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向北，对于别人，它只是四个汉字。对于一个树荫底下的问路人，问厕所，问铺子，问村庄，无论他问什么，都可能有一个人伸一根手指头，告诉他：“一直向北。”它单纯地表示着方向。那北，也许只有几百米，几公里。如果某一个人他自己张开嘴说，他要一直向北，表示了他的一个方位取向，脸孔和脚尖共同面朝的取向。说完了，他抬起脚就向着北走。

　　真正看中这四个简单的字，为它怦怦心动的，只是我。一九九五年的夏天，我要一直向北。对于我，这四个字，难以表述，它日月积累，变得凝重庞大，内涵繁复。一直向北，不能推延，不能更改，这是我一九九五年最大的决意。

　　送我们一家人去深圳机场的年轻司机，稍微偏过头，我看见他雪白的衬衫领尖儿。他说：“回老家吗?夏天，北方人都回老家避暑。”我说：“是。”

　　就说这一个字。

　　然后，司机把车飞调上了高速公路。谁也不再讲话。

　　我感觉到，人在大事临头之前的那种奇怪的平静。我还能有心情看见车窗外不断闪现的蓝色路程标志牌，上面画有刀叉电话的图案，飞掠而过。

　　出了门，看见世界的各个部位好像都已经非常喜爱秩序，习惯了进入各种规程，按步就班。许多飞机升降，身上漆着各种航空公司的徽标，行李车拖满了行李，绝不着急地横过机场跑道。现在，我的手是空荡荡的。行李都被秩序接过去了，我只是一个带着心情的人，两只手无法捧得住心情下坠的人。我看见有一个孩子把机场候机大厅的光滑地面，当成了旱冰场，来回磨损他的鞋底。这可能是一个从来没在冰面上打过滑儿的孩子。他没吃过冰天雪地的苦。

　　一直向北，是刚刚拔出炭火的烙铁，只落在我一个人的心上。我和这滋滋响的烙铁的相遇，它把前所未有的重量和热度加给我。从一九八九年六月，已经有六年，我再没回过北方。六年，重量和热度反复迭加，使我不能不立刻起身，一直向北。

　　飞机调集着什么样的信心的力量，那么要命地轰鸣。飞机一旦决定插进天，只是几分钟内的事情。它倾斜着切开云，天空很快露出流着紫蓝色血液的皮肤。

　　一个老人说，天是九重的。那老人有一种黄褐色的眼仁。他说到了第九重天，一对眼仁就变得深黑，使我感觉老人对天空各层次的了解和描述充满不可知的色彩。是很多年前，在小时候的一块水泥台阶上，他面朝着天空说，能登上第九重天，就不是凡人，是人上之人。你看这满马路走的，都是什么样的人?驴马蛋呀，天高九重，他们配吗?

　　老人的瞳仁已经化了。现在谁都可以坐着飞机走南闯北，五个小时就横贯中国。事实上和我同坐一架飞机的人，什么样的都有。在我背后的一个正大声打鼾，一对男女在侧面小声拌嘴。上了天的人，并没什么高超脱俗。

　　飞机的头一直向北，不断爬升。它也认识天有九重，进入了第九重天，才进入规定的飞行高度。天是怎么样被剥离出层次的呢?头顶上是深渊一样发黑的蓝。我正在第九重天里飞行，一直向着北。

　　因为晴朗，天空从第九重直透到底，我看见山和河。我在诗里面写过，歌颂山河的人都死了，只留下我们，歌颂我们自己。我坐飞机从来不太留心下面的景色，总把靠窗的位置让给别人。我宁愿睡觉，脚底下爱过长江就过长江，爱过黄河就过黄河。

　　这一次，在一直向北的路上，我非常仔细地俯看山河。它们都是怀有生命的活体，每一个都保持着它自己躯体总的走向。山脉，纠结着向东，纠结着向西。水脉绵延，曲折弯转。山的走向和水的经脉，可能万古没变，无声地行走。

　　古人没可能观赏和歌颂山河的走向。他们没有会见宏伟博大的条件。站在石头上，看见飞泻的瀑布，站在松枝下，看见月亮柠黄，他们已经很感慨了。古人没升过天，没可能纵横疆土，看见山经水纬，看见它们抵力纠结，毅然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山峙山势，水取水道，人也同样。人在心里包含着他的走向。

　　我在第九重天上，清楚地看见它们行进的、不思更改的方向。哪怕升上第十八层天，人也看不见地火。就像这架飞机上的乘客，没有人能看得透面色平静的我。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很多年前，我信着口就背过这么几句古赋。后来，离开中国最北方之前，才听到侯德健把它唱成歌，那么轻地唱出来，唱得牵肠挂肚。我保留了那关于田园荒芜的录音带，是咖啡色的封皮，总也不听，可能早受潮长霉了。我不听，是因为我怕听见它。想到那歌声，我马上有那种眼泪像雨珠全部垂在千层屋檐上的感觉。

　　我在心里问我自己：你是一个有田园的人吗?

　　我肯定不是。但是，那些碰不得歌声的眼泪，从哪里聚集起来?

　　轰鸣着穿过第九重天，回我意念中的北方。我外表平静，喝水，翻报纸，合上眼睛保留着精神。我一直以为，人闭上眼睛，眼前绝不是一片黑幕。现在，切断了现实的视力，我看见无数的路、桥、门坎、窗台、走廊，它们任由光粒出入，给我闪现一条永无边际的通道。那通道说：主人，你是自由而畅通无阻的，一直向北，你向你的北方去吧!

　　闭上眼睛就能一直向北吗?

　　我穿越了它们全部，比激光还快地穿越。从中国的最南端向北，飞机要飞行四个小时。我个人的穿越不需要时间，我随时能看见墨绿色的地表和油黑的地壳。前进方向的北面，平坦无垠。

　　背后有一个人用浓重的东北口音说：“这功夫回咱那疙瘩，正赶上好时候。瓜果梨桃都下来了。一年不就这么两个月的好时候吗!”

　　六年的间隔，已经淡化了季节。在季节不分明的南方向北走，对于我，任何月份动身都是最好的时候。我看着天的最高层，云彩像膨大的棉絮，掩盖了半个地球。飞机什么也不想，闷着头反正是向北，只要一直向北，航向永远不会偏离。

　　二

　　有一个人宣布：我们这一代人都没有家。我们是天生没家的人。小时候父母革命，“文革”失学，插队落户再上班，跟家雀一样，落在哪棵树上算哪棵树，我们哪儿有过家的概念?

　　这个没家的人阐述观点的时候，正在喝精致炖盅里的鱼翅羹。他的观点充满实用主义色彩。他是想总停在“夜生活”的树上，最渴望永永远远都没有家。

　　并不是所有的鸟都落在枝头，还有更多的在飞翔。向南或者向北。鸟，没有选择地飞，那是宿命。

　　是冬天，是七十年代初一个干冷的早晨。北方的天完全没亮，我一个人出了家，我们家的走廊有桔黄色的小灯。一个邻居的孩子在许多旧木箱之间拉二胡。二胡声断了。我走到扎骨头的冷风里，火车站在北面，我要走十几分钟。怪了，也是一直向北，我去搭最早班的火车，回我插队的地方。突然，我摔了一个特猛烈的跟头，手里拿的一卷图画纸全散了。我坐在坚硬白亮的冰面上。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尾巴疼了。一个有着疼痛尾巴的人，自己对自己呻吟，又贴着冰面去摸摔丢了的手套。我记得路灯、冰面都惨白，城市黑着它的一张青脸。

　　我已经出了门，好像鸟儿已经上了路，绝不可能往回走，再经过二胡声，再打开家的门，对家里人说，我摔了，能不能明天再走?不是不可能，是根本没想过。我上了火车，有座位都不敢坐。尾巴疼了两个月。

　　人必须出门，向着温暖、桔黄以外的地方走。无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水深火热，山高路长。

　　飞机落在夜间的地面上，它及时准确地放下了轮子，完成了二千九百多公里的向北飞行。落了地的人们都轻松地获得了方向感，只有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我在一片空旷里看着我的北方，我的一片模糊的目的地，它特殊的黑。高大的杨树在黑里发响。我找不到家，父母已经搬到一个新地址。

　　新地方有什么好?门窗、地毯、家具、床罩，一件也不认识，好像闯进了任何一个生人的家。

　　只有爸爸妈妈还是自己的，除了不敢深看的苍老以外，再没有一个亲切的地方，连一条亲切的墙缝也没有。

　　电影《约翰·连侬传》中有一个超现实意味的镜头：倒退三十年，童年连侬寄住的亲戚家被处理成一个立体剖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空间做着最琐碎日常的事情，而成年后的连侬，被隔离在画面以外。他是一个完全的旁观者，用那有名的细框眼镜望着童年的自己。

　　连侬被电影这个骗人的把戏弄到他的过去面前，看见另一个连侬，那个穿着学校制服的傻瘦小子。但是，他不能触摸过去了的事，它们和冰雕一样。

　　我现在渴望也有一套把戏来欺骗我，给我打开一扇过去的家门，我不会去碰它，我只是想看见：

　　黄昏的小胡同，小人书店门口，小狗崽一样趴着的小板凳。有另外一个我，我的头正探出在金色的胡同里，我正推开一扇玻璃拉门儿。带花纹的大片玻璃，在一条细木槽里咣咣当当地响。三十年前的太阳，把有玻璃门的剖面照得耀眼。我在胡同里跑，周围是六十年代的风声。

　　公众人物约翰·连侬的剖面被所有的人都看到了。可见的东西，固定而冷酷。我的剖面是隐形的，在我的心里，它永远变幻着美丽的布景。

　　我再找到那条胡同，它简直没有了一点光彩。天上同时呈现九日之光，它也会黯然失色。我的剖面挂着一块肮脏的木头牌子，写着“英英饺子馆”，也不知道谁是英英，那里面卖的是什么样的饺子?

　　小学校还在，围墙高起。我远远地看见那大烟囱。抱满那只大烟囱，要三个同学同时拉起手。向着烟囱的尖顶望，那烟囱会一次次产生向地面翻倒下来的错觉。被忽然倒下的烟囱压下去的感觉多么刺激。今天有了围墙，连抱一抱六十年代大烟囱的自由也被剥夺。

　　我的北方，它比过去更豪华，更嘈杂，更少空间。难道它就用这些消灭了一个人?我只能单方面地回忆它。另外一个我，正在一间饼干作坊窗外，因为还小，只有掂起脚才看得见造饼干的机器，但是始终没看见饼干，我不知道饼干怎么样从机器里产生出来。

　　我要看的，肯定被掩藏起来了。存在过的东西，就不可能绝对消失。是谁使它们藏匿?我找不到另外一个我。他们把我关于我的一切东西都消灭了。

　　是谁的选择，我没有落在其它的地方。谁决定了我和这北方飘雪的城市之间必然不变的关系?找不到记忆的失望，仍然不断地提醒着我：这里是生我之城。它想对我做什么呢?这个在丘陵地带蔓延开来的城市，站在任何一个高坡的位置，都看见起伏滚动的人流。有轨电车挺着两带电火花的辫子，它们被缩减到了一个最小的行驶范围，可能也快要消失了。

　　满街满街，没有一个人面熟。可能在我离开的这十年之中，他们把面相都涂改过了，这城，这人群都改头换面。他们设想好了，要对一个背离了它十年的人，冷漠相待。

　　我坐在街边，刚坐下，就有人来收钱。坐在太阳伞下面要收十块钱。收钱的人，带着异常熟悉亲切的口音。那几乎就是某一个我的口音!我交了钱，然后空望着大街。连五十年前留下的大杨树都砍光了。那些用脚蹬、用身体撞都不落一片叶子的大杨树，听说因为飞絮，已全部被淘汰。满街满街都是互不认识的人。我和他们没有丝毫的不同，用两脚走路，用眼睛搜索方向，用脑子想自己的事情，唯一不同的，是我在十年前离开了。

　　人是不是就应该永远地走，不止是为了寻找生存，追求自由。人仅仅为了回忆，也不能折返。走，是一条长而又长的伤口，一边疼一边愈合。我不能回头，你不能预计到你走出来的伤口，多么不忍目睹。

　　三

　　我从记忆的半个剖面里被强硬地抛离出来，在北中国这架特大空调里浮荡，不知道该在哪儿落脚。我不敢在车缝里穿过广场，不能回答问路人的疑虑。我在一个早晨用很长的时间，呆望着一群韩国游客在草地上集体作操，他们好像在自己家的庭院里那样怡然自得。

　　它只要不是我的田园，马上就成了别人的田园。我是一个把田园拱手出让的人，现在，它到处红红绿绿，永远有人为它补树、栽草，翻改土沟。我对陶渊明说：没有你这么糊涂的人!你以为你离家了，田园还给你保留着，还给你荒芜着，你还想回到你的园子里种瓜种豆、种黄色的菊花吗?你的田园早已经没了。

　　中国东北的农民，都会说：人挪活，树挪死。中国西北的农民只说三个字：走西口。

　　突然，在某一个夜里，风鼓动着睡不着的窗户。一个人在心里头说：走!突然涌出的走的念头，只能是人的念头，其它的生物是依着遗传的不可抗拒的惯性去走。人的走，常常要违背、逆转着本性，就像我在最寒冷的季节走出了有二胡声的走廊。

　　生命停在哪儿都是同样，只是别让“走”这个念头产生了，它能完全扑乱一个人，点燃一个人。走，带着多么大的破坏性和煽动性。你走了，就永远失去家园，千呼万唤它也不会回来。

　　十二年前，我儿子刚进保育院的时候，每天都经过毛泽东招手的高大塑像。一九九五年的夏天，那塑像还在，不到两岁的孩子每经过一次都问我：“石头人不戴手套，他不冷吗?”我说不冷，孩子还要问：“他在干什么呢?”孩子专门看看那条被夸张了了的大胳膊。我说他在检阅。孩子不明白什么叫检阅。孩子仰着小脸向上看，跟我向上看那快翻倒下来的大烟囱差不多，仰得他自己都快要摔倒了。

　　毛泽东再一次遍走他的大地。任何方向都是路，都是车，都是灯，都是人，但是看不见田园。

　　没有任何方法让一个人留下痕迹，后来者就是涂毁踏灭痕迹的动物。

　　一直向北，隆重而至高无上地从九重天里穿行着降落，一直向北。一个旧人，一条寻找老根的枯叶，像一个圣徒，一路长跪，浑身都带着声色，上前来拜谒它。北方灰雾迷布的都市，也绝无表情。它表示和一切人互不搭界。它不认识每一个具体的人。它像懒散的蜂王，只看见天空、云朵和楼群，它对谁也不关照。

　　一件东西，放在哪儿最好?肯定没有定论。一天之中，东西可以毫不被伤害地调换一百次位置，但是人却不能。人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它内乱不断。

　　到北方的第七天，我突然病了。无名高烧，热度把我弄得糊涂，头坠在最低沉的地方。我好像被分解成了无数个人，同时向着无数个方向走。妈妈拉着我去看病。她在这么多年之后，突然又变成妈妈了。她前后地给我挂号取药，就在我六岁去拔过牙的那间医院。当时，她有多高多漂亮。她的衣服是柔软的米色料子。现在，她老了，矮了五公分。我被妈妈拉进诊室。医生说，好像水土不服。

　　我手里拿着三种药，粉沫和片剂。我会对它水土不服吗?我真想笑。

　　也许它是没变的。它粉刷了楼房，矗立了广告牌，但是它的凉水和黑土都不可能在我离开的十年中改变。那么，改变的只能是我。所以是我高烧到39度。

　　圣洁是什么?不过是把“又”“土”“水”“吉”拼凑起来。“家”是什么呢?是“宀”和“豕”。“豕”是猪的意思，没有第二个解释。被屋檐遮盖住的猪，只因为它头脑简单，不能自己觅食，不会躲风避雨。

　　人不在屋檐下面，上帝本来就没有这种安排。人天生就有两条腿，分开着的，天生就要四处行走。满街泛滥着流行的歌曲里都在唱着，人是要“走四方”。

　　字，拆开了，就失了意义。家离开了，意义也顿时消亡。只有一直向北，带着空洞的、浮泛的幻想的方向性，像一只猛力发出的箭头，它不是射向一只靶，它正射向一块不明天幕。

　　四

　　没有一个妻子是这样送丈夫的。她一分钟也不想停顿，要送他到几千里之外，那是什么地方?他会去做什么?在那儿怎么生活!这妻子都不想，只是认定了，她要送他立刻上火车，立刻一直向南。

　　一九八五年开始的第三天，我们两个人一起踩着雪，追上一辆有轨电车。我们气喘吁吁，在火车站超过所有拿沉重行李的人，哭涕告别的人中，我们几乎两手空空，又最匆忙。两个人之间没怎么谈话，离开的念头，比冰块和石头都坚定。我要送他走。我看见人人只要一张开嘴，眼前就腾起一片白气。看见车厢了，他把手套递给我，他好像说，今后再也不用手套这东西了。他的手抓住了火车车门口的铁扶手。凡事他都要最先伸出他的左手，在那个大抉择的时候，也是同样。他用左手上车，他轻盈得跟白汽那样。

　　我确信他上了向南的火车。我再三看定了挂在车厢上的铁牌，他的确将会向南走。我没停留一分钟，没向他告别，从暗处走向明亮的出站口，再也没回头。

　　我怕的只是火车不马上把他带走，怕那火车不够向南行进的力，怕它把他给我抛下来。所以，我一直向着站外快走。我盼望听见火车叫，我背后全是火车的大鼻孔吐出的白雾。他在那个冬天穿一件浅色的棉外套，有帽子的。我希望永远不再看见拖在他脑后的那只浅色帽子。

　　走了很远，终于听见汽笛声了。那么多列火车，怎么能断定是他的那辆车开动了呢?我经过煤气公司，很多高大的炉子都在喷烟吐火，我突然感到平静。我确信，那列火车肯定已经开动。他是一直向南走了。

　　他的脚再也不用落在这片雪地上。我在空白着的一九八五年，越走越安宁，最后只听见雪在脚底下吱嘎地响。

　　一直走，一直向南。十一年前，没有内容填充，空荡荡地就是一个走。

　　山岩都在使用暗力，扭出它的趋势走向，何况人这极端热爱自由的动物。人永远不怕迁徙。

　　迁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羚羊群首尾相接，漫山遍野地走。动物的迁徙是为了生存。人，看着步步相随的羚羊群经常想，他们不是徒劳吗?但是动物们绝不怀疑。他们就是要做那看来毫无意义的长途跋涉。

　　从古到今，人类最大规模的行走，是奴隶的贩运和宗教的传扬。奴隶和教士都要冒险跨越海洋。载满黑奴的船立在浪涛的牙齿尖上，海的颜色比奴隶的皮肤和黑衣教士的袍子还要恐怖阴森。海，这永远的运送履带，一刻不停地涌动，运送着劳作和期望。还有一种不顾一切的行走是逃亡，美国马里兰州的黑奴弗·道格拉斯的《道格拉斯自述》是一本由黑人自己写下来的真切的书。他在书中写出了从奴隶的非人生活中逃向自由的千辛万苦。人为自由的行走狂奔，顽强和执着于动物十倍百倍。

　　古人骑在马上，马背顶多使他们超过青草和地面两米之高。古人在空中扬着马鞭说：

　　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看见了凝聚皱起的云和月，弥遍了八千里的路途。云和月映照着白烟般的大地。我没渡过大洋，但是我听见人内里的水动声。我的心里也有永动的运送履带。我的岸，永远在走。那行走的岸一直绵延铺展了八千里。

　　一走就是十年。他认认真真地对我说：我们回去看看吧。

　　回去看什么呢?

　　我们其实从来没好好看过北方。我们难以认清那么丰厚博大的东西，就像羚羊不能看清全部荒原。人，常常什么都没看清就离世而去;走开的时候年轻，回来的时候苍老。人就是在三十岁到四十岁这一段寿命里迅速苍老。向南又向北，我们把时光都耗费在路上。

　　小的时候作操，我喜欢伸展运动，觉得很舒服。我们一个人需要的伸展空间有多大?我们伸开两手，不过两米;站在地上，同样也高不过两米。我不是足球运动员，不想跑;我不是苍鹭，不想飞。我所想要的，不过是一棵榆树的自由，在面积上，只相当一棵小型榆树。

　　树们都心满意足，大地安抚了它。但是，我们没有听到那细如母亲的声音，总有一些想挪动的树。因为挪动，那些树不断地落叶、断枝、损根。它们走着走着，把土都走没了。

　　树挪是死，人挪也是死。生命无处立稳腿跟。

　　五

　　路途才开始了一半，我们的计划还要再向北，只要边境线允许，我们要一直向北，看遍我们出生在一个什么样广阔、寒冷的地域里。

　　从都市走出去半小时，就看见庄稼，不断线的绿。庄稼是一年生的，但是年年都发生在平坦如腹部一样的黑土上，每年每年不敲门就来，梳妆打扮，就像最亲切的熟人。

　　钻进一块玉米田，闻到玉米田里的溽热黏稠的香味，我知道它快吐穗了。那些未来玉米穗的香味已经事先为我露了头。我多么熟悉这种玉米田的气味。中国有几亿农民，又有过上千万的城市知青，为什么没听说谁得了玉米花粉病。我想这种味儿必是养人的。

　　我没在南方做过农活儿。我只知道把手和脚埋在北方黑土里细腻贴慰的感觉。有谁得了脚癣呢?回到二十年前去，一个男知青，每次下地都往胶鞋窠里捧一把黑土，北方的有油质的土是治病的东西。

　　还是一直向北，进入了林区和草原。

　　后来，我终于明白，在九重天里飞行的全部目的，只是为了忽略。一个人落到了辽阔北方，必须换乘火车，必须一个小站一个小站慢慢地走，才能看遍辽阔的极致。

　　它的每一凸凹，都是我的东西。我有必要这么器重它。

　　慢慢地，看每一片庄稼，每一座泥屋，像抚摸那早已经不存在了的玻璃拉门上的花纹。

　　歌手腾格尔只有用蒙语歌唱父亲和母亲的时候，才最能动人;有一个满族人这样告诉我。我听了腾格尔的唱碟，确信了要喜欢腾格尔，必须听他用那颤抖如白羊毛一样的声音唱出他的母语。

　　那满族朋友坐在他的小客厅里，遍地走动，跟着腾格尔大声唱。他不懂蒙语，但是他像哑人渴望呼叫那样，紧跟着那羊毛卷儿一样的声音。

　　他说，他觉得自己是一匹还没有成年、没有定音的小马。歌词有和没有，唱的对和不对都没有关系。反正他是一匹小马，伸直了脖子就是号啕;号啕了，就像望见蓝天白云那么舒服。

　　一直向北，进入中国版图的最上端，纯粹的东北方，是加格达奇的地界。到处都是林子，是白桦和松。林子里到处都是鲜花。山谷里随时随意就飘浮几条彩虹。有时候，彩虹能出现两个四个，彩虹的总数已经超过了眼睛所能见到的路人的总数。我到林子里走，彩虹在人接近之后悄悄失散。因为没有人，就更加接近了一匹林间小马的感觉。的确是小马，单纯、幼稚、任性，跑到任何一个高处，喊到嗓子的最高度，反正没有人。我们本来就是一些寒冷空旷地带的马群。后来，我们穿了衣服，化妆成了人，跑向了远方。

　　冷气在早和晚吹过峡谷，吹动了我的什么呢?是我那曾经两只手都拢不过来的发辫，还是鬃毛呢?冷空气从更北方迎面而来，正在篦过原野和我的头发，粗黑飘散，天边的丛林正遇到风一样。

　　一条江横陈在眼前。用兵的望远镜，在中国最北的漠河哨卡，能看见黑龙江的另外一侧，看见女人、孩子和小狗。狗都是同样的。女人和孩子都长了黄麻色的卷毛。两岸的人都贴着这条冰冷黑沉的江边走。

　　在漠河的一家个体餐厅，吃到一种冷水江鱼。厨师也来陪我们，他喝那种粗瓷小盅里的白酒，是个有酒量的汉子。我去厨房，我一贯喜欢看乡村人留有火种的炉灶。他的灶里烧着一根碗粗的树干。

　　我说：“怪不得你的火旺。”

　　他张开大的嘴，朝着天笑着，好像他是在笑着一件很大、很值得骄傲的事情。我早就听见他讲的是夹生的东北话。离开了东北，我分辨东北话更加敏锐，只要对方透露出一个音节就能辨别。

　　厨师拿出北极光的照片向我们推销，十元一张。他强调，北极光已经很难再抓到了。扒手多了，北极光少了，他说。他的几个平舌音，马上暴露了他上海话的发音。

　　一九六九年冬天，他跟着火车从上海动身，一直向北，到了中国最北端的漠河。现在上海知青大多回去了。他说，在这儿养老很好，不回去了。回去连过马路都不习惯。乡巴佬也有乡巴佬的乐趣。

　　灶上是菜，灶下是红透了的树，手上还有一盅小酒，就是这害怕过马路的上海人的乐趣。

　　他对我说，可惜不能再向北了。这么大的一个大国，我们已经穿越了它。我们站在它宽阔版图的顶尖了。

　　他问漠河的人，能不能下水游泳?他见水就想下。人们都说不行，江水太冷。我们只好在略混浊的向东走的江水里洗了洗手。是一九九五年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们向回走，看见一大片太阳照在江岸上。有沙土种了瓜，那瓜每一只都露在藤叶外边，半熟的、全熟的都发了光。

　　沿着中国最北的一块瓜地走。“一直向北”的题目已经了结。

　　站在黑龙江向回看，看见整个的中国。我的北方浓绿而辽阔，更远处的南方，白亮而繁密。如果我是一棵植物，我将永远留在北方，得到大云朵的笼罩，多彩虹的环绕。一棵树必然常住在它的出生地，但是，我不可能是一棵植物，我必须做一个人。

　　我们该在哪儿落脚?古人坐在无限空旷中羡慕小国寡民，而我们实际拥有的是包含了八千里路中全部苍云月色的巨大国度。我们从北向南，又从南向北，在永远不能停止，不能平静之中活着。

　　我终于知道，在一件东西攒聚得最鼓胀饱满的时候，它就开始暗中消散了。那种一直向北的力，在不可见的地方，泄露着元气。向南和向北，都是我们亲手结成的疙瘩;疙瘩结了，就不可解脱。

　　莫扎特说，如果我能使用语言，何必再用音乐。

　　我在一直向北，再折返回去的路上，更加不定。我想如果我的眼睛能把我的北方全部看遍，何必再写什么“一直向北”，何必要使用语言。

　　我在紫蓝色的绝对空间里，我心里的东西永远纠结不散。像山顶隆起于地面，像水找着它的流域，这就是我的方向。