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束灯光是那样幽暗，那样微弱，在狗窝一样的棚子里扑闪着，扑闪着，几近倒下，冒起一缕淡淡的烟而熄灭。可它在时空中穿梭了几十年，依然不倔地亮在我心中，似乎给我某种启迪与暗示。这一启迪与暗示，我不与任何人进行解读与阐述。它是属于我的一盏灯，属于我的一束光，一直在我心中亮着，那样朦胧地亮着，忽而随风飘动，摇摆着身躯，但绝不会倒下而熄灭。那是一盏我曾经点亮过的一盏灯，就是那一年——

　　不翻阅日记，我已经无法记起具体的时间节点。我是从1983年春季开始记日记的，四十年，每年以十万到十五万汉字计数，也是一项比较厚重的文字积淀，所以要查找出具体的时间节点，绝非一件易事。我只能凭记忆讲述那一盏灯，讲述那个冬天我在上海遇上的人，碰上的事。我总觉得人的生命走向是他记忆的沉淀形成的价值趋向，而将肉身划向他自以为的彼岸。无论幸与不幸，都是内在的价值趋向，划着他肉身在未知的大海上航行。

　　那年过了立冬，我家采摘下一万余斤胡柚，少量柑子。胡柚开称价才三毛一斤。这样的价格扣除农业成本，几乎没有什么利润了，而一家子全年的收入全依懒胡柚。我思虑再三，给上海松江区一家水果行的老戴打了个电话，询问常山胡柚批什么价?老戴回话说，一块到一块六。老戴还说，如果我去，还可以住在他行里，他自己从老水果行独立出来，新组建了一家水果行。上一年我拉了一车胡柚到松江，老戴是行里的经理，我们是从那时相识的。老戴传达出的信息是带着营销手腕的。营销在当下的“江湖”上算不上欺诈，但也是布下一个个地雷，随时都有可能将你炸得灰也找不到。而不进入“江湖”死守着一点田地，不要说发展了，就是基本生存也成问题。我又问老戴柑子批什么价?老戴说70以上的，一块六左右。而柑子在我老家收购价是七毛左右，如果老戴的话是真的，是有利润的，并且松江那边，柑子容易脱手。

　　我决定再冒一次风险，向邻居与我大姐借了八千斤柑子，自已家包装了六千胡柚，就到镇上一家物流公司，让他们帮我雇一辆过路车，一万多斤货，只要七百块。

　　车子到我家门口时，我发现是个年轻小伙子，江苏的。我们出发时，一路上加油站里的车子都排成长队。那年油有些紧张，我提醒司机，乘早寻个加油站，将油加足。司机说，不急的，到桐芦时，司机要寻个加油站，可开过去，都是排着长长的队。夜色降临时，碰上一个加油站，一辆车也没有，开进加油站，才发现，加油站一滴油也没了，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油送过来，而我们的车子已经开不了了。司机就在驾驶室里睡觉，我与兄长就在加油站坪地上跑步，停下来，就冻得发抖，而驾驶室里也是冰冷的。我感到这一趟出门，不那么吉利，与兄长说，不能像上年一样，盲目地想赚多少钱，错过了出售的最价时机，市场上的机遇稍纵即逝。我们苦苦地熬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加上油，午后才赶到上海。

　　到老戴的水果行里，没有想到老戴将他自己的水果行描绘得如何，如何，其实是在一家大型菜市场的后面，搭建的钢管棚，四周的围墙不高，上面风刮进来，呼呼地叫。进出水果行的也只有菜市场旁边一条通道。通道的一侧却被老戴出租给小贩子，搭建简易的棚，他们白天出去做生意，晚上一家子就住在那棚子里。那些小贩子有山东的、安微的、江西的，许多省份的人。有几个我还认得，因为上年在老行里碰上的。我刚刚安排好自己的货，就有一个小贩子，悄悄地附到我耳边说，这新行里一点生意也没有。我嗯了声，没有与他深谈。老戴那人刚愎自用，也往往看不上小贩子们，所以小贩子没有几个喜欢老戴的，背底里很容易说他的坏话。

　　而老戴说，行里可以住，其实是贴着围墙自己搭建棚，围墙下已经有个山东小少年搭了一个窝住着。小少年是行里的小工，跟着行里的司机小高。

　　我与兄长找了几张棚布，一些桔箱，就在围墙下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棚，铺盖是我们从自己家带出来的。老戴又将他行里的煤汽灶，与灶头上的用具借给我们，这样我们不用住宿费，用餐也是自己买，自己做，可以省下不少费用。

　　安好睡觉的窝，我就到前边市场上买了好几支白色的小蜡烛，晚上我还要看书，写日记，而水果行里的电灯吊得很高，无法看清字。

　　夜晚行里就我兄弟俩，那个山东小少年，跑出去就不回来。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营业，早上将货送到菜市场侧面的空地上，等待商户前来批发。一天下来，其实只是几个零星的客户。这让我很担心这一趟生意又负了。我最担心的是八千斤柑子，万一售不出去，还是向人借的。而行里还有另一家柑子，他姓吴，也是衢州人，他与行里的人很熟。有两个姓张的山东小伙子，经常从行里批发柑子，带到嘉兴去批发。我要售出去，就要从吴姓人那里将张老板拉过来，但又不可公开与吴姓人发生冲突。我思来想去，不知道如何下手，如何策反两个姓张的小伙子“叛变”到我的帐下来。我另一方面让兄长守着水果行，我提着果子，开始外出营销。我一路走过去，看到水果店，就上门，打上笑脸，推销我的产品。第二天我的水果摊上就多了几位批发商，批发量一下子上去了。我口袋里也有了一点钱，晚上我与兄长商量，买两包红双喜，送给山东的小张，但，不必要急于说出自己的目的，就说是“兄弟一场”。我还可以与他们说，我敬服山东汉子呢。兄长说那就给两个小张一人一包。我笑笑说，错，就给大张，让大张给小张，大张给不给小张，那是大张的事，因为他们拍板权在大张。第二天午间，我见大张，就悄悄地塞给他两包烟。大张推脱了一番，就收下了。过了三天，大张找到我说，小吴的柑子一块二不批，问我一块二要放吗?我兄长刚要说不放，我说放，第一回大张小张就给我批走了两千余斤柑子，货刚刚装走，小吴就到我兄长跟前说，说我呆，蠢，没有一块六，他是绝不放手的。我兄长也后悔了，白白的钱，放着不赚。晚上，我才跟兄长分析，那一块六是虚的，而我们的一块二是实实在在到手的价，收进七毛，加运费，开销，每斤加两毛，按九毛算，我们每斤还赚三毛。何况冬天的天气，万一遇上雪天，或寒冷，桔子的价格很有可能往下跌。

　　我八千斤柑子刚脱手，天空就阴沉下来，极其的寒冷，水果行里几乎没有人进来问津。

　　而小吴天天陪着老戴、小高他们打牌，喝酒。老戴与小高酒喝下去，就开始吹，要小吴柑子，没有一块六不要动，放着，保证不会低于一块六的。

　　我由于自己的柑子出售了，胡柚的价格再低，这一趟生意也不会亏损了。况且，我包装过的胡柚价格还不低。我与老家联系，胡柚与柑子的价格都在往下跌，还没有人上门收购。

　　有一回午间我上厕所，碰上了小高，小高要我买包烟他抽抽。我笑着说，抽烟有害健康，为了他的健康，我不能做那种事。晚上行里安静下来，我就与兄长说，如果小高向他伸手要烟，千万不要给，小高那人见利忘义，不可以交，何况，他也没有能力帮助我们，自己也是羊尾巴盖不住羊屁股，还帮助别人，笑话。

　　而老戴将行里进出货的事务全交给小高。小高也是上海人，是个很结实的小伙子。每天早上开一辆小货子，到昆山进货，当天就要批发出去。有位老板姓什么，我不清楚，只听老戴唤他威喜，威喜。威喜每天交给老戴四五千块钱，让小高帮助他从昆山带货过来，他也补偿给老戴一定的运费。

　　我对别人的事，只是听，而不会过问，白天、晚上有时间我就停下来看书。行里的人知道我是个没出息的“书虫”。我无论到何地，都不会放下书，他们喝酒，打牌，吹牛，我只是与他们保持着距离。

　　我独自享受着自己的孤独。晚上，我兄长悄悄地将别人的苹果箱翻过来，掏出一个苹果，就像老鼠一样地吃起来。我要他别偷人家苹果，他不听，我也懒得去管束他。而行里的水果堆积如山，苹果就有许多家，有山东的，陕西的，那些老板丢在行里，就让老戴帮他批发。

　　遇上晴天的日子，我也会与一些小贩子，坐在太阳下闲扯。有个安微小伙子，谈起小偷的事，他说他村上有个人，偷了一辈子，手段极其高超。他与儿子出去偷猪，一下子能偷三头大猪。我不信，两个人扛一头猪都难，何况三头呢?他说，他们父子各拿一块竹席，一人一边，将猪赶上路，就那样赶回家。我服了。安微小伙子还说，有一回村上一位养羊户与他打赌，他家有头大羊，如果晚上能偷去就算他的。养羊人那天晚上将羊吊在自己床边，第二天却不见了羊。我只是耳闻小偷的高巧技术，没有亲眼所见。而这个安徽小伙子，就在我兄弟俩的鼻子下演了一下小偷的本事。那天晚上安微小伙子与他妻子骑着三轮车，回行里拿点东西，要我开一下门，我将门打开，见他三轮车上搁着什么东西，用床单盖着的。他回他的摊上取了东西，转身就走了。第二天早上，老戴到行里，发现陕西人的苹果少了一箱，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才回味起昨天晚上安微小伙子的可疑行迹。我服了。我居然睁着眼，发现不了贼。

　　做贼的人是有贼心的。

　　贼心，我觉得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大小而已。

　　可是老戴一整天数落我，眼皮底下，让人偷走一箱苹果，莫非是两节木头放在行里，如果是两个大活人，不至于让人眼皮底下偷了。我让老戴数落得想上前掀他耳刮子。可是老戴长得人高马大的，他虽然是上山下乡知青那一代，我年少他十多岁，可我是个矮个头，敌不过他，否则，我不掀他耳光，也会当场与老戴对骂起来，至少也会回敬他一句：“我操你个妈!”第二天我为了避免遭到老戴的数落，让兄长在行里守着，我上新华书店看书了。午间回到行里，老戴与威喜在吵架，都已经撸起袖子，准备干架了。我问一旁的小吴，原来这天早上小高到昆山提货，已经携款潜逃了。我差一点点大笑出来，回击老戴，你他妈的，不是很能吗?不是跑了大半个中国吗?不是见多识广吗?你居然将现金亲手交给了“贼”。可那种内心的毒素不能公开喧泄，我至少表面上还要做得很同情老戴。

　　而威喜是要老戴赔偿他的损失，他交给老戴四千元带货的，这钱应当由老戴赔偿。老戴大骂威喜没良心，他自己损失一万元。那个年代一万元绝非是个小数目，我在老家帮人干一天活，才十二元，一万元，八百多天的工作量，想想，要流多少汗水了?

　　老戴与威喜争执不休，行里的人都在看热闹，大家可能像我一样，都希望他们像两只公鸡一样，狠狠地打一架，给单调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别人的痛苦，我们拿来快乐，这种“贼心”，我同样有。面对老戴，我似乎更强烈一些。

　　行里也有人帮着老戴说话，我眼见威喜力量单薄了，挤到中间，冲老戴吼了声：“从法律的角度讲，你应当赔偿威喜，因为他将钱交给你，而不是小高，并且你一直收取他的费用，你们之间就有一种无形的合同形式，就是你接受威喜的现金，以货物交给威喜。如果你交不出现金，就得赔钱。至少要承诺在什么时期内将这笔钱还给威喜!”

　　威喜见我帮他，并且是从法律的角度讲的，信心倍增。而老戴怔了怔，退了一步，解释说：“我已经报警了，警察会抓住小高的，抓住小高后，小高就将钱吐出来了!”

　　“问题是警察抓不到小高，你说怎么办?我的钱，你要赔不赔?”威喜逼着老戴，要老戴做出承诺。而老戴咬定自己也是受害者，不想赔偿威喜。所以两人争吵着，吵了一整天，也没有吵出什么结果。

　　后来我的果子售完了，就回乡了了，不知道老戴与威喜的事是如何了结的。而小吴那批柑子滞留到第二年的清明边，以六毛钱一斤出售，还害得小吴与他老婆打了一架。

　　时间久了，许多往事淹没在尘埃里了。

　　而我在上海那间棚窝里点的蜡烛灯，一直亮在我的记忆中，那样倔强，那样坚定，独立地在风中以微弱的光闪烁着。一个农夫，一个小贩子，在极其恶劣的境遇之下坚守着内心一盏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灯。我虽然出生于一个极度贫困的农家，1981年我生起了远大的理想，要成长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精英人才。我所说的精英人才，不是一般人眼中的以经济加以衡量的精英人才，我是指真正用智慧，给人类做出大贡献的精英人才。可惜我少年遭受了挫折，回乡务农了。

　　可我依然坚守着那盏灯。

　　一晃，我已经是头发花白的老翁了。我依然不忘自己的初心，说不定，我是个大器晚成的命。所以，我心中那盏灯一直没有熄灭。

　　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能克制住自己内在的“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