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干部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白求恩医生曾经到过草沟堡”

　　这是三十七年前，一个在蔚县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干部说的。

　　1985年7月中旬，中共蔚县县委召开第二次(第一次是1983年)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一些蔚县籍和曾经在蔚县工作战斗过的老干部们，从全国各地云集到蔚县城西街原政府招待所参加会议，那可以说是能来的基本上都来了。笔者作为材料员被抽调到会议上做采访、记录老干部口述回忆等服务工作。会议组委会将老干部与材料员按小组进行了划分，一个材料员负责四至五个老干部的采访、口述回忆的录音与记录工作，会议给材料员发了记录本、录音机与录音带等用品。笔者负责采访记录的五个老干部分别是：原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梁济民(蔚县人);原张家口地委书记刘一鸣(蔚县人);原张家口地区行署副专员韩登科(保定曲阳人);原张家口地区粮食局副局长张敬先(蔚县人);新疆某单位负责人陆强(北京昌平人)。笔者先后录音、记录了梁济民、刘一鸣、张敬先回忆他们抗战初期坚守在蔚县大南山打游击的战斗与生活情况;以及韩登科、陆强回忆了他们抗战时期在蔚县吉家庄、王庄子、桃花、朱家湾等地，开辟东北山(蔚涿宣县)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岁月。

　　在一次会议中间休息时，时任蔚县党史办公室副主任的任文德(已故)老师与我们闲谈中说，XXX(老干部)在座谈采访时说到白求恩医生曾经到过草沟堡。任文德老师说这可是重大发现，值得我们好好挖掘整理，会为我们蔚县的红色文化增加一笔宝贵的内容与财富。当时由于在场的人员多，声音比较嘈杂，任文德老师说的这个老干部的名字笔者没有听清，只是觉得很惊讶也很感慨，大名鼎鼎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医生来过我们蔚县的草沟堡，无疑会给我们蔚县这片红色土地增添无限魅力。近十天的会议结束时，县领导与党史办的同志们嘱咐说，希望大家回去后抽时间写一写各自采访过的内容，写出后交给党史办统一整理编辑出书。由于1984年我们编辑《蔚州史话》一书时与任文德老师交往熟悉的，所以这次会后，任文德老师还专门对我说，你的文笔很好，这次也采访了梁济民，最好将梁济民的第一任妻子松辉(原名刘秉瑢，北京昌平北流村人，生于1921年，1937年12月赴延安参加革命，进入抗大学习，1939年春主动要求奔赴抗日前线，经批准随抗大二分校一起来到晋察冀边区，同年4月，她与抗大女同学松伟一起来到边区最北边的蔚县，担任蔚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1941年与蔚县青年救国会主任梁济民结婚，后因积劳成疾，于1948年3月病逝于涞源县杏花村)写一写。我说我知道，抗战时期松辉在蔚县大南山是很有名的，因为她是蔚县第一任妇救会主任，说起松辉时，梁济民老人是哽咽着接受采访的。

　　笔者由于喜爱文学，平时工作之余常写点文学作品发表在报刊上，所以单位领导知道后就对咱训诫训教训导说，你要懂得吃谁的饭担谁的担的道理!因此，咱谨记领导的“谆谆教诲”而不敢“不务正业”贪杂了，就将党史办安排的任务搁置下来，再后来只好将从会议组委会领的记了的记录本、录了音的六盘录音带、录音机等都上交给蔚县党史办公室。几年后看到任文德老师写的先后发在《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汇编》《蔚县党史资料选编》等书中，关于梁济民第一任妻子松辉的《把青春献给战争岁月的妇女干部——记松辉》的史料文章后，我知道，这个内容由于我一直没写，任文德老师只好亲自操刀，在听了我采访梁济民时录的那两盘录音带后完成的。不过让我感到诧异的是，关于白求恩医生到过草沟堡这一有着非常意义的史料，任文德老师为什么没有写出来?再后来，听说任文德老师由于某种不便于言说的缘故调离了党史办，又回到了教育系统。这样一来，我也就明白了任文德老师为什么没有深入发掘白求恩医生来过草沟堡这一选题，因为要研究撰写这样时间久远内容的历史文献，就得四处奔波寻找知情人进行采访，到有关党史馆、军史馆、图书馆等查阅相关资料做笔记，这样不但要花费大量时间不说，而旅途盘缠，以及查阅档案资料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不是专业部门的专职人员，一般的业余人士是很难完成的。虽然时不时的看到有民间人士自费或无偿研究什么史什么事的消息，但那毕竟是凤毛麟角。任文德老师后来调离了党史办，如果再研究撰写这类内容的东西也就属于业余了，正所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事)。所以这个话题也就不了了之了，况且蔚县知道这一说法的人很少，不过笔者一直将其记在心中，只是无能为力来追寻白求恩医生到过草沟堡的足迹。

　　被误传了几十年的“摩天岭战斗”实际是蔚县麻田岭

　　如果不结识北京这位朋友，那关于白求恩医生与草沟堡，以及麻田岭战斗这一真正发生在蔚县的历史事件，恐怕将永远湮没在岁月的大海之中了。

　　2011年的时候，笔者在新浪博客上结识了北京一个姓何的博友。结识的过程是：笔者在博客上发了一篇《父亲的抗战》的文章，内容描写的是笔者父亲于1939年腊月上蔚县大南山，参加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邱(会魁)支队抗日救国的故事。当何姓博友在博客上看到我的文章与一分区有关后，于是就主动加我好友。相互成为好友后得知，这位何姓朋友是专门研究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军史战史的。他祖籍是湖北红安县，父母都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高干，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父母都在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工作，是杨成武将军的部下，全国解放后，他父亲在司法部工作，母亲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因为抗战时期他父母都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的干部，所以他对研究一分区的军史、战役战斗史情有独钟，先后自费20多万元采访了大部分原一分区的老军人、老干部，以及到各地有关馆、所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撰写了60多万字的笔记，在有关报刊发表了近百篇一分区内容的文章，有好些都是鲜为人知非常珍贵的内容。不过有时候他也困惑于老干部们对一些地名、人名的记错与误读，让历史研究者很纠结困惑难解。在一篇《1939年一分区北进支队夜袭摩天岭战斗》的文章中，老干部们回忆录里说的，以及一些军史馆里的资料记录的“摩天岭”这个地名就让他迷惑不解，也正是由他这篇研究资料引出坐实了白求恩医生曾经到过蔚县草沟堡。

　　先谈一谈这次夜袭摩天岭的战斗。其实，多年后老干部们在回忆录里提到，与军史馆里记录的那次摩天岭战斗，是蔚县草沟堡附近的麻田岭。1939年10月份，侵华日军为围堵清剿晋察冀边区，将宣(化)涞(源)公路修建到了蔚县草沟堡附近的麻田岭一带，因为这条公路修通后，除了对一分区的威胁危害最大外，还关系到在阜平的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以及在唐县的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的安危，所以，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要求一分区必须打掉摧毁日军的筑路队。一分区立即组建了“北进支队”，由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黄寿发，1911年出生，福建省新泉人，1927年参加赤卫队走上革命道路，抗日战争初期，担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参谋长，1948年6月因杀妻案被处决，终年37岁)带领两个营的兵力，一个是马辉(马辉：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司令员。1915年12月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1930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8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任营长的第一军分区直属特务营。另一个是罗化明(罗化明：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吉水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任红五军团十三师政治委员，抗日战争初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第一团三营营长，1941年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教导团团长，1943年在河北省行唐县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张英辉(张英辉：原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长岗乡，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0年10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任副营长的一团三营共八百多人，为出其不意地打击破坏日军修筑宣涞公路蔚县段的工程，他们从易县狼牙山南冒着初冬的严寒，一路上昼伏夜行，七天后从易县经涞源县潜伏至蔚县麻田岭日军修筑公路的据点附近，于10月19日半夜袭击了在麻田岭村附近的日军筑路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共歼灭一百多名日伪军，缴获机枪十挺、步枪一百多支，还有弹药、粮食、牲口等战利品。

　　关于这次“夜袭摩天岭”的战斗，全国解放后，除了几位早逝的黄寿发、罗化明、邱蔚等人员外，杨成武、陈正湘、张英辉等多位参与过这次战斗的开国将军都在各自的回忆录里提到，只不过地名则都说的是“夜袭摩天岭”而不是麻田岭，这或许是口误，因为这些将领们大都是外地人不说，还都是南方人，而“摩天岭”的名字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仅当时晋察冀军区一分区范围内就有两个摩天岭。一个在涞源县东南与易县接壤的地方;另一个在蔚县北面与宣化(县)交界的地方，而“摩天岭”三个字是形容山势突兀险峻最贴切最形象最普遍的代名词，况且“麻田岭”三字的发音与“摩天岭”接近，所以几十年以后将军们在回忆录里将麻田岭说成是摩天岭(也许当时就认为叫摩天岭)也就很自然了，可这样却让这位研究一分区军史战史的何姓研究者伤透了脑筋也不知其然，因为“张英辉将军在回忆录里说，他们从易县狼牙山以南出发，昼伏夜行七天潜伏到摩天岭附近。这很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从狼牙山以南到易县与涞源县相接处的摩天岭，即使是昼伏夜行也根本用不了七天。而如果夜袭的是蔚县与宣化县交界处的那个摩天岭，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从涞源县城以北到蔚县、宣化、张家口之间，都是日军的占领区。而“北进支队”八百多人要从易县狼牙山南穿插到蔚县、宣化交界的摩天岭去奔袭，虽然在时间上七天有可能，但是八百多人的吃喝拉撒睡，还有携带的枪支弹药作战装备，以及众多的担架队等，根本不允许这么长远距离的奔袭。最后，他只好牵强附会的断定，这次一分区北进支队夜袭的是易县与涞源交界处的摩天岭，而截至到目前，所有的党史、军史资料里记载的，以及一些老干部、老将军、老军人们的回忆文章里提到的，无一例外都说那次袭击的是涞源县境内的摩天岭。

　　在一次谈话中，针对他质疑的这个问题，笔者为他提供了我们白乐一个老军人，1939年在麻田岭为日军修路时参加了八路军的情况，使他茅塞顿开恍然大悟，才认定1939年10月19日夜里，一分区北进支队袭击的是日军在蔚县麻田岭的筑路队，而将军们回忆录里的“摩天岭”实属麻田岭的口误。

　　我们白乐这个老军人名叫赵振华(参军后改叫的)，1939年的时候他二十多岁，是作为村公所派(侵华日军为修路筑炮楼强制摊派钱、物、人)的民夫到蔚县大南山九宫口峪里，为侵华日军修筑宣(化)涞(源)线的公路。秋季的一天夜里，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北进支队)袭击了麻田岭附近日军的筑路队，消灭日伪军一百多人，要求修路的民夫想回家的马上回家，不回家的就参加八路军抗日。赵振华就是在这天夜里参加了八路军抗日的(我小的时候就听白乐当地的老人们说，赵振华是在麻田岭给日本人修路时被八路军给“裹”走的)，所属部队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第一团。1944年2月，第一团接到八路军总部命令，重返延安做卫戍保卫工作，赵振华随一团去了延安。1971年春，赵振华携眷从兰州部队(军区)空军某部团政委的职位病休，回到家乡白乐镇内柳树关(四村)修养。其中赵振华的大女儿赵玉香、次子赵玉庆两人与笔者是从初中到高中的同班同学。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也就是1972年春季的一天下午，白乐公社(镇)中心校(当时不分小学与中学)召开了一次全公社(镇)各学校学生参加的忆苦思甜教育大会，邀请老军人赵振华给大家作报告，笔者亲耳聆听了他讲述自己如何参加八路军抗日的报告。所以，才向北京这位朋友提供了赵振华参军的情况，使他终于弄清楚一分区北进支队夜袭的是蔚县的麻田岭，而非易县的摩天岭。

　　后来，北京这位何姓的军史研究学者，在《关于1939年10月一分区“摩天岭战斗”的地点更正》一文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在晋察冀抗战史上，这一次战斗一直被错记为“摩天岭战斗”，实际上的作战地点并不在确有实际地名的“易县摩天岭”或“蔚县摩天岭”，而在“蔚县麻田岭村”。但老干部们写回忆录，均写作“摩天岭”。以后校正军史和再版将军们的回忆录时，关于1939年10月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摩天岭战斗”，应改为“麻田岭战斗”为好，别再让后人为此迷惑不解了。

　　在此，我特地向蔚县这位朋友任先生的提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对我的粗心和治史不严谨提出严厉的批评。”

　　白求恩医生因“麻田岭战斗”而到了草沟堡

　　从北京这位朋友给笔者提供的资料中得知，白求恩医生是因为夜袭麻田岭战斗而到的草沟堡。

　　白求恩医生于1938年3月率领医疗队辗转到达延安，经中央批准，于同年6月到达晋察冀边区，被聘为军区卫生顾问。他奔走在晋察冀边区的崇山峻岭与冀中地区的平原村庄，出入于炮火纷飞的枪林弹雨中，以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卓越的医疗技术，满腔热忱地为抗日军民服务。

　　1939年10月中旬，刚完成冀中各医院巡视工作的白求恩，本想结束工作计划，准备回国筹集资金、药品和医疗器材，用以更好的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将启程日期定在10月20日，而晋察冀军区也为他回国提前举行了欢送会，就在这时，晋察冀军区得到日军已经开始冬季大扫荡的消息，而日军的筑路队也将公路修筑到了涞源县与蔚县之间的草沟堡附近麻田岭一带。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要求一分区部队必须打掉日军的筑路队，以迟滞日军冬季大扫荡的速度。于是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将军组建了由参谋长黄寿发带队的“北进支队”，奔袭麻田岭一带的日军筑路队。

　　有战斗就会有伤员，有伤员就必须尽快救治。职业的习惯加上敬业的精神，使白求恩医生决定推迟回国日期，他对聂荣臻司令员说：“我不能在战斗的时候离开部队!等这场战斗结束，我再启程。”并立即与军区卫生部组建了前线医疗队，为夜袭麻田岭的部队伤员进行救治。为熟悉地形，在地方干部的协助下，到前线进行了战前勘察，正是这次勘察行动让他来到草沟堡的。并决定将前线医疗站设在距离麻田岭不远的草沟堡附近，因为这里距离战场近，救治伤员及时成功率就高。从1938年6月来到晋察冀军区工作后，“不吃饭，不喝水，不休息”是白求恩一刻不停歇给重伤员做手术时的常态。而在战斗中进行战地抢救时，他的第一工作准则是为尽量靠近火线设置战地手术室、一刻不停歇给火线送下来的重伤员做手术、坚决做完最后一位伤员手术再转移的实际行动。所以，白求恩医生来前线勘察时，将草沟堡作为前线医疗站的首选。但为了白求恩医生的安全，杨成武将军不同意将前线医疗站设在草沟堡，让其后撤到涞源县东团堡东边的山沟里，当这个方案上报的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那里时，聂荣臻司令员明确说不行，继续后撤!要确保白求恩医生的绝对安全!最后，由熟悉这里地形的一分区卫生部，将白求恩前线医疗站设在涞源县王安镇南面近五公里的银山口孙家庄，在村西的一座山神庙里，将一个门板放在两个骡驮子上当手术床。夜袭麻田岭战斗从夜半开始到到第二天黎明时分结束，拂晓前担架队将伤员从蔚县的麻田岭送出，一路疾行，进涞源县境后走乌龙沟到达白求恩的前线医疗站，已经是上午时分。王安镇据点的日伪军发现了从乌龙沟往孙家庄的路上担架队频繁，于是出动日伪军袭击孙家庄。而在孙家庄前面担任掩护任务的只有八路军的一个连，阻挡不住日伪军的进攻，于是不断催促后面的卫生部医疗站尽快撤退，炮弹时不时飞过山神庙屋顶落到后面的山坡上爆炸。就在医疗站收拾好行装，准备马上转移的时候，从乌龙沟又送来一位腿部负伤叫朱德士的重伤员。正因为白求恩医生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感十分强烈，所以白求恩立即停止转移，非要做好这最后一例手术再走。匆忙中，没有找到手术用的橡胶手套，白求恩在手术时，因为用手指在伤口中寻找残余的碎骨茬，手指被划破，为几天后给另一个患丹毒的战士手术时，被感染上丹毒造成了隐患，于11月12日在去往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的路上，走到唐县黄石口村时不幸去世。白求恩医生从10月20日上午开始抢救麻田岭战斗中下来的伤员，到11月12日去世，前后不过二十二天，实在是可惜。关于白求恩医生的情况，各党史馆、军史馆、博物馆里的文献，以及教科书中都有所描述，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笔者在此就不赘述了。只是，近八十年来，在所有馆藏的文献资料与发行的教科书里，以及一些老将军们的回忆录里，每每提到白求恩医生抢救伤员的这次战斗时，无一例外都说的是“涞源县摩天岭战斗”，而不是真正的发生地蔚县的麻田岭，对蔚县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同时，这也充分说明，历史研究工作的繁琐复杂与艰难困惑，有时候写在文献资料上的白纸黑字都不一定准确，而一则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说不定就破解了千古之谜。

　　北京这位研究一分区军史的朋友还给我提供了好多抗战中与蔚县有关的珍贵资料。比如蔚县人熟悉的马辉将军，外号为啥叫“马豁子”，以前不知道，以为是出生时就是豁唇子，其实他不是，是红军时期打仗受枪伤将嘴唇打裂的。在这次麻田岭战斗以后，马辉将军的特务营与白求恩医生的前线医疗站一同撤到一分区卫生部驻地易县的甘河净。由于守在名医白求恩的身边，马辉将军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这件伤病，就是枪伤而造成的唇裂。白求恩医生就是带着在10月20日给受伤战士做手术时划破了的手伤，对马辉将军的裂唇“豁子”进行了缝合手术，使其很快痊愈的。由于马辉将军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蔚县与涞源县一带的大南山打游击，先后担任一分区独立团特务营营长、涞源支队队长等，足智多谋，作战勇敢，使“马豁子”这个外号威名远扬，一直叫到抗战结束，别说当地群众知道他这个外号，连鬼子、伪军都知道，提起“马豁子”来也会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