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结婚那年刚解放，两人都是十八岁的好年华。

　　她如花似玉，出身富农家庭，风摆杨柳，柔弱娇嫩。他曾是她家的佃户，黝黑健壮，憨厚朴实。

　　他们的结合得益于那个火红的年代。她的父母急于让她摆脱家庭出身的影响，他则爱上了她的美丽温柔，不顾家人的反对非要娶她。一对并不般配的年轻人就这样走进了婚姻殿堂。

　　那时的她，满脑子的风花雪月，诗词文赋，心里又装着一位国民中学读书时的初恋男学友。男学友在解放前夕，随父母逃往台湾，从此杳无音讯。为此，她整天郁郁寡欢，愁眉不展。而翻身当家做主的他如鱼得水，很快参加了乡农民协会，整天风风火火，意气风发。两人的思想如同在两条并行轨道上奔驰的列车，完全没有交集。

　　他是爱她的，她在他眼中犹如天使。神圣而神秘。不管他在外面多忙多累，回家只要看着她端坐书案，或阅读，或刺绣。他就如春风拂面，神清气爽。可是，无论他多么火热，都焐不热她一颗冰凉的心。土改运动中，他坚持原则，带头对她家实行土改，她的父亲气得直跺脚，大骂他白眼狼，她虽然心中不快，却宁静似水。她本来就不愿嫁给他的，是她父母逼婚所致，这种结局也是他们咎由自取。只是两人更加冷漠了。

　　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已到乡公所工作，组织上有意提拔他，却因为她的家庭牵累，终是没有通过政审。借酒浇愁的他回家骂她是狐狸精，害得他不能进步。她嘤嘤哭泣，边收拾包袱，边说，我不想再连累你了，我们离婚吧。他又一把抱住了她，连骂自己昏了头说胡话。他从心底里舍不得她。

　　六十年代初，他进了城，在县商业局工作，那是一个炙手可热的部门。她依然在家相夫教子，无欲无求。第二年，他单位分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如她年轻时一样青春亮丽。女大学生疯狂地爱上了年届中年的他，那是同她淡泊沉静完全不同的风格，他一时迷失，懵懂摇摆，回家怯怯地向她提出离婚。她淡然地望着他的眼睛，直望得他躲闪垂眉，自始至终她只说了一句话，你想过孩子们吗?那时，他们已有四个孩子。

　　他悄悄地摆脱了这段婚外恋情，带着些许遗憾。生活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却似乎又不再是以前。他开始反省自己的婚姻，觉得这么多年她对他实在是太冷淡了，似乎只有他的付出，却没有得到她的回报。他知道她心中一直觉得嫁给他很委屈，尽管这么多年，他不断进步，已是一名成熟的领导干部了。他暗想，是不是真的该考虑离婚了?

　　还没等他想明白，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他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偏僻的山区劳动改造。她独自带着四个孩子生活，为了生计，她第一次走出家门，在工地找了份挑泥桶的临时工。一身泥浆点点的衣服，穿着黑色大套靴，风雨日晒，她的脸庞脱了一层又一层皮，皮肤日益粗糙起来。就是如此，她也无怨无悔，这些年跟着他虽然没有感受到幸福，也想过要离婚，但现在他背时，怎么能够弃他而去呢!她心底是一个传统善良的女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他恢复了工作和职务，却已是两鬓斑斑。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彼此不再冷面相向了，经常会为一点小事争争吵吵，似乎争吵成了生活的乐趣。他情绪低落时就会责骂她，这些年，我都是受了你这个大小姐的影响，不然哪会只是现在这样子。她则回应，我早说了要跟你离婚呀，跟着你这个大老粗过日子，没情没趣的，一点意思没有!两人的争吵从来没有结果，最后相互只有用一句话结尾，好，好，既然这样说，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办离婚!

　　只是第二天起床后，谁都不再提离婚的话。日子照旧过下去，直到下一轮的争吵开始。

　　不久，他退休了，孩子们已如离巢的鸟儿四处高飞，他觉得非常空虚无聊。而她虽然五十多岁的人，却越来越时髦。经常和一帮老头子老太太扭秧歌、唱大戏，仿佛重新焕发了青春。他既不会唱又不会跳，却喜欢每天端着茶杯跟在她屁股后面，帮她照看衣服，看着她唱看着她跳。有时，她口渴了唤他，他就端着水杯小跑着上前。别人都笑他，你都成老婆的跟班了。他只是傻乎乎地笑，十分开心的样子。觉得这样的退休生活倒也不错，改革开放不久，她就读国民中学时的初恋同学从台湾找来了，约她到北京见面。从寄来的照片看，那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虽然同样白发苍苍，却气度不凡。那几天，进进出出的她兴奋溢于言表，还不时在镜前描眉画唇一番。看得他醋意大发，心中担忧，却不敢过多指责。临到动身那天，她掏出两张火车票，拉着他说，走吧。他才知道她是要他陪着一起去的。他问，我去合适吗?她肯定地说，你是我老公，当然要陪我一起去啦，你以为我会一个人去见他吗!他眼睛突然潮红起来，想，原来婚姻如酒，是需要历经岁月的发酵才会日益甘甜的。

　　光阴就像书本一样一页一页翻过去，转眼两人八十岁了。儿孙们都赶回家为他们祝寿。那天，她坚持要他穿上大红的唐装，他嫌太花哨，只肯穿自己穿了几十年的干部服，两人为此争吵不休，意见难以统一。她瘪着嘴生气，结婚几十年，你还是这样土气。跟你坐在一起真是跌份，我不跟你过了!他的倔脾气也上来了，瓮声瓮气地嚷道，你这是大小姐的毛病不改，我早就受够你了，明天就去离婚!

　　两人争吵间，一屋的儿孙都笑趴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