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是牯岭街一间小面店的福州鱼丸。

　　吃鱼丸汤，从来都是舅舅带我去。外公外婆生二女一男，长女是我娘，长子是舅舅。舅舅生活不算稳定，总教外公外婆发愁。每次他回外公家，二老总有苦口婆心一番训勉。我猜，带我出门晃晃，也是他暂时躲一躲，喘口气的借口。外公外婆是苏州人，度日丰俭不论，点心终归要吃的。我亦极得长辈疼，舅舅要带我出去吃点心，外公不会阻止——外公早年曾经替人作保背了债，颇有一段辛苦日子，母亲却记得，即使最拮据的时候，一家人还是要吃点心：一颗蛋摊成蛋皮，撒点儿白糖，卷起切段，全家分食。

　　外公家是一幢二十来坪的日式小屋，曾经住了三代七八口人。外曾祖母，我们叫她“老太太”，缠过足，一辈子只会说苏州话，却能和家里帮佣的说闽南语的阿利婆沟通。阿利婆从老太太那儿学会一手厉害的江浙菜功夫，台菜也做得极好——她在外公家工作几十年，照顾了我们一家四代人。阿利婆的珍珠丸子和瓜仔肉，就是我对所谓“美食”的记忆原点，不过那是另外的故事了。

　　我坐在玄关的梯级，穿上小朋友的鞋，推开纱门，走出小小的院子。舅舅已经打开绿漆白条的木门，在外面等我了。其实去吃趟鱼丸，来回脚程不过十来分钟，对我来说，却也有小旅行的心情。

　　我和舅舅从外公家出发，牯岭街几乎都还是平房，太阳晒在矮墙上，金灿一片。我眯起眼睛，抬头四顾，舅舅停下脚步，催我跟上。他是个口拙的人，每次讲笑话逗我开心，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笑。他总会在路上问我：“等一下要不要多吃一碗?”我其实很想说要，却总是矜持摇头。

　　啊，一口气吃两碗福州鱼丸汤，是我始终没有实现的，豪奢的童年梦想。

　　我们会先经过几家旧书摊，厦门街到牯岭街六十巷口，依着矮墙一整排郁郁葱葱的大榕树，院落里枝叶掩映的老宅曾经住过哲学家方东美，隔壁便是台大校长官舍。庞巨的树荫遮着那段红砖路，终日阴凉，不见天日——多年后，那风景仍不时出现在我梦里。

　　过福州街，再走几步路，就是鱼丸店。我总以为是他们发明的“福州鱼丸”，谁叫它就在福州街口呢?

　　因为是点心而非正餐，我们从来不吃面，不要小菜，只点两碗鱼丸汤。一勺冒气的大骨汤，两粒很大的鱼丸，几星芹菜末，浮在磕破了口子的浅浅瓷碗里。舅舅会拿白胡椒来撒，我不要。平底铁汤匙舀一粒鱼丸，匙底带点汤，吹一吹，咬一口，鱼丸糯韧，肉馅汤汁在口中爆开。我很珍惜地吃，可毕竟只有两粒，一下就吃光了。

　　这时候，才看到碗底画着一尾虾。虾身饱满，弓着朱红的身子，两条长须很潇洒地撇出去再弯回来，随着清汤的折射晃呀晃。汤很烫，慢慢喝。喝完再看，那只虾竟变小了。

　　后来我翻父亲的水墨画册，也看到了很潇洒的虾。于是自作聪明，以为瓷碗底画着一只虾的，都是齐白石。

　　望着空空的瓷碗，恨不能再续一碗。舅舅付了账(两碗十块钱)，我们慢慢踱回家，太阳比刚才又斜了一点，路上交错的光影更深更浓了。

　　外公家客厅彩色电视机播着杨丽花歌仔戏，音量开得很大。阿利婆一面在厨房烧菜，一面听戏，满屋子饭菜香。情节到关键处，阿利婆会撇下做到一半的菜，到客厅站着看一下电视，再回厨房忙。

　　晚饭做好了。阿利婆高声喊我的小名：“小球来，你上爱食的瓜仔肉!”我很高兴刚才没有多要一碗鱼丸汤，等下可以多扒一碗饭。

　　牯岭街七十八号的老屋，如今片瓦无存，只剩隔壁楼房墙面山形屋顶的遗痕。老太太、外公、外婆、阿利婆，都做仙去了。舅舅移民加拿大多年，人生颠沛曲折，我们很多年没有见面。

　　牯岭街卖福州鱼丸的面店，至今仍在。是不是舅舅带我去的同一家，已经无从考证。我家冷冻库倒是常常备着一斤东门市场“义芳”的包馅福州鱼丸，不过，一口气吃四粒这样的事情，至今不曾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