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住宅区除了一早一晚之外，总是很静。我屋子的三面都是草坪。由于周围太静，由于我总在家，由于是一楼，我坐在屋子里，看着草坪和街上的景物和人，像看电影一样，或者它们更像是贴在窗子上的一幅南方的画。这十几年时间，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在窗前用广东话喊叫着“收玻璃樽”的吆喝声。直到今天，我也没能把那一小串广东白话的吆喝全部听懂。

　　这么多年，草坪上只发生过一次打人的事，只有我隔着百叶窗看到了全过程，没有一个人围观。

　　当时，我正靠着墙看一本书。

　　首先，我听见拖磨重物的声响，就在我背后的北墙。声音几乎从天而降，紧擦过墙的外壁，很重又迟滞。在我的位置听到这声音从右侧一直拖磨到了左侧。那声音近得好像直接插过了我的背后。相伴着，地上踢踏出一片错杂的脚步声。

　　我扔下书，逃跑一样站起来，赶紧离开了那面墙。我在家里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过这种破坏性的声响。磨擦声马上变成了斥喝和扑打，并且已经挪到了我的窗下。

　　拨开一条百叶帘，我看见三个人正拖拉着一个小个子男人。挨打者衣衫破烂，领子被紧紧拎提，卡死住下巴。他脚上无鞋无袜。为了躲避拳头，他不停地缩下身去，这样反倒让几双亮头的皮鞋轻易地狠踢他蓬乱如草的头。

　　那被打者蜷缩在尘土里，不断护住脸，离我家的墙只有三、五米。

　　我的墙外，是一条一米宽的人行小路。他一只脚在路上，一只脚在草地上。单纯计算距离，我和这扑打之间只有几步远。窗外有树墙，树墙外有一棵因为开满了花而显得臃肿颓败的紫荆树，现在它被挨打者撞得落叶纷纷。

　　我不明白这场毒打为什么发生。三个人其中的一个停住手，他的脸我看不见，但声音很清楚。他讲标准的普通话：“还敢不敢了?你说!说!装什么哑巴!”

　　三个打人者都穿着质地很好的衬衣。有一个弯下腰，用手提电话去砸地上那人的后脑。就在这时候，我突然看见了挨打者的脸。他们迫使他把脸转向某个方向，那脸正对着我的窗口。

　　那是一张瘦刀条形的黑褐色脸，下面的脖子被扭成四十五度角。他的下巴被迫向天仰视。我没法看清这人是不是睁着眼睛。他的视力可能已经受阻，眼眶上已经青紫，带着血污，嘴里乌里乌噜地说着话。我听出他讲的是广东话。

　　在记忆里，我从来没这么近地看见暴力。我不忍心看了。一个肉体能承受住这种打吗?我跑到另外一个房间，那个窗口可以望见住宅区里的一个小保安亭，保安们经常在树荫底下闲坐。我想，应该有执法人员过问这事。但是除了两个推着单车翻垃圾箱的，四周的草坪上没看到其他人。那两个翻垃圾的，不可能没看见有人在挨打，但是他们弯腰翻了两下，马上骑着车走了。

　　我又听见了喊声。我想那个人会不会被打死。再转回到北面的房间，摊在地上的人已经被吊在那棵紫荆树上。紫荆不太粗也不太高。那人的两只手被一条暗红色的脏尼龙绳绑在树叉上，脚几乎能接触到地面，双腿不断地摆动着挣扎。三个人围紧了他。只要有一只拳头刚扬起来，甚至还没有打下去，他就从腹部发出一声奇怪可怕的嚎叫，并且拼命地扭动着身体。这使他更像一个可怜无助的动物。吊在头顶上的一双手，非常显眼地暴露在阳光下面。那是一双劳作的手，鼓胀着许多条灰蓝的筋腱。

　　吊打持续的时间不很长。那三个人离开了树，我看见他们走出几步去，在踢着半筐柑桔。他们把它们全部翻倒在草地上，用脚踩那些稀软的金黄色果实。挨打者再次发出嚎叫，好像每一只柑桔给踩瘪了，他都跟着疼。三个人扔下柑桔又转向他。从我的角度，正看见一只黑亮的皮鞋，专门踢他小腿骨，一边踢一边问：“叫啥!不打你还叫!肉皮子紧啊?”后面又是一阵拳头和腿脚。

　　我想过报警，但是不太相信会有人为这件事而来。真有人来了，可能这事也早散了。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三个人好像厌倦了再打。他们开始翻那吊在树上的人的破裤袋：有几张钞票，十元的，三、四张。他们把钱摔在地上，像摔那种玩旧了的劣质扑克牌。那棵颓败的树，因为加了一个人的重量，不断地落花落叶，有许多就落在挨打者弓形的背上。最后，他们翻出一个干瘪的香烟盒，争着用鞋底把它狠狠地碾碎。挨打者又从胸腔中发出了一阵呻吟。也许他受了很重的内伤，也许他把柑桔、纸币、烟盒都当成自己不可分割的肉体。

　　“打你算是便宜了你!”

　　“再叫唤，把你交给“阿雪”(警察)!”

　　“先关你一个月!”

　　说完这些，三个人拍拍裤子，说笑着走了。在几十米外的草坪上，他们发动了两辆高档的摩托车。其中有一辆我知道，是玩车一族们的“宠物”，混身装饰着镀银的钢钉和飘动的黑皮条。那是一个很晴朗的上午。当他们经过空旷的阳光下面，我看见他们一个个都很年轻，拿手提电话的人还把那黑色的东西凑在耳朵上打电话。只要离开了打人现场两米以外，他们就是穿着讲究的白领阶层，像刚赢过一场友好的足球赛。

　　摩托车声彻底消失了，吊在树上的人才开始挣扎。他的一双手，飞快地扭搓着。这期间，有一个收玻璃樽的骑车人经过，看了一眼那树和人，毫不减速，一直骑过去。

　　挨打者挣脱了手，连连向草坪吐着唾沫。

　　他没有马上走，他弯在地上，在满地黄叶和紫花里拨动翻找，捡起纸币、烟盒，又大把地抓起树叶擦手。

　　擦完了手，他走了几步，夹起那被踢倒了的空筐头。这时候，他已经不再像一个刚刚被吊打过的人。他越过同一片空旷的阳光带，不瘸不拐走到马路上。他的背影，像任何一个偶尔途经此地的人。

　　前后不到二十分钟，我窗外的草坪小路又恢复了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