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北来医院是2008 年7 月里的事。

　　早些时候的5 月，同在四川盆地的汶川发生了大地震，之后的8 月，奥运会的火炬在北京点燃。就是在这个时间的夹缝之中，李华北成了我的患者。

　　2008 年5 月12 日那个午后，李华北和往常一样，正坐在街边的茶馆里喝茶。初夏的阳光透过茶馆大开的门窗，映着李华北皱纹初显的脸。牌友们还没有到齐，李华北斜靠在竹椅上闭目养神，桌上的茶杯已见发凉了。这时候，李华北突然感觉到椅子在晃动。李华北以为是牌友在和他开玩笑。但那晃动一直持续着，越来越剧烈。他感觉到不妙，一骨碌站起身，飞也似的冲出茶馆。刚站到大街中央，身后的茶楼便哗啦一声，瞬间变成了废墟。李华北顾不得满街突起的哭号，扶着胸口，颓然地瘫坐在大街上。

　　李华北是个老式木匠。小镇上那些老旧的木头房子，房子里摆放的木床、木椅、木凳，绝大多数都是李华北早年的杰作。凭着自己的手艺，李华北把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供养成人，现在两个女儿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凭着自己的手艺，李华北让早年病逝的妻子拥有一个小镇上前所未有的隆重葬礼。近年来，人们对木头房子、土制木头家具越来越少垂青，转而信赖上了那些钢筋水泥的楼宇，李华北可干的活计越发减少，几近于无。李华北渐渐变成了一个闲人。闲来无事的时候，李华北就到街上的茶馆里喝茶，偶尔约上几个同样无所事事的牌友赌些小钱。

　　不曾想，“5·12”大地震之后，小镇上很多钢筋水泥的楼房都塌掉了，没塌的那些，墙体也四分五裂的，彻底变成了危房，倒是那些老旧多年的木头房子坚挺如初，安然无恙。

　　人们这才想起李华北，想起李华北的木匠手艺。李华北于是旧业重操，开始一家一家地接活，这家的活还没干完，那家已经找上了门。闲暇多年的李华北重又变成了一个忙碌的人。

　　7 月里的一天，李华北在为邻居家盖一栋木头房子。邻居是最早改建水泥楼房的，大地震让邻居家钢筋水泥的楼房大部分陷入了地下，变成了土地的一部分。邻居要在旧地基上新盖几间完全木制的楼房。那天是邻居选定的黄道吉日。房架也已经立好。李华北按照邻居选定的时辰爬上房架，搁上横梁。接着再盖上屋瓦，镶上木板，一切就将大功告成。

　　李华北没料到自己会从房梁上跌落下来。那时候他其实已经做完了该做的事情，准备下到地面上去。他握着地面牵着的保险绳，小心翼翼地迈开了脚步。就在此时，邻居家的晒坝里事先准备好的欢庆的鞭炮被点燃了，剧烈的爆裂声叫李华北猝不及防，他不由得打了个激灵，手里握着的保险绳松了一下，身体随即失去平衡，重重地跌落了下来。等李华北喊出不好的时候，已经横躺在地上，已然断裂的小腿向着大腿后侧弯曲着，裂开的伤口里鲜血直流。

　　李华北刚刚忙碌起来的生活戛然而止。抱着弯曲得恐怖的腿，李华北眼眶里的泪水止不住涌了出来。

　　我见到李华北，是在他入院后的第二天早上。

　　经过一夜的休息和调整，李华北似乎已经接受了断腿的现实。稀疏的头发整整齐齐地向后梳着，他还没准备好怎样去迎接已然开始的病房时光，他仍心有不甘。

　　看到我走进病房，李华北扭动了一下上身，试图坐起来，但他的腿伤和跟骨挂着的牵引限制了他的行动，他挣扎着前了一下身，就躺了下去。我听到他喉间发出的长长的叹息声。我想他会对我说些什么。但叹息过后，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双手枕在头后，无奈地笑了笑，却依旧没有开口，只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我想李华北是要知道更多关于他腿伤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常常有。不少病人在我不值班的时间里住进病房，我的同事已做了及时准确的处理，包括让病人知道我们将如何医治他们的伤，但等我去查房的时候，他们还是禁不住再次问起。不用说我也能想见，同事告诉他们的和我即将说出的不会有太大的出入，但在这时候我所能做的，就是当着他们和同事的面，将他们的伤情和可能的治疗方案说出来。

　　说出来无非是希望得到对方的确认和回应。

　　这时候的李华北，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只是一个聆听者。但他的神情是安静的，双眼一直盯着我看，我们似乎都在等待着，看对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我注意到李华北的脸上渐渐发生的变化。我刚走进病房的时候，我看到他惊了一下。随后听到我说话，他就渐渐安静了下来。而在我们彼此沉默着的时候，他又一次无声地笑了一下。但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笑容里的无奈和不自然。

　　“不要紧，就按你们说的整!”李华北说。我这才确信，对我刚才的话，李华北是听进去了的，可是他心里无法接受已然开始的住院时光。看他的笑容我就知道了。

　　说过之后，李华北就收回了他的目光，从枕下抽出双手，整理身上盖着的被子和床单。他先是双手扯住被子的两个角，抬起完好的右腿轻轻地抖动了几下，刚刚被我掀开的被子便严严实实地盖在了断掉的左腿上，随后他又从被子下伸出双手，一点点将被子皱起的部分整理平整。

　　做着这些的时候，李华北紧抿着双唇，头也没抬一下，他的神情也是专注的，我想他是不想再对我说些什么，他一定是弄明白了，对于断腿的现实他只有接受，除此而外别无他法。

　　李华北所在的是一个可同时入住五个人的病房。五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说着天南海北的话语，因为自己或者亲属的伤病，他们被迫聚在了一起。我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焦急，想要离开的想法从住进来的那一刻起就在他们心里萌芽，随着日子一天天流逝，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茁壮。

　　李华北一住进去，病房里的人便注意到了他的腿伤和他的沉默寡言。

　　同时被人们看到的，还有李华北三餐时捧在手里的馒头和病床下装满污物的大小便壶。李华北吃馒头是为了方便和省钱，也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大便的次数。但也就是减少次数而已，总归是免不了的。李华北啃食馒头倒没什么，但李华北将装满污物的大小便壶放到病床下，任浓烈的臭气在病房里弥漫，便是人们无法容忍的了。

　　人们不敢相信一个断了腿的中年男人竟然顿顿都吃稀饭馒头，人们更不敢相信一个有儿有女的中年男人断了腿之后居然没有人管他的吃喝拉撒。病房里的人也要吃要喝，可闻着病房里越来越浓烈的恶臭，看着李华北床底下的大小便壶，他们还怎能吃得进喝得下?

　　人们困惑的也是我所疑惑的。那天我刚刚查完房回到办公室，就有两个人相约来找到我，却没对我说有什么事情，就是要我到病房里去看看。他们说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我去看过以后，他们问我：“这该咋办?”他们是要我解决问题。病房里的生活本就不平静，李华北的出现更加让他们内心感到烦恼和不安。

　　有人替我想出了一个主意：要么把李华北转走，让病房恢复以前的样子，要么把他们转走，把那个病房留给李华北一个人。乍一听，这还真不失为一个解决他们困扰的好办法。但这不是我所想要的。把李华北或者另外四个人转走，只是抓住了问题的“标”，而李华北无人照看这个事实才是“本”，才是真正棘手的问题。两者之间，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有一个办法既能解决人们的困扰又能让李华北安心在病房里住下去，标本兼治。

　　李华北临近床位的家属是位七十出头的老人，和李华北同在一个县，比邻的两个乡镇。老人的老伴走路时摔了一跤，跌倒时膝盖骨被撞破了，在李华北之前几天入院。李华北刚入院的时候，老人就注意到了他说话的口音和自己相近，感觉十分亲切，由此老人觉得他们的家应该相距不远。后来通过和李华北的交谈，老人验证了自己当初的判断是对的。病房里的人背着李华北商量对策的时候老人也在场，有人提出要求我把李华北转走，老人没有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提议的人于是把老人的沉默当成了默许，但当他们派出代表找到我的时候，老人却主动回避了。

　　随后，在清理老伴的大小便壶时，老人便随手将李华北的捎上了。

　　老人无声的举动堵住了人们的嘴。

　　没有了熏天的臭气，病房里的人再也没提转病房的事。

　　但我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我已经弄清了原因，据此找到解决的办法应该不是难事。我首先想到的是李华北的儿子。我知道在乡村，养儿防老至今仍然是人们竭力遵循的一条古训。我听说李华北从房梁上摔下来的时候，儿子正在城里一家宾馆里搂着小姐鬼混。李华北从房梁上跌落下来摔伤以后，派人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才在宾馆的床上找到他。把李华北送来医院，儿子就又回家去了。因为来得匆忙，没有准备足够的住院治疗费用，李华北只得吩咐儿子回家一趟，找修房的那家付工钱，或者找人借。却没想到，儿子回去后就再也没见回来。

　　李华北说儿子真是找到了钱的，却没说是找人借的还是结了他做工的那家的工钱。只是说在来的路上——在公共汽车站被警察抓了，所以没法带着钱赶来医院。至于儿子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被警察抓走，李华北始终三缄其口，一个字也没有说。

　　李华北当着病友们的面说起自己的儿子却对儿子为什么被抓沉默不语的时候，病房里的人无一不对李华北的话表示出了深刻的怀疑，都说见过赶巧的没见到过这么赶巧的。我倒一点也不怀疑，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李华北没有理由要对我撒谎，而他的儿子，仅是父亲从房梁上摔下跌断腿时他在宾馆里搂女人睡觉这一点，我就觉得他该被抓进局子里去。我这样想似乎有些不知轻重，不近情理。但是没有办法，这就是当时我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这么想还因为李华北有一双女儿。

　　我要李华北和她们联系。李华北拿出手机，使劲地摁着开机键，摁了老半天也没见手机有任何反应。李华北将手机摊在手掌心里，示意我看。他是要告诉我他自己没法和一双女儿取得联系。我问两个女儿的电话号码，李华北似乎早就想到了我会要，我的话音刚落，他就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巴掌大的硬纸片，因为怀揣得太久，硬纸片的四角已经破损不堪。硬纸片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李华北捧在手里瞅了半天，指着一个座机号码对我说：这是大女儿家的，又指着一个手机号告诉我：那是二女儿的。

　　当着李华北的面，我先拨打的是座机。响了两下对方就接了。我报了医院的名称和李华北大女儿的名字。电话里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没听清楚我的话，我于是又报了一遍，电话里“哦”了一声，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了李华北住院的事，我说我找他的大女儿，电话里又“哦”了一声，然后说：她现在不在家，你晚上打来吧。晚上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打过去，电话响了几遍对方才接听。确定是李华北的大女儿之后，我说现在李华北断了腿，在医院住院，没人照看。对方明显有些不耐烦，我还没来得及说你能不能来医院看看，就挂了电话。挂掉之前丢下一句话：“晓得了!”随后就听到“啪”的一声。对方是我正说话的时候突然挂掉的，说那三个字发出的声音也很大，我的耳朵不习惯这样的刺激，电话放下了半天，我还没回过神来，耳朵里嗡嗡嗡地响个不停。

　　有了大女儿做铺垫，拨通李华北二女儿手机时我就费了些思量。也是当着李华北的面，拨通之后我直接把手机递到了李华北手里。我想的是，少了我所需要的繁复介绍，父女之间的交流会更顺畅更直接，因此可能会有更好的效力。李华北没想到我会让他接电话，接过手机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他的迟疑和不情愿。

　　李华北对着手机叫出二女儿名字的时候眼睛里突然泛起了潮湿。

　　我不知道电话那头到底说了什么，我能够看到和听到的只有李华北渐渐僵硬下去的表情和几欲失声痛哭而出的说话声。

　　李华北将电话递回到我手中的时候，对方还没挂断，我听到电话里一连串细碎的哭声。哭声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喂喂叫了几声都没能让对方停下来。然后我就听到对方说：“现在，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想这话应该是对李华北说的，他的二女儿一定是以为接电话的还是自己的父亲。

　　手机里随即响起了一连串的盲音。举着手机长时间地僵在那里，我真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李华北倒是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让人疑心眼下发生的一切，是他早就料想到了的。

　　没有家人来照看，我依然不能对李华北的治疗有丝毫的放松和怠慢。李华北的腿断掉的时候把小腿的皮肉也挫坏了，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严重的感染和骨折的不愈合，这样的恶果我是再清楚不过的，我惧怕它的发生。严重的感染和骨折不愈合，几乎就等于失去了一条腿。

　　我把这样的恶果讲给李华北听，但我着重讲的是如何避免它的发生。那些可能出现的恶果是李华北必须首先要明白的，我同时更希望李华北因此正视自己的病情和处境，放弃了此刻的治疗，几乎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下半生。

　　我的话惊住了病房里所有的人。我看到他们一个个渐渐睁大了双眼。然后我就听到病房里的人发出的叹息和此起彼伏的议论声。不久之后，议论声就变成了对李华北的劝解和安慰。此时的人们仿佛被施了魔法，目标和口径出奇的一致。

　　转变是无声的也是出人意料的。此后的日子里，李华北便真正变成了病房里的一员。人们像是约好了似的，哪家人先做好了饭，总不忘先盛上一碗递给李华北。谁家的人解手了，要去卫生间处理大小便壶，去之前总要顺便冲李华北问一句：“你解不?”病房里不时有人出院离开，继之就有另外的人住进来。新住进来的人看着同病房的人那么做，也就自觉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李华北显然是不太习惯人们对他的好，他觉得这里面包含有很重的施舍成分是他接受不了的，因此他接过人们递到手边的碗筷或者从被窝里端出大小便壶时动作就有些迟缓。这时候，就听到近旁的人催促的声音：“你快些噻!”那语气和神情，跟催促自己家里人一样，自自然然的，看不出有丝毫的勉强和怜悯。李华北这才仰起脸来，慢腾腾地伸出自己的手。

　　渐渐地，我就看到李华北脸上舒展开来的笑意。需要什么的时候，他就掏出钱来，微笑着交给病房里暂时空闲的家属。有时候是买早餐的稀饭和馒头，有时候叫中午或者晚间的盒饭。

　　我好几次见到李华北从衣兜里掏钱出来。他的动作小心翼翼的。我看到他打开钱包，将一叠面值不等的纸币取出来，握在左手指间，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则伸向舌尖沾了口水，然后一张一张地翻动纸币，每翻一张，左手拇指就快速地屈动一下，将翻过去的纸币摁住，嘴唇随之微微地无声地嚅动着。纸币清点完毕，却不马上揣进衣兜，就那么端坐在病床上，左手握着刚刚清点过的纸币，右手掌心向上，五指微屈，仿佛是要抓住什么。等他抬起手来看的时候，却发现手心里依然是空空如也。

　　李华北的一双女儿拒绝再接我的电话，我只好把电话打到了李华北所在的那个乡政府，乡政府的人倒是很理解也很配合，答应马上安排人员去做家属的工作。我相信了乡政府的人说的话，但直到第十天，依然没见有人来医院。此间我又和乡政府的人联系过几次，接电话的不是同一个人，回答却是一模一样的：“已经派人做家属的工作了。”看上去不像是搪塞和敷衍。现在早已不是为了逼迫人做掉肚腹里的孩子可以上房掀瓦进门牵牲口的年代，即便乡政府的人真的去做了李华北女儿的工作，结果也很可能是同样的无济于事，无可奈何。

　　我去病房征询李华北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请个记者来。我内心里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李华北所遭遇的困境，知道了就可能被唤醒。人们一旦被唤醒，李华北的事情就可能轻而易举地得以解决。

　　我的提议得到了病房里所有人的赞同和呼应，唯独李华北表现得出奇的冷淡。病房里的人不明白为什么李华北竟这样无动于衷，但我能感觉到李华北的冷淡其实是出于心底里的无奈和绝望。人们批评李华北，继而是鼓动。人们的七嘴八舌，李华北有些招架不住，最终点头同意了接受记者的采访。

　　我没告诉李华北的是，来采访的记者其实是我认识多年的朋友。李华北同意接受采访后，我立即打通了记者朋友的电话，朋友很是义愤，但对采访却提不起兴趣，因为报社几乎天天有人打热线反应类似的情况。“没有任何新闻价值。”朋友说。我说你就来看看吧。朋友很够意思，二话没说就赶来了医院。

　　《谁来为我们揭开谜底?》，这是记者朋友所写的报道的题目。报道将李华北简称为李老汉，还加了个副标题：《老汉震后修房跌断腿，有儿有女无人照看》。文章从李华北如何受伤，写到入院后的窘境，还提到了李华北所在的那个乡政府。从题目到行文，字里行间溢满了深刻的诘问和撼动人心的呼告，整个是我喜欢的风格。

　　朋友写好之后将稿子发给我，要我看看是否有什么不实的地方。其实我更希望看到报道写写李华北的过去。自打我在电话里听到他的二女儿说“现在，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就对李华北的“过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我相信世界上的事情都存在因果缘由，但我无从知道李华北有过怎样的过去，让自己的女儿对他不闻不问?我更无法理解，是怎样的事情能让父女之间如此割裂，形同陌路?

　　对此李华北从未向我透露一言半语，我暗地里希望记者朋友能够借着采访的时机“挖掘”出来，哪怕是蛛丝马迹。

　　作为报纸的社会新闻，我的要求显然有些过分和多余。可是我依然抑制不住心底隐隐升腾的失落。

　　但就是这样的一篇报道，最后竟没能见报。这是我没想到的。我更没想到的是报道所以没能发出的原因：“你不知道马上要开奥运会了吗?”报社的领导这么问我的记者朋友，记者朋友又将原话转述给我。

　　我听出朋友话语间的沮丧。已是8 月，“5·12”的创痛依稀尚存，这时候迎来盛大的奥运会本是再好不过的事，国人注重首次更看重奥运的欢庆气氛，我想报社是不想让李华北的事情败坏了人们的已经被点燃的好心情和好胃口。在个体与大众之间，个体往往是被轻视的一方。有时候这样的轻视堂而皇之，“一粒老鼠屎搅烂一锅汤”是人们一定要坚决杜绝的事情。

　　我向李华北隐瞒了报道不能发出的真相，我甚至没有告诉他报道没能发出。李华北所在的病房没装电视，也看不到报纸，记者来采访过后，李华北一直没问过结果怎样，他似乎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样子，因此我猜他应该是不知道的。

　　奥运开幕后的第二天早上，病房里的人不约而同地向我这里打听开幕式的情况。“肯定很好看噻。”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实际上，电视里直播奥运开幕式的时候，我正在病房里处理一个新入院的患者，也没能第一时间亲眼看到开幕的盛况，但我听到了看过开幕式的人们溢于言表的议论，看到了人们眉飞色舞的表情，我想那多半是因为欣喜。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You and Me

　　From one world

　　We are family……

　　我后来在电视里看过重播的奥运开幕式，亲耳聆听到刘欢和莎拉·布莱曼高唱《我和你》。简单易懂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曲调，却有着穿透纸背的感染力。我只听过一遍就记下了。我想若干年后，人们可能已经不记得奥运比赛场上的情形，但一定会记得这首歌，记得刘欢和莎拉·布莱曼的歌声。

　　因为病房没有新病员的加入，五个人的病情也都没有特殊的变化，查房进行得很顺畅。等我走向李华北床边的时候，他正眼巴巴地盯着我看。我熟悉这样的眼神，我知道李华北是有话要对我说。

　　接着我就看到李华北掏出他的钱包。他把钱包掰开，指尖伸入到钱包的最深处，让钱包尽可能地呈现在我眼中。钱包里，除了几张零碎的角票外空无他物。

　　然后我就听到李华北指着脚跟上的牵引说：“麻烦你给拆了，我回家。”

　　日子的慢，像钝刀割肉，再麻木的人也会想方设法斩断它。

　　看着李华北，听到他几欲哽咽的话，我的手就不由自主地伸向了裤兜的钱包，钱包里装着我几天前刚刚取回的稿费。我从钱包里抽出钱来，快速摁在李华北正摊开的掌心，转身离开了病房。我的动作快得连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我甚至不记得我抽出的是多少钱，也没来得及看看李华北那一刻的表情。事实上我是害怕李华北当着我的面掉出泪来，因为害怕，所以快速地躲掉了。

　　两周后，李华北就真的出院了。他先是向我求证奥运会闭幕的时间，我告诉他是在8 月24 日。他说那他要回去了，开幕式没看到，闭幕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的。我自然知道这是李华北的借口，我不相信他是为了看奥运会闭幕式才离开的。他显然是看出了我的不解，说：“你不开手续给我可以，反正我明天早上就走!”态度坚决得叫人哑然。

　　我没想到李华北会这么说，病房里的人也没想到李华北会这么说。我的脚步刚刚跨出病房门口，就听到身后的病房里传来一连串的叹息声，声音不大，但整体划一，清晰而分明。

　　2008 年的冬天来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捷。那天我正在办公室电脑前赶写病历，李华北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时隔几个月，他的头发还是整整齐齐地向后梳着，其间的白发似乎更密了。见我抬起头来看他，李华北冲我大叫了一声：“李医生!”然后就咚咚咚，一阵风似的走到我跟前。

　　我一直想象不出李华北是怎么回去的。那时候，他的腿才治疗了不到六周，离愈合还很远。他一个人，怎么坐上公共汽车，又怎么承受一路颠簸，辗转到家?

　　我更想象不出，没有了正规的治疗，李华北的腿是如何一天天愈合起来的?

　　我看着李华北，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同时看到李华北身后跟着一个女人。三十多岁的样子，嘴唇涂抹得红艳艳的，浑身洋溢着浓烈的香水味，我老远就闻见了。李华北介绍说，那是他请的律师，他摔断了腿，修房的那家人一直不付医药费生活费营养费，只好请律师打官司。

　　女人一直沉着脸，好像压根就没听到李华北的话。在李华北指着她说是律师的时候，她瞪了李华北一眼，脸上忽地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红晕。

　　女人不说话，李华北于是自顾自地说了起来。他说他知道医院里的账还没结，还有我借给他的钱，他原本是打算那家人付给他之后一并来还的。但那主人家很不够意思，一直不肯付钱。所以他来找我，要去为他开一份证明，证明他确实断了腿在医院治疗过。

　　从我手中接过证明，李华北拿眼快速扫了一遍，脸上浮起会心的笑意。我看着他掏出钱包，那是一个崭新的皮夹子。他把证明折叠了几下，然后放在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伸进皮夹的底部。他的动作还是那么小心翼翼。装好证明，顺势合上皮夹，又小心翼翼地揣进衣兜之后，他似乎还不放心，抬起手掌轻轻地拍打了几下衣兜。

　　离开的时候，李华北走在了女人的身后。女人的高跟鞋走出了老远，李华北才走到门口的拐角。李华北停下脚步，回过头看着我，突然冲我挤了一下眼，然后笑呵呵地走了。

　　我抬起手，准备叫住李华北，却只听见一阵咚咚咚远去的脚步声。转眼四五个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李华北的那个回头，记得他挤过眼后笑呵呵的样子，记得他急匆匆追赶女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