕而破犁。”意思是说，胡惟庸就像是个心高气傲的牛犊，让他来犁地，说不定地没犁好，犁子还被他搞坏。

　　不得不说，刘伯温对胡惟庸的评价非常准确——他不仅当不好丞相，还会把明朝搞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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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的两个月，杨宪因为太过激进而被朱元璋诛杀，中书省只剩下汪广洋和胡惟庸二人可供选择了。

　　经朱元璋反复权衡，他决定放李善长归乡，让汪广洋来做右丞相，胡惟庸升为左丞。

　　此时，中书省名义上还有一个大人物，他就是徐达。但是，徐达只占了个名分，并不插手中书省事务，中书省实际上由汪广洋和胡惟庸把持。

　　李善长走了，杨宪死了，徐达“有名无实”，挡在胡惟庸前面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汪广洋了。

　　于是，胡惟庸开始露出他狡黠的一面，他开始筹划，如何成为继李善长、徐达、汪广洋之后的明朝第四位丞相。

　　汪广洋是一位老实人，但他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能力不足。

　　朱元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对丞相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汪广洋的劣势逐渐暴露出来，再加上胡惟庸凡事都表现得异常积极，有时候胡惟庸甚至会越过汪广洋，直接向朱元璋汇报自己对治国理政的看法，这更加让朱元璋觉得，汪广洋遮挡了胡惟庸的才能。

　　于是在洪武六年，朱元璋抓住汪广洋的错处，将汪广洋贬到广东担任行省参政。

　　此后，胡惟庸开始以左丞的身份主持中书省，半年后，胡惟庸正式“转正”，担任右丞相。

　　至此，胡惟庸终于圆了自己的丞相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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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惟庸初为丞相，他的能力到底如何呢?

　　朱元璋肯定胡惟庸的才能，对他很信任，而胡惟庸也很努力，他办事小心谨慎，经常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因此逐渐成为朱元璋的宠臣。

　　自洪武六年当上丞相，到洪武十三年结束，胡惟庸能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当丞相近七年之久，可以说，胡惟庸是有丞相之才的。

　　但是，随着胡惟庸丞相生涯的延长，他开始暗地里搞一些小动作。

　　例如，朝中有一些生杀废贬的事，胡惟庸有时候不报给朱元璋，自己做了决定;

　　六部呈给中书省的奏折，他看到有说自己和同党坏话的，也私自扣下。

　　如此一来，那些热衷于功名的投机分子，逐渐开始聚拢在胡惟庸门下，尤其是那些犯错被贬的武夫，开始走胡惟庸的门路，各种金银财宝陆续被送到丞相府。

　　御史陈宁、中丞涂节等朝中大臣，也纷纷投靠胡惟庸门下，成了胡惟庸的死党。

　　胡惟庸也趁此机会大肆培养党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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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朝中并非没有人发现胡惟庸的奸猾，但胡惟庸身为中书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人敢去招惹他，任凭他指鹿为马。

　　但朝中也有两个人不怕胡惟庸，即刘伯温和徐达。

　　刘伯温是御史中丞，有弹劾百官之权，徐达虽然已经辞去左丞相职务，但他仍是勋贵中的第一人。于是，二人不断向朱元璋汇报胡惟庸的恶劣行径，这让胡惟庸十分不爽。

　　洪武八年，刘伯温生病，胡惟庸带着太医前去给刘伯温看病送药，刘伯温喝过药后，腹中就像有石头一样，没多久就死了。

　　刘伯温之死，在明史中是个谜团，但他被胡惟庸谋害的可能性极大。

　　刘伯温死后，胡惟庸开始对付另一位“大佬”徐达。

　　胡惟庸意图收买徐达身边的守门人福寿，让福寿谋刺徐达，结果福寿不愿意，并向徐达告发，徐达因此躲过一劫。

　　此时的胡惟庸已经达到了权势滔天、无法无天的地步，他离着灭亡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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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惟庸知道，若论朝堂权谋，他不输给别人，但若论领兵造反，没有武将肯定不行。于是，第一批被胡惟庸拉拢的武将出现了，他们就是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

　　陆仲亨和费聚都是明朝开国功臣，但二人都犯过错，胡惟庸通过利诱，让二人归于自己门下。

　　一日，胡惟庸邀请二人来府中饮酒，酒酣，胡惟庸悄悄对二人说：“我们都干了很多违法之事，万一被皇帝发现了，我们该当如何?”

　　陆、费二人面面相觑，胡惟庸便授权二人在外招兵买马，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胡惟庸还派明州卫指挥使林贤以出海平寇为由，暗中和倭寇联络，还让元朝旧臣封绩暗中给蒙古人写信，要和北元里应外合。

　　不仅如此，胡惟庸还大量豢养亡命之徒为自己效力。

　　为了尽快收服朝中勋贵，胡惟庸想起了早已退休的丞相李善长。于是，胡惟庸找到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让他暗中游说李善长，并承诺将来事成，将淮西之地尽数封给李善长。

　　李善长当时给胡惟庸的回复是：“我老了，等我死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很明显，李善长没有被胡惟庸所诱，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知情不报。若干年后，这个错误直接导致李善长被朱元璋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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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惟庸虽然奸诈，但他懂得“谋定而后动”，当他一步一步暗中准备的时候，一场意外的车祸直接打破了朝堂表面的宁静。

　　洪武十二年，胡惟庸的儿子在闹事中乘马车疾驰，慌乱中坠马而死，胡惟庸怒不可遏，将驾车的车夫当庭处死。

　　胡惟庸没想到，这一场车祸，直接断送了自己多年的谋划，更使自己赔上了九族的性命。

　　原来，胡惟庸之子本就作恶多端，如今胡惟庸又当众处死车夫，引起了民愤，百姓们聚集在闹市口，要求丞相给一个说法。

　　朱元璋得知后，龙颜大怒，命胡惟庸为车夫偿命。

　　胡惟庸提出用钱财来赔偿车夫家人，但朱元璋没有答应。

　　如此，胡惟庸有些害怕了，他回到家中，立即通知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心腹，告诉大家准备起事。

　　就在陈宁、涂节二人到处派人通知各处将领准备造反的时候，朝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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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九月，位于东南亚的占城国派遣使者来明朝进贡，胡惟庸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朱元璋，而是选择私自接见占城国使者，不巧的是，这一幕被宫里的宦官看到了，禀报了朱元璋。

　　朱元璋因此更加愤怒，胡惟庸赶忙把责任推给礼部。

　　朱元璋为了彻查此事，下旨把相关官员都审查一遍，结果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出涂节有变卖官家妇女的罪状，朱元璋立即下旨关押涂节。

　　涂节大骇，为了“戴罪立功”，他将胡惟庸意图谋反的事情抖搂出来，满朝骇然。

　　朱元璋下令处死涂节。

　　顺着涂节提供的线索，很快查出了胡惟庸、陈宁等人谋反的证据，于是，朱元璋以雷霆手段杀掉了胡惟庸和陈宁等人，并灭了他们的九族。

　　由于胡惟庸被诛杀相对突然，他的很多同党并未暴露。

　　洪武十八年，在胡惟庸案爆发后的五年后，有人告发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曾是胡惟庸的党羽。

　　朱元璋看在李善长的面子上，没有杀李存义，而是将李存义下放到崇明岛。

　　第二年，林贤通倭之事爆发，朱元璋这才知道，原来胡惟庸还留有这一手。于是，林贤被灭了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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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二十五年，李善长的家奴丁斌犯案被抓，李善长三番两次向朱元璋求情，要求释放丁斌。

　　李善长的异常举动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朱元璋下令严审丁斌，结果审出丁斌之前曾在胡惟庸家做事，胡惟庸案爆发后，他才投奔李善长。根据丁斌招认，当年胡惟庸曾拉李善长下水，李善长虽然拒绝，但并没有告发胡惟庸。

　　朱元璋大惊失色，连忙下令逮捕李善长全家，最终李善长全家七十多口全部被杀，只有李善长之子李祺，因为是朱元璋的女婿之故，才得以免死，受到被流放的处罚。

　　事情还没完，随着丁斌的逐渐招供，胡惟庸当年的隐私逐渐被抖搂出来，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等二十余位侯爵都牵连谋反案。

　　朱元璋怒不可遏，举起屠刀，开始大杀四方，一时间，朝堂之上流血漂橹。

　　最终，胡惟庸案导致明朝一位公爵、二十一位侯爵被株连，其他无爵官员不计其数，合计被株连者多达三万余人。

　　一人造反，九族流血，三万人为其垫背，胡惟庸作为明朝丞相，创造了不一样的历史。

　　胡惟庸之死，对封建王朝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

　　自隋唐设立三省六部制度，中书省一直是替帝王管理天下的重要工具。胡惟庸死后，朱元璋觉得中书省权柄太大，随时有颠覆王朝的危险，因此决议撤销中书省，此后，由皇帝本人直接管理六部。

　　胡惟庸之死，不仅仅标志着中书省的消亡，也意味着，古代的宰相制度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