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拉的病房在住院部三楼。走出电梯，每向前迈一步，我的心脏就要承受剧烈的冲击，感觉随时都可能破膛而出。到了病房门口，我屏住呼吸，透过门上的观察窗朝里张望。房间中有两张护理床，靠门的一张空着，菲拉躺在靠窗的床上。惨白的灯光下她色如死灰，面容却平静而安然，左手静脉插着输液管，一滴滴透明的白色液体沿着塑料管壁缓缓流淌，延续着她脆弱的生命。床边的折叠椅上坐着两名女子，背朝房门，从衣着发型来看，可能是菲拉的同学和老师。我久久伫立在门外，没有勇气推门进去，走廊空无一人，寂然肃穆，如同十二月的墓地。

　　离开医院，我径直去了麦尔驻唱的酒吧，他正在台上演唱《波西米亚狂想曲》，我躲在昏暗的角落里喝啤酒。后来的事便没了印象，醒来时我已躺在公寓的床上，灰白的天光濡染房间，一切都显得死气沉沉，了无生机。

　　隔天我再次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踏入医院，却被告知菲拉已经出院。随后我又去公寓找过她两次，仍然未果，第三次去时，房间换了新的租客。也许她再也不愿见到我，不过在此之前，无论如何我也想当面向她表达我的歉意。最终我去了菲拉的学校询问她的情况，教务处的老师告诉我，几天前她刚办理完休学手续。从此我便再也未曾见过菲拉。硕士毕业后我回了中国，许多个悲喜交加的赛季弹指而过，我始终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就像一根尖细的鱼刺不深不浅地插在心头。

　　每逢拜仁的比赛，我都在心中为她祈祷，希望能有一根结实的稻草——音乐也罢，足球也罢，某个深爱她的人也罢——将她拉出泥潭。当镜头扫过安联球场的看台，我总是打起十二分精神，目不转睛地紧盯屏幕，不放过任何一帧画面。若是在那些洋溢着热情与希望的脸庞中倏然闪过一张熟悉的笑靥，世界该是何等的妙不可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