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黑塑料胶袋在我手上，这里面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只是两斤土豆。

　　土豆对于我永远是好东西。现在，我在菜市场里，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的时间无限，一点也不着急。我穿过人群，看见有老太太用粤语讲价，有卖肉的扬起斧头砍肉，还有人捂着一只耳朵，捂着嘴打手提电话。蹲在地上卖冥界纸线的，十亿元一张，一迭三百亿，只要价六元钱。有矮短的女人用十元买了六百亿。她要通过火，把这大笔的金额转给死去的先人。

　　菜市场是个好地方，人与人之间在这儿发生最简明扼要的关系。我递给他钱，他递给我土豆。这就是人群。

　　我穿过他们，从不看任何一张脸，我不认识他们。我也不准备再认识别的人了。

　　同样，他们也不看我。人在菜市场里互无亲疏，像白瓷砖台面上分别摊摆开的蔬菜。红的是胡罗卜，白的是大白菜，绿的是上海青，各守着各的颜色，各守着各的滋味。没有人会低下头细细地分辨蔬菜们，更不能马上知道它内里的气味，只要光滑顺眼，就捡到电子秤上。

　　菜市场随时可以进去，随时可以离开。没有一个人会扯住你，非让你买他的小葱不可。绝少有关系重大的是非起于这里。伟大的人偶尔洗洗盘子，就是新闻。不会有了不起的人经常出入菜市场。菜市场是一块自由之地。

　　很多年以前，我总是被排在队列中，立正，移开一公分也不可以。老师的眼睛比雕鹰还厉害。我们齐步走，喊着军事化的口令，在城市的马路上练习匐匍前进。几个小时，我们都没有前进几步，只是在匐匍。我看见四周都是滚满尘土的胳膊和腿。那时候，我怎么可能想象，今天我能有这样的自由。今天，队列对于我，事实上已经崩垮溃散。我自由行走，随意出列。

　　有点奇怪，穿过活生生的人群，我常常没有感觉。有一年我在北京，心情不好，就一个人在大栅栏来回地走。走着走着就意识淡白，眼前穿梭的人群，对于我只是一些连贯的动作，类似树枝的左右摇摆。谁推撞了我，我都不烦，就像走在落满枯叶的茂密林子。

　　买菜的时候，对于我是最悠闲散漫、目不旁视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同学，我们一起坐在十多年前的火车上，她说要成为一个作家，就必须了解尽量多的人，像托尔斯泰知道安娜·卡列尼娜的脚步会走向花园，还是走向火车轨道。为了懂得人群，我们偷偷研究四周的乘客，猜测他们的心理，包括此次出行的目的和到站。我们像鸽子一样咕咕噜噜，觉得这是必不可少的锤炼。二十多岁的人不能明白：人，怎么能够认识，怎么能够猜测?

　　人和人注定产生分离，人间布满了道岔。神是最渴望进入每一个人内心的，他努力了几千年都没有进入，退缩回他的高位。我只是悠闲地提着两斤土豆的平凡人，我不再关心别人，不想做什么警世惊人的作家。

　　城市的自鸣钟，在很高远的地方响了。我从它那儿知道了时间。到菜市场来是我每天固定的远足。从家到菜市场，要经过经常积淤雨水的停车场，然后是一大块草坪。这几百米对于我已经是远足了。现在，我看见了停车场和草坪之间那条阻止车辆的栏杆。那儿很窄，侧着身体才能走过人。

　　这个时候，我看见了他。

　　二

　　他把自行车横在栏杆那最窄的地方。他不是没有开家门的钥匙，他是在那儿等我。其实，他更是在等我手里的土豆。菜市场有四个出口，人群朝向四个方向散去，全世界只有他知道我注定要经过那儿。

　　我们一起走，一起讨论土豆。我们禁不住就开始回忆，我们一起计算一生中吃没吃过一千个土豆。他说他插队的延边种的全是白土豆。我说，我插队那儿种的是“红眼圈儿”。他说，“红眼圈儿”，知道，有点辣，不好。我说，今天的菜市场出现了一种红皮土豆，插了很大的标签，好像什么奇货。白皮的一元五，红皮的要两元。我们一齐说，红皮的谁吃呀。他马上问我，吃过土豆栽子吗?

　　我在心里马上就看见了黑。那是再也不能生出芽子的死栽子!黑的，在生铁锅里煮出来，汤都是黑的。

　　关于土豆，居然说了这么久。这些事只隔开了二十年。二十年中，我们经过了很多事，很多事都像土豆上的雾汽一样散掉了，而吃土豆栽子这种小事，却被记得这么真细。从土豆转到人，他问我，一辈子能不能记住一千个人的名字?

　　我说，我又不是电脑，记那么多干什么。

　　草坪上有人在打羽毛球，球落在我们的脚下。捡球人笑笑，我们也笑笑。这笑不说明什么，只是表示打球的和行路的在这会儿心情不坏。

　　人能看见另外人的耳朵，但是不能知道那另外的耳朵里装着什么声音。声音有从外界进入人的，那是公共的声音，就像那自鸣钟。但是内心的声音呢?它不借助耳朵，内心是绝不能公共的。

　　在黄昏，我们经过草坪。现在，两斤土豆挂在他的车把上，晃晃悠悠地。我看过的自行车都有货架，除了职业运动员的训练车。只有他，买了一辆新跑车，马上把货架拆掉，又马上拎着货架直奔垃圾站。他讨厌货架。

　　我不想屁股后面带着东西跑，他说。

　　我们走得很慢，往往是他一遇见我就走慢了。我看见傍晚的金色阳光照在他侧面偏下，只是照到了他的下巴，在那儿金灿灿的。

　　万一他不是骑车来，我也绝不把两斤土豆递给他。我愿意自己提东西。我是个愿意沉甸甸地提土豆的人。我知道他，他本性中似乎就期待着尖锐的闪光，有值得被握在手上的东西;没那个，我宁愿看他空张着手。

　　他向上微微握起拳头，像个不够格的健美班新学员。他说：“你看看，这不还是一个少年的胳膊吗!”他直看着我的脸，想让我承认。我承认他要把车骑得像刀子那么快。所以，某个夜里，这对少年的手臂，被挡车的栏杆撞得青肿。

　　这个只在下巴上有光的人，我认识他。虽然，我身边走过无数的人，我还是认识了他。我们现在一起回家。他已经刨松了院子里的一块土，我们要在那儿栽下土豆。他是为了种植的快乐和急切才来迎我。

　　他说，世上所有的植物芽儿，他最喜欢土豆，拱得有劲儿。我说，还有芍药。它们都是最茁壮，有着最强生命愿望的胚芽。我想起土豆苗上的毛刺和芍药苗的紫红。

　　这时候，他说：“等一下，我得买包烟。”

　　像买烟这种几步的事，他也要蹬着车去。现在我看着卖烟的小店，因为转换了角度，太阳全照在脸上，眼睛里全是这一天最后的辉煌。

　　奇怪的是，在他买烟的那会儿，我想起一些毫不相干的细事儿。可能是说到黑土豆汤才能想起来。我们集体户煤油灯烧着又长又黑的捻儿，燎起了飘乎的烟味儿。隔着弱的光，我看见一个女生脸肿得很高。她的火牙犯了，她的牙是因为要入党才上的火。平时，我们都冷眼看着她的钻营。但是当时她躺在炕上哼哼，实在让人看不下去。那个晚上，我在她枕头下面压了一张纸条，具体写了些什么都忘了，总的意思是想安慰她。第二天早上，这女生没出工。她沾了一身露水，跑到大队去告状，说户里的人为了入党的事讽刺挖苦她。她有我的那张小纸条为证。

　　人为什么空生出怜悯和同情?为什么要去安慰别的人?抚慰能带来什么结果是第二问题。第一问题比第二问题重要得多。抚慰从来是无力和愚蠢。人是拒绝的动物，他们已经独立和拒绝了几千年。那是一面墙，你能像穿过林子那样走进去吗?

　　三

　　我知道他，他买到烟就要马上点燃一支。他手上没有火就马上去买火。我把家里清算一下，有十一支打火机。

　　我看着他在远处点燃了烟，点烟时候的人，都有某种沉稳，某种接受安抚之前的平静。我喜欢看一个人抽烟。我总是想，烟是怎么样穿过一个人的?它的穿过，改变了什么?排除了报刊上的医疗保健知识，烟的袅袅穿过，所带来的非肌体的变异，肯定比它对肌体内的侵害要大。可惜这些谁也说不清，抽烟的只是想抽烟。

　　他向我走过来，我闻到他的烟味，是暖和，是干燥，由远而近。是什么东西随着烟进入他，什么东西随着烟飘到我这儿，我不知道。不过我能感觉到他在什么时候想抽烟。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从他的一个起身，眼神的方向，甚至手的轻微升动里，我知道他要抽烟了。比如现在，我们要往土里栽土豆。在动手之前，是要放慢步伐，抽一支烟才开工的。

　　在七十年代末，女人抽烟还不是时髦。和我同住一个宿舍的女生是抽烟的。她要背着人，躲进厕所里，反插上门去抽。我知道，但是我没对任何人说过。我们都感觉她有许多心事。她经常在天黑以后烦躁不安，但只要是从厕所回到宿舍，她肯定平静得像一只白猫。

　　中国人总是说某某人是有背景的，后面的话多数不说了，好像留下无限神秘。其实哪个人不是有背景的呢?只有刚生下来，躺在医院秤上的新生儿才背景浅淡。如果有那么一种眼睛能够看到人的以外，那眼睛就会看到，每个人后面都拖拉着大垃圾堆一样的背景。人不想暴露，所以才把背景才隐藏着，不想被看见。暴露了背景，又割不断它，人怎么能维持那一身西装、领带、微笑和步伐呢。

　　就像我们看不见背景，我们看不见抽烟的和不抽烟的有什么区别。谁等待着烟草在身体里面的那种熏烤，谁自己心里知道。没有那支烟挡住心里的慌乱，他们拿不定自己。

　　他反对戒烟。他嘲笑那些一声明戒烟就马上能戒掉了的人。他亮着嗓子说，当心那种人!能戒住烟的人十分可怕。他们能控制自己，像控制一台机器，说明这种人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他喜欢连珠炮那样说这种极端的话，就像现在。我们已经看见我们的小院子了。他拿着最后的烟说，哪天我有劲儿，把这片草坪上大树都拦腰砍了，它们把草坪上的阳光全挡上了。这时候，他抽完了一支烟。他准备工作。

　　他在金色黄昏里，抽着一支金色的香烟。他说，到我们的地里去种土豆吧。好像我们正走向一片大农场。

　　烟草在水土阳光里自然生长，绿着山坡，长出油汪汪的阔大的叶子。整个坡上斜过了风，吹歪了那片没头脑的叶子。它是从什么里面吸取了辣气，通过如豆的火，转换和通畅着抽烟人的内里?

　　一个人可能拒绝一只伸过来的手，但犯了烟瘾的人，决不拒绝一支烟。

　　四

　　许许多多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短促的一生中需要什么，需要海鲜还是土豆。就在前几天，还有一个自称作家的女孩，说她刚来深圳。她觉得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远远不够，在今天一个人还要有万种经历。她是追求着经历来深圳混世界的。我一点没准备反驳她。我早已经是个不反驳的人。不过，蚂蚁不断行路，虫子不停啃书，商人满街乱窜。一个人的心理不清明，他要什么，可能偏偏没有什么。

　　我相信，我拿到了我所要。我不用向各色人等微笑讨好。我只转菜市场，人群都在这个时代耿耿东进，我却不言不语地向西，因为我的家在西面。我只是一个想回家做饭给他和儿子吃的人。

　　他在这几天很喜欢折腾院子。古圣人说，人的最高境界应当是与林木花草融为一体，人应该学习植物的均衡和谐。虽然这仿佛是一条道理，但是把古圣人请到今天，他们也肯定躲不开这么乱的人群。在山野里白白深藏了那么久远，一旦混迹于市井之中，他们也当不成圣人了。

　　我们回到家，挑出两只最壮的土豆，把那可能抽出新生命的凹洞尽量大地切下来。在傍晚做这种事是个乐趣。说不清为什么，人类往土里掩埋东西，再等待它钻出来的乐趣一直不减，绝不像唱卡拉OK、打保龄球、学跳舞，几天就腻了。

　　我说：“我觉得怪，土豆进了土，看起来那么自然，好像天下的全部种子都认识土。”他说：“你没当过菜农，人坐在土上也挺好。”

　　他开始给我讲怎么种韭菜。他说的我半听不听。因为已经听过许多遍了。

　　有更多的人不知道他们的一生要坚持什么。他们见人就想笑，想拉手，想递一张名片，然后说，今后多多联系，多多合作。我见到这种场面就想逃跑。如果他在，我就对他说，我想回家。

　　我们不得已，恰好生活在一个角色频繁化妆、频繁登场的时代。人人跃跃欲试。

　　一部分土豆在锅里，另一部分入了土。

　　完成了种植，他进了里面，开始拆卸电脑外壳。我说，你弄不明白，白拆。他说，白拆也要拆，任意地拆!他说，就当它是我的一件玩具，别的东西都没法拆，我现在还能拆什么?我默默地离开他，我不阻止他。电脑已经是他唯一的对手。

　　站在厨房里，我想，认识一个人的最终结果，就是恣意地纵容他。一个人不可能总是阻断妨碍自己，就不可能阻断妨碍所认识的人。

　　一群人在前面把车骑得快，他就调了最快的档，从他们中间钻过去。他就是要这样，他不喜欢混沌。我说，你不能没感觉吗?事实上他不能，他总是有感觉。

　　我能看见他的角度，他等在菜市场外最窄的那个出口的角度。其实和他一样，我也总是有感觉，只是我不说不做。

　　有的人，这一生横着走，插过人流走。我一天天欣赏着这种险恶、顶逆的横插，极少的人就是靠着它的反力活着。

　　当初，我们学习着栽土豆的时候，并不明白人生。我们的棉鞋在埋了土豆栽子的垅上踩，一脚紧挨着一脚。有些生命在出生之前，就被某个呆望着天的农夫原地不动地踩了十分钟。它要呼吸，就必须顶破比别人更坚硬的壳。

　　锅里的土豆熟了。他走出来，他说：“你怎么能把土豆做得这么香?”我说：“是咖哩的味儿好。”

　　他咬定是土豆好。他咬定了，就算是土豆好吧。

　　他要把事情都分清，找出确凿的、绝不含糊的道理。这是他的习惯。

　　刮台风的某个休息日，好几个人打过电话来，都说他们睡了一整天的觉，而他，满屋子里走动。他在台风来临以后，绝对不能坐下。他在满是大雨点的窗前说，庄子说小草才了不起，以柔克刚，说什么什么风吹倒了大树，小草还活着。庄子纯粹胡扯。钉一根钢筋，你看钢筋它动不动!我说，钢筋不动，最后全身生锈。烂了，连大树都不如，大树还能剩下根。他说，不要看结果!有些事情不计后果。这之后，他就急忙顶着风雨，歪歪扭扭地骑着车出门。他什么事儿也没有，他只是去看台风。他要去看台风中一派残败的市容，他要亲身去试试台风的力量。我始终站着，等待他回来。我看见了我内心的兴奋，超过了狂风骤雨降临大地以后的兴奋。我不一定去经风见雨，我就在家里。不出门，不等于我没身处风头火海。

　　什么是我的需要，我已经知道，我逐渐地拿它在手上。一个外表归顺平和，每天只写一些字，再远足到菜市场的人，满眼都是怀疑，我对外面没有信心。而没有信心又是最大的怀疑。我不期望人群，所以，我不详细地看每个人的脸。我说，我的朋友和敌人都已经足够了。一个朋友表示担心，说像我这样，早晚会退化。这朋友以为紧闭住门，就等于紧闭住想。

　　五

　　在这样一个平静如常的晚上，我们在家里，我们吃过了咖哩土豆。外面全是月光，照着刚刚翻过的新土，也是雪白。

　　我想到有一个诗人，他看了我的一些诗，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过了很久他说：“没想到你还能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种评价有点好玩儿，好像写诗是揉搓大粒药丸儿，乐观是百分之八十，悲观是百分之十，又有百分之十是朦胧。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主义，我只关心我听见、我看到、我碰触到的。因为门关严了，我关心的只可能是疏离着人群的东西。人，要学会忽略。我们的眼睛必须用一分的视力去注视，以另外的九分去忽略。众人就是受难，不过他们不知觉。土豆是被有刃的刀子切开，土豆流出了带淀粉的白血，但是，它发芽、开花，又再结出成群结队的土豆，兴冲冲地没知觉。

　　有一天凌晨，他从巨大无边的黑暗中回到家。他把最亮的顶灯打开，在明亮的地中间他站着，好像不管我睡得多深，他都要不断地对我说话。他说，他给一帮刚认识的人讲了半夜，是这个城市里下棋最好的一帮人。本来，那是个普通的晚上，他偶然去下棋，又糊糊涂涂地被拉去宵夜。他可以在十二点前回家。但是，他突然想，要站起来讲一讲。

　　我迷迷糊糊地说：“你是疯子吗?你憋得难受吗?半夜三更给人讲什么?”

　　他还站着，他已经脱掉衣服。房间里被他晃得很亮。他说他必须把刚刚的演讲再给我复述一遍。这个没有了衣服的人，他在有限的空间里来回地走。他在演讲人生。他说人类的一生就像围棋盘上的一个子，围来挡去。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地失败又永远不甘心的一生。他讲完了“胜负师”又讲“求道派”。他的口齿和道理，肯定不会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他是独一无二不计时间地点人物高谈人生的人，当着一群陌生人，在天亮之前直立两个小时。我看见他不是在演讲，他完全是被他自己击中。他说，那场面，酒店的老板、服务小姐，都肃立一排，都听我一个人讲!没有一个人出声，更没有人走动。

　　最后，那间酒店的老板居然能因为他的演讲，而免了这餐夜宵的钱。有一个几段的高手听完了，竟然连声说长棋了。

　　他刚回来的时候，我多想睡觉。但是，他坚持要为我一个人重复他的演讲。他刚刚讲了几分钟，我已经预先知道他还将要讲到什么。我看见了不可阻止。我坐起来望着他。他把高悬在人之上的虚伪，压迫着人的怯懦，公开地指证出来!他面对的不是听众，他在责斥一个无形的庞大罪人。我看着他在走动，他找回了一生中两个小时的痛快淋漓。

　　从他刚刚开始说，我就感觉到了眼泪。为什么我没能和他一起去那个烟气如雾的棋室，阻断他和那些不认识的棋人们宵夜，打断他在暗淡的黄灯下妄谈人生。

　　他走到不能再近，告诉我：“我打动了他们。他们不是诗人，他们的棋艺远比我高超。我那天全输。他们为什么听我说两个小时。连一声咳嗽都没有?”

　　他的听众，也许只是被一个人突然兴起的整套长篇大论震慑。这些习惯于常态的人，忘记了去掏名片，忘记了通常应用的一切，忘记了微笑和客套。他们的人生程序，被一个突然跳起来的、无视规则的人打乱，使他们恍恍惚惚地作了两个小时听众。

　　他有点遗憾。他说很多当时蹦出来的精彩的话都给忘了。事实上，他给我的复述不到半小时。然后，他安静了，拉起被子很快入睡，留下我一个人看着天，它已经一层一层变薄，像揭开宣纸那样透出亮来。有时候，人睡不着，能够闭着眼睛。有时候，眼睛拒绝关上，它要一直睁着，好像合上眼睛是天大的难事。刚刚听过他的人，现在肯定都睡了，跟听过一段折子戏一样。电影散场的时候，常常看见有人擦眼泪，但是绝对不过三分钟，人就正常了。没有人能够真正体味他。

　　在那一天他睡得最沉的时候，我摸到了眼泪。

　　现在，他笑着从屋里面出来。他把电脑拆了，又装回去，电脑已经启动了。他在种土豆的这个晚上多么高兴。他哔哩叭啦地打着键盘让我看。他像孩子那样对我喊：“这不算能耐吗!”

　　六

　　一个人能认识另外一个人，是偶然，是奇遇。我不知道这种认识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一个人能不能随时准备承受住两个人的心乱，两个人的背景，两个的脆弱和兴奋。但是，我珍视着它。

　　夜里，在我看不见的地层中，土豆新芽的绒毛，预备着潜滋暗长。我在日记上写：“晚上，买两斤土豆，一半种了，一半吃了。”

　　这是今晚唯一发生过的事件。我们的表面总是平安无事，而内里，又总是层迭折复。这一天，就在我看着他胜利者一样把电脑外壳用几只螺丝钉固定好之后的傻笑中结束。

　　种土豆的这一天，和未知的另一天交替的凌晨，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农民说，高粱拔节才有响动。但是，我听到的响动比高粱节里含着的声音要大，是起风的声音。窗外，风扑草动。

　　风不仅扑得草动，还骚扰着菜市场旁边的停车场。汽车的防盗系统纷纷被风惊响。风，哪儿不到呢?这会儿，它可能也在穿越菜市场。其实，城市、马路、菜市场，就是大自然，和山坡上的土豆田没什么区别，都是透着风、晒着阳光的场所，穿插在没有面目的人群里，和行走在草原之上遇见了牛羊狗兔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人，不用苦苦求什么修身。我们只是一些能动的草木，平庸而琐碎，傻笑又激动。鸡毛蒜皮草刺树叶，不断地落在我们的周围，调顺着人心的扑动。

　　犁，翻开一面向阳的山坡。坡上堆满了小山一样新翻出来的土豆。只有两斤，被我装进袋子提着，只有两只被我们埋进了土，得以再生出毛刺和枝干，再结出土豆。它们该感谢谁呢?

　　活着，就是公平，死了仍旧是公平。其它的，什么也没有。谁也没能跳出自然界。就好像他所说，抽烟的和不抽烟的，说的和听的，这样的和那样的，都要晒太阳，像两个土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