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西北大学

　　在中国地域鄙视链中，西北地区应该是处于最末端的。

　　西北，文字背后的印象和直觉是干旱、荒凉、闭塞、贫穷，以及落后、愚昧、粗鲁。

　　以“西北”命名的西北大学就饱受其苦。在资源争取和科技竞争中，经常被轻视、轻慢，甚至被歧视。西北大学的成果常常引起狐疑和疑惑，就像王建新教授所开展的中亚考古，不时会有人问：“是西北大学的吗?”这所大学的教师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在介绍自己时不得不加上一句，“我来自西安西北大学，王岐山、贾平凹、张维迎是我们的校友”。

　　其实，西北大学品格高贵，实力不俗。

　　西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建设院校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院校，到现在一共走出了29位两院院士、4位哲学社会学学部委员。地质学位居全国前列，一个系就有四名院士。考古学与北京大学考古学并列第一。不到2000人的专任教师队伍每年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40项左右，国家社科基金30项左右，立项数始终位居全国高校40名前后。

　　西北大学“地源于陕，学源于京”。“陕源”出自陕西大学堂，“京源”来自抗战时期京津地区四校一院内迁至陕西所组建的西北联合大学。无论“陕源”还是“京源”都孕育在国难当头之时。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作为都城，北京城短短四十年内已经两次被西方列强所攻破。上次是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纵火焚烧了圆明园，“万园之园”的皇家苑囿化为一片废墟。咸丰皇帝“北狩”热河，慈禧当年是咸丰皇帝的懿贵妃，也伴驾随行。而这次则是慈禧携带光绪皇帝仓皇“西狩”，他们狼狈到要换上老百姓的衣裳。慈禧的两次逃亡，都是胆破心惊弃京而去，第一次是25岁时跟随自己的丈夫，尚有依靠，这一次65岁了还要带着自己的外甥兼侄儿，那位自己扶持上来的傀儡皇帝，一路心情可想而知。但这绝不是慈禧个人的惊恐和羞耻，而是整个中国的奇耻大辱。慈禧一行经过怀来、宣化、太原、霍州，然后渡过黄河于10月6日抵达西安。此时，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已经离开楼兰遗址越过了阿尔金山，正准备前往西藏进行探险，中国内地发生的一切他全然不知。

　　慈禧到达西安后，驻跸在陕西巡抚衙门内，原址在今西安市北院门，帝国的余晖洒落在破旧的西安城内。第二年年初，两件大事在西安发生。

　　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新政上谕”，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开启了所谓“新政改革”。

　　2月21日正月初二，西安城还沉浸在过年之中，清廷赐死军机大臣赵舒翘。赵舒翘是陕西西安甜水井街人，父母早亡，由叔母抚养成人，1874年中进士，后累官至江苏巡抚。1899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平民出身的赵舒翘，靠一己之力攀升至朝廷要员，足以说明他的干练与聪慧，他是晚清时代陕西读书人的骄傲和楷模。义和团运动期间赵受胁于同朝大臣刚毅，主张对“拳匪”“因势利导”“抚而用之”。如今八国联军向清廷提出重惩“首祸诸臣”，刚毅已经病故在逃亡路上，赵舒翘成为首当其冲的人物。慈禧想以革职留任应付，结果联军威胁西进步步紧逼，慈禧无奈妥协，改判“交部严处”，又改“斩监候”，再改“斩立决”。正在过年的西安市民一片哗然，聚众上街请愿。慈禧迫于压力，改“斩立决”为“赐令自尽”。正月初三，赵舒翘“吞金及砒霜均未死”，监刑人再三催促，“亲眷以绵纸遍糊其七窍，再灌酒而闷煞”。可惜可怜可叹可恨，一介重臣最终耻死，而且还是在自己的家乡。无论赵舒翘是死于八国联军的死死相逼，还是政治对手利用外力的迫害，但是国家积贫积弱受人凌辱的现状，对西安乃至全陕西人都是一次晴空霹雳般的警醒和刺痛。近代以来的屡次革命，陕西总是走在北方诸省的前列莫不与此相关。而陕西学界所抱守的强国之志也莫不受此刺激。

　　1901年10月，清廷颁布“兴学诏”，命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开办近代化高等教育。陕西巡抚湖北人李端棻就近上书，在原游艺学塾旧址请办陕西大学堂。游艺学塾是甲午战争后，陕西官方兴办的培养实用人才的学校。1902年1月慈禧和光绪銮驾回京，5月份陕西大学堂开学，首届招生40名，总教习为曾任光禄寺少卿的湖北人屠仁守。

　　陕西大学堂继承游艺学塾“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的思想，开设外语、历史、地理、体操，以及西方近代数学、物理、军事等课程。其官厅楹联“博古通今适于世用，砥德砺行报以国华”，阐明了办学宗旨，自强救国从一开始就是陕西大学堂的最高追求。邵力子曾任世界史教习，而另一个不得不说的教习是教授数学的日本人足立喜六。足立喜六在工作之余对西安附近的历史遗迹进行了详细考察和实地测量，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汉唐帝陵、汉唐长安城及长安附近名胜古迹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撰成《长安史迹研究》一书。此书配有照片171张，插图38幅，研究之细、之工、之专，让人心生忌恨，却也不乏钦佩。这本书至今仍是我国学者研究古代长安的案头参考书。

　　1905年陕西大学堂更名为陕西高等学堂。辛亥革命爆发后，陕西高等学堂当年的公派留日学生张凤翙发动西安起义，很快占领全城，并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1912年3月，已任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的张凤翙合并陕西高等学堂等五校，创建西北大学，以应西北“现时之建设、将来之建设、外部之防御”。

　　这一时期的西北大学最大的盛事，莫过于1924年的“暑期学校”。当时署理陕西的是河南军阀刘镇华，他延聘河南人傅铜担任西北大学校长。傅铜曾留学英国，是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学生。傅铜也是梅贻琦的连襟，梅贻琦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24年傅铜联合陕西省教育厅举办“暑期学校”，邀请鲁迅、夏元瑮、蒋廷黻、王桐龄、陈定谟、李济等国内著名学者，以及著名记者孙伏园前来授课，这是陕西近代以来第一次的学术盛宴。鲁迅先生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课余经常前往易俗社赏戏，以此消解仲夏的溽热，先生感怀秦腔苍凉悲怆的古老唱腔，为易俗社题词“古调独弹”，并赠予讲学所获的50元现洋。鲁迅先生本来打算创作一部历史小说《杨贵妃》，但当他来到西安之后，才发现西安城已经凋敝不堪，了无大唐的影子，最终放弃了。

　　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西北大学收束办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时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学校党的书记的邓小平，曾在此兼任授课教师。1928年西安中山学院改为西安中山大学。1930年陕西旱灾严重，这就是给几代陕西人留下惊惧与惶恐的“民国十八年年馑”。1931年西安中山大学在困境之中走到尽头，改为陕西省立高级中学。西北大学的“陕源”到此几近中断。

　　而现在的西北大学，学科学制以及优良的学术传统均来自“京源”的西北联合大学。

　　又是一次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京津地区很快被日军占领，许多大学校园成为日军司令部或者兵营。当年的学术圣地和教育殿堂成了侵略者的魔窟，偌大的京津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为了保存中国高等教育力量，赓续中华民族文明，民国政府于当年9月下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0月，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根据民国政府教育部训令也西迁来陕，参与组建西安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后来迁至云南昆明，成立了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合大学。而西安临时大学后来迁至陕西汉中，成立了西北联合大学，这就是现在的西北大学的前身。北平大学溯源至190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速成科仕学馆，这是西北大学“京源”的最早源头。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堡垒。

　　1937年11月1日，西安临时大学正式开学，15日开始上课。此时正值深秋时节，叶落枝枯，西北风夹杂着尘沙吹过街巷，西安已经寒气逼人。而比气候更寒冷的是时局与社会环境。“西安事变”过去不足一年，各种倾轧、斗争和清算还没结束，太原会战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西安城内人心惶惶。但对于全国各地流亡而来的学生，这些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学习热情，相反却更增强了救亡图存的意志和决心。组建西安临时大学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学制与体制并不相同，北平大学是学习法国拿破仑时代帝国大学制的产物，北平师范大学则参照日本学制，而北洋工学院一直效仿德国。所以西安临时大学没有设置校长，由三校校长徐诵明、李烝、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筱组成常务委员会管理校务。

　　战时窘迫，加之迁徙仓促，西安临时大学并没有完备的校园整建制接纳所有师生，办学地点分别散落在西安城内三处。第一处在城隍庙庙后街四号，这里是清代留下来的“凤邠盐法道属”官衙，校本部、国文系、历史系、外语系、家政系借地此处。第二处在城墙西南角东北大学校园内，也就是现在的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体育系及工学院寄居于此，校门两侧各挂东北大学和西安临时大学校牌。“九一八事变”之后，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就开始流亡。1931年9月迁于北京。1936年2月，东北大学随调防至陕西的东北军迁来西安，并在西南城角建设校区。1938年3月，东北大学迁往四川三台。抗战胜利后，东北大学归建沈阳，原西南城角的校区被民国政府划归西北大学使用。这就是为何东北大学校园会建在西北地区的原因。因为国难，西北大学与东北大学才有了时空交集。现在的西北大学校园内，张学良将军修建的大礼堂依然耸立，斑驳的墙壁上似乎还能触摸到当年的体温，高高的穹顶似乎依然回荡着激昂的歌声。西安临时大学的第三个办学地点在今天北大街通济坊，法商学院、医学院、农学院，以及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在此上课。

　　西安临时大学历史系，主任由北平大学著名教授许寿裳兼任，教授有李季谷、许重远、陆懋德、谢兆熊，都是些响彻云霄的名字。这些学者大都有海外留学经历，个个都是学富五车、贯通中西的学界翘楚。黄文弼先生此时正在西安，他是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驻西安办事处的委员，也受聘担任历史系讲师。

　　1938年初，日本逼近潼关。3月16日，西安临时大学迁往陕南汉中，4月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8月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分立而出。国立西北工学院就是今天西北工业大学前身，国立西北农学院就是今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一年之后，1939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将该校原有之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是位于甘肃兰州的现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西北医学院是合并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西北医学院的前身。国民政府任命胡庶华为西北大学校长，继承西北联大的教学体制，仍为西北地区唯一之大学，而其他院校均为学院。组成西北大学的文、理、法商学院均来自原北平大学的主体文理学院和法商学院。抗战胜利后，西北师范学院一部分回到北京，建成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工学院一部分回到天津，建成天津大学。而北平大学并未复校，现在的西北大学是继承其主体的唯一大学。

　　西北联合大学为西北地区带来现代化高等教育，使陕西一跃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不仅如此，西北联大也带来一次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革新与涤荡，让西北地区快速融入现代化的洪流之中。而西北联大救亡图存的精神与陕西大学堂自强救国的理念异曲同工，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根植，是它们最大的贡献。西北大学不仅仅继承了西北联合大学的学科布局，同时也继承了大学堂时代和联大时代烙入灵魂的深沉的爱国精神。这就是西北大学多少年来能够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内在动力和精神基因。

　　考古“张骞墓”

　　1938年5月，汉中盆地山黛水碧，蔷薇和海棠如火怒放，油菜快要收割完毕，水田里开始插上秧苗。迁来汉中城固的西安临时大学4月份就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了。黄文弼先生被聘为历史系教授，历史系成立了考古委员会，委员有许寿裳、李季谷、陆懋德、黄文弼、何士骥、周国亭。

　　考古委员会邀请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常委徐诵明、李烝，以及许寿裳、黎锦熙等教授踏勘调查汉中周边的古迹遗址。这次考察活动，考古委员会是用了心思的。徐诵明和李烝是校务委员会常委，其他两个常委李树田和陈剑筱，李树田正在奔走筹建西北工学院独立之事，陈剑筱此时已经被任命为湖北省教育厅厅长。黎锦熙是校务委员会秘书长，许寿裳是历史系主任，他们都是学校决策层的核心。

　　考古委员会提出研究和发掘张骞、萧何、樊哙、李固墓以及勉县武侯祠中的民间石刻、褒城石门和汉中其他古代文化遗迹的计划，得到了校务常务委员会的肯定和支持。

　　汉中本来就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汉中盆地自古气候温润，环境优渥，战争和灾难较少，文化遗存很多，特别是汉代、三国时期。秦末楚汉相争，汉中是刘邦的封地，刘邦以此为根据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最终占领关中而统一全国，汉朝的国号与刘邦当年被分封为汉王关系至深，而汉字、汉族、汉服都得名于汉朝。三国时期，刘备蜀汉占据此处，也是作为征讨关中的根据地，诸葛亮六出祁山就是从此出发，死后葬于汉中勉县定军山。

　　汉中有一位汉代的名人，那就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张骞故里在今城固城南汉江之畔的博望村，早年参军，后来被遴选为汉武帝的“郎”，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侍卫队成员。史料对其出身与家庭情况记载不详，可知他的身世并不显赫。皇家侍卫队必须是信得过靠得住的人，一般都由世家子弟或者功臣之后充任，张骞能够被选中，可能与西汉皇室对汉中的特殊感情不无关系。

　　张骞应汉武帝之招出使西域，第一次是寻找大月氏建立军事联盟，共同攻击匈奴，那时是公元前139年。这次出使并不顺利，期间被匈奴俘虏并软禁10年，娶匈奴妻并生子。后寻机逃出前往中亚，在康居和大宛国王的帮助之下抵达大月氏，但大月氏已经占据大夏之地，远离匈奴，早无攻击匈奴之志。一年之后，张骞无功而返，途中再次被匈奴俘虏。羁押一年左右，匈奴内乱，张骞趁机携妻子和孩子逃出。回到长安时，当初100余人的使团只剩下随从堂邑父一人，而距离当年出使已经过去了13年。汉武帝授张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张骞被封为“博望侯”是因为军功，而并非出使西域。公元前123年，张骞作为校尉随从大将卫青进攻匈奴大获全胜，汉武帝授其爵位。公元前122年，张骞还曾试图探寻从西南前往印度的通道，没有成功。一年之后，公元前121年，张骞受命跟随“飞将军”李广再次进攻匈奴，李广轻敌，率先遣军进入匈奴腹地，却被重重包围，等到张骞带兵赶到救出李广时，先遣军已经几乎全军覆没。张骞因过被削去爵位，贬为庶人，前后享有博望侯的封号不过两年。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是公元前119年，被汉武帝启用为中郎将，带领300余人出使乌孙，还是为了建立对抗匈奴的军事联盟，仍然无功而返。但这次他分遣副使分别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大汉帝国在中亚等国的影响，与中亚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四年之后，张骞回到长安，一年之后就去世了。去世后归葬故里，据传坟茔在今汉中城固县城之西饶家营村。

　　西北联合大学考古委员会准备发掘张骞墓。现场实施发掘工作的是历史教师何士骥、周国亭以及一些学生。而主持和参与研究的有许寿裳、李季谷、陆懋德、许重远、黄文弼、吴世昌等人。发掘工作也向当地政府知会并得到支持，县政府保安队、联保主任、保长、甲长层层协调。

　　1938年7月3日，正值盛夏，稻田如毯，绿树如烟，农民们这时候比较清闲，田地里没有太多的活要干。考古队进入饶家营村的水田里，开始发掘“张骞墓”前东西两侧的石虎。石虎陷入水田，只露出一部分。村里人流传，这对石虎不能动，越动陷入地下越深，它们“水涨石高”，始终会露出水面几寸。也许有保安队的人陪同而来，村民们并未阻拦。据后来的发掘报告记述，石虎“蹲伏在地， 头毁，足残，尾缺。表面多剥蚀，未见花纹与刻字。东面石虎曾经翻动，西面石虎未动，惟肋骨每兽左右各七，隐然可见。颜色青黑，制作古朴，状极生动，于考古学上、艺术上，确为极有价值之作品”。东、西两个掘坑的地层“大致相同，各可分为地面土、青灰色土、褐色土”，“因久经水湿及扰动之故，层次虽有，似非原有状态”。两个坑出土了近40块碎砖，30余块瓦片，“所出砖瓦、陶片，十之七八，均为磨光而无锋棱，为上下翻动过多之证，决非器物埋藏地下所有之原状也”。这次发掘工作一天就完成了。

　　1938年8月24日，天气已经转凉，稻子渐次成熟，有些稻田已经开始搭镰收割。考古队第二次进入饶家营村，开始发掘“张骞墓冢”。这时候“张骞墓”已经破败不堪，“有已露面之汉代花纹砖砌成之拱门门楣一部，砖约二十余，砖下即为一洞。细察洞周封土，至为虚松，有一推即倒之势”。发掘工作并不顺利，中间遭遇连绵大雨，但考古人员并未停工，直到“墓底忽遇一泉，吾人工作，均须赤足裸臂，至为不便;又预算经费，亦已用罄，继续为难，故遂告停工”。更为主要的是张氏后裔的直接干涉。

　　当时的考古工作只进行到墓道的位置，但张氏后裔风闻“祖坟”被掘，便组织了上百人，头缠红布，陕西的风俗，祭祀祖先曾孙以下戴红不戴白。这些人手持叉、锨、锄等农具，从几公里之外的博望村赶到现场，将考古队团团围住。其实，在发掘之前，何士骥按照学校的指示，已经和县政府及张氏后裔进行了沟通，整个发掘过程也有张氏后裔两人现场监督。但“祖坟”被“掘”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最为恶毒的羞辱，更何况是那个年代。后来经过中间人的调停商议，考古工作暂时停止，考古队答应将发掘工作改为修葺修缮，并勒石树碑。这块石碑现在依然矗立在“张骞墓”的左侧，碑文《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由研究《诗经》和《红楼梦》的修辞学家吴世昌撰写，而书丹者是黎锦熙教授。这道石碑不但是西北联合大学师生对张骞丰功伟绩的旌表与纪念，同时也是西北联合大学师生们投身文化抗战、救亡复兴的见证。

　　这次发掘工作前后十余日，墓道和耳室的考古探方只有5平方米左右，出土了残破马骨、灰陶片、带釉陶片、带耳瓦罐、汉砖、五铢钱，最重要的“有似印泥者一方(亦似封泥)，篆书‘博望口(或造)铭’4字”。吴世昌在《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中写道“所见墓道汉砖、破残马骨、五铢汉钱之属，即可断为汉墓;而散乱陶片中，间有‘博望’汉隶，尤足证为张公原墓为无疑”。

　　1939年8月，“张骞墓”出土古物在学校考古室公开展出。新中国成立后，汉砖、封泥等3件“张骞墓”文物保存在西北大学文物陈列室，后被征调到北京参展未归，现藏于国家博物馆，而西北大学仅留复制件。“张骞墓”考古发掘结束后，也陆续产生了一些学术成果，何士骥、周国亭发表了《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黄文弼教授发表了《张骞通西域路线图考》，1942年何士骥又完成了《修理张骞墓工作报告》。后来有人评价这次考古活动是迄今为止“对张骞墓唯一的一次正式发掘和科学发掘，在中国外交史、对外开放史、文化交流史和‘丝绸之路’研究上均有重要意义”。

　　参加和指导这次考古发掘的还有时任陕西省考古委员会“工作主任”的徐炳昶先生，他和黄文弼先生有着至深的工作交往和个人友谊。而西北联合大学考古委员会的成立和“张骞墓”的发掘修葺，都能看到他们极力推动的影子。

　　开创者与奠基者

　　1939年8月，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这一年，历史系设立考古室，黄文弼先生担任考古室研究部主任。其后，许寿裳教授卸任系主任，古文字学家、商周史研究专家丁山教授出任系主任，而两三年后他卸任前往中央大学任教。

　　1942年9月，黄文弼先生开始担任历史系主任。甫一上任，即主导开设了考古学、史前史等课程。这是西北大学历史上第一次开设有关考古学的课程，黄文弼先生也专心致志开展西北史地和考古学研究，而这与他此前两次参加西北科学考察活动具有直接关系。

　　黄文弼，1893年4月23日出生于湖北汉川县的一个商人家庭。据《汉川县志》记载，他的家乡是榔头黄家嘴。汉川县城在汉江北岸，而这个地方在汉江之南，东去五六十公里就是武汉。黄文弼先生少年时代就读于汉阳府中学堂，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当年的老师有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而同学中则有冯友兰。大学期间，他主要从事宋明理学和目录学的研究，毕业论文是《二程子哲学方法论》。1918年，黄文弼先生毕业留校，任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此后不久，文科研究所改组成立国学门，主任由沈兼士担任。黄文弼深受沈兼士的欣赏和提掖，在沈的举荐下，黄文弼担任国学门助教，后来任讲师、副教授。国学门的同事有董作宾、徐炳昶、顾颉刚等人，而他受沈兼士的影响最大，研究方向逐渐从中国古代哲学转为考古学。

　　沈兼士是当年著名的“北大三沈”之一。“三沈”是沈氏三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三人同为北京大学教授，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名震全国的国学大师。“三沈”原籍浙江吴兴，祖父随左宗棠入陕，父亲随后一直在陕南安康、汉中一带担任官职，所以沈氏三兄弟出生在陕西安康汉阴县，直到青年时代才离开，汉阴县建有“三沈”纪念馆。这里距离汉江不远，山清水秀、风光隽丽，一派江南景象，从这里沿汉江而下，临近汉江与长江汇合的地方就是黄文弼的家乡湖北汉川县。

　　时光聚焦到1926年，这一年是中国多事之秋。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暗中控制了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京政权，并一直排挤冯玉祥的国民军。3月份，冲突爆发，日本军舰掩护奉军进逼天津大沽口，被冯玉祥国民军击败。日本老羞成怒，联合英美等国援引《辛丑条约》，向段祺瑞政府下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防务。3月18日，北京市民及学生5000余人集会反对“八国通牒”，后游行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抗议，被开枪镇压，死亡47人，其中包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4月份，段祺瑞政府倒台，张作霖奉军军事占领北京。而广州国共合作政府，蒋介石野心渐起，“三一八惨案”过去两天之后发动“中山舰事件”，5月份又通过《整理党务案》，挤压共产党的政治资源，为自己腾出膨胀空间。同时广州革命政府的北伐战争打响，北伐军势如破竹，进军迅速，到年底的时候，革命力量已经从珠江流域推进到整个长江中下游。

　　也就是这个时候，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第五次来到中国，他已经61岁了，这次是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为开辟经中亚通往中国的航线做气象考察。这支考察团由不同学科和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组成，考察目标是西北的戈壁沙漠和蒙古等地。1927年1月30日，斯文·赫定取得了北京张作霖大帅府的许可。这是一个有损国家主权的决定，因为考察所获文物和数据将被带走，况且空域资源岂容他人随意测量使用?消息传出，北京知识界群情愤慨，知识界联合舆论界造势反对，这给张作霖大帅府和斯文·赫定造成很大压力。国家虽然不堪，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自觉却并未沉沦。3月9日，斯文·赫定致函沈兼士，请沈代向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转达谈判合作的意愿。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派出徐炳昶和刘半农等人与斯文·赫定交涉谈判。4月26日，双方达成一致，签订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其中规定，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领导下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设中国及外国团长;中外科学家各占一半;采集品留在中国。5月29日，西北科考团出发，徐炳昶担任中方团长，团员包括考古学家黄文弼、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人。这一年，北京学界损失两位重量级人物，李大钊于4月28日被张作霖政府杀害，王国维先生6月2日自沉颐和园昆明湖。

　　当时铁路只通到包头，科考队到达包头后，骑骆驼向北越过阴山，然后一路向西，穿过巴丹吉林沙漠和中央戈壁进入新疆。科考队在额济纳架设气象仪器时，被新疆省主席杨增新侦知，杨误以为是大炮，结果新疆震动，杨增新紧急在哈密布防一个团的兵力加强防守。后来误会消除，科考队才得以顺利入疆。

　　科考队历时3年，行程一万八千多公里。黄文弼仔细勘踏了蒙新两地几乎所有的重要文化遗址，秦汉长城遗址、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库车库木吐拉千佛洞、拜城克孜尔石窟等，这些遗址在解放后都成立了文物管理机构加以保护。同时收集了大量的文物资料和拓片等物品，其中包括在楼兰遗址收获的具有明确西汉纪年的汉简70枚，全部物品共计八十余箱。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的脚板第一次踏过祖国西部和丝绸之路，他的贡献无须夸大，因为这个领域正是他所开创。科考结束后，黄文弼先生撰写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至今是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的珍贵文献。

　　1934年至1937年，黄文弼先生随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二次进入新疆考察。这一次他花了一个月零三天的时间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主要探寻荒漠中的古迹和古河床，意图揭示塔里木盆地的古代文明和地理变迁。

　　1935年黄文弼先生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身份派驻西安任办事处主任。而徐炳昶先生1933年即已来陕组建陕西考古会。1937年当京津三校迁来陕西组建西安临时大学的时候，黄文弼先生就开始在历史系任教，一直到1947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时才离开，期间长达10年。

　　1943年，在担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第二年，黄文弼先生第三次前往新疆考察。正是因为对西北史地的熟稔，他越来越觉得开展西北边疆研究对国家至关重要。1944年，在他的奔走呼吁下，西北大学边政系获批成立，他亲自担任系主任。

　　1945年4月，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1947年5月，西北大学历史、边政两系学生成立了考古学会，利用课余展开考古调查，而一年之前，西北大学已经从汉中搬回西安。

　　黄文弼先生被称为“中国西北考古的第一人”。此誉堪当，他的确是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的开创者，也是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奠基者。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思想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担任西北大学校长，他不拘一格，大量延聘人才前来任教，当时之西北大学煌煌然也。

　　1954年，历史系设立考古班。两年以后1956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门化，马长寿任考古科研室主任，陈直任副主任。

　　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系统研究突厥、匈奴、乌桓、鲜卑、南诏、康藏、氐羌历史的著作都出自马长寿教授之笔。他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1955年调任西北大学，并根据国家规划筹建西北民族研究室。马长寿教授在西北大学开创了西北民族史研究，并继承黄文弼先生的边政研究，开创了西北边疆史学科。

　　陈直先生是著名的秦汉史专家和考古学家，他的著作是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至今无出其右者。陈直先生本来是一名银行职员，被侯外庐先生延聘至西北大学任教。过去的大学，常有“英雄不论出处”的胸襟与气度，王国维、陈寅恪、沈从文、梁漱溟诸位大师并无文凭，照样被北大、清华聘为教授。陈直先生善看瓦当，有一科班出身教授并不服膺，在街上买来一块烧饼，蘸墨汁拓在宣纸上，然后拿给陈直先生，请先生鉴定是何时之瓦当。先生看了半天，说“这就是个坨坨馍”。

　　1961年，考古专门化改为考古专业，中间停招几年。1972年又恢复招生。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就这样诞生了。当时的考古学还不是一级学科，它只是历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一直到2011年考古学科才成为一级学科门类，而当年西北大学考古学就获得了考古学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

　　1964年，国务院批准在西北大学设立中东研究所，这是全国高校首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以研究西亚、南亚、北非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为主要业务，彭树智先生在这里创发了著名的文明交往理论。这样，加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以及西北民族史、西北边疆史研究，西北大学形成了一个丝绸之路研究的学科群。西北大学开展中亚考古研究其实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的。

　　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二年，王建新教授考入西北大学考古专业，1982年毕业留校工作。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的第二代团队逐渐走上前台，他们将沿着前辈们的足迹，把这条学术之路延伸到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