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当兵第二年来到贡嘎雪山边防哨所的。

　　和我一起驻训换防的还有一个刚入伍八个月的新兵和连里的士官长。接到上山的命令后，我们快速打好背包，早上六点就跟着装运物资的“康明斯”大卡车前往贡嘎雪山。卡车一出营区门口，我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按照保密条令，卡车四周都被我们用皮革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车厢里透光性差，我们三个人又挤坐在一堆物资里，本来腿脚就伸展不开，又要护着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备和蔬菜，加之驾驶班的刘班长开车勇猛，我们就像被摇个不停的罐装可乐，随时随地都可能爆炸。

　　车开出三个多小时后停了下来，我们连忙跳下车，车外的兄弟们一看见我们就立马围了上来，热情地和我们拥抱、握手。这时，一个面容沧桑但眼睛异常明亮的战友走过来，我发现他的手上全是冻疮烂掉后结出的硬痂。

　　冻疮，几乎可以算得上高原战士的标志了。可我从来没见过像这样的一双手，手指冻得通体红肿，像几截在开水里焯过的腊肠;手指甲全部向内凹陷进去，指缝是黑的，指甲盖却呈现灰紫色，看不出血色。

　　我和他聊了几句，从他的话里我才知道，原来卡车停的这个位置不是我们的目的地，而是山脚下的一个兵站。通往贡嘎雪山的山路前不久出现过塌方事故，为了安全起见，兵团下了命令，运送物资的卡车一律停在山脚的这处兵站。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自己把物资背上去。要知道，在高原长时间负重行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我正在发愁，这位战友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笑道：“没事，你们第一次上山，等会儿让边防站的兄弟们多背些，你们先适应适应。”

　　士官长招呼大家准备背物资上山。分配物资的时候，这位战友说：“这三名同志刚上山，山上氧气少，背东西爬坡不容易，咱们边防站的兄弟们都是老兵了，主动多背些。”其他两个战士笑道：“放心吧，任排长。”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排长。

　　分配好负重后，我们就向雪山进发了。刚开始走得并不太吃力，可越往上走，海拔不断升高，氧气也越来越稀薄，原本只用鼻子呼吸的我，走到后面便开始张大嘴喘粗气。这种感觉非常痛苦，我感觉脑壳逐渐有些发蒙，脚底下开始走虚步。新兵体能更差些，一路上我都能感受到他那吸尘器一样的肺管仿佛要抽干净空气里所有的氧气。

　　任排长看见我们体力不支，便下令整顿休息，就这样，一路上走走停停，我们从正午出发，抵达边防站时天已经黑了。

　　边防站的任务除了每日正常的操课，最重要的就是定时巡逻和站哨，守好这座雪山的哨卡。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才理解“再苦不过边防苦”这句话的含义。该怎么形容雪山上的冷呢?虽然房子里生了煤炉，但那凡间的火苗在这片雪域高原上就像孱弱的芽苗生在干涸的土地上。边防站兼任炊事员的老班长让我们在棉被上多压些衣服，军大衣、绒衣、迷彩服，一层盖一层。

　　有时候，晚上你可以听见空气里既像风刮玻璃又像石子滚地的震颤声，班长说，那是高原上的山和山之间在对话呢。

　　我在站夜哨的时候除了和自己说话，和对面的雪山说话，就是和任排长说话。准确地说，是听任排长说话。

　　任排长说，他有一个恋爱了四年的女朋友，他们一直坚持互相写信。站里一共有两部座机，一部是战斗值班室的专用机，另一部在站部。但山上信号不好，每次打电话，这高原上的风恨不得钻进电话线里，电话里总是刺啦刺啦地冒杂音。

　　任排长把写好的信一封封包好，等到每个月去山脚兵站接物资的时候，就把信捎到营区邮寄。而每个月接物资的时候，他就会收到捎来的回信。

　　我见过那些信封，我们都很好奇信里的内容。听说他女朋友是一名英语老师，会用英文写诗，我们这群兵蛋子都想看看他女朋友用英文写的诗——写给任排长的情诗。

　　一次，我又缠着任排长看他女朋友写给他的情诗。“下次，”任排长笑笑，“下次一定给你看。”

　　然后我就开始等待，等待下次任排长和我分享他甜蜜的幸福。可我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任排长牺牲的噩耗。

　　和往常一样，那天任排长带队下山接物资。这本来是一项再普通不过的常规任务，不料就在离边防站不到两公里的一处山路转弯处，发生了落石。

　　出事的时候，站里只有老班长一个人留守。我们正在离边防站不远的哨卡执勤，对讲机的信道里突然传出嘈杂声。因为信号距离过远，我们听不清对讲机里的讲话声。我们的呼叫得不到回应，正疑惑时，对讲机又发出声响，这次我们听清了，那是边防站巡逻时用的紧急求救信号。

　　“坏了，出事了!”领队的士官长说，“是任排长的对讲机。”即刻，我们把哨岗交接给留守的老班长，士官长带着我和另一名战士立马就往山下赶。到了山下，我们看见随同任排长一起执行任务的另外两名战士正趴在悬崖边上，腰上拴着急救绳，尝试着往崖下爬。物资滚落一地，周边除了碎石，还有几块断开茬口的巨石散落在周围。

　　“任排长掉下山崖了。”战士星星哭着脸汇报道，“我们刚走到这个山口，突然就从山上滚下了落石，任排长反应迅速，推了我一把，替我挡住了石头。任排长本来身上背的物资就比我们的重，他又冲得快，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被甩到崖下了……”

　　那时候我刚二十岁出头，总觉得死亡离我很遥远，没法把任排长和“牺牲”这样的字眼儿联系起来。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死亡会像巨石一样砸落在我眼前。

　　任排长的追悼会是在他牺牲后的第二个星期六举行的。我们把他的所有东西都整理好，移交给接管的兵团干部。

　　兵团干部临走前说，任排长的父母就在山脚的兵站。原本两位老人坚持要看看儿子服役的哨卡，但海拔刚到3000米时，他们就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兵团的同志要送他们下去，他们不愿意，最后还是支撑到了山脚的兵站。任排长是家里的独子，他母亲在听到噩耗后，一晚上头发全白了。

　　回到营区后，我当过一段时间的收发室管理员。收发室的其他同志说，每周他们都会收到写给贡嘎山边防站的信件，收件人叫任华。这些信件堆在一起，时间长了没人来认领。

　　在那一堆过期报刊和无人问津的信件里，我找到了那些信，一共是二十二封。信封上的字迹很秀丽，收件人处统一写着：挚爱任华亲收。

　　我捧着那些信就像捧着一座雪山。这些信封里装的一定是我们揶揄任排长的那些英文诗，是我们一谈论起来，任排长就傻笑的雪信。我把这二十二封信收好，交给了连长。

　　一年后，我离开了边防团，再也没回去看过边防站和它守护的贡嘎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