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见人爱的“尼尔斯”

　　在瑞典，谁享有最大的名气、谁受到公众一致的喜爱?是国王和王后，是政府首相，还是“爱立信”公司的老板?瑞典人会告诉你说：不，不是他们，是“尼尔斯”。大人物们在公众中有褒有贬，而一个偏远地区的农民没有必要知道他们。只有“尼尔斯”，不声不响地进入所有人心灵深处，他是一位家喻户晓、人见人爱的人物。

　　当我从斯德哥尔摩机场入境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换一些瑞典克郎以备零用。瑞典克郎上面，印刷的多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作家、艺术家以及美丽的自然风情。有一张二十克郎的钞票，背面是一幅有趣的图画：一群雪白的鹅在天空中飞翔，最近的一只大鹅，背脊上骑着一个戴小红帽的男孩。下面是棋盘般翠绿的田地和森林，还有点缀其间的红瓦白墙的农舍。这个小男孩就是尼尔斯，是瑞典女作家格拉洛芙的长篇童话《骑鹅旅行记》的主人公尼尔斯。

　　看到钞票上的这幅图画，我在从机场到市区的出租车上，陷入美好的回忆之中。我的童年是跟着尼尔斯一起长大的。那还是二十年以前、刚刚上小学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每逢星期天晚上六点半便放映一集动画片《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那时电视还不很普及，父母没有钱买电视，而伯父自己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于是，每到周末晚上，父亲便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到两公里外的大伯家去看。父亲庞大而破旧的自行车上，前面坐着弟弟，后面坐着我。我们都在嚷着“快点!快点!《尼尔斯》就要开始了!”父亲那时候还年轻，果然把自行车蹬得飞快。到了大伯家，我们顾不上看大伯和伯母摆出来的糖果零食，一屁股就坐在电视前面看起来。而父亲一边擦着汗水，一边含笑看着我们。

　　尼尔斯是一个调皮捣蛋的男孩，欺负家里的动物，不听妈妈的话。有一次，得罪了一位有法力的小精灵，小精灵将他变成了拇指大小的小人。他爬上鹅背，没有想到鹅像大雁一样飞了起来。于是，他们沿着狭长的瑞典国土，飞呀飞呀，一路上经历了无数的危险，演绎了种种的传奇。漫长的旅途，其实也象征着尼尔斯成长的历程，他长大了，懂事了，知道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学会了同情和爱。而小小的尼尔斯的历程，也正是整个人类追求文明、追求真理的历史的缩影。播放动画片的时间延续了两年，尼尔斯长大了，我和弟弟也长大了。

　　大胡子司机打断了我的遐想，问我：“是第一次到瑞典吗?”我点点头并拿出二十克郎的钞票，指着尼尔斯对他说，其实通过尼尔斯，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到过瑞典了。司机会心地笑了，告诉我说，在瑞典格拉洛芙被看作与安徒生一样伟大的作家。是的，童话是文学殿堂中最华美的那根廊柱，童话是千万条溪水中最甘甜的那一眼泉水。我为自己的童年遇到了尼尔斯而幸运，他在比唐僧西天取经还漫长的旅途中，不断地告诉我：作为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别人、对待动物、对待树木和庄稼。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瑞典人非常珍视他们的文化传统和一草一木。格拉洛芙一八五八年生于一个贵族家庭，毕业于一所女子师范学院，后来一直在女子中学任教。任教之余，进行文学创作，一九0七年发表《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轰动文坛。两年之后，“由于她作品中特有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生动的想象力和心灵上的敏感”，她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作家。在颁奖前夕，格拉洛芙写了一篇《我与父亲》的散文，假象着与去世的父亲对话。她告诉父亲，自己欠了大笔的债务——教她背诵民族史诗的父亲、街头表演民间艺术的流浪汉、学校里启蒙的老师，都是她的“债务人”。格拉洛芙写道：“先人们教会了我热爱神话传奇，英雄故事;热爱我们生活的土地;热爱我们人类的生活，不论贫穷或富贵。还有那些住在林边的灰色小屋里的老人们，他们给我讲水妖、神奇的巨人和被魔法迷住而进了山的少女们的故事。正是他们使我能从坚硬的岩石和黑暗的森林中读出了蕴藏的诗意。我不仅欠了这些人，而且还欠整个大自然，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它们无一不把自己的奥秘告诉了我。”对于自己的获奖，她没有丝毫的傲慢和得意，而是以一种虔诚的、感恩的心情，首先把荣誉献给自身之外的整个世界。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快要一百岁的尼尔斯活蹦乱跳地铭刻在瑞典人的心中，也被全世界的孩子和成年人所接纳。瑞典政府为了表达对作家的敬意，把尼尔斯的故事搬上了钞票。顿时，纯粹是作为“钱”的钞票，被赋予了一层浓郁的文化意味。与之相比，某些专制国家只知道将独裁者的头像印刷在钞票上，如此行径是何等狂妄和愚昧啊。正如当年袁世凯窃国之后，急不可耐地将自己的头像铸造在银币上，企图让自己随着“袁大头”的流通而永垂不朽。结果怎样呢?伴随他的是千古的骂名。一个国家有没有“文明”，从一张小小钞票上就可以看出来。

　　我低头欣赏着钞票上的图画，还不时抬起头来观赏车窗外扑面而来的绿色。思索又回到了二十年以前，那个在电视机前面津津有味地看着《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小男孩长大了。然而，怜爱我的伯父和伯母，几年前都先后去世了。那台伯父自己组装的小小的黑白电视机、放映过《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电视机，被后来的大彩电取代以后，消失在历史的哪个转角处?

　　天鹅

　　这是一片并不宽阔的海湾，湛蓝的海水在两岸的岩石之间静静地酣睡着。

　　这是春暖花开的一个早晨，灿烂的阳光像金叶子般有旋律地敲打着窗户。

　　这是斯德哥尔摩市郊的一个名叫“玫瑰岛”的小岛，据说岛上的风光比岛的名字还要富于诗情画意。我下榻在岛上最巍峨的老城堡里，它的主人是当年地位显赫的公爵。昔日占据要津的城堡，今日已经改装成舒适的旅店。

　　这是我飞抵北欧的第一个清晨，由于时差的关系，也由于窗外明媚的阳光和婉转的鸟鸣，不到5点我就醒来了。城堡里的客人都在沉睡之中，我便悄悄地虚掩上房门，朝城堡后面的海滩走去。

　　岛上零零星星地散布着百十幢小巧朴素的别墅，一般都是温暖柔和的暗红色基调，外面无一例外的是大片的草地和花丛。沿着碎石铺成的弯弯曲曲的小径，我已经嗅到了越来越清晰的海风的味道。小径两边是挺拔的树林，叫不出名字来的各种各样的鸟儿们在树梢间自由自在地飞翔。

　　走下一个小小的山坡，海滩和海水像画轴一样在眼前展开。这片海水是沉静的、雍容的。几个世纪以前北欧海盗的血雨腥风早已荡然无存，瑞典是一个享有百年和平的中立国，就连海水中也是一派安详与宁静。大小的游轮从这里驶往芬兰、立陶宛、俄罗斯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航道不算繁忙，而装配了环保设施、发动机噪音几乎听不见的游轮，驶过海湾的时候，就像是一副静止的风景画。

　　渡口上停泊着十多艘家用的小船，两三对老人坐在木头平台上，白发飘飘。在他们前面的海水里，似乎游弋着一群动物。突然，有一只飞了起来，雪白的翅翼掠过蓝宝石一般的水面，像一首乐章中失散的音符，以超越人的感觉的速度消失在对岸的丛林中。

　　啊，这是一群天鹅!

　　此前，我仅仅在动物园里观赏天鹅的姿色。我固执地认为，天鹅是最能够代表“自由”的动物，如果将天鹅囚禁在动物园里，它的精、气、神都荡然无存了。动物园中的天鹅，只能让我可怜和同情，而不能让我感受到它的高贵与华美。天鹅是需要仰视的，如果俯视的话，天鹅就不再是天鹅了。我也观赏过高水平的芭蕾舞《天鹅湖》，而真切地体会到人类对天鹅的追慕。这种追慕，体现在舞蹈的高难度动作中，便是竭尽所能地摒弃自身的丑陋，而模仿天鹅的美丽。表演《天鹅湖》的女芭蕾舞演员，在我看来，是所有人中最美丽的人。但是，就是最杰出的芭蕾舞演员的美，也无法克隆天鹅固有美丽的万分之一。看来，上帝是公平的，他将智慧给予了人类，而将美丽给予了天鹅。智慧的人类，怎样面对美丽的天鹅呢?

　　我缓缓地走近了，这才发现这群白天鹅有十多只，它们就在咫尺之遥的浅水湾里嬉戏着。两对老夫妇的身边放着好几块脸盆大的面包，他们正在将面包撕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扔给水中的天鹅呢。每当一块面包落到海水中的时候，天鹅们先是昂首不动，摆足了架子，等老人们不断发出亲切的、催促的呼唤，它们才仿佛颇不情愿似的，游到飘浮着的面包前，将长长的脖子轻轻一拧，便把面包吞到嘴里了。天鹅们好像不太喜欢人们看着它们进食，动作和神情中，带着一半的羞怯和一半的自尊。徐志摩形容美女的两句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是水莲花不胜凉的娇羞”，用在天鹅的身上，好像更加恰如其分。

　　我也拿出从国内带来的一包豆腐干，挑出几块来扔给天鹅。离得最近的一只天鹅游了过来，伸出脖子去嗅了嗅，好像要去吃，却又摇摇头放弃了。大概这异国的食品不合它的口味，它还满挑食的呢。旁边一位老太太笑着招呼我，让我拿地上放着的面包帮她喂天鹅。我尝试着跟她交谈，她告诉我，一大早就到岸边来给天鹅喂食，是岛上许多退休老人重要的生活习惯。海湾两岸，不仅有雪白的白天鹅，还常常出现更有王者之风的黑天鹅。面包一般都是刚刚烤熟的，我撕了一片，还带着丝丝热气。有的天鹅越游越近，老太太的丈夫、一位健壮的老头甚至伸出手去抚摸天鹅的翅膀，而天鹅们似乎经常受到如此礼遇，它们安然受之，并没有丝毫的惊诧。老先生爽朗地告诉我：“我跟这群天鹅都是好朋友!”

　　像在梦中，我的身边是这群美丽的天鹅和这些和蔼的老人。天鹅们吃饱了，便在海面上表演飞翔绝技。它们的身体仿佛没有重量，在天空与海水之间，它们随意地一展翅，就成了一尊不是艺术家所能够创造的雕像。我忽然记起青年诗人恒平写给朋友的一首题为《飞翔十四行》诗歌。在诗人的眼中，飞鸟与最聪慧、最善良的人之间是划等号的。这是一种灵魂的相通，他这样写道：

　　一只飞鸟迅疾划过的弧线，一种温凉的美转瞬即逝，我们把你比喻为一只飞鸟，亲爱的朋友，请相信其中必定深含天意，敏捷的天才，优雅的智慧，你暂且栖身于我们中间，好像我们永不分离，一根羽毛的流动，一根微微抖动的树枝，你踩过它，不久将飞走，像树叶离开枝头：安静、自然。

　　因为你是美在飞翔，如雷声滚滚而过，一句黯然神销的古诗说：我们的一生，本来就像一只飞鸟偶然停留的痕迹，我们之中，唯有你，亲爱的朋友，配得上这样感人的形容：命运也在飞翔。

　　这一刻，我面朝春暖花开的大海，面朝天鹅飞舞的大海，眼睛湿润了。与天鹅为伴的人们，分享天鹅的优雅与高尚的人们，当然会视权势如粪土，当然会与那些肮脏、龌龊的念头绝缘。很多年以前，人类是有翅膀的，可是人类却嫌翅膀太沉重，将它归还给了上帝。今天，虽然人类的身体不能够飞翔，但人类的心灵还能够飞翔，甚至比天鹅还飞得高。有的心灵扎进泥潭，有的心灵却飞翔在云间。多么好的形容啊——“命运在飞翔”，在灰蒙蒙的北京，多少次了，这句动人的诗歌与我擦肩而过;而在遥远的波罗的海的沙滩上，它却飞回来，再一次与我不期而遇。

　　开完一个星期的学术会议，我又回到北京。刚出首都机场，在出租车中随手拿起一张新出版的《北京青年报》，触目惊心的头条映入我的眼帘：“昨夜不明身份的歹徒潜入北京动物园，杀害园中两只珍贵的黑天鹅”。

　　童话的故乡

　　从斯德哥尔摩乘坐夜行列车，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我与同行的刘小枫和朱学勤两位老师，聊天聊到深夜，才昏昏睡去。一觉醒来，火车已经到站了。

　　前来迎接我们的，是在哥本哈根大学研读齐克果哲学的周一云女士。她在丹麦生活了好些年，听说我们要到丹麦，便不辞劳苦地来充当导游。哥本哈根的火车站古色古香，保持着一个世纪前的安宁与优雅。周女士告诉我们，一个多世纪以前，年仅十四岁的安徒生初次来到首都时，就是从这个火车站迈开事业的第一步。

　　如果说斯德哥尔摩有一种帝国的霸气和雄风，如同一位气势凌人的贵妇;那么哥本哈根完全就是一座根据童话故事修建的城市，好似一名让人如沐春风的小家碧玉。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哥本哈根。出了火车站，就是市中心的小广场，一栋栋著名的建筑环绕四周，而安静地坐在一角的，是安徒生的青铜雕塑。安徒生随意地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扶着拐杖，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头却扭过去眺望远方，似乎正在测试，现实与童话之间，究竟有着多大的距离?

　　一个作家为一个国家带来世界性的声誉，一个国家因为一个作家而被全世界亿万儿童和成人所憧憬。这个作家该是何等的伟大，这个国家又该是何等的幸运!

　　这个作家就是安徒生，这个国家就是丹麦。

　　安徒生出生于一个穷苦的鞋匠家庭。父亲早逝，祖母外出乞讨和母亲帮人洗衣，才把他拉扯到十四岁。他是一个外表丑陋的孩子，当他怀着当舞蹈家的梦想来到首都的时候，首都给了他比北欧的冬天还要冷酷的白眼。一个美丽的贵妇第一次见到安徒生时，立刻不顾礼仪地评论他的相貌：“这个年轻人就像根木头杆子，连海鸥也不会降落在上面栖息。”然而，这个削瘦而丑陋的青年，却有一颗比水晶还要透明的心灵。在暖气不足的房间里，他用毛毯裹着自己几乎冻僵的身体，艰难地开始了写作。他要控诉生活的不公吗?他要咒骂人心的麻木吗?安徒生笔下流淌的，却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纯净、最美好、最浪漫的童话。

　　周女士问我们在丹麦最想看的风景是什么，我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先要看与安徒生有关的一切。于是，她带着我们匆匆地奔波在安徒生昔日的足迹之中。哥本哈根的新港，是十七世纪修建的码头，曾经是水手们聚居的贫民区，今天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寸土寸金的旅游点。人工运河一直延伸向远处的海湾，清澈的海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运河中停泊着一艘艘竖立着高高的桅杆的木船。尽管大多数的船只都配备了现代化的动力，但其整体的结构依然保持着泱泱古风。运河两边是遥遥呼应的街道，全都是一座连接着一座色调温馨的小楼。一楼一般是餐馆和啤酒馆，二楼则充当旅店。当年，安徒生就在这里的一所不起眼的阁楼里，写下了他那几篇感动全世界的代表作。

　　就在安徒生居住过的小楼下面，啤酒馆的圆桌一直摆设到街道旁边。醒目的门牌号吸引了一茬又一茬的客人。我们也围坐下来。五月的阳光像透明的金子，周围那些穿着色彩斑斓的丹麦人在阳光下更是显得生机勃勃。金发飘飘的女侍者告诉我们，据说安徒生手头宽裕的时候，通常都会到这张屋檐下的桌子边坐坐。这个眼睛像海水一样湛蓝的姑娘一会儿就飘进里屋去了，再出来的却是一位白发苍苍却手脚利索的老太太，我猜想，她大概是姑娘的祖母吧。历史的流水定格在此时此地，如同运河中静穆的海水，如同一座不再走动的时钟。

　　我们惬意地喝着嘉士伯牌啤酒。周女士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好的啤酒并不是产自德国，而是产自丹麦。丹麦的嘉士伯，堪称世界第一啤酒品牌。不过丹麦人一向是谦虚谨慎的，他们的广告仅仅是“嘉士伯，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啤酒”。特意增添了“可能”一词，却还是掩饰不住主人的自豪感。正喝着清冽的啤酒，周女士突然说道：“你们一定不知道嘉士伯与安徒生的关系吧?”

　　我们都为之一愣，嘉士伯还跟安徒生拉上了关系?看到我们纷纷摇头，周女士神秘地一笑说：“待会儿你们就明白了。”我们按捺不住好奇心，立刻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又出发了。

　　从新港的码头乘上一艘小船出海，继续沿着蜿蜒的海岸线行驶。一路上，海天一色，沙鸥飞舞，令人心旷神怡。忽然，导游指示我们往岸上看，我们的眼光一扫描过去，便再也移不开了。只见岸边一块突出海面的花岗石上，静静地卧着一尊美人鱼的铜像，她那忧郁的脸庞正好朝着我们的游船。美人鱼雕像比我想象中的小得多，大概我们在国内看多了那些高耸入云的塑像的缘故。然而，高大的塑像也许是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空壳，平凡的塑像反倒能够永存于历史与人心之中。安徒生笔下的是一个凄婉的悲剧故事，但让他欣慰的是，他所要昭示的人性中善的力量，正在日日夜夜地增长着。眼泪比子弹更有力量。那些以子弹来证明自己强大的家伙，其实是最懦弱的人;而那些在人类崇高情感面前流泪的人，却是暴力无法战胜、邪恶无法侵蚀的人。

　　“嘉士伯与安徒生的关系，就在这尊美人鱼塑像上面。”周女士这才揭开了谜底。原来，建造美人鱼铜像是嘉士伯的创始人卡尔·雅各布森出的主意。有一次，他到皇家剧院观看芭蕾舞剧《海的女儿》，灵机一动，想到应当在海边为海的女儿立上一尊塑像。于是，他请来丹麦杰出的雕塑家艾力克森，后者欣然受命。一九一三年，朴实无华却仪态万千的塑像落成了，“海的女儿”便成为哥本哈根乃至丹麦的第一标志。

　　这里真是童话的故乡，连精明的企业家也是吮吸着童话的琼浆长大的。这个故事让我感慨万分。假如我们也拥有一位安徒生，也拥有一尊“海的女儿”，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呢?假如我们是在安徒生的童话里长大，是在那些浸润着同情与爱的故事中长大，而不是在《三国》的阴谋和《水浒》的杀戮中长大，我们观察世界、认知世界的方式，会不会产生本质的不同呢?我想，倘能如此，我们难道还会蜂拥而起、制造血淋淋的“文革”的惨剧吗?我们之间必定会和颜悦色地谈话、彬彬有礼地握手。我们会爱身边的每一个人，乃至天空中的飞鸟与海洋里的游鱼。我们将褪去身上的血腥之气和暴戾之气，把每一位从远方来的陌生人当作朋友;我们将收起拳头和脏话，以有教养为荣、以没有教养为耻。我们将以自己的一颗爱心换来无数颗爱心。

　　海风吹乱了我的头发，美人鱼以及岸边的建筑，已经被我们飞一般的游船抛在了身后。我还在痴痴地想：虽然我们的土地上没有诞生一个像安徒生这样伟大的作家，虽然我们的作家至今写不出一部像《海的女儿》这样伟大的作品，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拿来”，可以阅读，可以吸收。什么时候，在我们每个人的案头，都能够摆放着一本被翻看得卷了边的《安徒生童话》?

　　哲影萍踪

　　让丹麦人在全世界的面前都感到骄傲的同胞有两位，一位是童话作家安徒生，一位是大哲学家齐克果。跟来自外省的安徒生相比，齐克果是更为典型的哥本哈根人。在他短暂的四十二岁的学术生涯中，除了三次赴柏林游学之外，其他时间几乎都在这座寒冷却充满诗意的城市度过。

　　丹麦国家图书馆堪称古今结合的典范。老馆是一所古老的王宫，沉稳的石质材料和浅褐色的外表，立即将人带入幽深的历史隧道之中;而一墙之隔的新馆，却是一座用蓝色玻璃修建的、形状为倒立梯形的新潮建筑，人们称之为“蓝宝石”。丹麦人最擅长工业与建筑设计，其精巧的构思往往让人拍案叫绝。

　　就在老图书馆中心的花园里，一尊齐克果的青铜雕像静静地隐没在树阴与花丛之中。丹麦的青铜像与邻国芬兰的迥然不同。芬兰大约是受到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影响，我在赫尔辛基的街头所见到的塑像，许多都是政治与军事人物的;而在丹麦，雕塑的对象却绝大多数是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建筑师等等。与其说哥本哈根是丹麦政治意义上的首都，不如说它是文化首都。丹麦人对政治一直不感兴趣。一般而言，真正政治修明的国家，国民才享有不关心政治的“特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无须太关心政治的丹麦人，绝对是幸福的。

　　从塑像上看，齐克果的相貌比安徒生强不了多少，眼睛深陷，颧骨高耸，神色冷峻。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的，畸零瘦弱的他几乎没有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拒绝了爱情而选择了哲学，以“齐克果式的反讽”来面对苦难、悲痛与孤独这些存在的内在性问题。他死去的时候，还不为同胞所理解。而在一个多世纪以后，他的思想成果越来越被认定为诊治人类精神疾病的良药。

　　由于头上就是一大片浓密的树阴，树阴中活跃着大群的鸟类，所以齐克果雕像的肩头堆积了不少飞鸟的粪便。这位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学者，生前对于雕像一类的玩意嗤之以鼻。他在日记中曾经写道：“有个年轻人在这世上迷了路。他出于需要而四处寻找一位苏格拉底，但在他的同代人中却一个也找不到。然后他请求诸神把他变成一个苏格拉底。可是现在，却因为诸神的偏爱而如此羞辱和谦卑，以致正当他得到了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东西时，却感到了处在一切之下。”这样的命运之于齐克果，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荒谬。齐克果有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雕像中的一员呢?他预料到了，正如他在《诗篇》中所说：“时光流逝，生活亦条河流，人们如是说。这并非我的发现：时光伫立不动，我亦如此。我所想出的一切计划直对着我飞回来;在我想吐唾沫时，却吐到了自己的脸上。”

　　鸟类的粪便倒还罢了，齐克果更料不到的，他的身后研究“齐学”的学者们一串又一串。同行的刘小枫先生告诉我，有一对美国的夫妇，终生研究齐克果，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将齐克果的全集翻译为英文。假如齐克果地下有知，对此该有怎样的感想呢?

　　在“蓝宝石”大厦外面，临着与海洋相通的流淌着的运河，是宽阔的“齐克果广场”。齐克果的名字又一次被人们一厢情愿地使用着。而在广场的前方，有一座庞大的吊桥，深褐色的钢丝和银色的钢索，在海水的掩映下分外醒目。然而，它也仅仅就是一座吊桥而已，为什么旁边有无数的游人，将它当作美女般的背景拍照呢?陪同我们的周一云女士告诉我们说，本来，这座吊桥在哥本哈根众多的吊桥中籍籍无名，因为齐克果在著作中多次提及，现在居然也成了一处游人众多的风景点。不过，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人们如果是先闻其名再见其桥，多少会感到有点遗憾，如同见到西湖那被白娘子与许仙故事演绎得近乎神话的断桥和罗马那在但丁笔下简直就是划分阴阳两界的奈何桥。人世间的事物，多半是名不副实的。

　　齐克果在《或此即彼》中写道：“在我看来，所有荒谬可笑的事情中最荒谬可笑的，是在这世上奔忙，是做一只对自己的膳食和活儿感到兴奋的人。因此，当我看见一只苍蝇在一个关键时刻停在一个忙于俗务的人的鼻子上时，或者看见一辆急匆匆驶过的马车溅了他一身泥浆，或看见克尼佩斯布罗吊桥倾斜，或看见一块屋顶的瓦片掉下来砸死了他，我会发自内心地笑起来。谁能抑制住笑?那些忙碌的忙乱者到底获得了什么?他们不正像一位因家中失火而慌慌张张去救火的妇人吗?他们从生活的巨大火灾中到底抢救了些什么呢?”哲学家总是世界上最悠闲的人，齐克果靠一笔亲人的遗产维持生活，他自然可以不必为生计奔波，可以时而漫步在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里，时而躲进自己的小楼写作。可是，对于常人而言，却不得不心急火燎地赶路，赶在吊桥升起之前过去。他们经常是刚刚跑到吊桥的此端，吊桥恰好自中间升起。等航道中间的船只缓缓渡过去，约会时间也早已过去了。我们在吊桥边晒了一会儿太阳，却不见有渡船通过，也不见吊桥升起。吊桥一直都可以通行，我们却不需要通过吊桥。想看看它升起时的模样，偏偏看不到。用一句中国的古话来说，就叫做“人算不如天算”。

　　哥本哈根是座不大的城市，街头设置了供公众使用的自行车。只需在钥匙孔中塞进一枚硬币，锁就自动开启，你可以骑着它周游全城，用完以后将它放在任意的一个停放点。我们本来还想骑上自行车去探访几处与齐克果有关的遗迹，可惜时间有限，我们又得像齐克果所嘲讽的那些人一样，匆匆地赶路了。

　　赫尔辛基的春寒

　　从斯德哥尔摩到赫尔辛基，乘坐游轮穿越波罗的海，只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在赫尔辛基一登陆，立刻感觉到一种彻骨的寒冷。虽然这已经是五月，虽然就纬度上来说赫尔辛基仅仅比斯德哥尔摩高一点点，但是这里的温度一下子就降了下来，让人一时之间难以适应。波罗的海的两岸，真是两重天地。

　　赫尔辛基人口比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更加稀少，其建筑风格也更为冷峻与瘦硬，用国内“新新人类”的一句惯用语，就叫“酷”。气温的降低、行人的稀落和建筑色彩的偏深、篇冷，使行走在赫尔辛基街头的我，有了一种“毛骨悚然”之感，不断地把脖子往衣领里缩。与斯德哥尔摩市民们脸上闪烁着的灿烂的笑容相比，赫尔辛基的市民，则常常是一副沉思的、严肃的表情。这里的女性也有一种男儿的英武之气，昂首向天，一袭黑色的长大衣，越发衬托出苗条高挑的身材。即使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也是健步如飞，不让少女，或者一身长裙，不畏寒冷。

　　芬兰是斯堪的纳维亚四国中唯一的共和国，也是四国中自然条件与国际地缘环境最恶劣的国家。它多年来在苏联和德国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斯大林统治时代的苏联和希特勒统治时代的纳粹德国，其铁蹄都曾经践踏这片土地。寒冷、匮乏与外敌的压力，却也锻炼出了国民超乎寻常的坚韧与刚强。赫尔辛基著名的景点盘石教堂，就是这种坚韧性格的体现之一。盘石教堂好像一只飞翔在半空中的飞碟，其实它完全是使用人工在岩壁之中开凿出来的。进入山丘下的隧道走廊，不久便到达了圆形的中央会堂。中央会堂直径达二十四米，宛如一颗被剥了一半的松花蛋。它的四壁全是不事雕琢的巨大的天然岩石，雄浑而凝重。中间的圆顶高十达米，四周的岩壁高约5米，顶上镶嵌着半透明的玻璃，并由一百根放射状的梁柱支撑着。这是我所见到过的结构最奇特的教堂，这也是人力向自然力发起的一次成功的挑战。盘石教堂是芬兰杰出的建筑师欧玛拉聂兄弟于一九六九年设计完成的，是赫尔辛基现代建筑中最卓越的作品。而我宁可把它看作一件古典主义的作品，也许最新潮的现代，其内涵也最接近古典。我们静悄悄地走进中央会堂，会堂里正在举行宗教仪式。一块块格子般的阳光，透过圆顶的玻璃射进来，站在中央讲坛昂布道的牧师，全身笼罩在一片淡淡的金光之中。我想，这也许就是芬兰人接近上帝的方式，他们主动选择了一种更为艰难、更为坎坷的接近上帝的方式，却比那些偷懒的、捡便宜的人离上帝更近。

　　显然，赫尔辛基不是一座浪漫温馨的城市，其肃杀的气愤渗透进街道上的每一块石头缝隙里。在瑞典和丹麦，处处能够看到艺术家的雕像，而芬兰人却更多地选择严肃的政治家与骑着高头大马的将军们作为塑像的人物。最有名的民族英雄纪念雕塑，位于一大片青青的草坪之间。这组群雕中没有僵硬的方形纪念碑，也没有具体指向的人物，所谓的“纪念碑”却是一组密集的、长短不一的金属圆柱，它们凝聚在一起，伸向苍穹，像万年的坚硬的冰川，也像战场上烧红的枪管。而在它的旁边，被置放在一块岩石上的，是面部表情愤怒的金属人头，有些中国古书里所写的“怒发冲冠”的味道。

　　我们不能苛责芬兰人的冷峻，如果我们读读他们的历史，我们会有更多的“同情的理解”。他们的历史与我们的历史差不多，鲜血多于鲜花，饥饿多于奢华。为了捍卫自身基本的生存，芬兰的人民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难道你还要指责他们疏于文学艺术吗?在这组象征意味浓厚的纪念雕塑前，我想起昔日芬兰抗击苏联的“惊风雨、泣鬼神”的保卫战。当时芬兰的人口仅仅四百万，常备军只有三万，国力衰弱，经济落后，军备缺乏，却能够在冰天雪地之中，奋勇抗击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机器——苏联红军。第一阶段的战役在一九三九年底展开，正是北欧最寒冷的季节。芬兰的防御系统像坚冰一样牢固，每到夜间，他们的滑雪小分队便如同闪电般出动，突击在雪地上烤火露宿的苏军，让苏军防不胜防。芬军总司令曼纳海姆指挥有方，仅在索米斯萨耳米一地，芬军就歼灭敌人两万三千多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在血与火中，世界人民给予芬兰人民的，不仅是同情，更多的是敬重。然而，西方列强出于各自的利益，拒绝给芬兰以实质性的支援。在第二阶段的战役中，苏军在卡累利阿地海峡成立了西北方面军，由名将铁木辛哥出任总司令，总兵力超过了三十万人。而此时，芬兰已经兵员枯竭，弹尽粮绝。第二年三月，苏军突破曼纳海姆防线，攻占维堡。芬兰被迫接受苏联的全部条件，签订《苏芬和平条约》，屈辱地出让了部分领土。尽管如此，芬兰人民所展现出来的保卫家园的牺牲精神，从此让全世界对这个僻居一偶的小国刮目相看。

　　芬兰人朴实无华，不长于文学艺术。就诺贝尔文学奖而言，百年来，斯堪的纳维亚其他三国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都有两位以上的作家获奖，而唯独芬兰只有一位西佩伦。那是一九三九年，这个小国的前途险恶无比。纳粹德国已经吞并了奥地利、捷克和波兰，而与希特勒订有秘密条约的苏联则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独立国家，正准备以同样的方法对付芬兰。西佩伦被誉为“芬兰的左拉”，一惯以强有力的写实主义描述土地和人民的不幸。诺贝尔委员会的评委们称之为“受苦受难的兄弟”，在报告中指出授奖给他的原因是：“他以深刻的了解与精湛的技巧，描绘了两样交互影响的东西：他的祖国的本质，以及该国农民的生活。”获奖消息传出之后，西佩伦在记者会上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这项奖不仅是要颁给我个人，同时也是要颁给我的祖国。”

　　那一年，西佩伦从赫尔辛基到斯德哥尔摩，路程可比我们复杂多了。由于严冬时节的浮冰，更由于战争的威胁，海上航线和空中航线都很危险。西佩伦不辞千里，从赫尔辛基乘坐火车，环波的尼亚湾，取道拉普苔原，花了数天的时间，才抵达目的地。

　　而我们从赫尔辛基返回斯德哥尔摩，跟来的时候一样，也是一个晚上的时间。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夜晚。岸上的灯火，并不繁华。大教堂黝黑的塔尖，还依稀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