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散骑常侍徐公铉奉太宗命撰《江南录》，至李氏亡国之际，不言其君之过，但以历数存亡论之。虽有愧于实录，其子《春秋》之义，箕于之说1，徐氏录为得焉。

　　然吾闻国之将亡必有大恶，恶者无大于杀忠臣。国君无道，不杀忠臣，虽不至于治，亦不致于亡。纣为君，至暴矣，武王观兵于孟津，诸侯请伐纣，武王曰：“未可。”及闻其杀王子比干，然后知其将亡也，一举而胜焉。季梁在随2，随人虽乱，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宫之奇之言，晋人始有纳璧假道之谋3。然则忠臣国之与也4，存与之存，亡与之亡。

　　予自为儿童时，已闻金陵臣潘佑5以直言见杀，当时京师因举兵来伐，数以杀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谏李氏表观之，词意质直，忠臣之言。予诸父中旧多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颇详，闻佑所以死则信。然则李氏之亡，不徒然也。

　　今观徐氏录言佑死，颇以妖妄，与予旧所闻者甚不类。不止于佑，其它所诛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纣及随、虞二君论之，则李氏亡国之君，必有滥诛，吾知佑之死信为无罪，是乃徐氏匿之耳。

　　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毁生于嫉，嫉生于不胜6，此人之情也。吾闻铉与佑皆李氏臣，而俱称有文学，十余年争名于朝廷间。当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谏，铉独无一说，以佑见诛，铉又不能力诤，卒使其君有杀忠臣之名，践亡国之祸，皆铉之由也，铉惧此过，而又耻其善及于佑7，故匿其忠而污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观之，其它所诛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谓铉不惟厚诬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1《春秋》之义，箕子之说：《春秋》中的臣子为君亲讳，箕子不言商纣之恶。

　　2季梁在随：季梁，春秋时随贤臣。

　　3虞以不用宫之奇之言，晋人始有纳璧假道之谋：宫之奇，为春秋时虞臣。即晋侯假道返回后灭了虞。

　　4忠臣国之与也：忠臣与国共在。

　　5金陵臣潘佑：潘佑，南唐臣子。

　　6毁生于嫉，嫉生于不胜：毁谤来自于嫉妒，嫉妒来自于不能超过对方。

　　7耻其善及于佑：以有益于潘佑为耻。

　　王安石这一篇文章首先是引发出全文中心论点：“吾闻国之将亡必有大恶，恶者无大于杀忠臣”，然后以古代商纣杀比干而后亡，季梁在随国，楚人不敢加兵，虞国不用宫之奇之谏言而亡的历史事实证明忠臣与国家兴亡的关系。以下各段以南唐臣潘佑“直言见杀”之事论证”国之将亡必有大恶，恶者无大于杀忠臣”这一论点。为此，首先论证潘佑乃质直之忠臣。首先是自己从小就闻说潘佑“直言见杀”，其次是自己阅过潘佑所上之表亦是“忠臣之言”，最后是听自己曾在江南为官的父辈谈过南唐的详细情况均可证明潘佑是忠臣，由此得出结论说“李氏之亡，不徒然也。”因为杀一个忠臣，就退了一群忠臣的心，那么也就没有人真正为这个朝廷效力了。夫子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真正的忠臣没有了，这个政权还怎么维持下去，这当然是很明显的事实。这也就是晚清亡国的原因，不在军事，不在经济这些方面，因为很明显的道理，“人”存了“政”才举，“人”亡了“政”就息，这是的“人”就是指的忠臣，这里的“政”就是指的政权。晚清时，嘉庆皇帝将林则徐从广东撤走的时候，败象就已经露出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林则徐是当时朝中忠臣的核心，是天下士子的领袖，是百姓心中的英雄，而一旦把他给退了，自然也就没人真正为清王朝效力了。而且林则徐在广东的时候，英国的舰队根本就不敢到那里去，因为林则徐在那里布置得天衣无缝，英国根本就没有立脚之地，还怎么侵略啊?所以他们只有转到从别的地方侵略中国了，而一旦打败了，清政府就说是林则徐的错，这是很明显的事，正是因为有林则徐的存在，才使得英军不敢入侵，一旦他没有，别人当然可以大踏步进来了。这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事实，不是军事的问题，也不是经济的问题的，而是在没有人真正为这个政府效命了。所以它的亡国也就是注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