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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的苏轼、苏辙兄弟，在文学上，两人同列“唐宋八大家”，而在官场上，两人的经历却迥然不同。

　　苏轼的仕途尤其的坎坷，一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而苏辙就比较幸运，没那么多坎坷，最后还做到了尚书右丞的位置。

　　苏轼与苏辙关系甚笃，两人一路相伴，即使分隔千里，也时不时来回寄封信，表达对对方的思念之情，那么，在苏轼多次得罪朝廷被贬的时候，苏辙是如何拯救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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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权力相当于副宰相，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准备进行变法。

　　宋神宗下令要各官员提出对变法的意见和建议，苏轼积极表达不同意见，受到了宋神宗的赏识。

　　但王安石却看到了其对新法极为不利的意见，极力阻止苏轼参与新政，不知不觉，苏轼成了反对新法的旧党，而当时反对新法的官员很少，苏轼便处于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熙宁四年，苏轼接到通知，离开京城，出任杭州通判，而当时的苏辙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被贬到河南做了一个小官。

　　此时此刻，两人的境遇都好不到哪里去，苏轼甚至比苏辙官职还要高，所以苏辙在这时候是没办法帮助兄长的。

　　真正需要帮助兄长的地方，在几年后的“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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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为人正直，遇到不合理现象，总是一吐为快，即使在历经坎坷，他也没有丢掉这份正直，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的这份可贵，却给他招来了祸患。

　　熙宁六年，沈括来到浙江一带出差，遇到了昔日的同僚苏轼，两人相遇甚欢，苏轼甚至亲手誊抄了一份新作送给沈括。

　　殊不知，沈括别有用心。

　　沈括回到京城后，立刻“研究”起苏轼的诗稿，挑出其中涉及新政的内容，贴上讽刺朝廷的标签，上交给皇帝。

　　宋神宗读后，很不高兴，但也没有说什么，只是一直不肯招苏轼回京。

　　五六年后，一些人还是容不下苏轼，于是弹劾苏轼讽刺朝廷，狂妄自大，这下宋神宗终于忍不住了，下令将苏轼革职，逮捕归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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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苏轼在湖州任知州，听到了这个消息，惊慌失措，自觉性命难保，写了一封信给弟弟苏辙，将家人托付给了他，就被士兵五花大绑地到了京城。

　　就这样，苏轼从地方官变成阶下囚。

　　作为朝廷罪人，除了关系好得不行的，其他官员都不敢和苏轼见面，苏轼的好友帮助苏轼的一家老小投奔南京的苏辙。

　　苏辙听说这件事，不停地设法营救不省心的兄长，不但上书陈言，还请求用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

　　最终，在张方平、范镇和司马光的帮助下，在狱中被囚禁了一百三十天的苏轼出狱，这件事牵连了很多人，一些替苏轼求情的人被处以罚金，苏辙等被贬官，苏轼也被发落到黄州。

　　从“乌台诗案”可以看出，苏轼的人缘还是很好的，几十个人冒着被贬的风险，替他上书求情，这其中以弟弟苏辙最甚，在哥哥入狱后，不但好好照看着嫂子和侄子们，还到处求人托关系给哥哥求情，最终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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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丰七年，宋神宗终于想起苏轼，让他升那么一小节，于是苏轼被调到汝州任官。

　　苏轼路过南京时，和王安石见面，两人相谈甚欢，竟达到了和解，甚至在两年后王安石去世后，苏轼写了《王安石赠太傅》，给予他很高评价。

　　只是，苏轼盘缠告绝，家人又是生病，便没有到达汝州，而是请求在常州居住。

　　在常州没住几天，苏轼的高光期就来了，宋神宗病逝后，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经司马光的推荐，苏轼恢复官职，又在短短几月内一路升迁为翰林学士，成为人人羡慕的存在，苏辙也回到京城任职。

　　只是，政坛比文坛复杂，苏轼在外任职期间，认识到了王安石变法的好，于是请求不要全部废止新法，被程颐弹劾，又被贬到地方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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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后，新党再次执政，苏氏兄弟首当其冲，苏轼被贬，一路南下，前途渺茫，一路走一路贬，在路上不停地受到被贬的诏令，怎能不叹一声坎坷呢!

　　终于在宋哲宗元符元年，苏轼遇赦北上，离开了让他贫苦交加的海南，只是，他没撑到回到京城的那一天，在路上便去世了，享年六十四岁。

　　苏辙在之后境遇也不太好，被宋哲宗四次降职，直到宋徽宗即位，才复官。此后一路升升降降，熬到了退休，终日在家中默坐，在七十四岁那年，永远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