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要奔赴武汉

　　2020年新年，新冠肺炎病毒暴发，武汉地区尤为严重。2月8日元宵节，刘轶接到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通知，前往武汉支援。

　　2月10日,刘轶就和7个同伴搭上火车出发，他是队长。

　　一夜车程，第二天凌晨到达武昌，空气冷冷飕飕、灯光昏昏暗暗，站台上冷冷清清，只有来接他们的武汉同行。气氛极其压抑。

　　刘轶带着队员立刻到武汉市医疗急救中心报到。上海车队8个驾驶员，分配到5辆救护车，还有8个内蒙古派来的跟车医护，搭档执行任务。

　　2月12日清晨，刘轶正和妻子通电话，命令来了：到协和医院接病人。

　　急救车立刻赶到医院，刚刚停下车，就看见十多个人缓缓向急救车走来。内蒙古的医生不停搓手：“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哪?”

　　眼下，只要碰到一个新冠病人，大家都如临大敌，更何况眼前一 群新冠病人要上车!刘轶沉着地打电话给指挥中心：“怎么接那么多病人?”中心回答：“你们开到住院部去接病人，接3个，不是在门诊部。”

　　刘轶总算喘出一口粗气，我的天哪，也有3个新冠……

　　没想到眼前却迷蒙起来。因为穿着救护服开车，全身封闭，护目镜里的雾气凝成水滴，眼睛完全看不清了。

　　呼吸也是极其困难的。能不能少呼吸呢?不能，本来防护服内就缺氧，头昏脑胀;能不能用嘴大口呼吸?也不能，呼吸量太大，雾气形成的速度更快;能不能只用鼻子慢慢呼吸呢?更不能，也容易缺氧。缺氧的表现是反应变慢，瞌睡。

　　下班后大家交流心得：实在受不了，就深吸两口气，慢慢吐出，再把车速降低，以缓解大脑的缺氧，减少护目镜积雾。

　　上海急救队就这样在协和医院、同济医院、金银潭、雷神山、火神山，还有方舱医院之间，来来回回跑。这些地方，没有一个是安全的;运送的很多是危重症病人，每一个都带有极强的传染性!

　　突然要奔赴抗洪第一线

　　刘轶高中毕业18岁时，考个B类驾照。秋季部队恰好来征兵。首长问：“你有什么特长?”

　　刘轶答：“我会开卡车，算特长吗?”首长说: “好，派到汽车连去。”

　　2003年7月3日， 淮河发生特大洪水，中央军委命令：支援抗洪。战士们跳上刘轶开的军车，直奔淮河而去。赶到淮远河段，只见洪水冲垮河堤，如猛兽扑向农田农舍，四周一片汪洋。

　　司令员命令：“第一梯队往水里跳!”

　　于是，每十个战士用粗绳穿成一个“肉排”，扑通扑通跳进洪峰，绳子的两头拴在卡车的车身上，几百个战士赤身裸体挡在缺口，巍然不动。

　　刘轶是汽车兵，负责开车，负责绑绳子，他也站出来请战：“我也来堵缺口!”团长命令：“你到第二梯队，把沙袋往缺口扔!”

　　刘轶跳下车，扛起了沙袋，和他的500个战友一起，拼命扔沙袋。他的身后还有第三梯队，专门往袋子里装沙土，也是500条汉子。

　　堵到下午4点，人胜了，洪水输了。

　　回到团部，团长才发现汽车兵刘轶已经48个小时没有合眼，不知扔了多少沙袋，不知开了多少路程。

　　因为刘轶的出色表现，团部评他为“优秀战士”，并批准了刘轶的入党申请。

　　突然要开始双线作战

　　因为上海急救队的规范、高效和顶真，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刘轶所在的上海援鄂急救队要接受双重领导：中国红十字会和武汉急救中心。上海急救队成为唯一一支双线作战的急救队。

　　任务更重了，外转运加上同济医院内转运，急救车来来回回马不停蹄，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有时候一天要开6个小时的车。大家只想着用最快速度把病人转移到定点医院。

　　最忙时，上海急救队一天要出车30趟，最长的距离是70公里。每天运送病人几十甚至上百个。大清早出车，有时候回驻地已经晚上10点多了。什么时候用餐?什么时候上厕所?什么时候饮水……这些都很“奢侈”，能忍则忍，能熬就熬。为此，他们尽量少喝水，尽量不小便,即使要小便也拉在纸尿裤上。

　　按规定，一辆急救车必须配备一个驾驶员，一个医护人员，一个担架员。那个时候是“战时”，担架员都没有了。刘轶除了做驾驶员外，还要下车当担架员。

　　要把病人抬上救护车，或者送到病床，此时，脸对着脸，手勾着手，不是零距离接触，而是亲密接触了，感染的风险非常大!可刘轶他们早已经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第7天出征前，跟车的内蒙古陈护士告诉刘轶：呼和浩特寄来的防护服收到了。刘轶竖起大拇指。

　　原来，第一天出征时，刘轶发现内蒙古来的医生护士竟然没有带防护服，赤手空拳，就一只口罩。

　　上海队员带来的320套防护服，如果让内蒙古医护一起用，一天32套，10天就用完了。怎么办?两难。刘轶一咬牙：“你们先借着穿吧，我们是一辆车上的战友，命都绑在一起了!”

　　刘轶帮陈护士拉上拉链，贴上胶条。她好奇：“刘队，你怎么那样熟练呢?”

　　其实，2009年中国暴发禽流感时，刘轶就已经“操练”过无数遍。那时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接到任务，在浦东国际机场设立点，专门在口岸检查旅客发热，一旦有禽流感症状，立刻送医院。

　　刘轶在浦东国际机场穿了半年的防护服，在宾馆住了180天。天热，穿上防护服，密不透风，半分钟全身湿透。水，没法喝;空调冷气, 吹不进来，他就这么坚持着，直到禽流感流行结束。

　　刘轶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似乎老是在险境中穿行，老是面临着危难。

　　一次，救护车往火神山疾驶，跟车护士报告刘轶：“病人心电图显示心律不齐，意识模糊了。”刘轶立刻加大油门，车到火神山，他立刻用扩音器喊话：“快快安排救治，病人不行了!”

　　医院医生跑出来，把病人推到重症救护室抢救。刘轶吁了口气：病人生命体征还在。用老百姓的话说：还有救!

　　还有一次，刘轶开车送一位重症的老太到医院，可是老太怎么都不肯下车: “我们家老头呢?他送到哪里去了?他是不是死了?”

　　刘轶反复解释，说后面马上就到了，说你家老头跟你不是一个病房的，所以 没安排一辆急救车送……没用，老太就是不下车。刘轶只能开车再去接老头。老夫妻俩见面了，老太才下了车……

　　刘轶和他的伙伴们就这样和时间赛跑，和生命赛跑，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在武汉执行任务的40天里，上海急救队一共出动738车次，平均一天要跑18次。他们驳运过2626个新冠病人，其中重症255人,轻症2731人，没有发生过一次车辆安全事故。

　　40天之后，当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渐渐好转，刘轶带队的赴武汉急救任务也就告一段落，8位经过生死考验的战友顺利返回上海。刘轶也完成了心愿：第一，圆满完成武汉的急救任务;第二，把7个战友平安带回上海。

　　刘轶回来后，被上海市文明办评为“致敬，最美守护者”公益形象展示代表。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这是刘轶获得过的最高奖项。

　　如今，刘轶依然是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一名普通驾驶员。也许到某个危难时刻，又需要他挺身而出，穿越险境，让更多大难临头的人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