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心情稍稍有些失落，不为别的，我所居住的小区大面积整治，施工人员将楼下的一丛晚饭花全部铲除了。原本每日里上下班都能与它们见面的，老朋友一般。有的时候，我去幼儿园接两个小宝宝，会特意给两个小家伙指一指绿岛里生长颇为旺盛的晚饭花，告诉他们，这叫晚饭花。“爹爹，爹爹，为什么叫晚饭花呢?”两个小家伙异口同声地问。“爹爹”一称，为当地方言，与爷爷同义。“自然是到了要吃晚饭时，花开得最好，才叫晚饭花。”我也正式地回答。

　　我对晚饭花的感情缘于一本书，一本名叫《晚饭花集》的短篇小说集。稍有点文学常识者都会知道，这是汪曾祺先生的一部经典短篇小说集，198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开本，暗绿色窄窄的封面上，房屋、月牙儿和几丛白色晚饭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封面设计朴素大方，最显眼的，还是汪先生亲笔题写的书名：竖写着四个行楷字“晚饭花集”，颇为儒雅。

　　这本书出版的当年，我在苏州参加江南雨笔会，它是我得到的一份礼物。彼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十来个文学青年，相互在各自的《晚饭花集》上签题互勉之言，很是有些恰同学少年，意气风发、激昂文字的气概的。时隔三十五年，今天翻看，依稀还能回忆起那时彼此青春的面容。然而，这当中有些人行踪全无，不知西东。有一点可以肯定，多数人已远离文学，否则，像荆歌这样频频在刊物亮相者，自然会被关注，也容易捕捉。

　　这些年，我在泰州市文联工作，为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文化名城”的构想，做了一项在当下中国文学界还算有点影响的事：“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构建。2020年，“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一概念的提出已经是第八个年头，得到中国作协领导、江苏省作协领导以及全国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可，被认为是现在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活力的一个正在生长的文学流派。我们做这项工作所依靠的核心人物，便是有“里下河文曲星”之誉的汪曾祺先生。“里下河文学流派”概念的提出，是以二十世纪初的高邮为背景创作的《受戒》《大淖记事》为起点，梳理现当代文学史上里下河地区与汪老创作风格相近、理念相同的作家作品并展开研究。除了汪老，还有毕飞宇、鲁敏、朱辉等一批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鲁奖”获得者，以及费振钟、王干、汪政、晓华、王尧、吴义勤等一大批在全国都颇具实力的评论家，让“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命题得以成立。

　　这些年，为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构建，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系统梳理“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出版了“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四个系列、三十六册八百万字的《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成立了中国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聘请丁帆、范小青等十位导师以及三十五位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学者，特别是一批年轻学者为特约研究员;先后在《小说评论》《文艺报》开设“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每年推出多篇系统研究“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理论文章;创新推出“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星书系”和“里下河生态文学写作计划”丛书出版项目，鼓励“里下河文学流派”名家和本土作家多出新作;在《中国作家研究》推出“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研究专辑，在《大家》推出“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专辑。凡此种种，都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至今我都忘不了，2013年在秋雪湖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上，丁帆、陈福民等学者对我们提出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命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至今我都忘不了，从第一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开始，《文艺报》就作为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江苏省作协的范小青主席一直出席研讨会，给予巨大的支持;至今我都忘不了，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纷纷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撰稿，形成了数以百计的高质量论文;至今我都忘不了，一些学者自发地进行“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出版专著，拿出研究成果，给这项研究工作以学理支撑。

　　如今，“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一命题在中国文学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打开百度搜索，“里下河文学流派”已经成为固定词条。这一概念亦传播到海外更广泛的地区，专家学者亦以“里下河文学流派能否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而发问。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下，这项工作也写进相关文件中，以确保研究的连续性。

　　在这项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我的同乡、著名评论家王干曾以“汪曾祺与里下河文学”为题，系统阐释了“里下河文学流派”得以成立的坚实文学土壤和学理基础。实际上，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并不完全按照过去的那种模式，所谓的一份刊物，一个主张，一群志同道合者。现在的文学生产方式已经有了新的路径。就“里下河文学流派”而言，我们以汪曾祺先生为旗手，是能从这杆大旗下找到一大批与汪先生创作理念相同、自觉践行共同文学主张的追随者，且在全国形成广泛影响。这样的团队称之为流派，有何不可?

　　我与汪先生虽未曾谋面，但这并不妨碍我追随先生的文学足印。当年，先生的《故乡的食物》甫一面世，我便步其后尘，写出了一本散文集《楚水风物》。想着这是自己学习汪先生的成果汇集，经由王干兄推荐，得到了汪先生亲题的书名。汪先生的严谨令我动容。他老人家极其认真地题写了“横”“竖”各一幅。说句世俗的话，先生在没有抽过我一根烟，没有喝过我一口茶的情况下，为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题写书名，关爱提携之意，可谓显矣!

　　《楚水风物》由漓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的责任编辑聂振宁先生后来成为中国出版集团的总裁。那是1993年。因为《楚水风物》，我与汪老的故事尚未结束。2017年，汪曾祺先生辞世二十周年，我将《楚水风物》进行二度创作，由七万字拓展为十六万字，以此纪念“里下河文曲星”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这当中让我感动的，是我的同乡、评论家王干兄，在漓江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版《楚水风物》时，就写了序，时隔二十多年，他再度为这本书作序。很多评论家们看到后称，最好的纪念是传承。

　　汪曾祺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迟到的怀念》。在文中，我表达了一直想写一篇怀念汪曾祺先生文字的想法。其实，这样的念头，在最初听到汪老辞世消息的时候就有了，只是一直没有动笔。自己心中觉着，汪老这样的大家，哪轮到我这无名之辈来写怀念文字——虽然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曾得到过他老人家的帮助，虽然我的文学创作一直追随着他老人家，是个不折不扣的“汪迷”。这样的念头一直存于心底，不觉间，汪曾祺先生已辞世十年矣。有一次无意间，我得知汪老故乡要为他老人家逝世十周年做点事，我的内心有说不出的情感在涌动。这涌动着的情感使我不得不坐到电脑前，敲打出久藏心底的话。

　　几乎和所有的“汪迷”一样，最早读的先生的小说是《受戒》。我万般惊奇地发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惊奇之余，总也忘不掉小说中那个小和尚望着小英子崴荸荠留下的脚印塘发呆的情形。真想把自己的脚也悄悄印在小英子的脚印塘里，那痒痒的滋味一直痒到我心里，竟而自己心里头也变得甜滋滋的。我为《受戒》没能拿到那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而愤愤不平，心中不爽，好在次年的《大淖记事》弥补了这一缺憾。其时，汪曾祺先生的创作势如泉涌，每发一篇小说都反响热烈。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些小青年迷他的小说到了近乎痴狂的程度。

　　我还在文中回忆起1985年在苏州的江南雨笔会上，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十几个文学青年，人手一册《晚饭花集》的情形。此后多年，我一直追随着汪先生的文学足迹。

　　较早读出我的小说里有一股“汪味”的是著名作家陈建功先生。那是1987年，中国青年杂志社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小说处女作征文，我的短篇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在第5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杂志社还为小说配发了专家点评——陈建功先生的《读后信笔》。陈建功先生在点评中说：“这位作者的另一点可贵之处是：他开始意识到要写出‘味儿’来了。比如作品中那远距离的叙事态度，不是确实有了一种冷隽的观照的‘味儿’吗?最典型的，是《祥大少》一篇前五个自然段的起首，一律以‘祥大少’三个字当主语。而《谭驼子》一篇，前五个自然段照例以‘谭驼子’三字冠之。《二侉子》一篇小有变化，但第二自然段则是一连串的‘二侉子’为主语的单句。我想，这都不是随意为之的。这里面渗透着作者对一种叙事调子的追求。不过，这种叙事调子怎样才能更加独树一帜，以区别于汪曾祺先生的某些小说呢?大概这也是作者正在思索的突破方向吧?”

　　时隔二十年，我的一部32万字的长篇小说《香河》面世。在《香河》研讨会上，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二十多位作家、评论家、电影导演，对这部全景式描绘里下河兴化民俗风情的长篇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小说以细腻抒情的散文笔法，生动地描述了苏北水乡的民情民俗和生活故事，是一幅具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风俗画卷。研讨会上，有一位喜爱汪曾祺先生作品的评论家对我说：“看了你的《香河》，我想汪曾祺先生如果进行长篇小说创作，大抵如是。”

　　初听此语，我连连摇头：“不敢当，不敢当。”这部小说虽然引起了《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艺报》《文学报》《中华文学选刊》等众多报刊、网站、电台、电视台的关注，但无论如何是不可与汪老的创作相提并论的。转而又想，这也说明我这么多年对汪曾祺先生文学创作风格的孜孜追求有了一些成果吧。这在著名作家赵本夫先生为《香河》所作的序中亦可找到佐证。他称《香河》“是一部里下河版的《边城》”。《边城》是汪曾祺先生的恩师沈从文先生的名作，汪曾祺先生师承的便是沈先生。如此，这中间的脉络便十分明了了。无怪乎有评论这样说：“看《香河》，不难发现沈从文、汪曾祺对刘仁前的启发和影响，不同的是，《边城》《大淖记事》只有开篇逶迤而下了三两节风土人情的描写，而《香河》却贯穿了全篇。由《边城》《大淖记事》，沈从文、汪曾祺告诉人们，小说也可以这样写，风物、风情的描写，可以绕开惯常小说以人物和故事拿魂的先例，而成为小说立篇的灵魂。《香河》既出，我们可以看到刘仁前是怎样把《边城》《大淖记事》消化到了肚子里，又如何把这种小说的叙写方式推到极致，写成了长达32万字的长篇。”

　　我心中暗想，用自己的作品来怀念汪老，让汪老的文学创作风格为后辈所承，绵延不绝，岂不幸哉?汪曾祺先生泉下有知，该开怀畅饮了吧?

　　汪曾祺先生健在时，我虽未能与先生谋面，也不能亲耳聆听先生教诲，但我与先生的亲友倒是有些交往。他在省泰中教数学的外甥赵京育先生曾说过，要好好写写回忆舅舅的文章。我极力鼓励赵先生写出来，便允诺他，我所在的《泰州日报》可以为他开设专栏——其时我已调任《泰州日报》副总编辑。遗憾的是，至今没见到赵京育先生的回忆文章。前些年，我也曾专门去高邮汪曾祺文学馆参观过，到坐落在高邮城北门外东头竺家巷底汪曾祺故居拜访过。在我看来，先生为人为文的理念是一致的。就其为人，他的那句“多年父子成兄弟”一直被传为美谈，仔细了解先生之后，方知此语出自先生之父汪菊生先生之口，亦可见汪氏家教一脉相承;就其为文，“不求深刻但求和谐”可谓引领当时文坛风骚，开风气之先。这二者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说到底，不就是当下颇为时兴的两个字“和谐”吗?因而，在汪先生的故居，我应先生小妹夫之邀，提笔写下“汪曾祺先生为人为文千古流芳”。此句虽俗，心意却是真诚的。

　　在后来的一些纪念汪曾祺先生的活动上，我又有幸见到有家父风范的汪郎先生，也曾有过邀请汪郎先生出席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的想法。曾经有一次，友人告诉我，汪郎先生已经答应出席，无奈临行前身体不适，未能成行。一晃好几年过去了，汪郎先生至今也未能出席过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我想，这样的机会总是有的，并不难。

　　在出席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专家学者集体前往高邮拜祭过汪曾祺先生后，高邮地方党委政府也有了一个大手笔：在汪先生熟知的竺家巷，投资1.5亿元，新建了一座建筑面积达9500多平方米的汪曾祺纪念馆。进得这座颇具现代气息的馆内，依次能从“我的家乡在高邮”“大师风范”“永远的汪曾祺”等诸多主题中，对汪曾祺先生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给我留下较为深刻印象的是馆内对先生作品的陈列，可谓应有尽有。这在全国似乎没有第二个。

　　去过汪先生的母校之后，让我感到欣喜的是，汪曾祺少年文学院在先生母校已设立多年。孩子们怀着一颗纯洁的心，读先生作品，寻先生足迹，实地了解先生笔下的家乡如今的现状，并用自己的笔书写。我想，先生播下的文学种子，在这样优良的土壤里，定能开花结果，长成参天大树。

　　当然，我们这些致力于“里下河文学流派”构建的里下河地域的作家、评论家们，一定会在汪老这盏里下河文学流域的航标灯的照耀下，奋力前行，多创作“人间送小温”式的给人慰藉的好作品，让“里下河文学流派”这杆大旗，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高高飘扬，传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