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是没有打算念初中的，家境贫困不说，家里离学校太远，我又矮小瘦弱，要背上一周的杂面锅饼或熟红薯去学校，我的确勉为其难。但父亲坚持要我去读书，他说只有知识能改变命运。像你这样矮小瘦弱也不适合干农业，放一群羊也只是初入农门的过渡，今后犁地放耙，打麦扬场，扛粮入库，使唤牲口，你未必干得了。父亲还说，家里现在的确是万般艰难，但再怎么难，咬牙也要供你读书，只要你读得进去。父亲叹息道，相信你吃不了干农活的苦，但读书的苦你应该吃得了，看你从读书到现在的状况，你应该是块读书的料。

　　还记得初中招生考试后，回到生产队放羊，作为小羊倌，生产队的会议我和永福也要参加。那天，在队上榆树下开会时，队上社员们看到我第一次参会，众人议论纷纷，都是议论我考了全县第一名这个话题。　　 噫，瞅瞅人家都是会念书，考一次就考恁好，咱队的福庆都考了三回啦，也沒有考上。　　 咋着，登科叔，恁咋教哩呢，恁孩咋恁样会念书呢?　　 噫，听永福说，红润叔不想去念书了，那不中哦，咱这儿考个学难得弄啥似哩，这红润叔考恁好，咋还不打算去念学哩?甭犯糊涂

　　啦，读书好，文化人总比庄稼人有出息!　　 听了大家的议论，父亲让我继续升学读书的意愿更坚定了。父亲下决心让我去太康八中读书，他不知从哪为我筹措了学费，又让四姐将她们盖的那床被子折洗干净缝好，为我打好包，又让四姐为我贴了十多个锅饼。这样我背着铺盖卷和十多个锅饼终于踏进了太康八中，开始了我一个农村少年的初中求学之路。

　　太康八中座落在逊母口镇的最西南面，学校面积相当张君白小学的三倍，应该有将近三十多亩地吧。学校都是平房，且与张君白小学的格局类似，只是房屋多了许多。教室和教工宿舍、学生寝室都是座北朝南的布局。东西方向房屋的设置不同，东面相邻两排，四间教室，每两间教室共山墙为一排，中间隔开很宽的平地为下课时学生活动的场所，依次从南往北十二间教室。　　 西面从南至北三排房屋与东面教室排成一线，三排共有二十四间房屋。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保管室和学校的综合行政办公室都在南面一排。后面两排十六间房屋则为教师宿舍兼各自的办公室。再往北便打乱了排序，分别是学校图书阅览室，教师食堂，公共厕所等设施。

　　学校的西南面一大片菜园子，有水井，学生馏馍的伙房，负责为学生馏馍的厨工和种菜的师傅各一间住房。东南面则是学校的大操场，有跑道，篮球架和乒乓球台，但都极简易。跑道是炉渣铺的，篮球架操场上倒是有两副，但全是极简易的架子。一根埋在地下竖立的木柱子，柱子上钉了一块横着的四方篮板，篮板是由三四块木板一一拼接的，篮板上钉有一个投球的圆铁框，但却沒有篮网。那时体育课在中小学都是不被重视的，上体育课也仅仅训练学生操练队列和集体跑步，剩余的时间自由活动，或打篮球、乒乓球，踢毽子或回教室完成作业。　　 其实太康八中是一所办学规模极小的初级中学，三个年级六个班加上每个年级另设一个自费的民办班，共九个班。老师二十多个，最高学历是开封师范学院和新乡师范学院毕业的本科生，大约占老师人数的一半，其余则是商丘师专，南阳师专，许昌师专等师范专科学校分来的大专毕业生。那时太康县归属商丘地区，后来才划到了周口地区。学校有两个淮阳师范毕业的中师生，是从小学选拔上来的教学尖子，但也只是负责民办班的教学。

　　记得我进学校读书的第一个星期我就动摇了，想打退堂鼓，因为我带的十几个锅饼，第三天就长满了长长的白毛，全都霉了。将锅饼一掰开，能扯出许多的丝丝来，粘粘巴巴的，酸涩难下口。那时学校一个寝食二十多个学生，睡的是砖头垒的统铺，每个学生一块床板，大多是将被子垫一半盖一半。床头上方有一根横木，专为学生拴绳系自己的馍筐。学生带的馍送到学生伙房用各自写有自己名字的馍袋装好，放在四方的蒸屉中蒸热。然后或喝大铁锅里馏馍的水，或去井里摆一桶井水就着吃馍。比之《平凡的世界》里描写孙少平去伙房吃饭的情景还要艰苦得多。这还不算，头三天所带的锅饼还不坏，后三天所带的锅饼变馊长霉发臭，放蒸屉一蒸粘成一团糊，根本就不能吃。

　　不读书了，退学吧，何况家里太苦了。当打退堂鼓的念头涌上脑海时，我耳边又想起父亲的教诲：“读书的苦你应该吃得了。”同时我也想父亲不知是如何千难万难为我筹措的学费。我甚至在想，我读书背走了一副铺盖卷，父亲带着姐姐弟弟住在漫截地那处孤零零的小房子里，五口人是如何挤在一张土砖垒的秸秆床上共盖一床被子睡觉的呢。想着想着，我泪流满面，哽咽起来。我和着泪水把变馊发霉发臭的锅饼投进口中，我不敢咀嚼就吞进肚子里。胡乱吞咽一块发霉的锅饼后，我擦去满脸的泪水，坚定地走进教室。　　 后来，离开豫东许久许久，每当看到街市流浪汉翻吃垃圾桶里的饭食，我都会想起我在太康八中求学时吃的那变馊长霉发臭的杂面锅饼来，心里总是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同时我会机械性地搜索着口袋，把够买份饭的零钱，塞到那些流浪汉手中。

　　在太康八中读初一时，班主任老师叫曾领善，他只教我们地理一门课程，是专科毕业生。他教学水平很一般，口齿不伶俐，课堂无章程，上课手握一本教材，照念书本稍作解释便完成一堂课。他极不喜欢学生提问反诘，他常常支吾着回答不出所以然来。然而他脾气不小，修养也不到位，挖苦学生却很有一套。而且鸡肠小肚，睚眦必报。只要是课堂上反诘过他的学生，他都记着你，不是当堂对你发一通脾气，就是日后寻找你的不是，大泄私愤。这是我这一辈子在求学之路上遇到过唯一一个难称其为老师的老师。　　 班上同学大多不喜欢他，好在他教的是地理，不是主科。课堂上没听懂的地方，下课后温习一下书本也就懂了。何况课堂上，他除了照本宣科地念教材外，还故作高深地诠释着也许连他自己都云障雾罩的问题。同学们对照课本一看，往往忍俊不禁，十分简单的问题被他解释得复杂难懂，这也正是他和学生起冲突的主要原由。

　　在班上曾领善不喜欢活泼外向的学生，这些学生成绩虽好，但太喜欢和他抵牛和他冲突。有好几回都闹到了教务处和校长那里，当然这些学生都被校领导批评警示了，因为那时的太康八中以追求升学率而闻名全县。学校需要学生安份守己，埋头苦学，不要和老师去过多的较真。曾领善他喜欢家境好一点，性格内向一点，甚至是有点温吞水，不大爱吭气的学生。毕竟这些学生听话服管，从不与他冲突，哪怕他们的成绩上不去。这一点也是班上多数同学腹诽他的地方。后来，我自己当了老师，我每每想起曾领善时，我总是觉得，为什么他与大多数老师不一样呢。大多数的老师喜欢成绩好一点的，聪明伶俐一些的学生，他却正好相反。

　　曾领善也不喜欢我，因为我在他课堂上曾对他讲错的地方质询过。那次是他讲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讲到了淮阳地名时，他解释山南水北为之阳。我问他，曾老师您说淮阳离淮河远，离黄河近，那为什么不把淮阳叫做河阴呢?其实这个问题极好回答，因为淮河改道向南流，在淮河以北的淮阳遂离淮河越来越远，离黄河越来越近，淮阳是淮河改道之前的地域名。曾领被我反问后，一时语塞，显然他没有认真备课，他这个……这个，结巴支吾了半天沒说出个所以然。在全班同学的笑声中，他居然说，这个同学虽然个子小，但思想很顽固。同学们更好笑了，有个同学说，曾老师个子小与思想顽固有必然联系吗?曾领善立刻拿起一截粉笔头就朝那同学投掷过去，全班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不过曾领善虽不喜欢我，但因我小学升初中的考试成绩很好，学校又极重视抓升学率，校长常向曾领善询问我的成绩，所以他也没对我怎么样。毕竟我的主科成绩一直在班上遥遥领先，除曾领善之外，其他教我们班的老师几乎个个喜欢我。尤其是我的语文老师李华先生。

　　李老师是开封师范学院毕业的本科生，她父亲原是太康县城的大地主，她一个哥哥是太康县城有名的医生，但大学毕业后她们兄妹都分到了太康较偏避的地方行医或教书。李老师的爱人桑老师是部队复原分配在我们学校的政治老师，也是大地主家庭出生的。但因他解放战争时早早投笔从戎，在解放军的部队任文化教员，总算洗白了自己的政治成分。

　　李老师气韵文静，气质贤淑，中等身材，眉目清秀。齐肩秀发衬得她容颜俏丽，笑靥如花。她讲话如银龄般清脆如山泉般悦耳，让人听起来如坐春风。她的课堂虽不甚深广，也少有旁征博引的洋洋洒洒，但也是线索明晰，条理清楚，诠释详尽，绝无疏漏。她喜欢我写的作文，我们的师生情谊也是缘如我那篇初中招考的作文“记一个有意义的故事”。

　　我三五岁时在长沙道湖那个如诗如画的傍水村落，那棵百年巨大樟树下就被廖伯伯的神怪故事洗礼过。后来又在电力学院的小伙伴陶小毛家那堆积如山的绘本连环画中被许多的中国古代文学陶冶。再后来就是三四年级时读小说入了迷，及至小学毕业前夕，紧张的学习间隙中，我的语文老师韩保靖还让我阅读了许多的现代小说。所以移花接木编个把故事并绘声绘色地写出来就不算难事。其实，现在想来我那篇招考写的作文也并不出奇，只是故事合逻辑，情节较生动罢了。作为小学毕业生，可能我的作文水平较一般同学稍高一点点吧。　　 李老师在给我们班上第一节作文课时就把我那篇作文读了一遍并大夸特夸，上纲上线。说我的作文主题鲜明，讴歌正义;说我那篇作文人物鲜明，描写讲故事的老人维妙维俏，形象生动;说我的作文语言流畅，平易不失华丽，清韵又隽永……夸得我极不好意思，但又迴避不了李老师那份真切的热情。这以后每次作文课之前，李老师都要我先写一篇她命题的作文给她过目，然后她批改后便将我的作文以范文的标准在班上指导或讲评。同时，她还给我好几本空白作文本，让我即兴为文，文体不限，字数不限，体裁也不限。我记得初一时，在李老师指导下我乱七八糟写了许多作文。至今记得有小小说《风吹锁呐》、《古潭寒影》，散文《高粱红了》、《父亲的心事》《放羊一日》。其实，这些作文素材全来自听过的故事和自己经历过的事，只是挥发一通，乱编一气而已。像《风吹锁呐》就是写的我二舅吹锁呐的一些往事。但李老师每每阅读后都大加赞扬，她还将我写的这些东西推荐给初二、初三的语文老师看。这一看不打紧，初二初三的两个语文老师也就常常出题要我写作文，经他们批改后作他们指导初二初三作文教学的蓝本。

　　我初一的数学老师叫陈东，初二时他又做了我的班主任。陈老师的课讲得很好，他思维敏捷，口齿伶俐，数学教学的基本功很扎实。陈老师和我的外语老师黄振祥都是师专毕业的同校同学，又都是太康本地人，俩人关系很亲密。陈老师当班主任，他班的学生周记很多时候是黄老师批阅的。他们俩人还很喜欢打篮球，那时学校体育设施差，下午课后打篮球便是学校师生最热衷的活动。学校虽不重视其他体育活动，但却极重视打篮球，为此学校还专门成立了一支学生篮球队，偶尔会参加县初中学校的学生篮球赛，陈老师和黄老师都是校篮球队的副教练。

　　陈老师很喜欢我，因为我们班上前排四个年龄小，个子矮的男同学跟着他学数学的兴趣十分浓，数学成绩也好，在课堂上和程老师互动起来生动有趣，这也带动了全班同学学习数学的兴趣。陈老师喜欢我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参加初中招考时，他是我那个考室的监考老师。陈老师在我入学报到时，很有兴致地跟其他几位老师说，看就是这个小同学考了全县第一名。监考时我在考室逡巡时，我一眼就感觉这个小同学会很不错。当时他既投入又好像满不在乎，心无旁骛的边答题写作文，又边玩钢笔玩橡皮擦。我走到他身边，他望着我甜甜一笑，两只大酒窝十分可爱。我一看他的试卷，字写得蛮不错，卷子干净没有乱涂划，工工整整清气爽朗的。陈老师的介绍引得许多为新生报名的老师纷纷聚焦在我身上。不过我对当时考试的一些情景已淡忘了，但我却记得监考的是陈东老师。

　　我从小喜欢唱歌，这是受了姐姐们的影响，跟着姐姐我学会了许多电影插曲。刚进小学我就登台独唱“桂花开在桂石崖”，也不管高调低腔，还有台下师生和家长们的哄堂大笑。从那以后曲不离口便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我唱歌哼曲不受情绪所控，高兴和犯愁我都会用歌曲表达我的心声。到了太康八中，这种情形有增无减。我在班上写作业也好，下课在寝室和校园也好，总是自顾自的啍唱着，很快同学和老师都熟知了我这一特点。

　　那时，学校没有音乐教师，也就没排音乐课，而且来自农村的同学们都只会唱豫剧不会唱歌，偶尔唱的歌不是跑调就是用的豫剧声腔。语文课上，数学课上，有时李老师和陈老师就让我站起来唱一两首电影歌曲。我那时心智还不成熟，也不怕出丑，不怯场，张口便唱。每每我一曲唱罢，李老师和陈老师都大为赞赏，说我童声嘹亮，声线干净，情感丰富，歌声很有感染力。读一年级时，陈老师既教我们的数学又是学校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毕业班学习紧张，课业负担重，陈老师常隔三差五地让我去他们班唱歌给同学们听，说是可以舒缓同学们的压力。于是初三有几个同学遂成了我极要好的朋友，其中半个多世纪一直和我保持联系的一个同学叫杨彬林。

　　之所以半个多世纪，我仍和高我两届的同学杨彬林保持着联系，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忘不了彬林兄待我亲如兄弟的恩德。杨彬林的家是和我老家张君白村相邻的冢子杨村，他也是张君白小学毕业的，只是我从长沙回到豫东老家那一年，他已经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太康八中。后来我进初二时，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太康高中。我们仅仅是同学了一年，这还是陈老师安排的以歌为媒介，让我和杨彬林认识并成了好朋友。近七十年的人生，我体会最深刻的是人与人结交讲究的是缘分。和你有缘的人，那怕第一次见面也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情缘，不管男女都是如此。我和杨彬林就是这样，冥冥之中似乎早就结成了一种深厚的情缘。当然更多的是我佩服他的才华和学识，我敬仰他的品行和为人。

　　我和彬林兄认识后，我们无话不谈，我们心心相印。用现在的话说，我和彬林兄三观高度的统一。那时我们谈得最多的自然是文学的审美意识，彬林兄读了许多文史哲方面的书，他在文学方面的认知要高出我好几个层次，因为他把文史哲通融一体，相互照观，所以文学的审美意识就更加全面立体了。我从他那儿获益匪浅，我的作文更是进步神速，因为我开始在作文中去理性的思考一些人和事了。彬林兄的作文写得极好，看了他的作文我实在是有些汗颜，比之我的作文，他要高出几个档次。他的作文内容丰富，结构严谨，平易的语言中透着股子贵族气，洋洋洒洒豪放大气，而且文中的生活气息极为浓郁，读他的作文很是一种享受。

　　那时每每我们在一起吃馍时，彬林兄看我家的锅饼杂面成色差，他就把他的让给我吃，他则吃我的。他还说我是南方回来的，过不惯这样的苦日子。他是土生土长的河南豫东人，过苦日子早已习惯了。我和杨彬林在太康八中一块吃那些苦涩难咽的锅饼窝头的情景，永远都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都挥之不去。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彬林兄参军去了，再后来他在部队提了干，将家属也带去了部队。他的爱人也是我在太康八中读初中的同班同学，一个叫做李爱莲的智慧女子，靠自学从赤脚医生做到了卫生学校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