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台北，天甚晴、海甚蓝、人甚惬。紫藤庐主周渝先生知我喜海，租了一辆商务车，一共6人，8点多出台北，往东北海岸，一路逶迤。中午，在基隆附近的一个海湾停车吃饭时，周渝接到一个电话。合上手机，他说，龙应台等下要带朋友去紫藤庐午餐。其实茶馆本非午餐之地，只有简餐，而紫藤庐的简餐却是简而又简;但，龙应台等人却常来此聚会。

　　紫藤庐位于新生南路三段16巷1号，现在已是台北显名一时的艺文茶舍，可是它的前身，却是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的高等官舍。1950年以后，它成为国民党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周德伟的住所。进得一楼房厅，右面的墙壁上有周德伟的一帧照片，那是他60岁生日那一天拍的。一袭传统长袍，身后是一副对联。工稳的隶体出自湖南省原省长赵恒惕，联句则是周德伟的自拟：“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几天后，在那天也一道出行的台北政大一位老教授家里，说及这副名对，他快人快语手一挥：上联是骂知识分子的，下联是骂蒋介石。

　　对子倒未必是骂蒋介石，但周德伟却没少骂蒋氏其人。周渝是周德伟的幼子，幼年时，他父亲常会邀一些朋友或学生到家聊天，但那场面常常不是那么令人如意。周德伟有时会陷入一种恶劣的情绪中，当他用湖南话大骂蒋介石时，那乡音在周渝耳中分明就是“蒋该死”。周虽为国民党官员，却厌蒋。1950年代初，他在自己的家中办过一个自由主义沙龙，每两周一次，来者有殷海光、张佛泉、徐道邻等，但维持半年多就难以为继了。因为他家巷口对过有一个小糖果店，那个30来岁的长脸店主是特务，任务就是监视他们家。他家的电话提起来，话筒里经常会有声，周渝的大哥告诉他，这是电话里头在录音。

　　那天在基隆海边午餐后，又驱车往基隆山上去喝茶。那是一座面海的山，我们到的地方叫“九份”，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即在此拍摄。晚饭在山上，周渝讲过这样一段，监听的特务听久了，有一天见到周渝母亲时，悄悄递话：告诉你们家周先生，别再骂小蒋先生了(指蒋经国)，尤其不要在电话里骂。蒋经国当时是台湾情治系统的头子，那天车过基隆的某海湾，我还瞥见他那状若和蔼的露天雕像。在台湾地区，蒋经国现在是中华民国历任总统中民意指数最高的一位。但，我本人对任何权力者都没有兴趣，因此，看过太多类似雕像的我，即刻把眼睛移开去看海了。

　　周德伟是财政部的关务署长，台北情治系统自然不会轻易把他怎样。对他的监视，只是一种态度，或者，一种威慑。周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蒋介石本人在理念上极为反感自由主义。还是1943年，蒋在《中国之命运》中批评：“五四之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蒋认为这两种主义的流行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1949年国民党海峡败退，共产主义在大陆，自由主义就在台湾了。因此，当时蒋氏系统的白色恐怖，针对的对象之一就是自由主义。何况，周德伟的自由主义是古典一路，力反一切集体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由于计划经济其实是政府经济，由政府主导，它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扩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府本身几乎都有计划经济的本能，蒋氏的国民政府也不例外);这样，周德伟的自由主义沙龙，自然不为国民党情治系统所容。反过来，周德伟对国民党尤其蒋氏父子，亦情感极恶。即使今天，我从周渝身上，亦能感受到他对国民党的反感。这是积怨了，www.xinwenju.com它来自他父亲，也来自他自己的童年记忆。

　　那时的紫藤庐还不叫紫藤庐，周德伟把自己的住所命为“尊德性斋”，这是他作为自由主义者尊传统的一面。1950年代的自由主义沙龙，到了1960和1970年代时，台湾民主运动出现，它又变为岛上党外运动的聚会场所，像今天台岛的政治人物陈文茜等，当年就经常出入此地。待至1981年，周德伟已定居美国若干年，由其子周渝将此宅辟为茶馆，并命之为“紫藤庐”，而后它便脱离政治向文化场所转化，逐渐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品茶论道的地方。

　　回顾紫藤庐的历史，周渝认为“左派、自由主义和传统”是支撑紫藤庐的“三只脚”。历经自由主义沙龙和左派运动，而今的紫藤庐，更自觉往传统的“文化道场”方向转型。今年恰逢五四90周年，紫藤庐围绕五四有系列讲座，其中5月23日晚“紫藤庐的人文传统以及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主讲者正是庐主自己。庐主认为，当年新文化运动把传统文化简化为“封建思想”，这在今天，需要很好地反思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