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诞生于南方火焰灼烫的阴影里。从我由母腹落地的具体地点，到烧制陶器的熊熊隧道窑焰，距离不足百米!因此，初涉人世的我，第一口呼吸到的，就是火焰的光影。那是一九六八年的农历正月二十三，晴天，正午十二点左右。原先我的出生日期估计是在腊月(在腊月，大肚子的母亲已无法下河埠淘米洗菜)，结果拖了整整一个月，直至过了春节。那天，一个潘姓的接生女医生，在父母租居的毛家披屋内，帮助我(十斤!)第一次看到了亲人和世界。我应该算是父母的第四个孩子，我上面有大姐和二姐，在大姐和二姐之间，还有一个生下即不幸夭亡的男婴。我们租居的毛家披屋，坐落在松竹青翠、残存龙窑遗址的蜀山南麓，国营江苏宜兴合新陶瓷厂的厂区之内。所谓披屋，即是简陋搭建的临时建筑，这里早先做过工厂的食堂分部，后来堆放杂物。作为外乡人的父母，以每月两元钱的代价向当时拥有此屋的毛家(丁蜀镇的做陶大姓)租居了它。在我现在的朦胧印象里，只感觉这个披屋空敞、阴暗(租下后父母用芦席草草分隔了空间)，还有两三根很细的木柱子竖立在从玻璃天窗斜斜射下的白亮光线里。三十七岁的父亲和二十九岁的母亲有了儿子，他们的内心和外表都是欢喜的。为了表达这种欢喜，生活拮据清贫的他们，向熟识的街坊同事分送了整整五百个红蛋!———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五百个红蛋!而且，父亲在窑务车间的六十位同事，每人除了两个红蛋外，还另有一碗盖了一块大肉的面条!在此之前，长我七岁的大姐曾不停地在外炫耀：“我爸爸妈妈说了，我有了弟弟我们家要办‘水酒’!”碰巧，生我的那段时间，父母正好收到了九十元的一个“会”(“会”，民间自发组织的一种小规模金融信贷形式)，于是，人穷志大的父母果真用它办了两桌“水酒”，实践了我大姐炫耀式的“诺言”。

　　我记得釉水缸寂寞排列的寒冷的故乡冬暮。家屋门前，是陶瓷工厂成型车间的水泥晒场，无数块放置着一件件泥质陶坯的长条木板，在下班前已被工人们(成型工人一般多为浑身泥浆、束围裙的蓝装妇女)抬回室内，晒场一下子变得那么空旷!只有中间一排圆鼓鼓的釉水缸，依然静立原地，在等待即将降临的寒夜———缸内，金黄的釉泥沉淀，泥上一层清水，又一次慢慢结出丝丝缕缕的美丽冰纹。太阳看不见了，天地间朦胧的暖意黄光也在逐渐敛尽。只只釉水缸浓重的阴影里，幼年的我在寂静走玩。———最早的童年记忆之一。

　　陶器和火焰的工厂区域(并存有众多幽暗荒僻、少人涉足的神秘角落)。一次午饭之前，在碎陶片夹杂废泥坯的垃圾箱中发现一只被弃的干枯破草鞋，戴着淡青围兜的我把它拔了出来，用绳拖着，穿过半个已经无人的厂区，拿回家给父母“烧火”(烧饭)用。———最早的童年记忆之二。

　　经常，在讲话的尾音里，我感到自己的声音和父亲的是如此相像!一种血缘的奇妙联系。父亲曹正洪，一九三二年农历四月十一出生于江苏宝应城郊农村。祖父曹万富和祖母朱氏育有三子一女，父亲排行老二。八岁时父亲开始帮人家带小孩，“小人要我抱，我自己也想要人抱我;小人哭，我也哭。”十二岁，到一家富农人家做小伙计，放鸭、放牛、养猪等。“逢到天要下雨时，人要躲雨，鸭要下河，人发火，鸭在水里开心!有一天火了，就用竹竿敲死两只鸭。怎么办?天黑了，自己又害怕，也不敢回家，就怕老板打和骂!”这样做下来，父亲也只是“混自己一张嘴，没有工资，共做了三年”。一九四八年十七岁时，经人介绍，父亲到宝应县城一户人家里学箍桶。师傅很刻薄，父亲白天跟他挑担子外出做生意，晚上回到家还要做繁重的家务，替师傅倒便壶，帮师母娘拎马桶更是每天的必行功课。天天如此，父亲遂决心暗中“抵抗”一下。“有一次是夏天外出做生意，在杨树上捉了一只刺毛虫，回去后涂在师母娘马桶口上。师母娘一坐，屁股立刻肿胀。师母娘在骂人，我们在暗中笑。”对待苛刻的师傅是这样的：“有一次帮师傅倒便壶时，偷偷用洋钉把便壶底钉个洞。师傅到冬天把便壶提到床上用，上面用，底下全部滴在床上。师母娘脚一伸，朱二(师傅名字)不好!脚头这么潮!结果师傅把我们徒弟三人叫起来审问，大家都不承认，师傅不管三七二十一各打二十大板!”后来这户人家知道父亲会出主意，便起了黑心，将父亲卖了壮丁，卖给国民党部队挑炮弹。那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月份是秋天，晚上八点钟从宝应出发，开向淮阴，北上到泗阳、宿迁、沭阳等地，跟解放军打仗。在沭阳，国民党部队和我们挑炮弹人员全部被包围、俘虏。”解放军优待挑炮弹壮丁，给父亲他们发了三天的干粮，让他们各自返家。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父亲十八岁。由于家庭贫困，父亲帮人家割稻、割芦柴，到私人酒厂做伙计，以此度日。一九五三年二月，父亲经三叔曹万寿(当时是一位部队首长的警卫员)介绍，过长江来到镇江地委办公室工作。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四年中，父亲在镇江地委分别任过公勤员、通讯员、油印员、机要员等职。这四年是父亲一生中最感光荣，也是具有转折意味的岁月。在那段岁月里，父亲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文盲青年，经过刻苦自学，变成能够写信读报的为国家做事的工作人员。影响延及至今，现在的父亲依然那么热衷于读报纸看《新闻联播》，依然那么热衷于关心远在天边的国家大事(现在想来，我少时所受的文学熏陶，跟我们家由父亲长期订阅的《解放日报》的“朝花”文学副刊———午饭时我总是一边吃饭一边看报———有着极大关系)……一九五七年，镇江地委机关精简机构，父亲申请到基层。那年十月，二十六岁的父亲，只身搭乘长途汽车来到了江苏省最南端的一个陌生县镇：素有“陶都”之称的江苏省宜兴县丁蜀镇。(此节引文均录自父亲写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风雨六十八年》)

　　一个贫家女孩，整天坐在湿漉漉的长木盆里，在镇江金山寺的菱荡里替寺里摘菱———这是我脑海中最鲜明的母亲少女时代的形象。十岁丧母，十三岁亡父，一生艰辛劳作的母亲，几乎是二十世纪中国南方底层妇女的一个缩影。母亲崔德华，一九四○年农历九月十九出生于镇江金山寺畔一户有二三亩地的农民家庭。外祖父崔有理和外祖母郑顺英(早先是外祖父家的童养媳)共生有三个女儿，分别叫德华、德珍和德凤。生母亲时，外祖父才十九岁，外祖母二十岁。德凤生下半年后，外祖母不幸病亡，一周之后，德凤也随之夭折。在外祖母死去的当年，外祖父续娶了一东北逃亡地主的女儿(叶素莲)，叶氏随后生下一女(德秀)。母亲十二岁那年八月，外祖父曾死过一回，黎明鸡叫时断气，但是到日头落山时却又活了过来。活过来后讲，是老祖宗保佑，他们说家里三个女儿还小，你就再拖年把吧。还对母亲她们说，你娘顺英在门外，想看看你们，结果母亲她们吓得都不敢出去。果真，外祖父又活了一年，还给母亲添了一个遗腹子弟弟德荣。他是八月去世，德荣十二月出生，因为在娘肚子里听到其父入殓时的钉棺材声，所以德荣小名“钉子”。外祖父死后，叶氏又另行招人(赵福华)，他们又生有二子一女。亲生父母双亡后，母亲在家里也挑起了劳作的重担。每天天不亮到自家地里弄菜，然后挑着菜担到镇江城内小码头菜场出售。据母亲讲，买菜的老主顾都知道这个丫头命苦，都照顾她生意，所以每次她的菜都卖得特别快，价钱也不低。如此这般，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二月，同样是只身一人到宜兴丁蜀镇与父亲会合成婚为止。那一年，母亲十九岁。

　　母亲来宜兴之前，父亲曾致信母亲，详细介绍来宜兴路线：先乘长途汽车到宜兴，再由宜兴转车到丁山(丁蜀镇)。那天，父亲到丁山车站买了到宜兴的车票，准备去接母亲。正要上车时，忽然发现，一辆刚刚驶进车站的汽车上出现了母亲的身影———原来母亲照着信上的指点，一个人摸到了丁山!真是太巧了!如果相差几分钟，两个人就要擦肩而过了。

　　父母在宜兴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新婚之床是一张搁在四只大陶罐上的竹床片，所有碗筷锅灶都是临时置办起来的。父母的第一个租居地是蠡河边上的“癞祥林”家。“癞祥林”姓周，他是父亲的烧窑师傅。我还记得那间临河小屋的样子(父母搬出去后一直与这家保持来往，我小时候常去拜年)，阴暗、局促，透过一小块窗户，可以看见就在窗下的白花花的蠡河。随后，又在同处于蠡河河沿的蜀山南街上住过三个地方。那条明清老街上的每户人家都是木排门，家家相似，以致母亲做花盆夜里回家时很难摸到家门。再后来租住的，就是二姐曹雪萍和我的出生地：毛家披屋(大姐曹丽萍生在丁山联合医院)。在毛家披屋之后，我们住的是披屋东面约五十米的一间废弃烘房(原为烘干泥坯所用，冬天，低矮房檐下所挂的硕长冰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最后，是父母为了告别长期以来寄人篱下的生活，发狠于一九七七年建造了他们至今住于其中的、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家：丁蜀镇东坡路186号的白墙黑瓦的两间新房。造屋时，家里所有的积蓄只有六十元钱!不够处，全靠亲友借贷相帮而成。新屋上梁之时，杀了自家圈里所养的一头猪，以此正好置办了上梁酒。新屋当时的位置，是立于蛙鼓阵阵的葱绿田野之中，屋基是自家的自留菜地。而今，老家的房子已深陷于杂乱的厂房、民宅、烟囱和灰尘的道路之间，昔时葱绿的田野已不复可见———一种小小的故园沧桑，在此我也得到体味。

　　在宜兴，瘦小的父亲先后被分配参加过肃反、深批“五一六”、办学习班等工作，做过烧窑工、驳运工、发货工等，经受住了现实和生存两种火焰的灼烤，最后完成了一个坚韧陶工的形象。一九八六年五月从国营江苏宜兴合新陶瓷厂退休后，父亲又分别被合新厂和陶瓷公司留用，直至一九九九年三月正式退休回家。母亲到宜兴后，曾在宜兴紫砂工艺厂做过陶器，然后下放，一番周折后在宜兴周墅公社红阳大队蜀南生产队务农，后又在务农之余，到一家最为野蛮、最噬人身心的“社办厂”———粉尘弥漫呛人的“红阳矿产品加工厂”碾过石粉，直到一九九七年四月才彻底告别劳作，回家息养。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如电而逝，作为两个外乡人的父母，在漫长的底层辛劳挣扎中，他们的口音已经变成了几可乱真的宜兴方言，但仔细辨听，仍可察觉出他们语言中所残带的各自的乡音痕迹。

　　岁末忆写此文，不禁联想起少时过年的情形。在那种即使是孩子也能真切感受到的底层家庭的单调贫寒岁月中，过年是我所渴盼和遭遇的甜蜜部分。我总觉得，最激动内心的过年时段，是在大年初一之前。那种激动甜蜜的过年氛围，由一桩桩具体、细微的事件逐步累积、酿浓。其一，牵磨。一般是在每年的腊月二十左右，家里会跟邻居借来石磨，为做过年团子而准备米粉。隆冬时节，滴水成冰。但牵磨那天，就是孩子，也没有一个贪恋热被，总在凌晨三四点全家就全部起床。俗话说：“世上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不过对于一年一次的牵磨，我们不仅不感到苦，反而人人都是欢喜十分，轮番上阵，说笑不断。一副木制长长的三角形推磨架，一头连在磨柄上，一头平吊在屋梁上，由我们推拉。磨扇欢快地旋动，晶莹的米粒缓缓地被掸磨帚扫进磨眼，转瞬变成了白雪似的米粉纷纷落进竹匾。有时恰逢屋外飘雪，父亲总会讲起那则古老而寓意丰富的传说：早时候，天上飘落人间的并不是雪，而是米粉。因此，下界人人都过得非常富足。一年新春，天上司洒米粉的神仙化装成乞丐下凡，来调查人间情况。衣衫褴褛的他颤颤巍巍走到一户人家门前，问主人讨一点吃食。那位肚大面红的男主人粗暴地拒绝了他，转身却将一大张热呼呼的米饼当作尿布，贴上了他孩子的屁股。从此以后，天下飘洒人间的再也不是米粉，而变成了落地即化的雪水……天亮了，米粉也已牵好许多。牵磨那天的早饭，肯定是用新米粉搓的实心圆子。雪白的米粉圆子在汤碗里显得晶莹剔透，蘸上白糖咬在嘴里，滋味甜透了!其二，杀猪。家里似乎一直是养猪的。一年养两头，年中卖一头，以此为家中添些东西;年终杀一头，用以送人情和自家吃。杀猪异常热闹，请刀手……喊人帮捆……猪的哮叫……溅血……抬上手推板车，带上稻草……烫猪……剖猪解肉……大头竹篮里盛放好新鲜猪肉回家。杀猪时我必是跟着父亲完成全部过程的，而且总是喜欢抢着推板车。杀猪日的晚餐台子上，一碗大蒜炒猪肝，一碗浓油赤酱的红烧肉必定引得我们喜笑颜开!其三，掸尘刷墙。将鸡毛帚或新笤帚绑在长竹竿上，把房屋四周高处的灰尘掸扫干净;再将所有贴墙的物件搬至屋的中心(一些已经沾满灰尘蛛丝，以前遍寻不到的书簿笔玻璃弹子某封皱折的信等等小玩意又会重现)，掸去蛛网，然后，朝墙壁上刷石灰水。潮湿的壁是褐黄的(干完活后的身上、头上、地面不可避免地沾上斑斑驳驳的白点子)，等到午夜干透之后，灯光照耀下，满屋一派亮堂、令人心喜的洁白!家也好像大了许多!年的气氛便愈加逼近。其四，做团子。非常大的竹匾平摆在两张长凳上，占据了屋内的大部分空间，母亲、姐姐或者一两位帮忙的女邻居围坐在匾的周围，揉米粉，弄馅心，搓团子。灶间则柴火喧炽，水汽蒸腾，这是父亲在忙着上蒸笼。我爱吃“甜油酥”的绿苣头团子(由一种经石灰水沤过的家乡植物的绿叶子揉入米粉而成团子皮，馅一般是红枣猪油花生仁、细豆沙或甜芝麻)。绿绿的团子真香啊，这是混杂着流油的馅和野地植物的清香!黄昏之前，团子全部做好，那时家中的桌子上、长台上、大小竹匾里，摆满了白白绿绿、顶端点了鲜艳洋红的尚未冷透的团子(以团子顶端的捏鼻头、尖鼻头、无鼻头来区分所包馅心)，人需侧身才能行于家中。其五，若干年货的购买。年前几天，每次从外面回家的父亲总会带回几样东西，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年的一步步来临。有时是用旧报纸捆好的“索粉”(粉丝)和用一根麻线串起的几块金黄肉皮;有时是金针菜(供母亲烧“花几菜”用———春节期间的早饭菜，主要原料是盐菜、百页、金针菜、黄豆芽等)和少量的黑木耳;有时是配给供应的糖、肥皂(“固本”、“光荣”)、香烟(“劳动”、“南京”、“飞马”或者是“恒大”、“牡丹”、“胜利”);有时是百页和油汪汪的油豆腐(香气诱人，忍不住总要偷吃一个);有时是糖果、“别爬刚”(油京果)、红纸(供塞放给我们的压岁钱用)包的长条雪片糕和一小包一小包的可口桃酥……其六，买春联、年画和小鞭炮。这些都是我的购买。我喜欢到丁山新华书店去买印刷的春联(年画当然是印刷的)，一是字写得好，二是与那些街头春联摊当场泼墨所卖的相比，遇雨不会化水。我还记得有一年我买的年画是一组四张的西湖四季风光图，贴在家里的白壁上，非常漂亮。买鞭炮则不去丁山，从东坡书院旁爬上蜀山，在林竹茂密的山脊小道上玩走，再沿小路下山，就到山脚下的蜀山明清老街，在老桥堍畔的南货店里，即可买到我所渴望的、我总是将它细心拆开单放的长长一串红色鞭炮。其七，除夕的事情。早上起来，已可听到孩子们所放的零星爆竹声响，空气里过年特有的淡淡硝烟味道，也随风若有若无地飘来。母亲在起油锅炸鱼，准备年夜饭的冷菜，蜂窝煤球炉上用砂锅炖的母鸡开始升腾香气。中饭按风俗吃馄饨，据说大年三十中饭吃馄饨才有新衣裳穿。馄饨吃好不用多久，外面马路上就变得空荡起来，似乎全世界的人现在都回到了各自的家中，天地间有一种甜蜜的、酒液一样的安静。我们开始用浆糊贴鲜红春联，贴簇新年画———年就要来了!暮色四合时，闭上门户，像所有人家一样，沉浸在一年一度百姓最为强烈的幸福之中!一年中最为丰盛的晚餐(是的，晚餐!平时只是晚饭)之后，两个姐姐和我会换上新衣裳，去隔壁邻居家展示一番(稍大就不肯去了)。然后，就等在灶间的铁锅边上，看父母炒瓜子、炒花生，等待着剥吃香喷喷的葵瓜子、西瓜子、南瓜子和长生果(花生)……

　　每年，年就要过完的时候(一般是初七八九)，父母似乎总要请生产队干部到家里来吃喝一顿。为了这次无奈的请客，有些过年的“好菜”父母总是藏存，不让我们姐弟尽情吃完。请客前一两日，父亲买酒添菜，晚饭后还要出去，前往队干部家里邀约。那天到了，嘴里喷着香烟青雾的四五个蓝色身影拥来局促的家中，他们分别是生产队正副队长、会计、贫下中农代表(一个烙上时代印痕的颇具滑稽意味的干部身份)等。母亲在灶上忙碌，父亲席间作陪，我和姐姐们都不愿意上台子，只在灶间帮忙或闲坐。那一天，为了显示对他们到来的欢迎，父亲几乎总是大醉;酒饱饭足的队干部中也必有一两人踉跄难行。这样的请客表示现在看来实际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们对同样是生产队强劳力的母亲的工分总是苛刻。队里的妇女队长陈宝芳跟母亲友善，那位杨姓生产队长总是斥她：你跟她好?!她家里过年杀的猪膘头像独头砖样厚的!你跟她好!———这是父母讲到此事至今记忆极清晰的一句话。

　　那时候我的娱乐生活首先是听广播。童年印象里，在混杂着陶器工场与稻麦农村的老家，随处可见的水泥或木头电线杆上，常挂有一只只银灰色的高音喇叭，喇叭传出的声音，强制覆盖着每个人的耳朵。现在我仿佛听到的，是《社员都是向阳花》的乐曲(正午，路旁自留地里的葵花灿烂，暖熏的阳光使人昏昏欲睡)，是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你知道吗》节目，是一个名叫胡(吴?)德兰的女播音员所主持的“现在对农村广播”……后来公社在每户农家都安了一只有线小广播，除了临时插播诸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通知外，主要转播宜兴人民广播站的节目。家里的小广播就挂在仙鹤青松中堂画的旁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所听熟的歌曲，相信我的同龄人都会有深刻印象，它们有：《我爱你，中国》、《青春多美好》、《要让生活更加娇美》、《满山红叶似彩霞》、《乡恋》、《心中的玫瑰》、《小船，请告诉我》、《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月光下的凤尾竹》等———这些歌曲所传达出的那个特定时代里人们内心的健康、明亮和蓬勃向上，至今让我回味不已。每天晚饭前的广播连续剧也是必听的，仍记得的一部，是反映地下工作者的《代号“白牡丹”》。一般，在一天的终曲《二泉映月》凄清的旋律回荡之前，我们就已入睡。某次年中卖猪之后，父母花十五元钱从供销社买回了一台放四节一号电池就能唱响的收音机，我和姐姐们都高兴极了。在这台纤维板壳子的收音机旁，我听过不计其数的广播剧和电影录音剪辑(极大地锻炼了我由声音而形象的想象能力);那时候，中午播出的每次半小时的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更让我听得如痴如醉。与听广播相比，我觉得最为幸福的娱乐是看电影。做一名电影放映员曾是我的一个少年理想，因为这样就可以天天看电影而且不用花钱。在东坡小学操场或娘娘庙晒谷场逢有放露天电影的日子，那肯定是我的节日。放学跑步回家，一口气也不歇地掮起两张长凳就去占位置，直到天黑家人来看电影时，给我带一碗平时也不易吃到的油汪汪的蛋炒饭(《平原游击队》、《天仙配》、《三进山城》、《小兵张嘎》是我们看熟的片子)。露天电影不常有，我常去看电影的地方，是街上的“戏馆子”。在“戏馆子”：父亲让我躲在大衣里面混过剪票人看过《生活的颤音》;我和母亲、姐姐们半夜起来看过午夜场的《追鱼》;在春节时挤过等待退票的如鲫人群看过《洪湖赤卫队》和《小花》;学校包场看过《带手铐的旅客》;跟邻居去看过《人证》;影院改建开放的第一天看过《十天》;有一年盛夏看《雁南飞》，因为距开场时间太紧，我跑步半小时准时赶到，进场时满头大汗，浑身湿透，里面的人问我，外面是不是在下大雨了;放映《红楼梦》和《少林寺》时的那种空前盛况让我永难忘却(我看第一遍《少林寺》时是坐在前面第二排最左边的位置，斜着看，不舒服但已是很满意了。此片在各种场合共看过六遍，是迄今为止同一影片看得次数最多的一部)……渐渐地，社会上有了电视，在合新厂的公家电视机上看过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一九八○年)、《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等。后来屋后邻居家也买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经常就和其他人一起站在他们的窗前偷窥。印象深的是看过一部叫作《晴天恨海》的片子。有时邻居烦了，偶尔也会拉起窗帘———邻居家拉起窗帘的夜晚，就是我失望、沮丧的夜晚。

　　十六岁考取师范离开家乡之前，我在如下的宏观地域环境中活动。

　　以家为中心，东面的地域元素是书院、庙宇残迹、田野、石矿、滨湖乡村、太湖。书院即东坡书院，我的小学所在地(当时还叫红阳中小学)。这座北宋苏东坡曾在此买田讲学，以南北中轴线为对称的四进渐升式古老建筑(房舍幽暗，木柱粗圆，青石地皮斑蚀，有雕着狮头的泮池小桥)，在我开始接受教育的五年间，无形中给了我最初的传统滋养。残存的庙宇称娘娘庙，相传有三位当地的割草少女为掩护刘秀而不幸被杀。光武帝刘秀登基之后，感念三少女恩义，于此建三娘娘庙以作纪念。在宜兴老家，蜘蛛随处结网的传说也与这个故事附会一起。据说刘秀经三少女掩护躲进某破宅之中，一只蜘蛛随即在破宅大门织好重重蛛网，追兵赶至门前，见蛛网严密如许，料定无人在内，遂在三少女故意的错误指点下离开。刘秀因此获救，三少女后被醒悟过来重新折返的追兵杀害。做了皇帝的刘秀在隆重纪念三少女的同时，也诏令天下：蜘蛛拥有在任何地方随意织网的自由!石矿在东坡书院围墙外的东南方，仅隔一条起伏的乡路。所谓石矿，其实就是一座被劈掉一半的青石山丘。几棵萧瑟疏树，站立于平缓的残存山丘之上，在冬日，极似宋元人笔下的山水小品。石矿早先还常闻开炮炸石声，后来似乎也慢慢地被遗弃了。放学之后，疯玩的孩童们喜欢在被炸开的青白石壁上攀上山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攀岩)。田野和滨湖乡村。我见过、闻过并触摸过在田野上不停变幻的无垠稻浪、麦浪和油菜花浪;在奔涌的植物波浪间沉浮的乡村，它们的名字叫作：双桥、西望、乌溪、茭渎、大浦……太湖。家乡的太湖是野秀、苍莽的，它如大海般的浩大寂静或风云之声，在农历的夜晚，总似芦花和百合雪白的肌肤一样，摇撼着农民和孩子的沉眠梦乡。

　　南面，我置身其间的地域元素是蜀南生产队谷场、碾砣厂、自留地河滩、河流(溪南河)、造船厂、南山山脉。蜀南生产队谷场位于蠡河(南北流向)和溪南河(东西流向)交汇处的湾角里。相公庙，一面有裂缝的方形水泥广场，紧邻一排作为生产队仓库的硬山屋顶房子。稍旁的蠡河边，是粮食加工厂(一片白雾，是轧米和轧粉的地方)。小学期间，收获季节的放学后，我总要提着生产队的木制石灰印盒，走过狭窄田埂，到相公庙场上朝已经收拢起来的谷堆盖印，以此作印记，防止有人偷盗。在《南方中国的雨》那篇短文中，我记叙过谷场上午夜妇女轧稻时谷粒飞溅留给我的深刻印象，“谷穗的雨粒持续汹涌，飞溅至足够高的偶尔几粒，便凝滞不动，闪烁为南国的古老星星”。碾砣厂，正式名称即上文提到过的“红阳矿产品加工厂”。母亲在务农之余，曾常年在这里劳作。那石粉弥漫碾砣轰响的非人环境中辨不清面目的劳动母亲形象，在我的生命中永远刻下痛的深印!朝南的家门前面原是一片田地，田地南缘，是一条高高的圩堤，圩堤外面，是杂树丛生的自留地河滩，然后，就是青绿荡漾的溪南河。在河滩的树林里，我常用自制的弹弓打麻雀;自留地里，我家种山芋、黄豆;父亲曾在一年发大水时在自留地沟里捉到过两条大鱼;我亲眼看见绿萍覆盖的河滩水塘里，一条蛇将一只硕大的青蛙活活吞进肚里。溪南河上很少有船，有一只无人看管、两端系有粗绳的小渡船浮在河上。溪南河，是少年乡间一条自由自在的愉快野河。造船厂在溪南河对岸，在丁蜀中学上初中时，我常经过那里。倾斜的地面油污蜿蜒;那些架空的庞大半成品船身底下，钻着几只蚂蚁一样的工人;桐油味浓重，蓝白的电焊火花不时闪耀在我现时的记忆里。南山山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我家门前吃早饭或吃晚饭时抬头能看到的，也是南山，从浙江天目山脉一路逶迤过来的重重南山。连绵起伏的青黛山上，是漫无边际的黑色松林，是波涛翻滚的青翠竹海;山体的内部，还藏有乌金的煤和生产紫砂茶壶所需的五色陶土。沿着南山山麓的104宁杭国道，我曾许多次在炎热暑假骑自行车到达那一块黄石界碑：江苏和浙江的省界。

　　西面的地域元素是火焰熊熊的陶瓷工厂、始建于明清的蜀山老街、蠡河、作为陶都闻名于世的丁蜀镇区。窑内日夜炽烈的火焰，滑动的窑车，堆垒的露天陶器丛林，成排的釉缸，结构复杂的大小厂房以及地面中空的暖热烘房，陶瓷工厂(合新陶瓷厂和紫砂工艺厂)构成了我童年如此热爱的一个王国，并且给了我最早的物理学、化学和几何学的启示。依山(蜀山)傍水(蠡河)的蜀山老街(我们习惯叫它“南街”)，现属宜兴市文物保护单位。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南街仍然保持中国南方水乡街镇数百年来一贯的格局和风貌;河畔茶馆店的热气，供销社被磨损的光滑柜台(在一节书柜里我买过一本一个孩子拣到一双神奇的鞋走到海底龙宫的中篇神话)，柜台上空和高高的收款台相连的锃亮铁丝，还有夹着钱票的铁夹子沿铁丝滑向收款台的“吱啦”声，至今清晰在眼、在耳。蠡河，父亲和母亲的日常劳动都和这条河流有关。每天黎明，做驳运工的父亲，都要将刚刚出窑的陶器挑上或滚上巨大的木头驳船，然后和工友们一道，摇船将窑货送至丁蜀镇区的陶瓷批发站;母亲所在的碾砣厂也在河边，不开碾砣的时候，看到河里的无锡班轮来了，母亲她们就知道该到回家烧饭的时候了。丁蜀镇区是我们视为的“街上”。那里有放电影的“戏馆子”、“电影院”和“湖光影剧院”，有大木桥一带的众多各色店铺，有中央楼浴室，有“电影院”附近的第一百货商店、第一副食品商店，有“丁山照相馆”(一张过年时和苏北亲戚一起在此照的泛黄全家福，现仍存在家中的镜框里)，有卖报纸和杂志的绿色邮电局，有我们戴着红领巾曾经举行过营火晚会的灯光球场，有很气派的江苏省陶瓷公司，有镇最西头宁杭公路旁的丁山长途汽车站，乘上某辆汽车，当天就可以直达南京、杭州、无锡、常州、镇江或上海……

　　家的北面，则主要是一座蜀山和河汊纵横的肥沃苏南平原。蜀山原名“独山”，当初苏东坡因思乡而说出“此山似蜀”之语，后人遂改独山为蜀山。东坡书院和南街分列蜀山的东西两翼。只有百余米高的蜀山，南坡全为松林，松下间有累累坟茔;北坡则遍植青竹，风过时，竹叶飒飒，疑为仙境。山的北麓还有两口倒映竹绿的清澈池塘，宛如山的一双明目。如果说陶瓷工厂是我童年时热爱的一个人工王国，那么，蜀山则是我向往并且几乎是每天深入的一个自然王国，爬山、吊树、捉迷藏、挖野蒜、在竹林里苦练“鲤鱼打挺”……蜀山后面，就是浩浩荡荡金黄碧绿的苏南平原了。这一块土地上所存留的诸如“蠡墅”、“施荡”等地名，又隐约让人遥想当年在这一带飘荡的范蠡西施。

　　如上复杂元素，错综构成了一座属于我的中国南方乡土迷宫。在这样的迷宫里，我获得了自己某种宿命的成长。

　　我的童年玩伴，一类与我年龄相仿，他们是毛家兄弟(毛建扬、毛承扬)和冒家兄弟(冒文明、冒小年);另一类在我眼里他们已几近于大人：生产队妇女队长的儿子孙洪强和邻居管季平。毛家是蜀山大家族，他们家老式坚固的两层楼大房子也处在合新陶瓷厂的区域内。毛家兄弟的母亲在紫砂厂做茶壶;高大威严、不苟言笑的毛父则是丁蜀中学的教导主任，不仅兄弟俩怕他，就连我们这些孩子见了他都会不自觉地收敛行止。我和毛家兄弟混迹嬉戏，共同长大，我们一起拾铜卖铁，一起在滚烫的窑车上煨山芋吃，一起夜晚在青麦地、苜蓿地和火焰的窑区内捉迷藏，一起在冬暮的釉水缸边练习拳击，一起狂扔陶泥互相打仗，一起爬上蜀山点野火打麻雀……偶尔也会产生磨擦，但总是不用一会，就一定修好如初。有时趁他们家大人不在，我也会随他们到楼上的卧室，他们的父亲给他们长期订阅了《少年科学》和江苏版的《少年文艺》，床头角落层层堆叠的新旧杂志，给了我最初的惊讶。我偷偷地向他们借看，《少年科学》上那些恒星、行星、人造卫星的彩色图片，是我最早获得的关于宇宙知识的启蒙。一九七七年我家在自留地上造好新房子后，便搬离了厂区，这样就跟冒家近了。冒家兄弟的母亲也在紫砂厂做茶壶，他们的父亲则常年不在家———他是一名跑野外的地质队员(这个不同寻常的职业曾给我近乎羡慕的奇思异想)。我在《时间的形式》一文中写过，每次冒家父亲回家，我也非常高兴，因为他的返乡，就寓示着我日夜盼望的“过年”就要来临了。冒家住的地方同样在一所老房子的楼上(现在想来，他们家窗口是最舒适、最悠闲的眺望远远青色南山的一个位置)，只不过老房子里杂居了好几家住户。那所老房子里高陡的木头楼梯处，终年黑暗积灰，散发从庸常岁月逸出的开裂木质的腐朽气味。傍晚相约出门玩，我们在各自的屋外互唤信号，是学鸽子叫(借鉴于某部反特电影)：“咕咕，咕咕咕咕———”父母听到这声音，总笑着对我说：“快点，有人叫你白相了。”冒家兄弟在大城市南京有亲戚，他们经常在暑假前去小住几天。有一年冒文明回家后讲起，南京大街上红灯亮，人车就停;绿灯亮，人车才行。那时对红绿灯还没有印象的我感到十分新异。孙洪强家在书院浜河边(在东坡书院大门正南方)，因为他母亲和我家友善，所以他也待我很好。当时洪强是中学生，我还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夏天放假，我几乎每天上午都要到他家里玩。他家前面是河，后面是圩埂和田，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里长了许多高高的枫树、杨树和刺槐。我在洪强家里翻小人书，看他淘米洗菜烧饭，帮他拉风箱烧火，直到中饭前回家。有时就在他家后门口的河埠边，用自制的细钢丝小钩串上蚯蚓钓石缝里的大虾。管季平是我紧隔壁人家(那个“寡言，面色白而细腻”的紫砂厂领导家)的小儿子，他英俊帅气，常领着我四处游玩。我印象最深的是跟他到东坡书院的石牛池里“扳弹脚”(捉蟋蟀)。我们事先做好放蟋蟀的竹管(一节平均割缝的竹管插下硬纸片，可以等分成好几个互不干扰的“蟋蟀房间”)，捉回后马上放入蟋蟀盆(厂里有的是大大小小的蟋蟀盆)决斗。最厉害的就送去给住在管家紧隔壁的丁姓老头过目———他是有名的“蟋蟀大王”，经他认可了，就可以从他那儿换回盖有红印的苏式月饼吃。

　　我从小在周围人眼里，是一个很“稳”(懂事、听话)的孩子。故而我曾经做的两件“坏事”，给我、给家人留下的印象就特别深。一件事是水射拖拉机驾驶员。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塑料袋还很少见，得到一只是令人高兴的。那天黄昏，我不知从哪里得了一只塑料袋。我将它装满水，用线扎紧口子，再用针在袋身上刺了一个小孔———这样使劲一挤，水就从小孔中被挤射出去，而且“射程”很远。碰巧，有一辆拖拉机正从家门前驶过，我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对准驶近的拖拉机就把水射了过去———正中目标，驾驶员满脸水花!恼怒的驾手当即停车，跳下，要抓我!见此情形，我吓得脸色煞白，拔腿就往屋后的狭长南街跑去!直到天黑才敢悄悄回家。还有一件事是打麻雀打碎了人家的天窗。我们的新屋后面有一排低矮的老房子，叫“十间头”。“十间头”后面有一片杂树林，鸟雀很多。一次我和毛建扬拿了自制的弹弓(弓身用八号铅丝弯成，包皮向鞋匠讨得，水牛筋是两分钱三根买来)到那里打麻雀。用劲弹出去的石粒都要落回地面，其中的一粒(也不知是我们当中谁弹出去的)，落在了“十间头”一户人家的玻璃天窗上，玻璃被击破———后来听说：掉下去的碎玻璃重重地戳在了这户人家的木头梳妆台上，场面相当恐怖。人家大骂着追出来，我和毛建扬一口气跑到溪南河边。毛建扬先回家，被人家追上门指认，于是，免不了被他威严的老爸棒打;晚回家的我，同样无法逃脱罪责，也被父亲狠狠骂揍一顿!

　　记忆中那时走亲戚基本上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外地的镇江，一个是本地的川埠。镇江是母亲的老家，一般每隔两年左右去一趟。从家里去镇江以及从镇江返家，总是在呵气成雾、天色尚黑的寒冬黎明———因为两地的发车时间都很早。从合新厂区的家走到位于丁蜀镇西端的长途汽车站，需要四五十分钟。我们总是起得很早，穿新衣服，急促匆忙地吃好热热的早饭，然后拎好父亲用报纸和草绳早已捆扎得严严实实的几包陶器：碗啊、盘子啊、汤盆啊、砂锅等等，熄灯，锁上家门，踩着积雪出发。父亲的捆扎技术绝对专业，有一年大姐和二姐两人去镇江，下了车，拎了一捆陶器的大姐不小心摔了一跤，手里的东西被甩出老远。她们当时心想：完了，里面的东西肯定全部摔破了!但也不敢说，拾起来后仍然拎到姨婆家(我们到镇江一般都住姨婆家)。最后令一直忐忑不安的姐姐们喜出望外的是，解开包装后，里面所带的陶器竟然件件完好无损!———后来告诉父亲，父亲也颇为自得。当年的镇江记忆计有：“天下第一泉”的水(盛满杯子，放入硬币后泉水凸起杯沿但不外溢)，金山寺慈寿塔内石灰壁上的众多题诗(“手可戏白云”，此句现在依然记得)和涂鸦，倾斜的街道，四牌楼，大市口某爿小书店里的《侍卫官杂记》，拥挤街市上的公共汽车，“钉子”舅舅婚礼上的油炸彩色虾片和醋浸拍碎的小红萝卜，德红姨娘家的大狼狗，在南京工作的时髦的四凤阿姨，在六摆渡的德珍姨娘家，屋后有竹林和小河，从镇江回家时的寒冷黎明，我们拎着扎捆的镇江香醋，越过破旧城内在黑暗中还是明晃晃的两条钢轨。在本地川埠的欧姓人家，是我们家的寄亲。川埠地处丘陵山区，我和姐姐的寄爹(宜兴方言叫作“寄亚”)每次来蜀山，总会给我们家挑来成担的茅柴或整篮的青褐木梨(每到腊月，则会送蒸团子用的松枝硬柴);父亲在酒肉招待以后(我们孩子十分欢迎“寄亚”的到来，因为除那些可口的木梨之外，还可以顺带享受一次意料之外的荤腥)，回送的东西一般是肥皂、油、糖或是粮票。我同样非常喜欢和父母一起到“寄亚”家去，从蜀山步行到川埠大概要花一个小时，需要穿过田野上的许多村庄。“寄亚”家在川埠查林村，这是很大的村落，分布在一条河流的两岸，由一座高高窄窄的简易木板桥连结起来。我之所以热衷到“寄亚”家，能吃到鱼肉是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川埠是野战军部队在宜兴的一个重要驻地，而我的一个寄阿哥和部队里的人混得很熟，他经常会送我红五角星、手枪枪套、子弹弹夹等一些真正的部队用品———这些东西给一个乡镇男孩带来的惊喜，是不言而喻的。我记得有一次晚饭后，寄阿哥带我经过岗哨威严的营房大门，到部队礼堂和无数解放军战士一起看过一场电影，片名是《钢铁战士》，一名被俘的战士举起钢笔，狠狠戳向了敌人的眼睛……

　　童年的齿舌记忆：

　　撕碎油条，将它们泡入热热的白粥，咀嚼时是那么的香;

　　上学前的早晨，一块蘸了一点点红辣酱的自腌盐菜，与牙齿接触时有动听、激冷的脆响;

　　严冬黎明，早起的父亲给还睡在被窝里的我们每人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放了胡椒粉的肚肺汤;

　　父亲自做的、放在罐头里的猪头糕，切成薄片后是透明的;

　　八字形的“牛鼻头”酥甜;

　　宛如一小截草绳的“油绳绞”脆香;

　　印有红字的白包装纸撕开后，方方正正的炒米糖晶莹黏手;

　　红纸包裹的桃酥(一包五块)是过年时的最爱;

　　人家送来的红色喜蛋，戳成两半后倒入少许酱油，那红红的酱油，渐渐渗入了糯糯的蛋黄;

　　祖父让我骑在他的肩上———热爱孩子、背微驼、喜欢让我给他搔痒、冬天一般不肯起床的祖父在一九八三年我十六岁那年的春天无疾而去，终年八十岁———到南街茶馆旁的馄饨店吃馄饨，那漂着青绿蒜花的清汤馄饨，真香啊;

　　菜花初放的寂寞春天，用青菜汤和白脂油拌的饭，几乎不经牙齿就滑到了肚里;

　　邻居端来的生日面，已经紧汤干结的面条上的两只鲜红大虾，诱人口水;

　　父母上丁山，黄昏回来时从搪瓷杯中让我看见了油汪汪的猪头肉;

　　还有皮子薄薄肉馅大大的小笼包子;

　　母亲从结冰的开河工地上带回炒熟的蚕豆，以及舍不得吃省下来的一小块冻得硬硬的猪肉(我们可以用来烧油光发亮的红烧肉);

　　半锅的焖山芋，破皮的地方溢出焦油;

　　用一点点肥肉炒切成丝的冬瓜皮，十分可口;

　　从饭锅里端出来的碎肉炖鸡蛋，寓示着这是幸福的一餐;

　　鞭炮喧响的婚礼上有红丝绿丝的油油甜饭，以及芡头淋漓的糖醋排骨;

　　生产队在双抢季节临时发给社员的绿玻璃瓶汽水，母亲给我喝，在嘴里，有无数细小气泡激跳的感觉;

　　用父亲工厂所发的浴票(一个月十张，每张票值六分钱)换吃淡绿色的水果棒冰(卖棒冰的人推着自行车，将藏放棒冰的木箱子绑在后座上，边推边用一块醒木响亮地拍打木箱———夏天空旷午后的熟悉声响);

　　剖开的黄瓤西瓜甜光四溅;

　　粗壮的水瓜脆嫩;

　　夏天吃下午点心时的冷冬瓜汤泡冷饭;

　　拌以酱油、麻油、香醋、姜末的满碗凉粉，母亲和我都很是爱吃;

　　“戏馆子”门口绿漆铁桶小笼头内放出的一杯冰冻酸梅汤，有着强烈的桂花味道;

　　跟二姐到南街她的一位男同学家参加学习小组活动，那位男同学偷偷地将家里的香肠拿出来，切成小片，分给学习小组的成员和我吃，生香肠的独特滋味是多么让我回忆;

　　农历四月初八家乡独有的漆黑乌饭，每一粒米都散发植物的清香，洒在饭上的稀疏白糖，像初冬的薄雪;

　　十六岁考取师范之前，我从来没有吃过香蕉;

　　……

　　“一九八○年实现大寨县”，“二○○○年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我印象深刻的写在墙上的醒目大字标语。那时候，不要说“二○○○年”，就是“一九八○年”，在我觉得也是遥不可及，似乎永远不可能到来的一个时间概念———但是，现在都已经过去了!我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年在宜兴丁蜀镇红阳中小学读小学(“红阳”，时代特色的校名，校址即东坡书院，设有小学部和中学部;一九七七年后改称东坡小学并取消中学部)。学校在蜀山东南脚下，离家只有几百米。有关小学时期的事情，我依然记得清楚的有：1.入学报名那天，暴雨初歇，蜀山上的水冲下，使得地势低洼、有高大馄饨树的“老公社”门口变成浑黄泽国。我穿着塑料凉鞋，一路欢喜地涉水而过(趾间及腿肚与水接触的凉意，此刻隐隐激来)。2.一年级的班主任叫张蓉娟，是位军属，我小学没毕业时她就到丈夫部队随军了。张老师曾是二姐的班主任，我没上学时,有一次跟着二姐班集体到田里拾麦穗，那时张老师就认识我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一上学就做了班长。逢到停电，上午做眼保健操要班长叫口令，老师在讲台上做，学生在下面位子上做。我有时一边口里叫，一边也会偷偷地睁眼看一下。张老师做第三节操时，脸上的皮肉被她的两根食指推得“波涛汹涌”的情形，让我感觉好笑又不敢笑。3.小学一二年级时，我特别喜欢班上一个姓王的男同学，他脸白白的，头圆圆的，是丁山街上工人的儿子。我对他充满了秘密的仰慕。后来，他好像因为家里原因转校了。很长时间，我的内心盛满了外人不知的惆怅、失落……4.有一年去紫砂厂浴室洗澡，屁股被热气管突然喷出的热气烫伤。起初还不告诉父母，后来屁股疼痛溃烂，去给田里种秧的母亲送点心时连窄小的水沟都跨不过去———这时，家里人才知道。在家趴在床上治疗的几天里，看着低矮屋顶天窗处的一方白亮日光，我品尝了独处的滋味(白天父母干活，姐姐们上学)。5.星期天上丁山玩，常在中央楼浴室门口的小人书摊上看小人书，普通版本一分钱看一本，电影版本两分钱看一本，《聊斋》记得看过好几种。小人书是小时候的唯一收藏，家里人每次上街，我总要让他们代买一本小人书;我卖了捡到的废铜烂铁，所得钱款基本也用在买书上。我所收藏的小人书后来积了整整一小木箱。电影版本的《甜蜜的事业》至今封面清晰：男女主人公并排卧在草地上在甜蜜谈情。6.一九七六年是中国的多事之年。唐山大地震后，江南地区也风传即将地震，工厂警报经常演习，凄厉声响划过长空，给人异样的恐怖。学校同样组织疏散预演，有一次刚刚上课，突然铃声大作，老师忙说：“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地震了!快跑!”结果一大群孩子慌作一团，噼哩啪啦跑出教室，到外面的小天井中，都抢着去抱天井中的一棵柏树。老师又大叫：“抱柏树有什么用!快跑到大操场上去!这里不安全!”到了大操场上，才知道是虚惊一场。家里那时也在屋外用油毛毡、吃饭桌等搭了抗震棚，邻居间的棚是互通的。普遍的恐惧气氛中，孩子却特别高兴，我们感觉像回到了电影中的地道战时期，钻来钻去捉迷藏。大人们平时节俭的习惯也被当时的末世之感完全打破，我们家收的葵瓜籽原先都要藏到过年才吃，那年不管了，天天炒瓜籽吃。我还记得某天黑黑的黎明，一个滨太湖乡村的农妇挑了焖山芋到合新厂区来卖，大人们对她说：“就要地震了，怎么还出来做生意?”“不管它地震哦，总归想赚两个钱……”同样是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和朱德两位伟人先后离世，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终年八十三岁)。我清楚记得高音喇叭播送悼词的那天下午，我正洗好澡坐在搁在屋前的门板上乘凉，突然哀乐声起，在说出“毛泽东”这三个字前，是占时非常长久、沉痛而又缓慢的定语。在人们的感觉中，“毛主席”已经是一个概念，他是不可能死的，但是，“毛主席”死了!千真万确!……每个班级都在做白色纸花，每个人的脸上都看不到一丝笑容。九月十八日，全校师生肃立在操场上，和八亿人民一起，在沉痛的表示哀悼的工厂警报声中，低头默哀三分钟。“十月一声春雷响，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那天下午全镇大人开会，学生放假半天。我记得我也凑热闹去了丁山。丁山工人体育场正在举行万人大会，我到时，正听到司令台上的人带领黑压压的与会群众在喊着口号：“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因为陌生的缘故，“王、张、江、姚”这四个字喊得一片混乱。7.家里订阅的《解放日报》上有黑体标题：《我军攻克谅山》———这是我个人对一九七九年中国对越作战最鲜明的一个印象。(后来，在苏州大学，我遭遇了一个越战归来，和我在同一个教室听课的中文系同学，他是战斗英雄，四肢中仅剩右边手臂。)8.有一次数学课堂小测验，我只考了六十分。中午回家父亲问起，我说考了八十几分。不料，午饭期间父亲到工厂食堂挑给猪吃的泔脚，正好碰到了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的谎话，父亲对我进行了一顿严厉“教训”。之后我暗生后悔，心想如果这样说就不算说谎了：考得不大好，但分数我还不知道。9.有一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在田里帮母亲拔了一些秧后，去学校参加优秀学生的颁奖活动。那一次，是我人生第一次上大会讲台发言，非常紧张，不敢望台下一眼。10.三年级或者是四年级时，学校曾组织我们步行约三十里，去宜兴祭扫烈士墓。春天的田野，新绿的树，石桥，弯曲河流，村庄，太美了!出发前，家里人在我的书包里准备了油条、麻糕和煮鸡蛋。我记得走到龙背山休息时(路程的一半处)，我吃了半根冷瘪但是很香的油条。祭扫完烈士墓后，我们在宜兴县城里游玩。回家时不再步行，改乘我向往的轮船。在城北轮船码头，我们像小猪一样被塞进了那艘小小的铁轮船。绿水在窗外摇荡，满是油菜花的田野在缓缓后移。梦境似的旅程是那么短暂，黄昏时，我们回到了蜀山的南街码头。

　　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三年，我在蠡河边上的宜兴丁蜀中学读初中(对岸，就是陶器堆垒如山的陶瓷批发站，那时，父亲每天黎明都要和他的驳运组工友一起，将刚出窑炉的缸瓮船运来此)。三年初中生涯，除了繁重的学业，似乎并无特别值得叙写的内容。至今记忆鲜明的，是初三毕业“考中专”知道考试分数后的激动心情。如同平时，我考了一个好成绩!我拿着成绩单，跑着穿越合新厂满是火焰和陶器的整个厂区，到住在蠡河边的同学兼好友汪军华家，和他对成绩。他也考了一个和我相仿的好成绩!后来，我们双双被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录取。读中师，将来做一名小学教师，虽然心有不甘(心底的愿望是继续上高中，以后读大学)，但为了脱掉“农民户口”(这是父母的意愿，“上高中谁能保证就一定会考上大学?早点脱掉‘农’字早点好!”)，我们都还是妥协了。不过，从整体来讲，我还是喜悦的!我要离开家乡，到从未去过的无锡念书了!开学之前，是八月底一个特别燠热的傍晚，父母请了我初三所有的任课老师到家里来吃饭。我和姐姐从来都没有看见过父母一次会烧这么多的好菜，那些大大小小方方圆圆的菜碗在借来的庞大圆台上堆叠起来。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家里又没有电风扇，父亲还临时到妇女队长陈宝芳(她那天也来我们家帮父母忙晚饭)家，抱来了她家刚买的一台会摇头的新台扇……穿了新衣服，拎了从丁山街上买的新箱子，父母陪着我坐长途汽车到无锡报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吴冠中考取无锡师范时，是他父亲和姑爹用小渔船从宜兴一路摇到无锡的)。过十八湾时，在高高的山间公路上我第一次看到了故乡以外的美丽太湖;车进无锡城了，我新奇、兴奋，看着车外的楼房、人流、公共汽车、鳞次栉比的商店、拥挤的街道……我心里在想，大概三年毕业，我都没有办法搞清这座城市。父母在我报完名后，和众多外地送学的家长一起，在古老的无锡师范(“辛亥时建校”，她的校歌歌词)的钟楼上住了一宿。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个场景：第二天清晨，我们就要上课，父母也要回家。我趴在四楼教室的水泥扶栏上，向楼底下走向校门的父母的微小身影挥手;他们也向我挥手;然后，他们不回头了，两个抚养了我整整十六年的、如此熟悉此刻又奇异陌生的身影，渐渐消失于校门外异乡嘈杂的人群中!我哭了，一个人趴在扶栏上，发烫的泪水滑过我的面颊。是的，我品尝了这一全新滋味的液体!它寓示着，一种属于我的新人生，开始了!

　　二○○三年一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