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间单身公寓，有一扇朝南的窗户，站在窗前隐约可以看见我住的地方。客厅布置简约至极，一套布沙发，一张玻璃圆桌，角落里窝缩着一个小书柜，上面摆着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几本心理学相关的书。我们坐在沙发上聊起近况，她很长时间没有关注过拜仁的比赛了，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包括生活本身。

　　“明天和我去安联看球吧。”我再次提议，“也许到了球场，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害怕。”她说，“我感觉自己被谁扔在一艘摇摇欲坠的小船上，处于无边无垠的海的中央，湛蓝的天，湛蓝的海，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连海平线都模糊不清。小船在海面颠簸，没有方向和期望，我只能瑟瑟缩缩地紧紧抓住船舷，不敢轻举妄动。小船随时都可能因为失去平衡而侧翻。”

　　“可是我们生活在实实在在的陆地上，你是不会沉入海底的。”我试图瓦解她的幻想，“那不过是一场噩梦，一个虚构的场所，你将自己禁锢其中，一旦你坚定信念，发自内心地想醒过来，想走出幻境，就没有什么能困住你的心。”

　　“我做过无数次艰苦的尝试，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到头来全都是徒劳。”她的脸痛苦地扭曲着，“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无法理解她所说的尝试与努力具体指什么，就像我根本不清楚抑郁症为何物一样。但那时的我年纪尚轻，阅历颇浅，执而不化地以自己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对一知半解的事物也敢仅凭似是而非的主观印象便大言不惭地妄下结论。我肤浅地认为抑郁症并不是什么令人窒息的洪水猛兽，甚至觉得可以通过我自认为客观理性的说教式规劝加以治愈。

　　“菲拉，你还记得我们一起看球时的心情吗?”

　　她那双蓝眼睛冷冷地扫过我的脸庞，茫然若迷地摇了摇头。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我遽然生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怨怼之情，“你拥有众多珍贵的宝藏——漂亮的容颜，健康的体魄，美好的年华，和睦的家庭，优渥的生活……在这个千疮百痍的星球，你比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更为幸福，要知道世上还有许多人每天都在为吃饭发愁，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当下的生活呢?你的人生才刚刚起步，浩瀚的宇宙中有万千闪烁的星辰正等着你来摘取，如果你就此将自己封闭起来，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不要再说了。”她幽微的声音略带颤抖，透出焦躁不安的情绪，“那不是我能控制的。”

　　“你还是拜仁球迷吗?如果是的话怎么会不愿意看他们的比赛呢。或者说你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球迷，仅仅是从众心理在作祟。”

　　菲拉脸色苍白，眼中流出悲伤与无助，左手捂住胸口缓缓调整呼吸。见此情形我便不再言语。半晌之后，她以身体不适为由向我下了逐客令。我心烦意乱地回到公寓，坐在沙发上喝啤酒，麦尔回来时，我和他讲起了菲拉的事。麦尔说我不该对她说那些话，因为在芬兰抑郁症是很常见的事，这跟那儿的环境和遗传有关，对抗抑郁症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除了需要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还需要强大的意志力，芬兰人的“SISU精神”便是他们面对此类困境时的力量之源，而我说的那些荒唐透顶的话，会对菲拉的病情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我印象中芬兰一直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度之一啊。”我感叹道。

　　“因为不幸福的人都自杀了。”麦尔神色肃然地说。

　　他给我普及了一些抑郁症的常识，与我想象中的无病呻吟抑或杞人忧天完全不是一回事。我没想到麦尔竟然对抑郁症如此了解，他向我解释道，十七岁那年夏天，他也曾差点被卷入抑郁症的旋涡，幸好他抓住了音乐这根救命稻草。我的心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胃里的啤酒翻起苦涩的浪花。无知而多言，何尝不是一种恶呢?

　　第二天在安联球场，我的心情前所未有的低落，随着周遭球迷的情绪高涨，我感到愈发孤冷。纵使拜仁取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也没能唤起我作为球迷应有的炽情。球场上方大屏幕上的比分定格为六比零，至于这六个球是哪些球员打进的，我则一点儿都不记得。比赛结束后我直奔菲拉的公寓，迫不及待地想要洗刷积压在心底的耻辱感和负罪感。

　　敲了三声门，无人应答，停顿五秒后，我又敲了三下，就这样重复了一分多钟也没人开门。正当我要离开时，隔壁房间的门开了，一个亚洲面孔的中年妇女探出身子，她告知我这间屋子里的女孩今天早上被救护车拉走了。近日菲拉房间的卫生间排水管漏水严重，为了尽快修缮，房东支付了高额的加班费，预约维修工周六上午前来，他来之后联系不上菲拉，只得让房东过来开门，两人进去后发现菲拉一动不动地侧卧在床上，空空的安眠药瓶滚落在地。听完她的讲述，我的大脑有几秒仿佛处于真空状态，接踵而至的麻木感传遍了四肢。我向她打听了医院地址，神不附体地下了楼，拦下一辆出租车赶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